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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女人在经过一片乱石时扭伤了脚，每走一步都揪心般疼痛。极度疲惫的男人已经背不动她了，而女人也拒绝他背。她说，那样的话，两人将会一起死在戈壁滩上。
他们的面前只剩下两条路：一、男人和女人不再试图走出戈壁滩，只是守着对方和几乎为零的希望，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二、男人先安顿好女人，然后独自前行，寻找队伍或救援，寻找到后再回来救女人。两人斟酌再三，觉得第二条路也许能够增加一些活下去的机会，尽管这样的后果极可能是一转身便成为永别。
直到此时，他们仍然没有向对方明确表达心中的爱恋，两人都认为，表白之日也许便是永别之时，无疑有些太过残酷：假如自己死去而对方活下来，那么，何必要让对方用一生的时间来忘掉一个早已不在的深爱着自己的人呢？
男人为女人支好帐篷，扶她躺下，说：等着我，寻找到救援后，我马上回来。
他们检查了对方的干粮袋，彼此的干粮最多还能维持两天。
你的水呢？女人问。男人把水壶递给女人。女人掂了掂，凭感觉，那里面还有小半壶水。女人笑了，她说，够了，这些水肯定能让你找到救援队的。男人反问，你的呢？女人说，一样。男人也掂了掂女人的水壶，同样感觉到还有小半壶。
他们对视了一会儿，又握了握对方的手。然后，男人站起来，转身离去。他们就这样分开了。
每走一段路，男人便扔下两块矿石，以此作为他和女人之间的联系标志。暴烈的太阳不断炙烤着男人的生命，他越走越慢，越走越慢，终于走不动了。他在茫茫的戈壁上缓慢地爬行，最后连挪动身体的一丝气力也没有了。失去知觉前，他再一次想起女人。他想，她的水，还能让她挺多久？
醒来已是第二天黄昏，他发现自己躺在救援队的帐篷里。他艰难地扭动脖子，看到女人静静地躺在另一侧，她的嘴唇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却在均匀地呼吸。男人长长舒了一口气，幸福地睡去。
救援队其实并没有发现男人，他们先是找到女人的帐篷，然后顺着一路的矿石寻找到奄奄一息的男人。那时，女人和男人的身体极度缺水，活像两枚风干的果。
让人们纳闷的是，他俩的水壶竟然都不是空的，拿在手里同样是小半壶水的感觉。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他俩为什么不肯喝一口壶里的水呢？
有人将壶塞拧开。然后，每个人都落泪了。
没有一滴水！两个水壶倒出来的，同是晶莹的细沙。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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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我有多爱你
作者：梅子涵
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个故事。是讲给父母们听，因为令他们感动了，他们会去讲给他们的孩子听的。他们的孩子或者很小，或者已经长大了。
这是两只兔子的故事。一个母亲，一个孩子。它们是栗色的。现在，小兔子该上床睡觉了，可是它紧紧地抓住大兔子的耳朵不放，它要肯定大兔子在听它说话。它说：“猜猜我有多爱你？”大兔子说：“哦，我可猜不着。”小兔子说：“这么多。”它张开两只手臂，伸得尽可能的远。可大栗色兔子的手臂更长，它说：“我爱你有这么多。”“嗯，这真是很多。”小兔子想。
小兔子又说：“我爱你到我的手能伸到的最高的地方。”大兔子说：“我爱你到我的手能伸到的最高的地方。”小兔子想，这真是够高的，我希望我的手臂也有那么长。
接着，小兔子有了一个好主意。它打了个滚倒立起来，把脚伸到树干上，说：“我爱你，直到我的脚趾尖。”
大兔子把小兔子甩过头顶：“我爱你一直到你的脚趾尖。”
小兔子说：“我跳得多高就有多爱你。”它不停地跳上跳下。
大兔子笑了，说：“我跳得多高就有多爱你。”它跳得真高，它的耳朵都碰到了树枝。小兔子想，这真是跳得太高了，我希望我也能跳得那么高。
