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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用来描述煤的比喻说法中，“精灵”也许是最贴切的。如果把煤单纯地看作上帝赐予的一份礼物，就忽略了与这礼物共存的那些危险的丝带。同样，如果单单把煤看作环境的大敌，那就忽略了这个“敌人”许多显而易见的优点。煤具有双重面目：既能产生巨大的动力，也要耗费昂贵的代价。如果只认识到其中一个方面，就不能理解这个故事在本质上令人悲伤的戏剧性。煤使我们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富裕起来，摆脱了我们工业化之前的那些野蛮梦想，因此可以说，煤是一个善意的精灵，它已经满足了我们的许多愿望。但是，煤这个精灵也有不可预知的危险的一面。并且，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但至于这黑暗的一面究竟有多危险，我们才刚刚开始探索。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被煤精灵改造得焕然一新的国家，本书就从她写起。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煤产量一直高居世界首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如此，工业革命才首先在英国发生，英国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创造了一个令世界瞠目结舌的工业社会。
然后，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美国原本是一片蛮荒之地，但依靠煤的力量，它以令人咋舌的速度摇身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超级强国。无论从深远意义还是实际意义上来说，在塑造美国权力结构方面，煤炭工业都功不可没。但在这个过程中，煤炭工业在美国却倍受歧视。如今，美国的煤炭工业尽管在环境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谴责，但它却与新时代的政权两相和谐，并且使美国关于气候变暖的讨论异常生动精彩。
最后，我们要去往中国。在漫长而生动的中国历史上，煤扮演了一个令人称奇的角色。煤把中国引入了发达国家之列，但如今的中国已认识到，这种燃料既是有功之臣，也正威胁着全球的命运，尤其包括中国自身尚不够稳固的地位。
如果没有煤铺就的这条黑色之路，我们的命运将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将与现在完全不同。或许我们最终会以另外的方式变得文雅、实行中央集权、实现工业化和机械化，但那将推迟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而且规模将大大缩小。如果没有煤，我们会被贫穷、沉闷和压抑的前工业社会围困得更久，但是我们也许会发现一条虽然缓慢但却仁慈的出路。如果选择那条出路，我们可能不会有如此丰厚的物质财富，但我们也不必面对如今这些众所周知的环境难题。煤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既富于创造性，又具有破坏性。正是这两方面的相持抗衡，使得煤的故事如此引人注目。
第一部分 可以移动的气候第3节 英国的宝石（1）
罗马入侵英国后，发现有一种露出地面的岩层在原野中尤其引人注目，那是一种深黑色的矿石，泛着柔和的光芒。一位罗马作家称之为“英国宝石”，因为它很容易雕琢和打磨成华丽的首饰。一时间，英国因出口这种珍贵的物资而名声大噪，罗马国内的时髦市民也迫不及待地用这种首饰装扮自己。这些黑色的小饰物不仅时尚漂亮，而且还具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神秘特性：易燃。这种被称为“煤精”（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了“煤玉”，如“乌黑的煤玉”）的矿石，其实就是一种纯煤的特有形态。然而，由于人们分辨不清煤玉和煤，因此许多罗马人戴的似乎并不是煤玉，而是普通的古老煤块。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与煤玉原料相同的普通的煤，就被当成了英国的宝石。
