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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控诉。他们已经发起了公共关系运动，以影响公众的态度，虽然这些运动中有很多是误导性的。他们已经毫不委婉地劝说了联邦决策者，并且一个州一个州地反对所有认真对待气候变暖的措施。一位煤生产商甚至对环境保护小组提出了上诉，断言他们把气候变暖归罪于煤是对煤的毁谤，是对煤“片面、恶意的认识”。
很长时间内，这些行动的积极领导者都是一个以科罗拉多为根据地的小煤炭合作社，叫做西部燃料联合会（Western Fuels Association）。西部燃料联合会已经为气候变暖的辩论带来了一种花哨虚夸的风格，这种风格在政治论辩中不常见到，至少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不常见。协会主席宣称，上帝把煤赐予人类，是为了按照圣经里的要求来满足并征服地球，他还指责政府“不知天高地厚，竟企图干预人类正常而工业式的进化”。这种观点与19世纪的一些情绪如出一辙，只是说法更现代化而已。他们认为不仅对煤越来越多的需求是历史注定的，而且越来越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也是；它们都是人类不断改造世界以适应人口不断扩张的必由之路。
由于二氧化碳是一种植物肥料，因此常被一些商业性的温室用来促进植物生长。西部燃料联合会认为，如果更多的二氧化碳对温室植物有益，那么它也将对整个自然有益。**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是不够的”，而燃煤有助于弥补这一不足。事实上，西部燃料联合会的负责人还一本正经地公开宣称，他希望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标准浓度的3。5倍，这对于大多数气候学家们来说，不啻一个噩梦。而且，西部燃料联合会的人们也并不为温度的升高而感到烦扰，他们指出：“温暖是福，寒冷是祸。”这个协会就如同煤炭工业的一只特殊翅膀，按照它的逻辑，征服自然的极端做法就是：创造一个温室星球。
一些正日益取得煤炭工业统治地位的大公司并不愿意公然认可这种重建温室星球的想法，也并不认为增加二氧化碳的做法是完全积极的。*确实，他们不必接受如此激进的观点。他们已经用较为传统的政治手段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的煤炭工业曾面临极大的危险。用一位煤炭公司经理的话说：“阿尔伯特·戈尔想让我们破产。”自从戈尔1993年发表著作《均衡中的地球》（Earth in the Balance）之后，全球变暖已被他定义为一个政治问题。戈尔与《京都议定书》关系密切，因为他曾参与了商定。大受刺激的煤炭工业把用于以前总统竞选的捐款增加了两倍，慷慨地给了乔治·W·布什，因为布什原先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位石油商，而且已经表示赞成他们在环境方面的观点。
在大多数地区，气候变暖和煤都不是2000年选举的要素，只有一个地方例外：西弗吉尼亚。在那里，这两个因素都非常重要。布什阵营原先根本不相信能够战胜强大的民主党阵营，但是西弗吉尼亚的煤炭工业改变了他们这种想法。问题不只是气候变暖，这个州的“切除山顶法”采矿行为也受到了法律的挑战，而且克林顿—戈尔政府已经决定主要反对煤炭工业。《华尔街通讯》（The Wall Street Journal）详细报道了西弗吉尼亚的煤炭工业率先为布什提供了何等空前的资金和支持，使布什最终以52％的选票率取得了胜利。根据《华尔街通讯》的报道，白宫的高级职员承认“这是一场建立在燃煤基础上的胜利”。如果不是因为西弗吉尼亚的五张选票，戈尔已经入主白宫了。
布什上任五个月后，他发表了一份支持煤能源的计划，削减了环境保护局对煤发电厂实行强制制裁的势头，放松了对山顶采矿的限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表示坚决反对《京都议定书》或国内一些规定对二氧化碳的限制。西弗吉尼亚煤炭联合会的负责人称之为“回报”，并解释说，布什已经跟他说过“他对我们心存感激，他也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他就当不成总统”。近年来，其他发达国家的燃煤量纷纷急速下降，在过去的15年间，西欧的燃煤量减少了42％，英国减少了更多。然而在美国，煤炭工业却正欣欣然苏醒。在煤炭工业的贸易报刊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头版标题，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像“煤君主重返政坛！”或者“又是一个煤的丰产年”。美国的燃煤量比2001年还多，而且关于工业的新闻也不再是坏消息了。几年来，美国几乎没有建设新的煤发电厂，燃煤量的增长完全是因为供应现有的发电厂更努力地运转。煤一石三鸟：布什当选了，天然气的价格暂时但却戏剧化地固定了，加利福尼亚的电力危机震慑了整个国家。如今，很多州已经启用了新的燃煤发电厂，每个厂都拥有好几十年的生命。据一项官方数字，美国正在计划新建大约90座煤发电厂，这将耗资64亿美元。
