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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块石头有了愿望
作者：陆勇强
一位名叫薛瓦勒的乡村邮差每天徒步奔走在乡村之间。有一天，他在崎岖的山路上被一块石头绊倒了。
他起身，拍拍身上的尘土，准备再走。可是他突然发现绊倒他的那块石头的样子十分奇异。他拾起那块石头，左看右看，便有些爱不释手了。
于是，他把那块石头放在了自己的邮包里。村子里的人看到他的邮包里除了信之外，还有一块沉重的石头，感到很奇怪，人们好意地劝他：把它扔了，你每天要走那么多路，这可是个不小的负担。
他却取出那块石头，炫耀着说：你们谁见过这样美丽的石头？
人们都笑了，说：这样的石头山上到处都是，够你捡一辈子的。
他回家后疲惫地睡在床上，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用这样美丽的石头建造一座城堡那将会多么迷人。于是，他每天在送信的途中寻找石头，每天总是带回一块，不久，他便收集了一大堆奇形怪状的石头，但建造城堡还远远不够。于是，他开始推着独轮车送信，只要发现他中意的石头都会往独轮车上装。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过上一天安乐的日子，白天他是一个邮差和一个运送石头的苦力，晚上他又是一个建筑师，他按照自己天马行空的思维来垒造自己的城堡。
对于他的行为，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认为他的精神出了问题。
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不停地寻找石头，运输石头，堆积石头，在他的偏僻住处，出现许多错落有致的城堡，有清真寺式的，有印度神教式的，有基督教式的……当地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性格偏执沉默不语的邮差，在干一些如同小孩子筑沙堡的游戏。
１９０５年，法国一家报社的记者偶然发现了这群低矮的城堡，这里的风景和城堡的建筑格局令他叹为观止。他为此写了一篇介绍薛瓦勒的文章，文章刊出后，薛瓦勒迅速成为新闻人物。许多人都慕名前来参观城堡，连当时最有声望的毕加索也专程参观了薛瓦勒的建筑。
现在，这个城堡成为法国最著名的风景旅游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邮差薛瓦勒之理想宫。
在城堡的石块上，薛瓦勒当年的许多刻痕还清晰可见，有一句就刻在入口处一块石头上：我想知道一块有了愿望的石头能走多远。据说，这就是那块当年绊倒过薛瓦勒的石头。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0期
华山吹笛子的挑夫（续篇）
作者：黄铁鹰
从西安回来，我把这个故事讲个别人。别人都于我有同感，很愤怒。可是文章写到这时，我的疑问出来了：管理局禁止老头吹笛好像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老头确有卖艺之嫌。否则，他至少应该让一让再收那20元钱，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收钱；第二，怎么一切都像排练好似的，有惊无险，显然老头充分利用了我们这样游客的猎奇心，同情心和“正义感”；第三，老头好像很怕管理人员，其实他不怕，如果真怕就不会带笛子来，更不会在管理员眼皮底下吹。他原来同管理员玩得是痞子游击战——我反正身无长物，不怕罚，不怕抓。
