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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老外婆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家对门一家凉菜店的男主人曾伯也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最大毛病，是不喜欢他的妻子与别人说话。他是怕妻子“吃政治亏”，因为妻子经常与买凉菜的顾客聊时事，哪里又抓了腐败分子哪里的铁路又出了轨哪些人又要涨工资了。这对于一个讲人气的小买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曾伯看来，此事却万分危险，他时常在妻子讲得正高兴时，又是挤眉又是眨眼，有时甚至干脆骂开了，说：“有什么好说的？干你的活！”随后还会小声附到妻子耳边说：文革你又不是没有经历过！
曾伯在“文革”中见过太多的人祸从口出，因此，他不惜以得罪买主和惹得家庭不和的代价，也要坚持让妻子少说话。
在生活中，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有的新闻工作者，一遇到写领导排名就噤若寒蝉，如履薄冰。有的摊贩，不管有证无证，一想起城管就条件反射式的发抖；有的股民，一听到电视的股评就喊换台；有的民工，三天没有看见包工头就吓得失去了方寸，以为对方又卷款潜逃了……
对于很多正常人来说，都会嗤笑以上的种种行为的病态。但每个人的历史，也许就像树的年轮一样，记录着他所经历过的所有灾难和教训，而且永远无法抹去。让昨天的经历来指挥今天的行为，有时确实显得滑稽可笑。但基于当前的某些社会现状和背景，谁又敢把这些行为仅仅当成笑料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承诺
作者：刘红
二十多年前，开门办学成为潮流。我们学校的学农基地设在距县城８０多公里的朝阳峰。
农忙期间，高中学生自带粮草，分班轮流上山，时间一周。
朝阳峰顶建有红砖青瓦院落，原是寺庙。建国后几经冲击，僧侣多作鸟兽散。我们上山时，仅有一老僧留守，为我们挑水扫地，炒菜做饭。老僧已蓄须发，不打坐，不诵经，衣着一如常人。我们忙时，他来帮忙；我们闲着，他便远远躲开。朝阳峰海拔１１００多米。山上长风不止，据说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半年。茅草繁茂，而树木却不及人高，且奇形怪状，使人想起盆景。作物除了红薯，什么都不长。我们年年垦荒、播种。今人欣慰的是，红薯个大，产量高。那年月，我们就是这样，投入青春，收获红薯。
白天劳作，晚上休息。我们窝到床上，伴着呼啸的西北风，在黑灯瞎火中闲聊。说得最多的，自然是这座山、山上的这座庙以及庙里的这个神秘的老和尚。有人提醒说，和尚是封建余孽。弄得我们很紧张，心里想，这老僧会不会往饭菜里投毒呢？于是我们成立了侦察小分队，连夜行动，将老僧秘密监控。
后半夜，厨房的油灯昏昏地亮了，我们几个埋伏窗下门边。老僧打开库房，提出一袋大米，倒入一只大木盆中。他在盆边蹲下来，捧起一把大米。大米水一样从他指缝漏出来。他从腰间取出一只小布袋，左手撑着袋口，右手抓米。抓了几把，布袋灌得鼓鼓的。他紧一紧袋口的绳子，松开宽大的袂裆裤。将小布袋系在裤裆中。然后淘米、生火蒸饭。天色麻麻亮，饭枧升腾着香喷喷的蒸气。他用灰土盖住灶膛内的明火，准备溜了，在门口被我们逮个正着。
我们押了老僧进房，搜出饱饱满满但不足两斤的一袋米，问：“为什么偷米？”老僧目光躲躲闪闪，说：“喂猫。”我们笑了。出家人不说谎，偶尔说谎，必成弥天大谎。又问：“猫儿能吃米吗？”我们在大批判、大辩论的大氛围中成长，长于口诛笔伐，敢于无理取闹，何况铁证如山！我们个个神气十足，底气十足。老僧慑于气势，两膝着地，长跪不起。“我是山东人，”他说“我到崇阳二十多年了……”他这样语无伦次地说。像是盖头盖脑淋了一盆水，他打个寒颤，突然间就平静下来。
“我被拉壮丁当了蒋匪的兵。南京解放的前夜，我逃出城壕，与一个姓王的崇阳籍伤兵结伴同行。王是独子，父母年事已高。走出百十来里，王不行了，托我给他父母养老送终。
