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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有为执不可，疏卒未上。然有为得廷式书，交通内廷，左右已先为之地。既而给事中高燮曾上书密保，上大喜，欲召对，为恭亲王奕谏止。乃命总署随时接见有为，咨问大计，并索其书观之，大惊叹不置。于是《日本变政考》、《彼得变政记》诸书，以次上达；而请定国是之疏，总署亦为之代达矣。有为颀身修髯，目光炯炯射人，始学经生，继治名法，末乃变为纵横。见人长揖大笑，叩姓名毕，次询何郡邑、物产几何、里中长老豪杰，必再三研诘，取西洋铅笔，一一录其名，储夹袋中。是时天子方开特科，四方高视阔步之士，云集辇下，争睲交康先生。有为亦倾身结纳，终日怀刺，汲汲奔走若狂。
戊戌三月，开保国会于粤东馆，京僚集者四百余人。有为登台演说，谓异时有不忍言之事，我辈士大夫，即欲学钱蒙叟作贰臣，西人设官，各有专门，非专学不能承乏；学熊鱼山作僧，西教专毁佛寺，僧且无依；无已，其蹈海而死，中国既无海军，即无海境，此亦非我干净土矣。众皆拊掌称善。御使李盛铎，初与有为倡议开会，既入康党，又依附荣禄，闻潘庆澜欲参倡会诸人，乃捡册自削其名，先举发之，疏留中勿问。
四月广东学政张百熙，应诏举有为使才，侍读学士徐致靖，论荐尤力。上问翁同騄，同騄雅慕文才，好延揽，凡江浙名流，悉罗致出其门下。当东方兵衅未开，有为上书当道，言日本蓄谋叵测，高丽、琉球，将尽为所啖，后卒次第如其所言，同騄甚奇之。及乙未再来上书，引往事遍告同僚，有援用之志，重于发言。至是适承上询，遂赞上召有为入对。
有为见上，极陈英、德、俄、法之强，教堂遍地，无刻不可起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骨肉有限，？5削无已，亟宜改用西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以俄皇彼得之心为心。上曰：“巨室世臣，多因循守旧，罚不及众，奈何？”对曰：“旧臣何患之有，阳以禄位尊宠之，阴夺其权，则谤议无从作矣。世宗设军机，而内阁如故；文宗设总署，而会同四译馆如故，前事可师也。”上嗟叹再三，即日诏入总署充章京。
有为既蒙召对，自以不时遭际，功名可旦夕成；旨下仅得章京，意颇怏怏。一日诡言出京。潜徙内城，匿僧舍，结珍妃母弟志钅奇，使觇宫中动静；又广交言官王鹏运、杨深秀、宋伯鲁等，日夜聚谋，由是内外党援渐坚。以私意牵合新书，缀成《俄皇彼得传》、《英国变政记》、《普国作内政寄军令考》、《列国统计比较表》、《列国官制宪法比较表》、《法兰西革命记》、《波兰灭亡记》等篇，先后进呈，尽售其保种合群诸谬说，上读其书善之。又左右誉言日进，遂一意倾向新法，恨得有为晚。时翁同騄已罢，廖寿恒新参枢务，上眷有为甚，时有宣问，密授寿恒达之，有为诸陈奏，亦缘寿恒得进。同时四大军机，不尽与闻政谋，而内批稍稍出矣。
五月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孙家鼐荐有为主报务，上阳许之，有为藉口进书，实逗留不去。一切变法章奏，皆其主使，力诋各部寺院诸臣老悖不谙外务，请天子御门誓众，仿日本参谋本部，萃天下精兵猛将，拔置亲卫，自将之。又倡议立十二制度分局，都人惊相走告谣传有为力伸民权，将开上下议院，尽革九卿六部诸衙门。既而改律例裁冗官，兵制、学堂、农、工、商、矿各政，日有设施。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入参新政，内廷别辟一室，值宿其中，谕旨皆其撰拟。言事者，虽布衣得露章直达，四卿裁决后，取中旨，径付所司，枢府不得与闻。礼部以阻格司曹上书，两尚书、四侍郎，同日褫职。江督刘坤一、粤督谭锺麟皆受诘责。或有献谋裁撤内监者，阉党大惧，则构蜚语谋陷于太后之前，而两宫浸成嫌隙矣。
七月，李岳瑞请易服色，张元济和之，有为实主其谋。上犹豫未决，有为奏曰：“自古言变法者，皆云小民难与虑始，乐于观成。今一二老成人，尚张利口，牵掣执政之权，筑室道谋，安能成事。古异姓受命者，必变服色，将与天下更始，而不一新其耳目，数千年沈痼惯习，其何术瘳之。”上可其奏，潜遣中使购西服五百余袭，杂优人衣冠以进，将改元开化，择吉谒庙，祭告天地。以太后故，趑趄不敢遽发。既又议开懋勤殿，招致东南名士，兼聘客卿，大更制度。