自从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冲击之后，作为一种最“美国”的燃料，煤已经不虚此名——有了这种可靠的国内能源，美国就不那么容易受到外部纷乱世界的侵扰了。当石油价格暴涨时，美国人开始称自己的国家是“煤的沙特阿拉伯”，称煤是“救苦救难的王牌”。一些原本使用石油的发电厂不得不遵照法律的规定，改为使用煤，而且所有新建的炼油厂和气体发电厂也必须可以燃煤。维护空气质量的法律被放松或者搁置，联邦政府把煤作为能源策略的顶梁柱，在许多领域，煤被视为美国能源独立的象征。
这不太久远的历史使国际社会限制温室气体的努力与许多燃煤拥护者的摩擦升级。燃煤不仅再一次受到了环境事业的威胁，而且这一次，这些威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国外，问题不仅仅关乎环境保护，还涉及国家主权。美国大部分煤炭公司都是国家矿业联合会的成员，该联合会的新负责人声称，批准《京都议定书》不亚于“单方面的经济裁减”。在这个协议下，“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允许一个国外的组织，一个由发展中国家掌控的组织，来约束和限制美国经济。商业往哪里投资，去哪里发展，美国的主权应当交到哪里，这些都要由联合国的官僚们来决定。”
事实上，《京都议定书》中并没有这些规定，但它的的确确威胁到了煤的使用，而且，上述引文也确实突出了气候变暖的争论中隐藏的令人不悦却无法避免的问题：世界上贫富国家之间的关系。布什政府反对《京都议定书》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是这个协议的反对者们所持有的首要论点，就是他们认为《京都议定书》不公平，因为它一方面要求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减少自己的温室气体发散量，一方面却允许发展中国家毫无节制地增加温室气体。早在《京都议定书》1997年商定之前，美国参议院就已经正式决定，不会认可一个不包含第三世界国家实体组成部分的协议。他们还指出，新兴国家的温室气体发散量正在越来越快地攀升，在未来几十年里，将会超过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对公平的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世界二氧化碳总量中，单是美国就占1/4，富裕国家总共占2/3还多，而付出最多代价的却是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也许是在增加，但这只不过因为这些国家正在努力效仿他们富裕的表兄弟们——用化石燃料构筑一个现代经济体系。若按人均量，他们的温室气体发散量仍然是非常合适的。因此，为了实现贫穷国家期待已久的工业化，他们请求富裕国家运用化石燃料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来带头解决温室气体的问题。
当美国考虑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从《京都议定书》的限定中排除时，第一个目标就是中国，而且理由很充分：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在未来几十年里，它还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燃煤量比其他国家都多。虽然中国消耗的能量在总数上远远少于美国，但这些能量大约有2/3都是由煤产生的，就像美国在1925前后的情形一样。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在用煤方面起步较晚，相反，中国老早就开始动用自己丰富的煤资源了，比西方国家早好几个世纪，这是有目共睹的。在中国漫长而惊人的历史中，尤其是在与西方的竞争中，煤扮演了一个令人称奇的角色。今天，中国正阐释着煤所具有的引诱和威胁，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生动。
第三部分 无形的力量第23节 一种黑色的石头（1）