说着就断了气，但眼睛睁着。我替他抹上眼睑。才松手又睁开了。王对我不放心呢。我说，我保证给你父母养老送终。王闭上眼，清亮的泪水从他眼角浸出来，直往耳洞里跑。““其实，我事先和王并不认识，也不知道崇阳这个地方。我边走边问，直到次年秋天才找到王的父母。他们真的很老了，而且无依无靠。我在朝阳寺削发为僧后，在半山腰找了块背风的平地，盖了间干打垒的茅屋，把他们接来住下。这一住就是二十六年。我无一技之长，只能走东家窜西家化些食物接济他们。你们来后，见到白花花的大米，我便生出邪念，想偷了米送去，让老人熬碗粥喝……太阳升起来。我们跟随老僧，沿着仄仄的山路来到一间茅屋前。两位鹤发老人坐在暖洋洋的阳光下，怡怡然捉着虱子。压着茅草的石块被风推动，屋顶掀开一扇天窗。
老僧爬上茅屋。这位为一个承诺坚持了二十六年的老僧，还将继续坚持下去吗？我们望着屋顶发呆。
老僧立于屋顶，黑色的身影愈发高大，如生铁铸就的一座碑。
本文摘自《读者》２００５年第１４期
城里的人们一听口音就轻视我们
李永芳 口述实录
因为超生，村领导把我们逮起来了
我是安徽省阜南县人，来北京差不多4年了。我记得当时家乡发洪水（指98年华东大洪灾），把什么都淹了，我们没办法只好来北京找活干。她（指女儿王翠兰）爷爷最先过来北京
的，奶奶那时候得了高血压，也花了一些钱。我们很穷啊，在家没有什么好干的。过了几个月后，我们一家人也过来了。我还有一个干弟弟在北京，他是卖菜的，收入还可以，他让我们来北京，说比呆在家里好，我们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一家人到北京来了。
在老家的时候，爷爷在公社医院，也算是个国家医生吧。我爱人也是医生，是自己开的诊所，那时乡里就只有我们家开的一个诊所，我们是合法经营的。我和我爱人也一块种地，我们一家7口总共有五六亩地。可是挣不到钱，还很累。开始的时候，我只生了两个闺女，没有儿子，人家都看不起我。后来我超生了一个儿子，村领导就把我和我爱人逮起来了，要罚我们的钱，可是我们没钱啊。（女儿王翠兰插话：“他们把我妈和我妹都抓起来了，问我们要钱”）那时候，那些人还把我们家里的东西都砸了，可凶可凶了。最后我们还是被罚了6000多块钱。说实话，那时如果我生的是一个闺女的话，我就不要了，我们那边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的。
在老家开诊所挣钱不多，那些人要是有钱了，都把钱用在买化肥、农药那些上面，看病的钱就老欠着，有时候一欠就好几年，过后也就溜了，没那回事了。别人欠我们家7000多块钱我们都收不回来了。
卖一盒药只赚几毛钱
来北京以后，我们也开诊所。（一开始李永芳吞吞吐吐，不大愿意往下说。她问我们把她的话记录下来会不会上报什么的，会不会有人来抓他们，经过我们一番解释和安慰后，她终于同意继续跟我们聊下去。）在家的时候真的很穷，出来还好一点。前一阵有寒流，来看病的人比较多，我们的生意就好一点，现在不行了，一个月才100块钱左右，有时候还要赔本呢。诊所生意不好做，我们在这主要是卖药，我们从医药公司进货，我们同他们拿货拿多了，比较熟，他们也会便宜点卖给我们。她爷爷和我爱人都主要靠卖药来维持生活，我爱人有时候白天也要出去找活干，帮人家卸个货什么的。这些活都是不固定的，有些工厂要找人卸货了，几个老乡朋友就来喊他一块去干，这也挣不了什么钱，大概一个月300块钱左右吧。我干弟弟干得不错，我们刚来的一段日子有困难，他还给了我们几千块钱呢，他挺帮我们的。爷爷现在在黄庄开了一个诊所，主要也是卖药，也给人家看个病什么的，有营业执照，但房租、水电费加起来就要800块钱一个月，开支很大。这个店开了两年了，一个月最多挣1000多块，除去房租那些，一个月只有一百多两百左右，而且还干得很辛苦。我爱人也经常到那边去帮忙，拉货什么的。
（李永芳的爱人王殿科回来了，下面是他跟我们说的情况。）我开这个诊所，基本上是给外地人看病，他们也上不起大医院，那里的医药费贵得很，我们这里就便宜多了。一般的小病像感冒、发烧、肚子疼什么的，开点药两三块钱就可以了，最多也只是十多块。有些大病我们不能看的，就让他们上医院去。有些人从老远跑过来找我看病，他们都很相信我的。老实说，我开这一个诊所一方面是维持生活，另一方面是帮助一下他们（指外地人）。这个诊所根本就挣不了钱，卖一盒药才赚几毛，而且我们也没想过要挣大钱。