小兔子叫喊起来：“我爱你像这条小路伸到小河那么远。”
大兔子说：“我爱你远到跨过小河再翻过山丘。”
小兔子想，那真是很远。这时，它看见了黑沉沉的夜空，没有什么能比天更远了。它说：“我爱你一直远到月亮那里。”说完它闭上了眼睛。
大兔子说：“哦，那真是很远，非常非常的远。”它把小兔子放到用树叶堆起来的床上，然后低下头来亲吻小兔子，对它说晚安。
然后它躺在小兔子的身边，带着微笑轻声地说：“我爱你，一直远到月亮那里，再从月亮回到这里来。”
我们真是想不到大兔子说出的这最后一句话。它是我们想不到的，可是它在任何一个已经长大的人的记忆和感念之中。因此一旦它说了出来，我们就在心的很深之处受到触动。我在很多的场合朗读出这最后一句，总有人眼眶里立刻涌满了泪水，而我的声音也总是哽咽的。每当我朗读完这个故事，就想给母亲打一个电话，问她好吗；想起我已经去世的外祖母，她给我那么多的从月亮上回到这里来的爱。她现在肯定拥有了天堂的幸福吗？有无尽的思念、无尽的牵挂。
很少有小孩会有和我们相同的理解和感情，这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会对这两只兔子的故事有兴趣，会记住它们的爱的表达，记住小兔子的挖空心思和大兔子的深情，小兔子的天真可爱和大兔子的母爱的诗意。记住那些比方，那些联想，那一句句巧妙、睿智的话和里面的温暖。
记得住这些，在一个孩子慢慢长大的精神里，就是栽下了美丽的花，是在一张很白的纸上画了一棵会长得很大、发出香气来的树。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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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爱妻子
作者：聂茂
2005年5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新西兰政府总理海伦*克拉克好不容易有了点空闲时间，她想让丈夫陪她去周围的农贸市场看看。自从当上了总理后，四年多来，克拉克很少有时间与丈夫一起，散散步、谈谈心什么的，她觉得欠丈夫的实在太多了。
可是，正当克拉克准备出门时，她家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新西兰内阁部长马克*可斯克打来的。
克拉克忽地想起，可斯克上周三写来了辞职报告，她还没有最后决定是否接受他的请辞。因为，在克拉克看来，可斯克是一位十分难得的人才，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作为第一位出任太平洋岛事务部长的太平洋岛裔人，在新西兰毛利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新西兰政府因为可斯克的任职，减少了与毛利人的摩擦和冲突，各个民族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
正因为此，当可斯克写了辞职报告后，克拉克总理一直没有召开内阁会议，就可斯克的请辞组织讨论。
“克拉克总理，你好！”可斯克在电话里说，“你看了我的请辞报告，并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吗？”
“报告我是看了。”克拉克说，“不过，你能否再缓一下请辞？”
“对不起，我可以缓一下，甚至不辞职。”可斯克说，“你知道，我是热爱这份工作的。可是，我妻子的病情不允许我这么做。”
“你妻子的病情怎么样了？”克拉克说，“对不起，我应该早点到医院去看看她。”
“谢谢你的关心。不过，她的病情的确严重，医生说，她的情况很糟糕，病情正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可斯克说，“正是在此情况下，我才决定请辞的。”
“你已经请了三个月假，是否再请两个月呢？”克拉克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在这两个月内，看看病情的最终发展，然后再作决定嘛。”