如果你从北京乘火车，向西行驶两天，穿越群山，驶向广阔亚洲大陆的中心，你就会发现自己来到了可怕的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不久前，我就进行了一趟这样的旅行。当我望向火车窗外，那空旷辽阔的大地深深地震撼着我，也提醒我已经远离了中国喧嚣的海岸。偶尔能看到孤单的牧羊人领着一些看起来流离失所的羊。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附着在黄土地和岩石嶙峋的小山上的这少许青草和灌木，何以提供足以养活所有动物的能量。沙漠上到处可以看到零星的工厂烟囱，这些工厂的能量来源并不神秘：曾经生长在这里的丛林提供了这些能源，并为中国留下了一大笔煤矿资源，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产煤大国。
与我同行的是一位说英语的年轻中国女子，来自北京，我叫她简。简不仅是一位能力很强的导游和翻译，并且确实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能带我们进入那些 我从不能从其他方面观察的地方——需要时，她再带我们出来。
首先我们来到一个燃煤的发电厂，它坐落在鄂尔多斯的一个小城外。这个发电厂与明尼苏达州的谢科发电厂使用同样的基础发电技术，厂龄也差不多，但它却小得多，而且已经有些脏旧了。有一扇窗户破碎了，却一直无人修理。室内开了太多灯，以致于很难看见发电机。这个发电厂比美国那个厂小得多，但在这里我却看到了更多的人，但他们当时似乎都不是在工作，而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看我，对我微笑，偶尔还用英语对我喊“你好”。当我试着用汉语回应他们时，他们由衷地笑了。简解释说，虽然几年前有两个西方人访问过这座城市，但我是他们亲眼见到的第一个西方女性。
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个内蒙古的偏僻角落正等待着外部世界之手的翻阅。这个城市最好的旅馆每天可以供应一个小时的热水（要提前嘱咐，他们才好开动燃煤的热水器），但是在服务台的后面有一组钟表，可以显示几个主要国外城市的时间，比如伦敦和纽约。带领我们参观的那位发电厂官员只知道我是一位美国来客，对煤有着不可思议的浓厚兴趣。就这些信息本身来说，的确毫无半点虚假。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肯接待我们，但后来这个疑问不攻自解：他坚信我代表一些外国投资者，也许会给他的设备带来一些急需的资金。*
当我们离开这个发电厂时，我们的出租车司机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另一个发电厂，离这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们可以去参观一下。我们到达这个厂后，司机大胆地领我们穿过大门，走进了厂里。这不仅是个发电厂，还是个洗煤场。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堆引人注目的由煤渣堆积起来的黑色小山，周围是一池凝滞的黑水；另一个角落里，是一堆灰，像一座灰色的小山。我们还没发现那位司机的朋友，就已经听到了喊叫声。一个显然有些权力的人跑上来，开始用汉语对我叫嚷。我着急地四处张望，想像着我们即将被拘留的情景，这时，简面带笑容，用友好而逗笑的口气向他保证我决无恶意，他才平静下来。然后我们迅速离开了。后来，简告诉我，那个人指责我出于政治的原因而前来证实“困扰中国”的污染。然而，如果向他解释，将会非常困难，因为事情远比他所理解的复杂得多。
这两个发电厂对我们采取的完全不同的态度，正反映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矛盾感。多年来的孤立和过去几十年来的经济浩劫，确实使中国人急切地想与其他国家取得联系，虽然他们很不愿意自己被置于这些国家的标准之下来衡量，尤其是那些富裕国家在富起来以前自己都不奉行的环境标准。这些情绪最好放在中国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古代的荣耀，受制于西方的耻辱，20世纪为实现现代化而不顾一切进行的努力——中国历史的这些方面都以煤为显著特征。
大约5000年前，当黄河沿岸的早期中国人停下他们狩猎和采集的步伐，把他们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砸入松软的泥土，并开始耕种时，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在一千年里，中国人把农场开辟到了降雨量容许范围内的最北部；再往北，就只有未开化的游牧民族能生存了。就这样，气候限定了文明的北部边界；长城正是中国用来加固干燥和湿润、稳定和动荡之间天然界限的办法。
