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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精力保持足够礼貌
在我印象里，许多到过中国的欧洲女性都提到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坏习惯。其中有一位更表示，因为她觉得这个习惯实在令人作呕，因此她不会再来中国。这些欧洲人会对这一点如此深恶痛绝，究竟是因为他们的“水土不服”，还是这根本就要归入陋习的行列，中国人对此也颇为痛恨呢？
其实，中国的人口如此之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背景，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想要为每个人设定相同的礼貌标准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在中国，大家每天要面对那么多不同的人，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对每个人都保持足够的礼貌。这是中国人以及在中国的外国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我阿姨认为外国人普遍比中国人有礼貌，但是仔细想来，这根本不足为奇。就拿我来说吧，我在奥地利出生长大，在那里，我每天遇到的人跟在中国遇到的人相比少得可怜。也就是说，我每天在工作、学习或者生活中遇到同一个人的几率非常高，正是这种人际交往压力使得我不得不时刻保持礼貌。
说到我在中国的个人经历我还是很开心的，因为通常中国人对我还是非常礼貌也很乐于帮助我的。当我迷路或者遇到其他问题的时候，总有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这让我感到非常温暖。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们对我的态度通常好过对其他中国人。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因而需要更多的帮助；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外表跟中国人差别很大，他们觉得跟我打交道很有趣；还有可能是他们认为我有可能是某个外国驻中国大使或者外企老板的朋友，跟我建立起比较好的关系日后能帮助自己。总之，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似乎能够享受更多来自中国人的礼貌。
不过，事情也并非都是如此。前几天我去超市买东西，并和一位帮助了我的女孩子聊了一会儿，我发现她的同事开始关注我的购物袋，希望知道我都买了什么。我对此感到非常生气，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是中国人，那她就不会对此产生这样不恰当或者不礼貌的好奇心。
中国人的礼貌与对方身份有关
就此看来，关于礼貌有太多值得讨论的话题，但这些话题通常没有定论可言，礼貌和不礼貌之间的界限也并不那么清楚。
在探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英汉字典中对于英文“礼貌”一词的解释不仅是礼貌，还有客气。这样的“中国式礼貌”令我非常迷惑，于是向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请教。他给我举了这样的例子，在筵席上，如果你向最尊贵的客人敬酒，那就是礼貌；相反的情况则可视为客气。也就是说，礼貌是你应该做的事，而客气是你能够做的事。
对于这样一种解释，我不知道是不是全体中国人都会认同。不过，它令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礼貌通常是和与之交往的对方的身份有关。人们对待家人、朋友或者同事等人通常会更有礼貌，他们不仅会表现得彬彬有礼，还会互赠礼物。但对饭店服务生一类的人，他们的态度就恶劣得多。由此看来，中国人对能给自己带来越多好处的人就会越有礼貌。如果这一结论正确，根据我朋友的定义，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了礼貌的国度。