“不行，我已经请了三个月假了，不能再多了。”可斯克说，“我不上班，又拿着政府发给的高薪水，这样做，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工作。”
“我认为，你是一个称职的部长。”克拉克说，“目前你是有一些困难，但相信你能够克服。”
“对不起，总理，你不要劝我，也不要安慰我了。”可斯克说。
克拉克拿电话的手有些微抖，她在寻找合适的词，试图作最后的规劝。
“不管怎样，我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可斯克说，“我爱工作，更爱我的妻子，特别是在她病了的时候。”
“你是一个好丈夫。”克拉克有些心动了。
“工作辞了，以后可以再找，虽然不一定是部长，但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我就能够全心投入，并且尽力做好。”可斯克说，“可是，妻子病成这样，我再贪恋官场，对不起政府，对不起纳税人，更对不起妻子。”
可斯克的妻子是于去年5月突发脑溢血，在首都惠灵顿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返回奥克兰疗养的。当时，可斯克特地请假三个月照顾妻子。但他的妻子近期病情突然恶化，需要他更多的照顾。
“总理，我感谢你的信任，请你别犹豫了。”可斯克说，“每当我给妻子喂下一匙药汤、或者一口稀饭，看到妻子脸上露出苍白的微笑时，我的心就涌出一种深深的感动：自己的一点点付出竟能让妻子获得活下去的力量，我还有什么舍不得放弃呢？”
“好了，可斯克，别再说了。”克拉克说，“你对妻子的爱也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没有理由再挽留你。”
可斯克静静地听着。
克拉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虽然，我和所有内阁同僚，都对你的离去感到遗憾，但是，你的决定是正确的，真心祝福你的妻子早日康复！”
克拉克总理放下电话，发现丈夫正在门口怔怔地望着她，她正要张口说什么，丈夫率先说话了：“刚才的电话我全听见了。如果你有事，就不用陪我去农贸市场了，我一个人出去走走就行了。”
望着丈夫的强作笑容，克拉克的眼角有些湿润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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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头绳儿
作者：王鼎钧
一切要从那口古钟说起。
钟是大庙的镇庙之宝，锈得黑里透红，缠着盘旋转折的纹路，经常发出苍然悠远的声音，穿过庙外的千株槐，拂着林外的万亩麦，熏陶赤足露背的农夫，劝他们成为香客。
钟声何时响，大殿神像的眼睛何时会亮起来，炯炯的射出去；钟声响到那里，光就射到那里，使鬼魅隐形，精灵遁走。半夜子时，和尚起来敲钟，保护原野间辛苦奔波的夜行人不受邪崇……
庙改成小学，神像都不见了，钟依然在，巍然如一尊神。钟声响，引来的不再是香客，是成群的孩子，大家围着钟，睁着发亮的眼睛，伸出一排小手，按在钟面的大明年号上，尝震颤的滋味。
手挨着手，人人快活得随着钟声飘起来，无论多少只小手压上去，钟声悠悠然，没有丝毫改变。
校工还在认真的撞钟，后面有人挤得我的手碰着她尖尖的手指了，挤得我的脸碰着她扎的红头绳儿了。挤得我好窘好窘！好快乐好快乐！
可是我们没谈过一句话。
钟声停止，我们这一群小精灵立刻分头跑散，越过广阔的操场，冲进教室。再迟一分，老师就要坐在教席上，记下迟到的名字。看谁跑得快！可是，我总是落在后面，看那两根小辫子，裹着红头绳儿，一面跑，一面晃荡。
……如果她跌倒，由我搀起来，有多好！
我们的家长从两百里外请来一位校长，校长来到古城的时候牵着一个手指尖尖，梳着双辫的女儿。校长是高大的、健壮的、声音宏亮的汉子，她是聪明的、伤感的、没有母亲的孩子。家长们对她好怜爱、好怜爱，大家请校长吃饭的时候，太太们把女孩拥在怀里，捏她，亲她，解开她的红头绳儿，问：「这是谁替你扎的？校长吗？」重新替她梳好辫子，又量她的身裁，拿出料子来，问她那一件好看。
