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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超越于民主和专制之政治范畴的精神自由。对于哲学家来说，不存在最好的制度，只存在最好的机遇，即一种权力对他的哲学活动不加干预，至于这权力是王权还是民权好像并不重要。
在古希腊，至少有两位执政者是很尊重哲学家的。一位是雅典民主制的缔造者伯里克利，据说他对阿那克萨戈拉怀有“不寻常的崇敬和仰慕”，执弟子礼甚勤。另一位是威震欧亚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少年时师事亚里士多德，登基后仍尽力支持其学术研究，并写信表示：“我宁愿在优美的学问方面胜过他人，而不愿在权力统治方面胜过他人。”当然，事实是他在权力方面空前地胜过了他人。不过，他的确是一个爱智慧的君主。更为脍炙人口的是他在科林斯与第欧根尼邂逅的故事。当时第欧根尼正躺着晒太阳，大帝说：“朕即亚历山大。”哲人答：“我是狗崽子第欧根尼。”问：“我能为你效什么劳？”答：“不要挡住我的太阳。”大帝当即叹道：“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便愿意我是第欧根尼。”
如果说阿那克萨戈拉和亚里士多德有幸成为王者师，那么，还有若干哲学家则颇得女人的青睐。首创女校和沙龙的阿斯帕西娅是西方自由女性的先驱，极有口才。据说她曾与苏格拉底同居并授以雄辩术，后来则成了伯里克利的伴侣。一代名妓拉依斯，各城邦如争荷马一样争为其出生地，身价极高，但她却甘愿无偿惠顾第欧根尼。另一位名妓弗里妮，平时隐居在家，出门遮上面纱，轻易不让人睹其非凡美貌，却因倾心于柏拉图派哲学家克塞诺克拉特之清名，竟主动到他家求宿。伊壁鸠鲁的情妇兼学生李昂馨，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妓女。在当时的雅典，这些风尘女子是妇女中最有文化和情趣的佼佼者，见识远在一般市民之上，遂能慧眼识哲人。
如此看来，希腊哲学家的境遇倒是值得羡慕的了。试问今日有哪个亚历山大会师事亚里士多德，有哪个拉依斯会宠爱第欧根尼？当然，你一定会问：今日的亚里士多德和第欧根尼又在哪里？那么，应该说，与后世相比，希腊人的确称得上尊敬智慧，希腊不愧是哲学和哲学家的黄金时代。
1992 4 孔子的洒脱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唯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然小人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还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一点不洒脱呢？
1991 8 智者的最后弱点
身为文人，很少有完全不关心名声的。鄙视名声，在未出名者固然难免酸葡萄之讥，在已出名者也未尝没有得了便宜卖乖之嫌。他也许是用俯视名声的姿态，表示自己站得比名声更高，真让他放弃，重归默默无闻，他就不肯了。名声代表作品在读者中的命运，一个人既然要发表作品，对之当然不能无动于衷。
诚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天才被埋没，未得到应有的名声，或者被误解，在名满天下的同时也遭到了歪曲，因而蔑视名声之虚假。可是，我相信，对于真实的名声，他们仍是心向往之的。
名声的真伪，界限似不好划。名实相符为真，然而对所谓“实”首先有一个评价的问题，一评价又和“名”纠缠不清。不过，世上有的名声实在虚假得赤裸裸，一眼可以看穿。
例如，搞新闻出版的若干朋友联合行动，一夜之间推出某人的作品系列，连篇累牍发表消息、访问记之类，制造轰动效应，名曰“造势”。可惜的是，倘若主角底气不足，则反成笑柄，更证明了广告造就不出文豪。
又有一种人，求名心切，但只善于接近名人而不善于接近思想。他从事学术的方式是结交学术界名流，成果便是一串煊赫的名字。帕斯卡尔曾经将这种人一军道：“请把你打动了这些名流的成就拿出来给我看看，我也会推崇你了。”我的想法要简单一些：就算这些名流并非徒有其名，他们的学问难道和伤寒一样也会传染吗？
