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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人民的功夫、和而不同的海量。
３＋Ｘ：国家、西方、市场间的文艺琐谈（上）
■ 黄纪苏
作为高考科目形式的3＋X，它的得数等于一条条小命的未来，广大学生的父母叔婶见了这样的题目，岂有不把老眼睁圆的？可睁圆了，我得赶紧解释，此3＋X非彼3＋X；不过，此3＋X虽然不同于彼，却也事关千家万户，可以说，每一条小命老命的三世都跟它息息相通；读者冲小3＋X而来，得一大3＋X而去，这样的错误当然就不叫“错误”了。
我要讲的“3”，是国家、西方、市场。左右中国现状、影响中国未来的因素有无数，但它们作为三种最基本的力量，构成子中国各类公私生活的三维空间。“X”是变量，我们可以代入任何一个生活领域。就以上海人最关心的股票这个X为例吧，国家领导人跟美国总统，也就是国家跟西方一握手，中美合资股的市值就会上扬。如果手握得又紧又长，那股指就不是“上扬”而是“飚升”了。对于有关股民来说，自己娶媳妇甚至包二奶的钱就有了。再以餐饮业的X为例，看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去年北京开了家餐馆，服务员一水的日本皇军打扮，帽子后面有屁帘，鼻子下面有仁丹胡——要是开张那天请那个电影明星小姐擎日本军旗在前面走猫步，纠夫太郎们在后面走正步，一定美不胜收。这本来是典型的市场行为，但跟国家意识形态发生矛盾，所以媒体曝光后，工商局勒令店家整改。人家没两天就整改完毕，重新开了业。据记者报道，没进门屋里就传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进了门，引座沏茶的是阿庆嫂李铁梅，端盘子撤盘子的是八路军新四军。市场与国家达成妥协，皇军一变成抗日的队伍，结果是店老板一度中断的流水又川流不息起来。
我选的X是戏剧，就是想从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看看三种力量这些年的消长与互动。不过首先需要作两点声明：第一，我所谓“戏剧”，大体上指“话剧”舞台而非戏曲舞台上的戏剧；我的议论所依仗的，是北京一地的观感，而且其中不乏道听途说。第二，观察3，戏剧的角度代替不了其他角度。过去男女搞对象第一次见面，不少人都随身带来一个考察小组，组员前后左右坐定，比中组部选拔干部观察得还要细致全面。我这回也给戏剧配备了几位参谋，包括通俗歌曲、现代主义绘画诗歌诸位。
“文革”后期社会上流行革命歌曲重新填词，例如《农友歌》被填了“有一个老头六十多呀，六十多呀，坐在炕上……儿媳妇正从门前过呀”；《卖花姑娘》则被填了“交个朋友没有关系，只是有个小问题，若是有了小宝贝啊，你我都要进分局”。少年社会对毛时代的解构，早在《班主任》《孩子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文革”十年响彻中国的歌曲，除了横眉就是立目，以至到后来老百姓见了獐头鼠目都觉得别致新颖。所以，当邓丽君珠圆玉润地一出现，只要是耳朵几乎都被俘虏了去。小邓丽君如雨后春笋，录音机也普及到干家万户。风满帆涨，通俗歌曲市场你不起锚它也要启航。在意识形态各个部门中，通俗歌曲之所以第一个被起了锚，从“阵地”变为“产业”，不光是因为“小妹妹”符合国家奉行的消费主义总路线，也是由于气声哭腔之流距离代议制民主之类比别个都远。我们知道，中国的转型有两套次序，一个是为西方所属意、为知识精英所鼓吹的先上层建筑后经济基础；另一个是政治精英别无选择的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朝三暮四也好，朝四暮三也罢，得数反正都是建立一个唱收唱付的市场化社会。意识形态虽然迟早要统统“化”光，但必须从最不要害的部分化起，以便为书记通过双轨制、股份制、现代企业最终化为老板赢得时间。这就像从漏船上往海里一件一件抛东西：抛完小老婆还没抛亲儿子，船就抵达彼岸了。老郭兰英们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还想着为国家带路去查抄邓丽君们的市场。小郭兰英们就识时务多了，她们把音像市场让给小邓丽君们，一心向“主旋律”的晚会求发展。由各级政府负责结账的各类晚会，构成中国文艺市场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家和艺人，你付名付利，我歌唱人民歌唱党。像中央电视台的一些重要晚会，由于能使小歌手一夜变成大歌星，具有再生父母的性质，别说收点买路钱了，就是提出养老送终的要求都不过分。这类晚会的基本功能当然是歌舞升平，与真正的时代精神差着好几里地。不过凭心而论，像民族歌舞民族音乐之类，亏得有这么个国家垄断市场才得以苟延残喘。