有一个山东人，他得了盆腔炎，如果他到医院去看的话，没有1000多块钱是下不来的。他到我这儿，300块钱我把他治好了。他没钱，欠了我半年多，后来全还我了，还挺感激我们的。有些人没钱的，我们可以先赊账，等他们有钱了再给，我们一定会先给病人治病，不会见死不救的。
搬一次家要三四个月才能缓过来
我不大愿意与北京人交友，觉得他们有点看不起人，说话狠，听到我们说话有口音知道我们是外地来的，就看不起。我在这里的朋友挺多的，都是老乡、外地的，大部分是给他们看病的时候认识的。我们家经常来客人，喝个酒、吃顿饭什么的，这也占了一部分开销。一个月买菜都起码要用300块钱，有时候还要四五百呢，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便宜的菜，韭菜啊，蒜苗什么的。就是经常来客要花钱。但也没办法啊，我朋友多，我跟他们关系都很好的。
其实我早就想回老家了，如果我们在这里呆不下去的话，我就回去。我更愿意留在老家，那里比较自由。
我来北京以后搬了4次家了，搬一次家要三四个月才能缓过气来，老搬家的话，人家想看病都找不着我们了。但是这里的房租又很贵，我们这里每个月360块钱，我还有一个房子约16平方米，是每个月220块。这里如果夜里来了病人就不能住了，我女儿就到那边去住。
我平时看看电视，晚上看看医学方面的书，和朋友聊天，喝喝啤酒。我没带过孩子出去玩。我自己跟朋友去过一次王府井那边，没啥意思，以后可能不会去了，主要是因为没钱，那边东西太贵了。
对将来的想法，就是希望孩子能上好学吧，只要他们能读下去，不论是儿子，还是女儿，我都供他们读，就算借钱、贷款什么的，我都会让他们上。对于我自己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能维持生活就差不多了，最好房租能减少一点吧。我也没啥需要，我对政府社会没什么意见，我们没钱是因为我们自己干不好，与别人、与政府无关。他们也经常来查暂住证什么的，我们也不反感，就让他们查呗，反正我们都是办好手续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大爱无欲
作者：蔚冬
一位喜欢旅游摄影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他遇到的故事。
那年冬天他去云蒙山拍摄雪景，临近傍晚的时候，在林子里迷了路。他害怕极了，在雪地里转悠了好半天才借着微弱的一点光亮，在半山腰处找到了一户人家。
跼蹐缩缩地扣开了这家的门，接待他的是一位中年男子，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他长的什么样子。只是感觉这山民很朴实厚道。
他告诉人家，自己是来这里采风的，迷了路，想投一宿讨口吃的。
山民很热情地把他给请了进来，赶紧叫他老婆去给做饭。
这里虽然属于北京，但山里人的日子显然不是很宽裕，家里没有电灯，点的是一盏老式的煤油灯。家徒四壁没有像样的家具。炕上还躺着一个不大的孩子，像是得了什么病，瘦得没有个人样儿。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山民把他请上了暖和的炕头，给他抽自己种的旱烟，说抽两口就不冷了。那烟劲儿真冲，呛得他只流眼泪。不过抽完两口，身子还真就不冷了。
一会儿工夫，山民的老婆就把做好的饭端上来了。山民抱歉地说，家里实在没有什么菜，所以就用剩下的一包方便面的作料冲了一碗汤。
我的朋友太饿了，接过饭碗，二话没说，风卷残云不到五分钟就给吃完了。那天晚上他住在山民的家中，热乎乎的炕头让他睡得很安稳。
早晨起来，望着正在劈柴的山民，他想起昨天晚上的孩子来，就问那孩子得了什么病，看情况好像很严重！
山民长长地叹了口气，放下手中的斧子，蹲在地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半晌没有说一句话。