德国有一句谚语：“你怎样冲森林叫嚷，森林就会给你怎样的回声。”它说明，我们如何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对待我们自己。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承认，每个国家都有讲礼貌的人，也有不讲礼貌的人。关键我们要牢记“回声原则”，尽可能对别人有礼貌，这样我们也会得到更多礼貌的回报。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更有礼貌的中国。
摘自《读者》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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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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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作者：翟玉忠
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16岁的母亲被一顶换亲的花轿，抬到了豫东平原上这个小小的黄河滩村。
我的父亲是个粗鲁无知的人，如花似玉的母亲在他的醉骂殴打中凋落了青春。
父亲的一位渔夫朋友看不惯我的父亲，他常常呵护我的母亲，训斥我的父亲：有本事多打几网鱼，种好滩里的庄稼，喝酒打老婆算啥汉子……
这个渔夫14岁死了爹娘，没亲没故，多年来住在河滩的草屋里，靠打鱼、种那几亩滩地为生。他的地和俺家的地搭地边儿，他常帮我母亲耕种收割，为母亲分担了很多辛苦和劳累。在母亲心中，他是坚实的依靠。她感激他，常帮他洗、补衣裳，补织渔网；做腌鱼片给他吃，酿醇香的高粱酒给他喝。每逢他和父亲到滩地西边一望无际的芦苇荡里打兔子、打鸟时，她便给他们每人煮一兜鸡蛋，挂一兜腌鱼片、一葫芦高粱酒，她站在大堤上目送他们很远很远，直到他们淹没在苇荡，才肯回家。
母亲19岁那年，醉酒的父亲站在船沿叉鱼时坠河淹死。父亲死后，母亲想带着我嫁给那个渔夫，婆家和娘家人软硬兼施也没阻止住她，最终还是在奶奶怀里哭喊妈妈的我，使她转回了抹泪而去的背影。
那晚，她搂住我坐在月光下的河堤上，望着对岸河滩上草屋里闪烁的灯光，听着渔夫飘在河风中的渔歌，泪如断珠。她哭时，公婆在人前夸着她笑，老族长为她立着贞洁牌坊，烟锅里吱吱地燃着欣喜。
从此，母亲很少言笑，沉默如我家的老船，载去公婆的苦，载来全家的福。她把自己的苦处和美好的心愿沉进河底，讲给月亮，种进淋满涛声的黄河滩。她默默地劳作打发着寂寞的岁月。她常常把腌好的鱼片尽可能多地塞进我的书包，伫立在村口目送我到县城读书，祈祷我有朝一日学业有成，成家立业。
“孩儿，不蒸馒头——争口气，好好念书，娘全指望着你哪！”她的叮咛和她那期望的眼神让我终身难忘。
光阴荏苒，年迈的爷、奶相继病故。我大学毕业后，母亲拿出多年来省吃俭用、捕鱼种地、捡破烂积攒的钱，在县城给我找到了工作、盖了房子、娶了媳妇。
妻子生产时，我接母亲来县城住了半年多，说是让她来带孩子，其实是想让她享受天伦之乐。我和妻子很孝敬她，可她却闷闷不乐，常常唉声叹气、神不守舍，有时偷偷抹泪。我和妻子问她为何这样，是不是有啥惹她生气的地方？她说，傻孩子，你们对我都很好，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比乡下强，可我就是住不习惯，心里闷得慌，老想家。不久，她非嚷着要走，她说，让我回去吧，再住非把我住病不可。我惦记那几亩滩地，惦记家啊。
这次回去不久，她和渔夫的事儿就传进了我的耳朵。我恍然大悟：恁多年，她之所以舍不得那个破旧的老屋，舍不得那点滩地，原来是为了能和那渔夫相见在滩地边的芦苇荡里……
在偏僻封闭传统落后的滩村，男女间不正当的关系是被人们视为大逆不道的。尽管母亲对那渔夫的感情是纯洁的，但滩村的人不理解。母亲成了故乡人人唾骂的坏女人，成了滩村茶余饭后的笑料。那些在丈夫的体贴关怀中享受幸福的农妇们骂她是离不开男人的贱女人；三里五庄的光棍汉常在夜晚趴在墙头上污言秽语调笑她；小孩儿们常围着她哄笑嬉骂，用坷垃投她；逢年过节，小村里家家欢天喜地，她却在冷清的小院里独对孤灯……