占领英国的罗马人不仅用煤打造首饰，而且也开始燃煤。从士兵们的堡垒升起煤烟，从铁匠们的熔炉冒出煤烟，牧师们也在巴斯（Bath）密涅瓦（Minerva）神殿的永恒圣火中投入煤块，以缅怀这位智慧女神。把煤作为一种燃料来使用，在当时还不够普及，因而罗马作家们没有留下这方面的专门介绍，但在英国已经发现了一些罗马人使用煤的遗迹。至于英国人是否在罗马人入侵之前就开始烧煤，目前只有一个证据：在青铜时代，威尔士南部的早期居民们用煤来火化死者。也许在他们眼中，煤只不过是一种焚烧遗体的便利工具，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把煤当作一种神秘的媒介，用来护送死去的亲人到达另一个世界。在历史上，人们总是难免赋予煤更深远的意义。
公元5世纪，在罗马人撤离英格兰之后，英国进入了一段黑暗的、几乎没有记录的历史。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圣徒比德（Saint Bede），曾在公元前731年写了一部罗马时代之后的英国历史，借助这本书的微光，我们可以对那个黑暗的时代略窥一斑。当时圣徒比德住在英国东北部泰恩河畔的一座修道院里，那一带恰好是英国储煤最丰富的地区。纽卡斯尔市（Newcastle）就坐落在泰恩河的下游，拥有充足且便于利用的煤炭资源，因此，它后来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产煤区，它的名字也用来指称煤矿丰富的地区。
从圣徒比德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罗马人烧煤的习惯仿佛随着罗马军队一同撤离了，英国再也没有人烧煤，即使在煤俯拾皆是的地区。在写到泰恩河下游的矿产时，圣徒比德确实提到了极其丰富的煤玉资源。也许圣徒比德也像在他之前的罗马人一样，把所见到的煤矿都当成了煤玉。这位时代的记录者丝毫没有提及有人把这种矿石当作燃料，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有人点燃这种黑色的石头，用它的烟吓跑大毒蛇。所以，在公元8世纪，如果说英国是烧煤的，那么显然人们利用的不是煤的热度，而是煤具有防御性的烟幕。
在恐龙时代到来之前，丰富的煤矿已经在圣徒比德的脚下沉睡了很长时间。在侏罗纪、三叠纪和二叠纪之前，是石炭纪时代。一个以煤命名的漫长的远古历史时期，就从那时拉开帷幕。在大约45亿年的时间里，地球上的各个大陆块都没有任何生物，生命的故事只在海洋的遮掩下上演。直到大约4亿2千5百万年前，植物才开始附着在潮湿的海岸上，然后一步一步试探着向大陆进发。到了石炭纪时代，也就是距今大约3亿6千万年到2亿9千万年之间，毫无疑问，陆地上已经有了植物。异常繁盛的丛林纠结着、蔓延着，最终占领了整个地球，与此同时，它们的每一个细胞都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太阳能和空气中的碳。
在石炭纪晚期，可能是纽卡斯尔前身的一小块地方离赤道非常近，英国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改造，这是因为英国试图建立与亚热带的格陵兰岛和纽芬兰岛的联系，而原先可以到达这两地的水路已经不存在了。由于当时还没有人修筑堤坝、提升陆地，所以那时的陆地比现在更低、更松软。那块地方看起来就像大多数藏煤的森林一样，到处生长着一种奇异的鳞木（lepidodendron）。这种参天大树可以高达175英尺。它们原本是单细胞的海洋生物，自从几十亿年前偶然发现了光合作用之后，就一直这么生长着。若问它们长势如何，且看它们巍然屹立的身姿，那就是活生生的明证。
这种鳞木的高度一般由它那笔直的树干决定，那树干在底部有6英尺粗，表面是一层美丽的鳞状茎皮，像蜥蜴的皮肤一样，这种大树也由此得名（英语中的“鳞”在希腊语中有“刻度”的意思）。鳞木在顶端长出一些短短的枝干，大约伸出一码远的距离，上面长着细长的叶子。现代绘画作品中的鳞木，总在最顶端长出这些像草一样的叶子；但是一些科学家认为，很可能整条树干上都长满了这些叶子，因为这样树干看起来才会如此厚重而粗糙。与现在的树不同，鳞木的内部是柔软多髓的。在雨水充沛的时节，鳞木内部的细胞会不断扩张，以保持大树挺拔的姿态；如果没有水，这些古森林中骄傲的巨人就会变得脆弱、松弛，最终因无法承受自己的体重而轰然倒塌。