还有更加等而下之的，沽名钓誉，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出卖灵魂。叔本华把尊严和名声加以区分：尊严关涉人的普遍品质，乃是一个人对于自身人格的自我肯定；名声关涉一个人的特殊品质，乃是他人对于一个人的成就的肯定。人格卑下，用尊严换取名声，名声再大，也只是臭名远扬罢了。
由于名声有赖于他人的肯定，容易受舆论、时尚、机遇等外界因素支配，所以，古来贤哲多主张不要太看重名声，而应把自己所可支配的真才真德放在首位。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就是这个意思。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都认为，爱名声之心在青少年身上值得提倡，尚可激励他们上进，对于成年人就不适合了。一个成熟的作家理应把眼光投向事情的本质方面，以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所带来的声誉为其创作的真正报酬。热衷于名声，哪怕自以为追求的是真实的名声，也仍然是一种虚荣，结果必然受名声支配，进而受舆论支配，败坏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名声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带来吵闹和麻烦。风景一成名胜，便游人纷至，人出名也如此。“树大招风”，名人是难得安宁的。笛卡尔说他痛恨名声，因为名声夺走了他最珍爱的精神的宁静。我们常常听到大小知名作家抱怨文债如山，也常常读到他们还债的文字贫乏无味如白开水。犹如一口已被汲干的名泉，仍然源源不断地供应名牌泉水，商标下能有多少真货呢？
名声如同财产，只是身外之物。由于舆论和时尚多变，它比财产更不可靠。但丁说：“世间的名，只是一阵风。”莎士比亚把名声譬作水面上的涟漪，无论它如何扩大，最后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马可·奥勒留以看破红尘的口吻劝导我们：“也许对于所谓名声的愿望要折磨你，那么，看一看一切事物是多么快地被忘却，看一看过去和未来的无限时间的混沌，看一看赞扬的空洞，看一看那些装作给出赞扬的人们的判断之多变和贫乏，以及赞扬所被限定的范围的狭隘，如此使你终于安静吧。”据普鲁塔克记载，西塞罗是一个热衷于名声的人，但是连他也感觉到了名声的虚幻。他在外省从政期间，政绩卓著，自以为一定誉满罗马。回到罗马，遇见一位政界朋友，便兴冲冲打听人们的反响，那朋友却问他：“这一阵子你呆在哪里？”
在有的哲学家看来，关心身后名声更加可笑。马可·奥勒留说，其可笑程度正和关心自己出生之前的名声一样，因为两者都是期望得到自己从未见过且永远不可能见到的人的赞扬。帕斯卡尔也说：“我们是如此狂妄，以至于想要为全世界所知，甚至为我们不复存在以后的来者所知；我们又是如此虚荣，以至于我们周围的五六个人的尊敬就会使我们欢喜和满意了。”
中国文人历来把文章看作“不朽之盛事”，幻想借“立言”流芳百世。还是杜甫想得开：“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我也认为身后名声是不值得企望的。一个作家决心要写出传世之作，无非是表明他在艺术上有很认真的追求。奥古斯丁说，不朽是“只有上帝才能赐予的荣誉”。对作家来说，他的艺术良知即他的上帝，所谓传世之作就是他的艺术良知所认可的作品。我一定要写出我最好的作品，至于事实上我的作品能否留传下去，就不是我所能求得，更不是我所应该操心的了。因为当我不复存在之时，世上一切事情都不再和我有关，包括我的名声这么一件区区小事。
话说回来，对于身前的名声，一个作家不可能也不必毫不在乎。袁宏道说，凡从事诗文者，即是“名根未尽”，他自叹“毕竟诸缘皆易断，而此独难除”。其实他应该宽容自己这一点儿名根。如果说名声是虚幻的，那么，按照同样的悲观逻辑，人生也是虚幻的，我们不是仍要好好活下去？名声是一阵风，而我们在辛苦创作之后是有权享受一阵好风的。最了解我们的五六个朋友尊敬我们，我们不该愉快吗？再扩大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一部作品获得了五六十或五六万个读者的赞扬，我们不该高兴吗？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重视自己敬佩和喜欢的人对我们的评价，期望从有见识的人那里得到赞赏，以肯定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是完全正当的。雪莱也反对把爱名声看作自私，他说，在多数情况下，“对名声的爱好无非是希望别人的感情能够肯定、证明我们自己的感情，或者与我们自己的感情发生共鸣。”他引用弥尔顿的一句诗，称这种爱好为“高贵心灵的最后的弱点”。弥尔顿的这句诗又脱胎于塔西佗《历史》中的一句话：“即使在智者那里，对名声的渴望也是要到最后才能摆脱的弱点。”我很满意有这么多智者来为智者的最后弱点辩护。只要我们看重的是人们的“心的点头”（康德语），而非表面的喝彩，就算这是虚荣心，有这么一点虚荣心又何妨？