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是卖艺，有何不可？管理局可以收管理费，老头可以增加收入，游人可以娱乐，皆大欢喜。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此，卖艺这别处可以，在华山不行，因为华山只有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大部分窄的只能勉强通过两人。因此，在游人如织的华山上，如果出现堵塞，是很危险的，华山管理局不让卖艺的这条规定是对的。这就是我在给MBA讲课时经常强调的：管理永远是具体的道理。然而，不在此山中的人，往往容易像我一样忽略了具体，就事论事，轻松地产生了正义感。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如果这个挑夫老头真不是卖艺的，他把我们给的钱，看作是帮助，而不是对他表演的报酬；他真是爱好在负重爬山的过程中，吹笛自娱自乐；那么管理员对他的粗暴限制就变得不合情理，也不合法了。于是，管理的第二个关键点出来了，怎么判断老头是否卖艺？其实，他不挑担，只吹笛，都很难判断他是否卖艺。他可以说：“我挑担子爬了一辈子山，现在退休了，不上山吹笛子我难受。”所以他边挑担边吹笛，就更难判断卖艺与否。管理局不可能派一个人跟着他，看他收不收钱，因为管理成本太高；再说，他是专业爬山的挑夫，管理员也跟不上他。有人说：“可以放蛇呀，派出像你这样游客的便衣诱惑老头，如果他一收钱，就抓现行，取消他挑夫执照。”可是老头吹笛子的水平竞争不过街上卖艺的，靠吹笛子养活不了自己。不让他当挑夫，政府就业办不干了：要求他必须在华山就业，因为挑担子爬山是他唯一的劳动技能。
如此一来，他就可以打擦边球了，一旦躲过了管理人员的视线，就开始向游人卖艺。山上卖艺的收入一定高过山下，因为，人在山顶看到大自然时，灵魂多少会净化些，出手也就大方些。另外，挑担子卖艺的收入，一定高过空手卖艺的，因为，人们对挑夫存在同情心。因此，华山管理局如果对老头开了口，西安卖艺的，就会一下子掀起负重登山的训练高潮。于是，华山的挑夫数量陡增，挑夫的文艺水平也高了。华山，于是堵塞了。再于是，华山管理局不得不开始通过秤挑夫们的担子，以识别真假挑夫。可是，不久就发现山上有卖假担子的了，因为假挑夫，一过完秤，就把重量卸了，但为了骗取游客的同情和管理局的监督，还必须挑一个貌似沉重的担子。
难道旅游管理局还要管卖假货的？管理问题真是复杂。写到此，我有些后悔，我当时怎么没担担老头担子的重量！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0期
妈妈的眼泪
作者：徐 悦
八年前，一个女人带着正上初一的男孩，在征得我爸妈，甚至我的同意后，寄居在我家，在那个靠厕所的，不足六平方的小房间里。小房间原本是我堆杂物的，勉强可以放一个双人床，再也放不下一样东西了，她们母子俩厚一点的衣物和用不上的被褥只能放在床底。
在寄居我家的前一月，女人刚刚接到她男人的判决书，听妈妈说，她男人因诈骗罪，被司法机关收监。法院原本不打算收她家房子的，女人愣是自己把房子给卖了，因为善良的她不忍看见比自己还可怜人的泪，男人欠下的，她哪怕再难、再苦，也得还上……
男孩起得很早，因为他的学校离我们家有七站路的距离，还有他包下了我们家拿牛奶和买报纸的活，尽管他从不喝牛奶，也没时间看报。女人起得比男孩还早，因为那会儿妈妈的身体很不好，被神经性失眠、胃病折磨得够呛，早上那阵往往是妈妈睡得最香甜的时刻。而爸爸呢，似乎永远有加不完的班，出不完的差。我想，就算不是这样，女人也会这样做的。女人原本可以替她儿子做拿牛奶、买报纸的活，可她宁愿唤起熟睡中的儿子……
或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懂事的缘故，男孩在省重点中学读快班，成绩依然排在班上前几名。我比男孩大四岁，当时在技校读二年级，他的成绩单和三好学生的奖状，让我妒嫉不已，甚至让我感到某种压力，因为爸妈那会儿很喜欢拿男孩同我做比较，最后总是以如果男孩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睡着了都会笑醒作为结束语，这多少让我觉得很没面子，有点下不来台。渐渐地我对母子俩开始变得冷淡，甚至无礼地问过他们，什么时候从我家搬出。
正因如此，女人总是让男孩处处让着我。男孩的功课比我多，比我重，但他从不用光线明亮的大房间的写字台，而是趴在他们小房间的床上，垫上一块木板完成作业，即使没人用写字台，男孩也自觉这样做。如果男孩与我碰巧想干一件事，比如都想上厕所，或者都洗手时，男孩会自觉地站在后面，哪怕是他先到的，仿佛我俩当中大四岁的是他一样。