或泄其谋于太后，太后恚曰：“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上由藩邸入承大统，谨事太后，不敢示异同；独用有为变法，排众议，毅然行之，不少绌。然左右大臣，皆由太后拔用，内廷奔走宦竖，服侍西宫有年，多为太后耳目。上虽骤欲自强，势孤，恒惴惴如防大敌。至是闻太后恚怒，有违言，内不自安。欲用一人调停，恭王新厌世，奕世铎皆疏远不甚倚重，外廷诸大臣，失职怨望，尤不惬上心。察四卿中，独杨锐沈毅，可属大事。二十九日昧爽，召锐入宫，告以故，泣涕商保全，锐辞曰：“此陛下家事，当谋之宗室贵近，小臣惧操刀而自割也。”上曰：“尔胡然。”出手诏一道，命就有为商之。锐退语嗣同，嗣同捧诏大哭，奔告有为，有为曰：“太后当国四十年，是更变多而猜忌甚，未可口舌争也。”嗣同曰：“是不难，当为主上了之。”引有为入卧室，取盘灰作书，密谋招袁世凯入党，用所部新建军，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遂锢之。有为执嗣同手，瞪视良久曰：“母后固若是其可劫耶？”嗣同曰：“此兵谏也，事成请自拘于司败，古人有行之者矣。”次日，以告梁启超、林旭。启超称善，旭言世凯巧诈多智谋，恐事成难制，请召董福祥，嗣同不可。
《戊戌履霜录》卷2
康有为之才识
康有为者，康国器方伯之孙辈，康雄飞观察之侄也。改名祖彝，应试乙未，得进士。复改用原名，以长素为号。自命长于素王，其诞妄可知。其实晋人中固有长素之号，未敢为诞说也。未捷前，伏阙上万言书，大谈时政，又著《伪经考》，以惊鄙儒。一时王公大人，群震其名，以为宣尼复生，遂呼为康圣人。甲午会试，各省举子毕集，有为创保国会，士子争辏其门，多有执贽称弟子者。吾友徐积余亦往请谒，归向余说康先生问皖人之有闻者，彼举吾以对。因劝我同往访之。余敬谢不敏，积余怏怏而去。次年礼闱，有为一卷为吾友余寿平所荐，而徐荫轩相国取中。朝殿后引见，以部属用。有为既捷，声名愈大，而趾高气扬亦愈甚。是年秋间，余遇有为于陈次亮座上，闻两人相对妄谈，疾掩耳而去。而有为虚声所播，圣主亦颇闻之，将为不次之擢。常熟窃窥上意，因具摺力保，谓“康有为之才，实胜臣十倍”。既又虑其人他日或有越轨，乃又加“人之心术，能否初终异辙，臣亦未敢深知”等语。以为此等言词可以不至受过矣。孰意大谬不然，斯亦巧妙太过之一误也。乙未之秋，余访陈次亮于西珠市口，坐未定，忽有冠服者，昂然而入，主人略一欠身，客便就坐，问其姓字，则新科部曹康有为也。次亮手摩其首曰：“头痛。”康叹曰：“时事不可为矣，先生何必自苦乃尔。”陈亦咨嗟不已。因言两江曾帅又出缺，今任何人为宜乎？因泛论当时人物，既而曰：“刘岘庄似可，且曾督两江，固当不至蹉跌。”康抚掌称善。陈言便可快计，无用游移，两人问答如此。直忘其一为员外而章京，一为新进之主事，乃妄人耳。余亟掩耳而去。已而两江一席果属刘公，亦可谓善于揣摩者矣。
《蜷庐随笔》
第五册康有为（1858—1927）（4）
康氏生平琐闻
光绪十一年乙酉，先师（康有为）年二十八。是年从事算学，以几何理著《人类公理》，并手定大同之制。时张编修招先师复游京师，二月初将启行，二十三日头痛大作，几死。既而目痛，不能识文字，医者束手，惟裹头行吟于室，数月不出。先师检视书稿，从容待死。已而言曰：“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后得西医书读之，创试西药，如方为之，渐收效。日走村后，大树下，至七月乃瘳。
先师以中国患人满，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中国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若吾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于乙未年曾倡议之。当乙未返粤时，遇葡人及曾游巴西者，知巴西曾来约通商招工。巴使至香港，适东事起，驻港候数月，而东事益剧，知事不谐，乃归国。