19925
第六辑 淡泊中的追求
困惑与坦然
我承认我感到困惑，不明白这世界今天是怎么回事，明天又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个修车的老头花二十分钟就赚走了我半日薪水，一个月收入等于我一年工资，难怪他唠叨着：“涨价有什么不好？没涨价我吃贴饼子棒面粥，涨了价我吃大鱼大肉。别说西瓜一元五一斤，三元一斤我也照吃！”我骑着车想，这不算什么，当年莫吉里扬尼不也是用他那无价的画稿去向摆小摊的老婆子乞换一块面包，才得免于饿死？
崔健的歌唱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一位画家朋友对我说：“如今不是梵高的时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后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记。”现代生活的确像一条匆忙躜程的急流，谁都被这条急流裹着向前，不复有宁静的沉思，闲适的享受，潜心的精神创造。德尔斐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已被新的时髦箴言取代：“时间就是金钱！”除了赚钱，人们不知拿时间做什么用。难道现代人有真正赏心悦目的娱乐吗？我常常叹息：旅游业不知败坏了多少风景，电视机不知培养了多少白痴！
在西方，“寻求灵魂的现代人”已是一个典型形象。人的肉体曾经与土地血肉相连，技术文明把它们隔离了开来。人的灵魂曾经有神话或宗教作为家园，科学理性把它从中放逐了出来。汽车、电视、旅游和性成为现代西方人的主要消费对象，但这一切并不能填补精神的空虚。所以愈是现代性的思想家，其实愈浸透着一股“发思古之幽情”的感伤。他们或向往古希腊的审美国度，或怀念中世纪的牧歌生涯，或羡慕东方式的宗法情趣。透过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听到同样的呼声——对性灵生活的呼唤。
有人曾同我争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设现代物质文明，然后才谈得上疗治文明的弊病。我只能怯生生地问道：难道几代人的灵魂寻求是无足轻重的吗？
我承认我不是理直气壮，因为我能感觉到时代的两难困境：野蛮的符咒尚未挣脱，文明的压抑接踵而至。一方面，权贵贪欲的膨胀使得腐败丛生。另一方面，金钱力量的崛起导致精神平庸。鉴于前者，仁人志士戮力于改革、开放和振兴之举。面对后者，哲人贤士呼唤着性灵、爱心和净化之道。文明与野蛮的决战犹未见分晓，超越与沉沦的对峙已拉开序幕。积弊时弊并存，近忧远虑交集。此时此刻，治国者固然身临千钧一发的险关，运思者何尝不是肩负莫衷一是的难题？
也许，为了文明征服野蛮，性灵只好承受技术的压抑。为了金钱战胜权力，精神只好经历市场的沉沦。怕只怕文明与野蛮握手言欢，金钱与权力狼狈为奸，那才真正是民族的灾难。物质上的贫富悬殊已经有目共睹，精神上何尝不也发生着两极分化？好在一个人只要耐得贫困，自甘寂寞，总还可以为灵魂守一块家园，不致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上流离失所。认清贫困和寂寞乃是心灵高贵者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困惑中倒也生出了一些坦然。
1988 6 在义与利之外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辨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人的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今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