气候不仅划定了中国文明的边界，而且促成了它最显著的特征：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即使在长城以南，降雨量也是很不稳定的，因此中国总是在干旱和洪涝这对灾害的争斗中挣扎，数百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在中国神话里，公元前2200年前后，有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灾难，于是他建立了第一个朝代。大禹——半是神，半是水利工程师——在人类和水之间寻找到了平衡点，使得人们可以通过修筑水坝、运河和灌渠来进行耕种。（神话中说，还可以通过跳一种特殊的舞来控制洪水。）
几千年来，中国的现实君主们在建筑和维修大量水利工程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动了大批大批的人力。对于皇帝来说，这是很大的赌注：如果不能控制洪水和干旱，他的统治权力就有可能失效，他的王朝也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如果能成功控制，那么就会有好的收成和源源不断的税收。而中国的君主们在这方面往往是成功的，因此中国以令西方咋舌的速度繁荣发展起来。
诚然，在大约14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写了他那本著名的书，向他的欧洲同乡们描述中国的种种奇迹，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在撒谎。中世纪的欧洲还无法相信他所描述的中国庞大的城市、壮观的运河、无尽的财富，以及复杂的统治体系。在他描述的较小的奇异事物中，有这样一段：
在（中国北方的）这个省，到处都能看到一种黑色的石头，它们在山上呈叶脉状分布，人们把它们挖了出来。一旦被点燃，它就会像木炭一样燃烧，并且能比木材更好地保持火焰；因此，可以在晚上把它保存起来，第二天早上它仍然不会灭。这些石头不发光，只是在刚刚点亮时发出一点点微光，但是它们燃烧时能释放出相当多的热量。
这个国家确实不缺木材，但是大部分居民太讲究了，他们拥有无数火炉和浴室，而且不停地加热着，因此木材还是供不应求。几乎每个人都是一周至少洗三次温水澡，冬天则是每天洗一次，只要条件允许；不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少，每个人都在家里拥有自己专用的浴室。如此消费下去，不久木材就会出现短缺；但是这种石头却是充足的，而且价格更便宜。
在当时，煤已经出现在英国的工业中，但是来自意大利热那亚的马可·波罗，却显然对煤毫不知晓，并没有给这种神秘的石头起名字。
英国和中国用煤的历史有很多类似之处，但中国领先了好几个世纪。在6000年前的石器时代，中国东北部的人们就开始使用煤了。早期的中国人，就像后来入侵英国的罗马人一样，之所以珍视煤，不是因为它能帮他们度过寒冬，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很漂亮。显然，他们忽略了色泽黯淡、更易燃的地上煤层，因而找出只是一些稀有且可雕刻的煤玉片。在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出土了一些削尖的物品，技艺纯熟，看上去很像黑色的小高尔夫球座，考古学家们认定它们是新石器时代“能发出刺耳声音的装饰物”。公元前3世纪，在中国大部分地方，煤玉雕刻都是一种繁荣的家庭手工业。
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国人首先开始燃煤。于是，他们悄悄地成了第一个用从远古时期就一直埋藏在地下的太阳能来满足日常需要的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的社会及其经济给马可·波罗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而在它们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这种新能源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主要依靠木炭来大规模制铁方面，中国比西方早了不知多少年。一本公元前120年的中国课本就已经开始抱怨冶金术对森林的破坏，而英国直到17世纪才提起这个问题。（有趣的是，这本中国课本还哀叹古代质朴精神的沦落和工厂的过多涌现。）大约11世纪，当制铁厂鼓风炉周围的森林砍伐越来越严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