为让她摆脱困境，妻子曾托人在县里为她介绍了一个条件优越的老伴儿。可她却生气地说，娘是随便谁都跟他过的人吗？我知道，娘丢了你们的脸——唉！娘咋对你们说呢！这样吧，从此后谁要问起我，你们就说没我这个娘好啦……
我非常生她的气，那个渔夫有什么好啊，没钱、没房、没地位，又瘦、又矮、又丑，就占个心好。再说，他在我父亲死后第4年，见我母亲冲不破家庭和传统习惯的阻力，他就从四川领了个媳妇。母亲不但不恨那个渔夫无情无义，还对那个四川来的女子很好。她说自己不能嫁给渔夫，一个男人家怎么能没个女人照顾呢！她甚至很感激那四川女子替她对渔夫尽了义务。
从那以后，我再没回过老家，她也没来过我家。
其实，我知道她很想我，可她一直认为我家巷子里的人都知道她和渔夫的事儿，每次进城，她都不敢走进那条小巷，不敢走进她辛苦抚养长大的儿子的家，只敢站在巷口偷偷看一看我的家门；趴在幼儿园的门缝上偷偷看一看她日思夜想的孙子。她是那么地想见我，却又怕别人认出她就是我的母亲。她怕她的名声让我在人前失脸面、抬不起头，她知道面子对她已有官职的儿子来说是多么重要。她怕她的名声影响我做人，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她把我和我的前途看得比她的生命重要得多。
记得那年冬天我生日的那个下午，放学的儿子一进门就对我说，上午上学时见个老奶奶袖着手，胳膊上挂个兜，在对面马路边来回转悠，现在还在那儿往巷子里望，他很害怕。
透过窗外纷飞的大雪，我朦胧望见巷口对面的马路边伫立着一个浑身是雪的人。一种预感使我跑到了巷口，尽管她的脸围得很严，但那眼神告诉我，她，就是我的母亲。
大雪在淡淡的夜色和呼啸的寒风中飞舞，母亲兀自站在昏黄的路灯下，雪，已经埋住了她的脚，她静静地望着呆在巷口的我，淡黄的灯光里，她像一尊望子的雪雕。
我快步走了过去，当她冰凉的手攥在我手里的瞬间，她叫了声“乖”，我叫了声“娘”，我们便紧抱在一起，哽咽在一起。
她怎么都不肯跟我回家，她把那兜鱼片塞进我手里，抹着泪说，乖，娘能看你一眼，心就足了！只要你们过得好，娘就放心了。巷里人多嘴杂，看到我，会说你的，娘不能给你添麻烦。
尽管我再三劝说，母亲还是走了。透过迷蒙的泪水，我望见飘满飞雪的暮色渐渐吞噬了她那蹒跚远去的、已被生活压弯的背影。
年复一年，母亲在黄河滩度过了晚年，最终带着屈辱、内疚，怀着她和渔夫没能结合的爱情，带着粘满鱼腥、粘满汗味的生活，永远地走了，走进了那片她热爱的滩地。
我永远难忘母亲临死的情景，那天正是中秋节的晚上，我从县城赶到老家看望她，没想到心脏病突发的她躺在窗前月光里的小床上已是生命垂危。她黄瘦的脸围在满头散乱的银发中，两只干瘦的手交叠着捂着胸口。她手下捂着两张相片，一张是我们全家的合影，另一张就是那位站在黄河滩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前的渔夫。母亲一见我，脸上先是露出了笑容，接着眼里闪着泪光，她说她真的没想到还能见到我。她用干瘦的右手捏着渔夫的相片给我看，她含着泪，声音微弱地说：“娘快，不行了——该给你，说了，恁些年，要不是，为了他和你，娘早就跳河了。他，才是，你，你的，亲——爹。你，你原谅，娘吗？……”她话没说完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人世，一串泪水从她眼角流出。我想，那泪水是她想说而没说出的、压在心底多年的心事和美好的愿望。
我一下跪在母亲的床前，泣不成声地请求亡母原谅我对她的误会。
埋葬她那天，一群大雁从长满芦苇的河边鸣叫着飞起，在静静的河滩的上空为她鸣唱着凄凉的挽歌；养育她的黄河从她安息的滩地边流过，向大平原诉说着她一生的忧伤、苦难和悲哀……
我跪在母亲的坟前，泪流满面地想着：善良、宽厚、纯洁而伟大的母亲哪，是谁扼杀了你纯洁的爱情，是谁给你这屈辱、痛苦的人生啊？
摘自《读者》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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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信仰
作者：杨如雪
这几年，母亲过生日，会有一些不认识的人上门为她祝寿。这些人，有信佛的，有信基督的，还有什么也不信的。他们除了信自己的神，还信面前这个驼背的矮小的戴灰色头巾的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我常常想，我的母亲，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叫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心灵上归顺于她？