在英国的远古丛林中，还有一种茂盛的树：封印木（sigillaria）。它与鳞木同宗，但在现代人看来却更为奇特。有些类型的封印木，长长的树干在靠近顶端的地方有一个分杈，像只两个头的怪物；而且每个分杈的顶端都有一条长满带状叶子的大树枝，像是给这两个头各戴上了一顶王冠。其他的封印木则显然较为短小粗壮，虽然树干在底部也有6英尺粗，但只有大约18英尺高，而且没有分杈。有一种语言朴实的古植物学版本这样描述封印木：“奇异的植物。与其说它是一种发育完全的树，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桶。”现代木贼属植物的古代亲戚也成了英国丛林的居民，高度可能超过了60英尺。然后，就出现了蕨类植物，这是一种简单却成功的植物，在植物学上，它们与你平时种在家里陶罐中的小东西是亲戚，只不过它们有树干，而且是身长30英尺的大个子。
在那古代丛林中还有大量昆虫。由于在陆地上缺乏竞争，它们很多都长得奇大无比。有的蟑螂像人脚那么长，蜻蜓的翅膀长达30英尺，千足虫有6英尺长——“长得像一头牛”，大卫·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博士这样形容。这些无脊椎的标本当然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真正开启进化新纪元的，却是在森林的地面上进化的另一队生物，即我们脊椎类动物的祖先：两栖动物。石炭纪初期，在丛林潮湿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些滑行的小动物，它们刚从鱼进化而来，只有蝾螈大小；到了石炭纪末期，它们已经成了15英尺长的怪物，又大又笨，拖着胀鼓鼓的胃在原始丛林的泥地里缓缓爬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它留下了足迹和胃的痕迹。也正是在这个繁盛石炭纪的树上，一些两栖动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形成了硬壳的蛋。由此，两栖动物进化为爬行动物，并为以后进化为恐龙、鸟和哺乳动物奠定了基础。
石炭纪的许多植物最后都成了煤，这是因为它们没能以植物惯有的方式腐烂。通常，一株植物死亡后，氧气会渗入它的细胞，并将其分解（主要是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然而，这些密密匝匝的石炭纪植物死亡后，常常会倒进缺乏氧气的水中或泥地里，再不然就是被其他死亡的植物或沉淀物覆盖。有时，这种埋葬的过程就是沿海森林与海洋之间的一种曼舞。在石炭纪，南半球的冰河周期性地增长和收缩，这就带来了海洋的涨落。当冰河融化时，海洋就会上升，海水和海里的沉淀物于是一步步吞没岸上的热带森林；而当冰河由融化转为增长，海洋就会回落，森林于是重新向海洋进军。
由于氧气不能进入并分解那些被埋葬的植物，这些植物就只是部分地腐烂了，留下了黑色的碳。这大片大片柔韧而含碳丰富的植物，首先变成了泥碳块。在地质力量的压迫和炙烤下，这些泥碳块被压榨、闷烧，变得越来越硬，最终成了煤。当然，最终凝结成煤的，不仅是森林里的碳，还有森林数百万年以来积攒的太阳能。这些能量不仅没有随着植物的腐烂而消散，而且大量埋藏在黑暗的地表下，至少要等到还在森林地面上蠕动的两栖动物进化成可以把它挖出来的动物之后，它才能重见天日。
在圣徒比德之后的四个世纪里，英国似乎忘记了自己丰盛的煤资源。到了12世纪晚期，历史学家们才从一些文献资料中得知，煤可以作为一种燃料。但是，英国人不把煤称为“煤”，因为“煤”是他们对木炭的称呼，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都是以木炭为燃料的。英国人给煤这种深埋于地下的资源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海煤”（sea coal），并一直沿用到17世纪。关于“海煤”这个词的来由，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是因为北海把煤从裸露的岩层中剥离出来，并用沙子把它卷到了海滩上，就是在那里，煤才被当地人发现、收集并利用。但更为常见的解释是，人们把煤开采出来之后，必须用船把它运到遥远的市场，因而在燃煤人的观念里，煤就在所难免地总是与水联系在一起。