但有时男孩也会忘记女人的话，他很喜欢体育，喜欢足球。有时星期天，男孩和我一块在客厅看电视，男孩会小声对我说：“哥，放那个有足球的频道……”正在拖地的女人会狠狠瞪自己的儿子一眼，男孩就不吱声了，但没一会儿他还会和我提出这个小小的要求。女人也不骂男孩，也不打男孩，她会把男孩叫到她的小房间，没一会儿，小房间就会传来女人的哭声……
有时，到了晚上六七点钟，仍不见男孩放学回来，女人会一边洗碗，一边不时焦虑地望着窗外，我会幸灾乐祸地想：那小子定是在学校踢足球忘了钟点。果不其然，门外传来男孩小得不能再小的叫门声，男孩浑身沾着球场的泥巴，甚至连脸都成了大花脸。过一个小时后，男孩肯定会十分难过地到客厅求我爸妈劝劝女人别哭了……
在那会儿，我特怀疑女人的眼泪是假的，她的哭像是在做戏，怎么说来就来呢？我甚至在想，她是不是得了一种病，叫“泪腺发达症”……爸妈的解释是，女人没什么文化，就小学毕业吧，也说不上什么道理，情急无奈之下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了
其实，我妈和我外婆还有很多人都劝女人别等在牢里的男人了。女人长得其实挺美的，我想，如果她略施粉黛，不比电视上的广告美女逊色。也有许多人热心当媒婆，为女人撮合婚事，女人也见过其中几个。那天，她也曾把其中的一个较为满意的男朋友带到我家来。等女人男朋友走后，小房间里传来丁男孩大声质问声：“我有爸爸，警察叔叔抓错人了，爸爸会放出来的，等爸爸出来后，我会和爸爸说的……”临睡前，我看见女人在小房间的门外悄悄抹眼泪，从此女人再没见过任何男友……
我不得不承认，男孩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什么事他都爱琢磨，他一直缺个笔筒，上次问我借，结果没借到。嘿，那次男孩回家捧着废旧的空可乐易拉罐像个宝似的，琢磨开了，没一会儿，就用剪刀铰了个简易笔筒，女人又用老虎钳将笔筒修了个花边，还用锉刀把棱角处打磨得十分平整，男孩微笑而赞许地看着女人，女人也难得会心一笑望着男孩。后来，母子俩还送了我一个易拉罐笔筒，那笔筒拿在手里很轻，但细细那么一端详，真有点工艺品的味道，我顺手插上两支笔，放在写字台最醒目的位置上，心里的感觉便有些沉甸甸的。也没过几天，母子俩用易拉罐做的天鹅状的烟灰缸，甚至肥皂盒便充斥在我家的客厅、茶几、厕所了。
男孩已经很久没再很晚回家，没再踢过足球，不是因为他“改邪归正”，而是他的足球鞋破得不能再破了……
不过，那次女人参加完男孩的家长会后，很快给男孩买了双簇新的足球鞋，这双鞋可不便宜，足足花去她两个月的工资与奖金。原来，女人在参加完家长会后，看见学校贴的海报，上面写着参加市里足球比赛选拔人员名单，男孩排在第一个，男孩名字后面的括号里清楚地写着“队长”二字。那晚，男孩看着簇新的足球鞋兴奋得流下了眼泪，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参加完比赛要把自己的期末成绩排在最前面，不久男孩果真实现了他的诺言。
在那以后很长时间里，男孩很听女人的话，不过有一次竟出现了意外。
那天，男孩放学特别早，碰巧听见我们一家和女人在议论他爸爸诈骗罪的事，他第一次十分无礼，几乎是冲着我们所有人咆哮着，他爸爸是被冤枉的，说完，就冲了出去，我们一家和女人都没追上他……
那天晚上也没见男孩回来睡觉，我们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到了第二天的傍晚，市郊的监狱打电话来说，男孩在他们那儿，不过遗憾的是，男孩的爸爸并不在那家监狱服刑，男孩要我们保证今后不准再说他爸爸是诈骗犯才肯进家门……
三年后，母子搬出了我们家，因为男孩上高中了，他成绩好，学校第一次破例让住在本城的学生住校了。那年女人也下岗了，她找了一个她认为是非常好的活，在某装饰城白天当清洁工，晚上当守夜人。有时在装饰城里扫完地，她会帮老板上货、卸货，到月底的时候，老板都会意思两个小钱。晚上，女人也会揽下替装饰城老板洗衣服的活，也能得几个辛苦钱。听妈妈说，女人在装饰城的活，其实特没意思，不管白天或晚上，人不能轻易离开，整个儿被时间给箍死了，连个电视都没有，没了一点娱乐，剩下的也就是在捆扎老板们不要的报纸时，看上两眼过时的新闻吧……
说真的，母子俩搬出小房间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习惯。首先，家里的饭菜不合口味了，女人弄的菜颜色搭配得我看着就想加饭，我还会愧疚地想起，女人总是往我饭盒里压好菜，而自己儿子的饭盒上似乎全铺着一些下市菜。再说也没人在星期天同我打羽毛球了……
