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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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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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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实现梦想
作者：维吉尼亚·萨迪尔
——梦想真的是可以实现的。好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没有本事，而是我
们故步自封，不愿意去尝试，或者不愿意去努力。
５年前，我到南方乡村搞福利工作人。我要做的就是让每个人相信自己有自
给的能力，并激励他们去实现自己的想法。
当我来到一个叫密阿多的小镇后，当地政府帮我召集了２５个靠政府福利生
活的穷人。我和他们一一握手，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有什么梦想？”
每个人都是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是外星人。
“梦？我们从来不做梦。做梦又不能让我们发财。”其中一个红鼻子寡妇回
答我。
我耐心地解释道：“有梦想不是做梦。你们肯定希望得到些什么，希望什么
事情能突然实现，这就是梦想。”
红鼻子寡妇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梦想是什么东西。我现在最想赶走野兽，
因为它们总是想闯进我空咬我的孩子。”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说：“哦！你想过什么办法没有？”她说：“我想装一扇牢固的、可以防
御野兽的新门，这样我就可以出去安心干活了。”我问：“有谁会做防兽门吗？”
人群中一个有些秃顶的瘸腿男人说：“很多年以前我自己做过门，现在恐怕都不
会了。不过我可以试试。”
接着我问大家还有什么梦想。一位单亲妈妈说：“我想去大学里学文秘，可
是没有人照顾我的６个孩子地。”我问：“有谁能照顾６个孩子？”一位孤寡老
太太说：“我以前帮助别人带过不少孩子，人想我自己能带好那么可爱的小家伙。”
我给那个秃顶男人一些钱去买材料和工具，然后让这些人解散了。
一星期后，我重新召集那些穷人。我问那个红鼻子寡妇：“你家的防兽门装
好了吗？”
红鼻子寡妇高兴地说：“我再也不用在家守护我的孩子了，我有时间去实现
我的梦想了。”
接着我问秃顶男人感想如何。他对我说：“很多年前我给自家做过防兽门，
当时做得也不好，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做过。这次或想一定要做好，结果真的做好
了。许多人都说我很了不起，能做那么结实漂亮的门。”
我对需要帮助的穷人们说：“这位老先生的经历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梦
想真的是可以实现的。好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没有本事，而是我们故步自封，不
愿意去尝试，或者不愿意去努力。”
５年后，当我到密阿多回访时，当年那２５个穷人中，只有６个智力低下的
残疾人继续靠政府福利，其余１９人都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幸福生活：红鼻子寡妇
种的咖啡收成很好，秃顶男人成了当地有名的木匠，孤寡的老太太开了个托儿所。
那个上完大学的单亲妈妈最优秀，她开了一家大家具公司，吸收了许多需要帮助
的人到她的公司来就业。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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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作者：徐迅雷
这是温柔创下的奇迹。
阿谢丽·史密斯，一位２６岁的单身母亲，被血债累累的持枪逃犯挟持后，
在镇定和冷静中感化了对方，使其最终挥舞白毛巾向警方和平缴械。一位“美国
英雄”由此诞生，家喻户晓，震撼人心。
美国当地时间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１日上午９时，身高１。８６米、体重９５
公斤的黑人尼科尔斯，在准备出庭受审时，突然抢走一名女法警的手枪，当场将
该女法警击伤。随后，尼科尔斯径直来到８楼审理自己案件的巴恩斯法官所在的
审判庭内，开枪打死了巴恩斯和书记员。其后，他又遭遇一名法警，并开枪将其
打死。之后劫持一辆汽车扬长而去，途中还杀了一名报关代理人。美国警方随即
调动了１００多名警察和ＦＢＩ特工，全力进行２４小时的大搜捕。这是震动美
国的大案，胜过好莱坞的大片。
欠下４条人命的尼科尔斯，在停车场劫持了单身母亲史密斯，一起来到她家。
在此后的时间里，在那两个人的世界里，史密斯与尼科尔斯沟通、交谈，做
了警察和特工们都没能做到的事情——用她的家庭故事，她的鸡蛋薄饼，以及那
本《生命的意义》的书籍，创造了一个奇迹。
史密斯在亲人的眼中，甚至是一个“软弱、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她在不同
的地方打工，过动荡的生活，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养活自己５岁的孩子。
尼科尔斯用胶带、窗帘和电线将她捆绑起来；她努力赢得尼科尔斯的信任；
松绑后，交谈中，她翻出相册给尼科尔斯看；她忍住泪水说，她的丈夫４年前被
人刺死，如果他再伤害她，那么她５岁的女儿就成没爹没娘的孩子了……尼科尔
斯坦陈内心的绝望。史密斯拿出一本书——《生命的意义》，为尼科尔斯朗读。
天亮后，她为尼科尔斯做薄饼，还准备了橙汁、鸡蛋……
史密斯平和的态度和平等的视角，唤醒了那野兽心中那天使的一半——当尼
科尔斯在浴室沐浴时，他把史密斯的头盖起来，以避免让她看到他裸身的样子。
后来，尼科尔斯甚至还告诉她，他会把窗帘重新挂好——那曾是捆绑史密斯的工
具。
天使在人间。最后尼科尔斯说，“你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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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准备好了吗
作者：一佳