真正的煤交易是从泰恩河畔开始的，这是意料之中的。泰恩河的河岸高低起伏，使得从北海到内陆20英里这一带的部分煤层暴露出来。13世纪，英国许多地方都发现并开始开采煤，但最重要的煤田还在纽卡斯尔周围。那里的煤层不仅优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高于船的吃水线。这就意味着，煤矿可以保持干燥，最多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排水管道。这还意味着，人们可以相当容易地把沉重的煤运到山下的河里，在那里等候的货船只需沿泰纳河顺流而下，就可以把这些煤运往英国东部的市场，特别是伦敦。把煤从产地运到需要的地方，这确实是个从一开始就困扰着煤贸易的难题。在铁路出现之前，煤要么靠水上运输，要么就只能待在原地。但是，一旦把煤装上船，世界就开阔了；载煤船在海上航行三百英里，也就是相当于从纽卡斯尔到伦敦，在花费上只是与三、四英里的陆路运输差不多。应当说，纽卡斯尔附近和英格兰的运输条件是比较理想的。适于航行的泰纳河恰好从那些富含煤矿的小山脚下流过，按照一种18世纪的说法就是，它“肃穆而威严地流着，仿佛知道自己怀抱着怎样的财富”。从水路去煤的购买者那里也很方便，因为这个小小岛国的大部分居民都住在海边，或者岛上众多河流的沿岸。换句话说，“海煤”和水之间的联系一点儿也不牵强：也许那些恨不得把煤开采个精光的采煤者是以水为敌的，但英国之所以有可能如此广泛地运用煤，正是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充足的水资源，能够把煤运到市场。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泰纳河畔的煤藏大部分都属于当时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机构——罗马天主教堂（Roman Catholic Church）。这个教堂控制着英国的许多财富，以及英国煤产区的更多份额。它还控制着纽卡斯尔周围的大部分煤层，这里的煤日后将占英国整体煤产量的将近一半。实际的挖掘和拖运工作则由隶属于教会的奴隶完成。在封建社会，无论掌握社会财富的是贵族还是教会官员，一个阶层总是要靠奴隶们的体力来支撑。所以，最早的英国采煤者实际上是那些奴隶，他们利用耕作土地的间隙采煤；而这世界上最大的煤矿的经营者，却是泰纳河畔的那些主教、修道院院长、僧侣和修女们。
当然，奴隶也好，主教也好，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挖掘的到底是什么。由于煤离地面很近，所以许多人认为它是一层有生命的植被。甚至还有人提议给煤施肥，以促进煤的生长。
从法律上说，奴隶主在自己的领地上只要发现煤，就可以自由开采，不必考虑王室的要求。但在海峡对岸的欧洲，却不是这么回事儿。那里的君主常常将私人领地上发现的矿产据为己有。然而在英国，继颁布《大宪章》（Magna Carta）之后，1217年又颁布了《森林宪章》（Forest Charter）。在这份宪章中，君主向奴隶主做出了让步，不再过问奴隶主领地里的木材、泥炭块等资源，煤也名列其中。尽管王室仍然占有境内任何地方出产的珍贵物资，但煤这种不起眼的、可能被肥料污染了的燃料，却没有引起王室的注意。
很久以前，纽卡斯尔的煤炭贸易差点儿引发了一场阶级斗争，斗争的一方是教会，另一方是一群想做煤炭生意的商人。这些商人身处城镇的底层，大多是自己挣钱赎了身的奴隶，他们想获取附近煤矿的控制权，以便从中抽取一份利润；而当时，矿井都被达拉谟（Durham）的主教和泰恩茅斯（Tynemouth）的修道院院长控制着。于是，在商人和神职人员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这是已知最早的与煤炭贸易相关的暴力行为。
根据1268年的一份法庭卷宗记载，当时，一队城镇议员在市长的带领下，拿着武器冲进泰恩茅斯修道院院长的领地，烧毁他的工厂，殴打他的僧侣，并从他的码头盗走了一艘“满载海煤的”轮船。城镇的商人们在法庭辩护中恳求道，如果僧侣们进行煤炭交易时不再经由商人，那么他们将放弃自己应得的份额，但同时，他们也不再向国王缴纳煤税。最后，商人们赢得了那场诉讼，修道院院长不得不拆除自己的码头。在未来的若干世纪里，虽然暴力冲突极少发生，但教会官员与新兴商人阶级对煤炭贸易控制权的争夺将一直延续下去。
第一部分 可以移动的气候第4节 英国的宝石（2）
13世纪里，教会和煤炭商人为煤炭利润而展开争抢，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16世纪中期以前的煤炭贸易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煤的使用还没有普及。之所以很少有人烧煤，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就是煤烟，英国人发现煤烟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