女人的汗水、眼泪总算没有白流，男孩十分争气，在高二那年参加世界中学生奥数比赛，拿了两个金牌，被美国一家著名大学看上，人家老美大学给的条件 很不错，好像学费全免，还有全额奖学金……
妈妈、外婆几乎所有人都说，女人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果不其然，女人很快收到了男孩从美国勤工俭学挣来的美元。男孩在信中让妈妈别在装饰城干了，以后，他会养活她的，他甚至还在信的结尾处，十分动情地劝妈妈再找一个合适的男人，只要她满意，真心对她好，他就认这个爸爸。
后来，我在本市一家晚报的副刊上读到男孩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妈妈的眼泪》。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起初，觉得妈妈是水做的，稍微一生气，一有火就会把眼泪给烤下来……在美国的这些艰难的岁月里，才明白，一个单身妈妈眼泪里有太多的期望、太多的……”
大概在男孩去美国的第二个年头，女人因为长期劳累，进了医院，就再没出来过，按照她临终前的嘱托，我们没有及时告诉男孩……
很多人都说，女人没福气，没有熬到男孩把她带到美国享福的那天，起初我也持这种观点，去年，我做了父亲，方才体会到，女人是有福的。因为，大多数父母在孩子问题上永远像一个不成功的商人，投入是巨大的，金钱、时间、感情、牺牲，但往往都很少有回报，就算有，他们往往也会选择放弃。比如，女人始终没花男孩寄的一美元，而是用男孩的名字将所有的钱存了起来，甚至包括她自己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硬抠出来的血汗钱……
那个女人是我苦命的四姨，那个男孩是我争气的表弟……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0期
人生不过像一场雨那么短暂
作者：赵婕
我们仿佛是在异乡的屋檐下因为躲雨偶然相遇，雨停了，我们又会各走各的路。我只好像一个清贫的主妇安排家计那样，把我们相爱的时间精打细算，守候他的偶尔的失眠和醉酒，等候着惊听天人语。
人生不过像一场雨那么短暂，我们要彼此珍惜，并让对方感觉到爱中的自由自在。我像一个清贫的主妇安排家计那样，把我们相爱的时间精打细算。
多年以前，爱上红子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不爱说话，有时候叫他，也不立刻应答，等我叫到第五声的时候，他就连续答应五声，那个时候还觉得特别好玩。
幸运的是，在我恋爱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都还在两所隔了几千公里的学校读书，而那个时候的恋爱无法借助昂贵稀有的电话，所以红子有了发挥书面表达特长的机会，几乎每天一封情书，写了好几年。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妻子。
后来，一起生活了，偶尔也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喜欢说话的伴侣，但红子依然〃金口难开〃。恋爱也许像音乐一样，有旋律似乎就够了，但是，婚姻却像电影一样，如果一直是沉默，很难让人天天看下去。很多时候，我都想，如果不是80年代特定的恋爱方式，我也许和红子成不了夫妻。
好在我的朋友很多，红子也不限制我的自由，我可以和朋友们尽情聊天；另外，生活的忙碌也减少了我对红子的〃纠缠〃。不过，也许是物以稀为贵吧，我还是时时〃恭候〃着红子和我说话的机会。
慢慢我发现，红子在两种情况下喜欢说话，一是半夜失眠的时候，一是喝酒醉了的时候。 但是，红子只是偶尔失眠，比如，一个月失眠一次；也只是偶尔喝酒，醉酒就更少了，比如两年醉酒一次。
但是对于我来说，已经十分幸福了。所以，我对红子说，如果你失眠或者醉酒，一定叫醒我，如果我出差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总之，我要听你说话。
有一次红子做了一个伤感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