时翁同騄频被劾，不安于位。先师虑翁去变法无人主持，欲成数事乃行。于十八日草摺请定国是而明赏罚，交御史杨深秀上之。略谓门户水火，新旧相攻，当此外患交迫，日言变法而众论不一，此皆由国是未定之故。昔赵武灵之胡服，秦孝公之变法，俄彼得及日本维新之变法，皆大明赏罚而后能行新政。又草一摺交徐子静学士致靖上之。二十三日奉明定国是之谕举国欢欣。又草请派近支王公游历摺，请开局译书摺，皆由杨深秀上之，奉旨允行。又为宋侍御伯鲁草请催举经济特科摺。又盛宣怀借款八百万，岁息约三十余万，无人敢言其非，乃请提其息为译书设学之费，皆奉旨俞允。是时，先师已定二十四日出京。二十五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见懿旨，逐翁同騄令。荣禄出督直隶，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矣。先师二十八早入朝房，与荣禄遇，与谈变法事。荣禄入对时，即面劾先师辩言乱政。荣禄下，先师入对，皇上问先师年岁出身毕，先师即言四夷交侵，分割渐至，覆亡无日。皇上言皆守旧者所致耳。先师奏言：“皇上之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是。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皇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先师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累致败，终必无功。皇上然之。先师又奏言，所谓变法者，须将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言变法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又请先开制度局，皇上以为然。先师又奏：“臣于变法之事尝参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捐益之，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皇上曰：“汝条理甚详。”先师乃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不厉行之？”皇上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先师知皇上有所碍，又奏曰：“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求鱼也。”皇上曰：“伊等皆不留心办事。”先师对曰：“大臣等非不留心也，奈以资格迁转，至大位时精力已衰矣。又多兼差，实无暇晷，无法参考新学，实无如何。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破格擢用。方今军机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事，当无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等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则彼等无从驳议。自割台后，民志已离，欲悚动臣僚之意，团结兆民之心，非得皇上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也。”皇上曰：“然。”
先师又奏今日之患在民智不开，而民智不开之故，皆由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缘以八股考试致大位之故。皇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先师对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皇上曰：“可。”先师对曰：“皇上既以为可废，请皇上即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皇上曰：“然。”皇上曰：“方今患贫，筹款如何？”先师略言，中国矿产遍地，生财有道，但当设法开源，不患财用不足。先师又详奏译书、派游学、派游历各事，每终一事稍息，以待皇上命。皇上犹不命起，重及用人行政未及推广社会，以瀹民智，而激民气，并招抚会匪。因间遂奏谢保国会被劾，皇上为保护之恩。皇上点首称是。久之，皇上点首云：“汝下去稍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摺条陈来。”先师乃起出，皇上目送之。苏拉迎问，盖对逾十刻，为从来所未有也。