摇滚乐一度跟国家关系有点紧张，摇滚青年在中国刚亮相的时候，看着确实像美军空投下来的。崔健把革命歌词跟摇滚节奏嫁接在一起，别说老革命了，谁也听得出“别有用心”。但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世俗理性的普及，“滚爷”们再用咆哮癫痫似的唱、念、做讴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就听不出歹意了——当然也听不出诚意。
再说美术。八十年代西方对中国画布的影响要比对绕道港台的曲调更观念更直接，当然也就更扎眼。如果要分门别类的话，当年的“星星画展”应该跟西单民主墙分在一个小组；而那次“人体艺术展”也肯定是距体改委近而离美术馆远——虽然它是在美术馆举办的。国家与西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剑拔弩张，分析其中原因，除了世界社会主义大厦将倾、文化精英要改换门庭的总背景，似乎还跟美术的市场化程度有关。改革初期国内不可能有发达的绘画市场。普通百姓，有限的收入要用它买吃的穿的，不大的墙壁要用它挂总理遗像和各种奖状。至于暴发户，这时都埋头于大鱼大肉，莫奈石涛连听都没听说过，绘画的赏玩与收藏尚属没影的事。这样，中国的新兴画家只好向海外或广义的西方寻找市场。‘他们虽然没有机会读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东方文化冷战的战略战术，但料定西方有钱人看社会主义国家肯定极不顺眼，于是设计打造各种适销对路产品。先是用非现实主义的画风来骚扰社会主义的现实。到后来闹行为艺术的时候，更把革命导师画在臀部，然后到西方镜头前野合。那时中国的各级美展，起着一个跳板的作用：由画过解放军战士勃勃英姿的陈逸飞打头，一个后空翻转身动作，干净利索地投入欧美收藏家的下怀——他画的那些如梦如幻的仕女，很像当年被解放军查封的青楼和豪门里的名花名嫒。其他画家紧随其后，也向西洋南洋溅起欢乐的水花。不过进入九十年代，富翁们经《格调》、《上海的风花雪月》以及“土大款金镏子”之类民间舆论的提醒栽培，已经知道用绘画装点新居了。发展到后来，有些贪官只收书画拒收人民币。这时有了闲钱的国家也前来订购城市雕塑。艺术家手里攥着本土订单，眼前的红（国家）黄（民族）两色真就不那么烦人了。
那天在书店翻阅最近的先锋画作，发现他们把肯德基炸鸡、美元、好像还有避孕套什么的拼贴在一起。他们对西方的态度，显然不复往日一听到大都会艺术馆就要立正的状况。从失眠的纯情少年变成流里流气的青年，说来也是一种成长。
四
电影向来是国家反“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战场，就是到了投资、生产、销售都由艺人商人一手操持的今天，许不许公演的图章还是牢牢把持在广电总局手里。国家对意识形态不同部门控制的宽严差等，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并引起轩然大波的《走向共和》，其反思中国革命的保守主义思路在以书籍为媒介的学术思想界都徐娘半老了。这种“时间分裂”构成中国转型期的特有风景。再以裸体镜头为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把银幕上衣服脱到什么地步当作中国开放到什么程度的一个便利指标——说这些人耍流氓还不如说他们“讲政治”。有些电影编导为“现代化”着急，电影局只让女演员脱一尺一，他把人家脱到一尺二，审查便通不过，一压多少年，等别家都脱到二尺五它才解禁。还有反贪，这是九十年代以来广为老百姓喜爱的题材。广电总局的贪官标准和反贪局的不大一样。反贪局是有贪必究，无论职位大小；而广电总局几年前只许副省副部以下犯错误，这两年才上调到正省部级。一些为贪官提前加官晋级的电影电视编导于是麻烦重重。