1989年，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赫伯特·冯·卡拉扬突然逝世。柏林爱乐乐团素有“世界第一交响乐团”之称，而它的首席指挥也素有“世界第一指挥”之称。团不可一日无“主”，柏林爱乐乐团很快决定聘请英国著名指挥家西蒙？拉特尔担任首席指挥。当拉特尔接到柏林爱乐乐团的聘任书时，感到很兴奋，也很惊讶。要知道，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的位置几乎是所有指挥家所希望的。但是，在短暂的兴奋之后，拉特尔却拒绝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邀请。他对前来送聘书的负责人说：“柏林爱乐乐团是以演奏古典音乐的神圣的艺术，我对这门艺术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如果我接受你们的邀请，恐怕不能带领柏林爱乐乐团迈上一个台阶，反而会起到阻碍作用。”由于拉特尔的执意拒绝，柏林爱乐乐团只好请了另一位著名的指挥家克劳迪奥·拉巴多做了首席指挥
拉特尔的拒绝令许多人不解，有些英国人认为拉特尔不敢接受挑战，丢了英国人的脸。英国的《太阳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拉特尔没能为英国人民带来荣誉”。对此拉特尔并不介意。他说：“再好的机会，如果你没有能力把握，那么还是放弃为好。”这之后，他默默地学习研究古典音乐。经过十年的努力，拉特尔以对古典音乐的不懈追求和透彻理解及自己精湛的指挥和表演一次次取得了成功，令听众倾倒。当然，他也再一次得到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青睐。当卡拉扬的续任者拉巴多光荣退休之后，拉特尔再一次接到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邀请。这一次，拉特尔没有丝毫惊讶，也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受了邀请。他说：“我现在准备好了，我有信心把柏林爱乐乐团带到一个新的高度。”拉特尔登上了“世界第一指挥家”的宝座，他以自己出色的指挥带领柏林爱乐乐团创造了音乐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带领柏林爱乐乐团迎来了一次又一次辉煌。他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骄傲，也成为全英国人的骄傲。2002年6月，在一次演出之后，在场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对拉特尔说：“你的两次选择都是无比正确的，你是英国人的骄傲。”
摘自《读者》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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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上帝
作者：理由
前不久，一桩奇特的官司引起媒体的关注：在佛罗里达，一名律师代表几个民间组织向上帝起诉，要求“他”为去年佛罗里达遭受的热带风暴灾害负责，并赔偿损失。
去年夏天，美国佛罗里达地区遭受了一场罕见的热带风暴袭击，估计直接损失高达50亿美元。灾难发生后，该州几家民间和官方组织的发言人认为，这场灾难应属于天灾，而既然天主教认为上帝是全能的，那么那个称之为上帝的神就应该为佛罗里达的台风灾害负责。于是，人们自然就可以起诉上帝，甚至向上帝索赔。
但是，一开始，没有哪个律师敢接这个案子，起诉上帝？谁有这样天大的本事，大多数人认为要么根本赢不了，要么会受到嘲笑或者宗教团体的指责，甚至会遭到天谴，从而招致杀生之祸。但在遭到73名律师拒绝后，终于有一个勇敢者站了出来。
这名律师叫普什文，他说：“我喜欢挑战，而有什么能比得上向上帝挑战的呢？如果我输了，那只能证明上帝是不可战胜的，而如果我赢了，那将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啊！”
据称，这场奇特的官司将在梵蒂冈进行，因为根据基督教的观点，教皇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那他也应该是上帝在尘世的法定代理人。最近，普什文透露，起诉书中要求上帝向佛罗里达州赔偿，同时还要保证在今后10年让佛罗里达免受灾害性风暴的袭击。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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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不开的郎咸平风暴
作者： 陆新之
与哲学家、社会学家不同，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的是效率问题，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关于效率的学问。一般说来，典型的经济学家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会偏向于效率；而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会偏向于社会公平。
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学奠定了它在学术领域的霸权主义，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被还原为经济问题，于是，经济学也就把它的触角伸到各个领域。与此同时，哲学和社会学的领地则在不断地缩小。这样，在整个学界形成了一种以经济学为先锋的流派，这个流派因主张自由市场经济而被一些人唤作“新自由主义”。
而郎咸平则是在“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出现的。
坦率地说，郎咸平的说法远不及他的辩论对手那么精致和有说服力，但是，他有他的价值：他向世人呼吁，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社会公平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与其说郎咸平是位经济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位思想者，虽然他自己更乐意以经济学家的面目出现。