当万寿后，先师进《波兰分灭记》，详言波兰被俄奥分灭之惨，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国王被俄人控制之苦，守旧党遏抑之深。后国王愤悔变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许变法，卒以割亡云云。德宗览毕为唏嘘不置。又赏给先师编书银二千两。七月初四日，总理衙门传言谓当有旨到，命勿出门。既而章京李瑞岳来口传谕旨，即令仆人将赏银捧出。先师仓卒拜受，例应诣宫门谢恩。惟以未降明旨恐有曲折，致为太后所忌，故不敢行。但具摺谢恩而已。又于摺末极陈时变之急，新政变而不变，行而不行之无益。制度局不开零星散杂之无裨。末复举波兰事，反覆言之。摺凡数千言，德宗大感动，非复曩时之迂回矣。
德宗知事中变，欲保全先师，故促先师（康有为）出京也。是夜未见旨，宋侍御伯鲁邀先师饮于其家。酒半酣，李尚书端盞、徐待郎致靖唱昆曲，主宾极洽，而声带变徽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唏嘘感叹。自是夕后，先师遂长为出亡之人，与诸同志永不复见矣。酒罢归，即奉德宗手谕曰：“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冀望之至。”谕由杨锐带出，时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四日，又传密谕曰：“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谕草于八月初一，初三早由林旭传出，先师跪读痛哭，即草密摺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林旭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出都，并开用官报关防。先师乃召梁先生启超及弟广仁来筹画救皇上之策。徐菊人世昌时在袁世凯幕府，亦来，先师相与痛哭，世昌亦哭，举座痛哭不成声。先师乃属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勤王，率死士数百扶皇上登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如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自谭嗣同入城后，梁先生启超至金顶庙容纯甫处，刺探消息。先师发留别书检行李。及夜，杨锐、宋伯鲁、李瑞岳、王照来慰。天将署，乃睡。翌日上午九时，访李提摩太与谋，适英公使赴北戴河，不得要领。先师又见伊藤博文，请其游说太后。至夕出城入南海馆，居室墙忽倾，心窃恶之。黄绍箕饯先师，言变将作，荣禄将不利于君。劝先师易装迂道山东，勿经天津。林旭来言英俄已开仗。是夕太后还宫，以为外患方殷，内忧当渐息，心少安。旋弟广仁来劝先师微服行。先师以死生有命答之，乃命广仁留京。广仁送先师出门，遂从此永诀矣。先师独携仆李唐于天未明出京，车中思黄绍箕言欲改从山东行，已而决过天津。薄暮抵津沽，即登招商局海晏船。先师以该船须俟初六日下午四时启轮，恶久滞船中，思另搭别船再运行李入栈。至初六早改搭太古公司重庆船。十一钟启轮，先师以既离天津亦无戒心矣。过烟台购梨及石子，初九日抵上海。下午二时船将入吴淞，登船而瞻眺时，有浙江贡生姚祖义以其所上书来示，先师因与议论，船中人无不争识康某。忽有英人来问曰：“君为康某乎？”先师姑应之。英人即邀先师至一小室，出照片相视曰：“此为君之相乎？”先师曰：“然。”英人问曰：“君在北京曾杀人否？”先师曰：“吾安得杀人，何问之奇也？”英人乃手出上海道蔡钧一函附抄伪上谕一道云：“康有为进红丸弑上，即密拿就地正法。”（案戊戌八月初六日，北京有电旨到上海言皇上已崩，系康有为进红丸所弑，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云。此电旨上海道持以告各国领事请其协拿，英领事抄传之。）先师览毕，眩然大哭。英人曰：“汝有进丸弑上事否？”先师即抄密谕示之，并哭言其故。英人曰：“我英人濮兰德也。故知君是忠臣必无弑上事，特以兵舰救君，可速随我下轮，勿迟，恐上海道即来搜船。”先师乃随之下小轮，时骤闻上弑之讯，痛不欲生，预为蹈海计，口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