在国家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中，柏林、戛纳、威尼斯魅力之大，一些人为了魂升西天，就是在这边当艺术植物人他也干。可以说，中国的电影精英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响应，其自觉程度是不亚于学术思想精英的。《红高梁》一手捧着闪闪金熊，一手解开裤子，对着刚遭《河殇》等围殴的乡邦文物和中国革命遗产淋漓不清。不过时移势变，九十年代中后政治精英因俄国改革失败和经济的迅速窜升其合法性得到大补，形势不复八十年代中后的山雨欲来以及九十年代初的千钧一发。于是一贯牵着西方的衣角向国家做鬼脸的文化精英，也都纷纷改飞媚眼。而且，市场化真的一登台，意识形态只能靠边站。冯小刚拍商业贺岁片挣到的人民币，摞起来比真畜生还高，小金熊小金马的气焰只好收敛。
前不久张艺谋的《英雄》上市，这样一个演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刺客要取他命而终于觉悟还是他好的故事，是可以让文化官员笑眯了眼的。笑成什么样我虽没看见，但国家手下的媒体确实将它猛火热油地爆炒，一轮下来就赚了两亿——若按五毛钱一张从天而降，相当于一场北国的雪了。可美国那边却是奥斯卡不买账，观众不买票。这在别人倒也罢了，对张艺谋这样一位西方脸色学的学科带头人，却值得反省。也许分析家会说：海湾战争尤其是9．11以来的美利坚，虽然中国的傻子都会联想到秦始皇，但美国人民暂时还想不到；就算奥斯卡评委想到了，他们既不归美国国防部领导，对这路“英雄”也没有首肯的义务。其实比技术问题更要害的是心态问题：八九十年代西化过程中攒了点“外币”的文化精英，即便在新世纪被人民币活埋了，临终的念想也还是美元人民币1：8的汇率。这种强迫症不治好，对与时俱进、更上层楼怎么说也是不利的。
五
再说诗歌。在国家社会主义时代，诗人每天去作协上班，跟公务员没什么两样。哪里出现百年大旱，他便“衔条燕子河”去慰问；哪条铁路全线通车，他便拉上三山五岳去庆贺。在民间情感与国家意志不分彼此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基本上没有问题，但到了计划体制的后期，当民间与国家之间出现分裂甚至冲突的时候，职业诗人和他们的诗歌就变得十分尴尬。1976年北京的民众跑到天安门广场托物咏志进行政治抗议，受到了国家机器如手铐、棍棒外加职业诗歌的镇压。记得臧克家先生声讨这次运动的诗里有“拳头就是惊叹号”的句子。
后来，知识分子集体皈依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道统。这个新道统或时代精神如日中天的时候，风声鹤唳，都是它的人马；谁说它一个不字，谁就伤筋动骨；它上过哪个厕所，哪个厕所就成了圣地。相比之下，国家那点资源简直算不得数——如果不算负数的话。当时流传领导人让朦胧诗人当杂志主编、朦胧诗人拒受招安的“佳话”，可西方的文化参赞一约见，他们就度日如年了。新道统化作现代主义诗歌，散人沙龙校园，一时蔚然成风，似乎重现了诗歌在旧时代曾享有的日常性和群众性，不少人都通过写诗赚到一个乃至多个女青年。只是好景不长，现代主义诗歌很快体制化，成为社会竞争的一个赛场，社会等级的一张梯子。梯子上面挂着一些新的“职业诗人”，这些人的成功路线图是这样画的：先到西方诗歌节上把蓝眼睛感动得波光粼粼，波光中飞来翩翩白鸟即那边大学东亚系的邀请信，自己于是去指导研究生攻读自己的诗作，其中最堪造就的女生还可以跟她合作打造下一代诗人。我有时好奇，他们的诗为出人头地而唯怪是求，中国人三遍四遍都看不懂，在西方怎么个“朗读”法呢？由于跟言情言志的诗歌本性合不来，现代主义诗歌泡沫很快就崩了。
萨义德的
如果说萨义德（1935~2003）常常与美国主流社会知识分子的声音唱反调，是由于某种种族背景的因素（他本人并不避讳这一点），那么他公开批评1993年奥斯陆的“中东和约”，又支持触怒伊斯兰革命的作家拉什迪，以致被列入了“半打的中东死亡名单之上”，就不是能用萨义德本人的种族身份可以解释的问题了，这不是一个美籍阿拉伯裔的学者在反潮流，而是在真正地履行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今年9月25日因白血病在纽约去世的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早年接受的是英国教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去美国读大学，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是学者，又是斗士，一生都在向他认为的一切“暴行”和不公正挑战，不管这种暴行和不公正是来自美国政府还是中东的原教旨主义。他去世的次日，《纽约时报》以“炽热之心”（A Mighty and Passionate Heart）为题发表友人的长篇讣告，盛赞扬萨义德为弱势力抗争的热情，其中说到流淌于他笔端的文字使人想起了十九世纪雨果、左拉等知识分子的传统。对于萨义德的学术著作而言，这种评价或略有夸张，但是对他的政论文章来讲，这倒是非常的贴切的。