他老婆眼泪汪汪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告诉他，这孩子得的是脑癌，已经没有几天日子了。
他问没有去北京的医院看吗？
“看了，但医生说已经是晚期了，回去给孩子该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选我们山里人的日子过得本来不宽裕，给孩子看病花去很多的钱，还欠了别人好多债。没有钱给他买点什么好吃的了，昨天晚上给你冲汤的那包方便面作料，是我想给孩子早晨冲的一碗汤，给他补充一下营养用的。”
还没等她说完，山民就怒气冲天地对他老婆大吼起来，埋怨她不应该说这些事儿。他老婆吓得赶紧跑回了屋里不敢言语。
我朋友听到这里，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他没有想到一包小小的方便面作料，居然是一个重病孩子的营养品，这个城里人现在不爱吃的东西，在这里却是那样的稀罕！他恨得直想抽自己几个耳光。
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一个劲儿地往山民手中塞，让他去给孩子买点想吃的东西。
“你这是干啥啊？不就是一碗饭吗，你把我们山里人看成啥了？”山民硬是把钱还给了他，他怎么劝说，山民死活就是不接受。
我的朋友讲到这里，再也讲不下去了，一个七尺高的汉子竟然抹起了眼泪……
听完这个故事，我在想：世间最伟大的爱，除去亲情之爱，还有一种爱就是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在期待你的回报。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大学生，你为什么要父母养活？
作者：葛红兵
我希望我们的贫困生不要自卑，不要等待，要自强自立。我们社会、学校、家长、老师、企业，要鼓励、帮助大学生工读自立。国家能给贫困学生免费读书的机会。连续看到贫困大学生生活、学习困难的报道，一女生数年捡馒头度日，许多学生没有路费回家过年，贫困地区三个劳动力收入才能养活一个大学生，等等。心里非常酸楚。
想到当初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我读的是师范学校、师范学院，国家给生活补贴，基本可以饱饭度日，自己打一点工，可以买书、牙膏、毛巾等用品。那个时候，打过很多种工，开始是在古玩市场，因为喜欢书法，帮一个老版装裱字画，学学手艺，后来是在一个司机老大哥的家里做家教，再后来，受同学之邀做过袜子推销，等等。扬州地方小，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私营经济，大学生找不到什么活，常常会有朝不保夕的忧虑。所以，基本的用度是非常节俭的。好在，我的学习很好，每年都能拿到一等奖学金，有３００、４００元的，可以用作回家看望父母、兄嫂的路费，还可以带一点礼物回家。不过，偶尔也有支用不妥的时候，那种时候，常常是在一家小书店蹭书度过，帮助整理图书、搬运货物，可得免费午餐，后来和那家书店的老版倒是因此成了朋友。他的父亲是我们校医院的医生，很慈善，后来总是给我开一点好药，因为他的恩慈，我的胃病不那么折磨我了。后来我读研究生，拖家带口了，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补贴爱人孩子的支用，每个月２００元的国家研究生补贴是完全不够的了。更加要打工了。做过很多事情，写作卖文、做英文代课教师、给留学生做学术辅导等等，甚至我还以３０００元起家炒过股票。
现在，想来，说出这些，我并不感到羞耻，我自己养活了自己，还补贴了家人。这不是羞耻的事。
不过，我没有因为贫穷而放弃学业，贫穷让我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更加刻苦。我可以毫不羞愧地说，我是我们同学中最用功的一个，研究生期间，我的写作量，可能是师兄弟们中间创纪录的吧。我的工作量，连我的导师都觉得匪夷所思，他老人家不相信我一天能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