在学校里，校长对学生很严厉，包括对自己的女儿。他要我们跑得快，站得稳，动作整齐画一。如果我们唱歌的声音不够雄壮，他走到我们面前来叱骂：「你们想做亡国奴吗？」对犯规的孩子，他动手打，挨了打也不准哭。可是，他绝对不禁止我们拿半截粉笔藏在口袋里，他知道，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喜欢找一块干净墙壁，用力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军过境的日子，他不处罚迟到的学生，他知道我们喜欢看兵，大兵也喜欢摸着我们的头顶，想念自己的儿女，需要我们带着他们找邮局，寄家信。
「你们这一代，要在战争中长大。你们要早一点学会吃苦，学会自立。挺起你们的胸膛来！有一天，你们离开家，离开父母，记住！无论走到那里，都要挺胸抬头……」
校长常常这么说。我不懂他在说什么。我怎么会离开父母？红头绳儿怎么会离开他？如果彼此分散了，谁替她梳辫子呢？
……
芦沟桥打起来了。那夜我睡得甜，起得晚，走在路上，听到朝会的钟声。这天，钟响得很急促，好象撞钟的人火气很大。到校后，才知道校长整夜守着收音机没合眼，他抄录广播新闻，亲自写好钢板，喊醒校工，轮流油印，两人都是满手油墨，一眶红丝。小城没有报纸，也只有学校里有一架收音机，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能让许多人蒙在鼓里。校长把高年级的学生分成十组，分十条路线出发，挨家散发油印的快报。快报上除了新闻，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拚到底，救中国！」我跟红头绳儿编在一个小组，沿街喊着「拚到底，救中国！」家家户户跑到街心抢快报。我们很兴奋，可是我们两人没有交谈过一句话。
送报回来，校长正在指挥工人在学校的围墙上拆三个出口，装上门，在门外的槐树林里挖防空坑。忙了几天，开始举行紧急警报的防空演习。警报器是疯狂的朝那口钟连敲不歇，每个人听了这异常的声音，都要疏散到墙外，跳进坑里。校长非常认真，提着藤鞭在树林里监视着，谁敢把脑袋伸出坑外，当心藤鞭的厉害。他一面打，一面骂：「你找死！你找死！我偏不让你死！」骂一句，打一下，疼得你满身冒汗，哭不出来。
校长说得对，汗不会白流，贴着红膏药的飞机果然来了。他冲出办公室，亲自撞那口钟。我找到一个坑，不顾一切跳下去，坐下喘气。钟还在急急的响，钟声和轰隆的螺旋桨声混杂在一起。我为校长担心，不住的祷念：「校长，你快点跳进来吧！」这种坑是为两个人一同避难设计的，我望着余下的一半空间，听着头顶上同学们冬冬的脚步响，期待着。
有人从坑边跑过，踢落一片尘土，封住了我的眼睛。接着，扑通一声，那人跳进来。是校长吗？不是，这个人的身躯很小，而且带来一股雪花膏味儿。
「谁？」我闭着眼睛问。
「我。」声音细小，听得出是她，校长的女儿！
我的眼睛突然开了！而且从没有这样明亮。她在喘气，我也在喘气。我们的脸都红得厉害。我有许多话要告诉她，说不出来，想咽唾沫润润喉咙，口腔里榨不出一滴水。轰隆轰隆的螺旋桨声压在我俩的头顶上。
有话快一点说出来吧，也许一分钟后，我们都要死了……要是那样，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时间在昏热中过去。我没有死，也没有说什么。我拿定主意，非写一封信不可，决定当面交给她，不能让第三者看见。钟声悠悠，警报解除，她走了，我还在坑里打腹稿儿。
出了坑，才知道敌机刚才低飞扫射。奇怪，我没听见枪声，想一想，坑里飘进来那些槐叶，一定是枪弹打落的。第二天，校长和家长们整天开会，谣言传来，说敌机已经在空中照了相，选定了下次投弹的地方。前线的战讯也不好，敌人步步逼进，敏感的人开始准备逃难。
学校决定无限期停课，校长打算回家去抗战，当然带着女儿。这些可不是谣言。校长为人太好了，我有点舍不得他，当然更舍不得红头绳儿，快快朝学校走去。我已经写好了一封信，装在贴身的口袋里发烫。一路宣着誓，要在静悄无人的校院里把信当面交给她……怎么，谁在敲钟，难道是警报吗──不是，是上课钟。停课了怎么会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