我小时候，觉得母亲不是特别爱我，甚至还怀疑过自己是后娘生的。因为我手里要是有一点点好吃的东西，这时候有个没娘的孩子跑过来，盯着那东西狠瞅，而母亲正巧又在旁边，我就知道我的权力不保了：母亲一定会叫我分给那个小孩子至少一半。一开始我是不情愿的，母亲说，“你饿，他也饿。——你还有娘，他没娘。”既然他也饿，又没娘，我势不能独吞。
所以我吃东西的时候，很害怕那些没娘的孩子突然冒出来。幸亏我们村这种情况不多，只有五六个。他们不是母亲生的，但是在我家餐桌上的权利，和我一样大，我喝稀的，他们也喝稀的；我吃稠的，他们自然也吃稠的。
我还很害怕穷人，我们家本来就很穷，但是还有比我们更穷的。他们一来，母亲就坐不住了，她总得找点东西给人家，南瓜条啦，干菜啦，土豆啦，“穷帮穷，”这是母亲的信条，“总不能叫人家空着手回去吧。”好像我们家是一座宝山金库。
我还很害怕鳏寡孤独。一见了这些人，母亲的腿就走不动了。她和孤儿寡妇、家有不孝儿女的老人、病人、甚至傻子瘫子要饭的简直是一大家族。她陪着他们一块儿抹眼泪、叹气，替他们想办法、出主意。我记事的时候，她四十多岁，高大、强壮、能说能干，是很有点办法的。
脏，臭，口齿不清，智力低下。“这些人不是人渣吗。”有一会，一个要饭的疯女人刚被家人从我们家领走，我实在忍受不了心中厌恶，对母亲抱怨。母亲挥手“啪”的给了我一个耳光。这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我，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还记得母亲当时说的话：“这人和你一样，也是爹生娘养的，饿了，肚子也会难受；冬天没衣服穿，也会冷；你打她，她也会疼。你试试，你试试！”她哭了。她是什么事儿也爱哭。这一巴掌，把我打得从此变了一个人。
需要帮助的人，总是那么多。母亲觉得自己没本事，深感痛苦。她拜过菩萨，她说菩萨有一千双手，一千双眼睛，是“千处祈求千处应”的。母亲跪下去的时候，我站在旁边，觉得她可笑又可怜。菩萨高高在上，管你这事儿么？
多少年后，我做了志愿者。参加慈善会的资助孤儿的活动，周末还坐公交去桥西“弘德家园”，给那里的孩子们辅导过功课，这事儿叫母亲很高兴。她在电话里连连说“真是我的好闺女，你真是我的好闺女！”从小到大，母亲还没有这么夸奖过我呢。
母亲60岁那年，突然想起做生意。她不识字，能做什么生意？被褥枕头罢了。这是她的拿手活。退休的父亲骑着三轮带着她，到附近集市上买来布和针线，约了几个婶子大娘，做出来的活放在二姐的家具店里，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建筑工地上的打工仔特别喜欢母亲做的被褥，里面装的都是好棉花，又软和又舒服。
她一辈子没赚过这么多钱，一边数一边掉眼泪。那年发大水，各公家单位都捐被褥，市场上的被褥一时脱销，价钱直线上升，母亲坚持不涨价，这让来要货的人感觉奇怪。 她把被褥做得更厚，因为她听说那些受灾的人没有房子，睡在露天，被褥厚一些，可以当墙挡风寒。
她的小被服厂开了3年，买了席梦思床新家具沙发电器，像结婚的洞房一样新簇簇，一应俱全。村子里无依无靠的老太太们喜欢来她的屋子里坐着喝茶聊天。在冬天，她的屋子炉火总是烧得很旺。
她老了，身体渐渐衰弱，时常自言自语，“老这么拖累儿女，活着有什么意思？”
为了叫她感到活着有意思，我回老家时带回一卡车旧衣服，是江浙一带捐献给河北佛教慈善功德会的，因为我说起老家的情况，他们就给了我这车衣服。母亲终于有事儿干了，而且是她最喜欢做的事儿，她和父亲整理收拾干净这些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分成一包包，每天往外送，谁家需要什么，孩子多大了，谁家有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母亲清清楚楚。她从前做生意进货出货都是心算，从来不出错。这车衣服他们忙了一个秋天，送了十几个村子。父亲负责登记姓名，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记满了。这个帐本有两样用处：一、给那些捐赠者有个交待；二、受捐赠者建档案。
我把母亲说的最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