我读过萨义德的第一本书是他的《东方学》。我同意该书的基本结论，但是这本书写的不好看，我费了很长时间才终卷。而《知识分子论》改变了我对萨义德的看法，我是一气读完的。且不说该书折射了萨氏本人的心路历程，睿见迭出，而且他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概念有契合，也有挑战，令人钦佩不已。萨义德原来所讲的“东方”并不包括中国、日本等远东国家。《知识分子论》一书的译者单德信曾经问萨义德为什么会这样，萨义德回答说，只是为了论述方便，东方是有弹性的，实际上伊斯兰的东方和远东彼此关联，都代表了与西方的对立面（107~108页）。我认为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之所以写得好看，除了我很喜欢的他的反主流文化的学术经历之外，他在“大东方”的语境下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符合我们的阅读体验。
《知识分子论》一书原是萨义德在英国BBC广播公司很有名气的瑞思系列讲演（Reith Lecture）稿，原名是Representationof the Intellectual（直译就是《知识分子的再现》），单德信说，萨义德的〃Representa·tion”有多种涵义：“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对于许多读者而言，书中的另一重涵义则是透过这些而代表／再现出的萨义德。”所以他干脆译成了《知识分子论》。萨义德本人倒是在《序言》中对他讲演的知识分子这个主题有一个简单的说明：“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2页）他的这个看法与我们所习惯的知识分子定义是全然不同的，现在社会上一般是把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看成知识分子的，根本没有想到体制以内的专家学者是不是知识分子都有问题！萨义德有他自己的理由。
萨义德引用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的话说：局内的专家学者是要制造舆论，旨在顺服、鼓励一小撮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促进特殊利益，但是知识分子应该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集体的思考，以及阶级的、种族的或性别的特权意识。因此，他认为以大众为诉求对象的才能算是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神祗的崇拜，规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5页）。他们是穷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的代言人，（95页）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世俗的人”。（100页）
“知识分子”的概念是西方近代社会的产物，一般都认为充当“社会良心”的有专长的学者才是“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忠于“道统”的“士”与这个概念最接近，这一点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有过详细的讨论。萨义德的看法与这种看法显然是有区别的。他的“知识分子”定义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葛兰西，一个是班达（J。Benda）。葛兰西从现代社会化分工的普遍性出发，指出：“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422页）葛兰西的标准十分宽泛，在他看来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