郎咸平风暴，就是这样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华盛顿共识的中国争论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就任英国首相；一年后，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这两位现在几乎成为资本主义传奇人物都认为，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增加政府开支这种凯恩斯主义的习惯动作虽然是20世纪大多数时期的特点，而且二战后这种趋势仍在加强，但在20世纪80年代已然不合时宜。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反向操作。而英美两国的经济成长经验，又被投射放大为“华盛顿共识”。
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同时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表现为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
比较清楚的是，即使是在美国，不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许多支持美国商业模式的人认为，经济问题中的政府行为是对自由的侵犯，是对国家强制力的滥用。订约自由要求最大程度减少政府行为，而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低税收是其必然结果。
“华盛顿共识”逐渐被诟病，最明显的例子是它在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存在严重问题。管理不善和腐败与“华盛顿共识”一起在近10年里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发现，现代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和贪婪为各种不稳定提供了渠道。
一些对自由市场观念表示赞同但同时又有所顾虑的人，对彻底市场化的观念也有很大争议。事实上这已经是一个牵涉价值判断的伦理问题，在经济话语强势的年代很容易陷入混乱和善意中的迷雾。
回看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形态与80年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差别，这种新的社会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新的逻辑，但思想界学术界过去考虑的问题和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为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一次偶然事件带来了迅猛的“郎咸平风暴”，这一次大争论，有希望“唤醒沉默的大多数”，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问题化产权改革的主义之争。同时，我们可以更大胆地想像，这可能是产权改革历史上一次绝好的机会——系统整理1990年代以来产权改革的历史，重新整合和厘定产权改革的整体政策框架和法律基础，以建立全社会对于私有产权的合理预期，公平的保护企业家及普罗大众的利益和积极性。
过去一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争论，其实不仅仅关乎国企的出路，更扩散到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的一次大交锋。
经过半年之后回看，最早的“郎顾交锋”仅仅是这场大争论的一个导火线，而“郎咸平叫板新自由主义”也仅仅是事情的一个合理延伸，讨论的真正主体，随后已经慢慢变为另外一个尖锐得有点注定难以充分展开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是否应重新选择？
这是一场由郎咸平发起的学术争鸣，其中夹杂着对现实利益的深刻反思，并逐渐走向一个新阶段。有趣的是，争论各方的共识里面，“郎咸平风暴”已变成了一个符号，标示了怀疑、批判、否定或者推倒重来；而反驳或肯定郎咸平，成为人们陈述观点的最便捷途径。
这种在美国也旷日持久的分歧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不管双方理论如何有理有据，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如果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合理性得不到普遍认同，那么分配的争议将极大，且代价高昂，诉讼费用与犯罪可能会成为市场经济的沉重负担。
尽管错综复杂、歧见纷扰，但高度重视当前产权改革中存在的公平性问题、并借以建立健全产权改革的商业规则和政策法律基础是稳步推进产权改革的前提和保障，应该是当前的社会共识，也是政策主轴和观察家的主流声音。公平性问题，既不仅是单方面保护弱势群体，也不仅是张维迎撰文回应郎咸平所主张的“善待有贡献的企业家”，而是按照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则一体保护。
历史进入2005年，尽管产权改革仍然有待继续完善、推进，但是，我们已无法不正视几轮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巨大漏洞：解决严重的发展不均衡、不公平的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协调发展”、“民本思想”的执政战略的高度；同样，重要的不是要不要继续产权改革，而是在法律和制度框架的规范下公开、公平的进行，在法律和制度框架未定的，应该暂缓激进的产权改革。
在国企产权改革大争论过程之中，最为活跃的一群人物，则属于经济学家，这些本来离公众比较遥远，语境以及叙述方式和日常生活都有一定距离的专业人士，在这一次争论之中，大部分都有胜任公众人物角色的表现。
有趣的是，这场辩论非常有建设性地超越了经济学的专业学术讨论的局限。在辩论中，经济学家并不仅仅对自己的同行说话，而且是对公众说话，对政府说话。学者们似乎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发言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服对手，而是更希望使自己的意见影响甚至左右到社会上自己的目标人群（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