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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每天下午女孩子放学时，我都在巴士站等她回家，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每次看见她那条紫色的裙子从车厢里飘下来，我就觉得眼睛里特别舒服。然后我一路送她回家，再吹着口哨去干自己的坏事。
从那时起，我觉得我不再是２４小时都是坏人，至少和她在一起的短短十来分钟内，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这时候我才知道女孩子叫可可，相处一段时间后，我和可可已经相当要好了 。可可甚至把我带到她的家里手把手的教我玩电脑，我有些感激她的这种信任，因为没有人这样信任我，于是我对她说：“你不怕我把你家洗劫一空吗？我可不是好人。可可说：我们是一伙的，你总不会吃窝边草吧。”后来天凉了，可可不再穿紫裙子了，但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共同语言并不多，她讲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懂，只好先记在脑子里再四处打听清楚，我讲不出什么东西，内心里时不时会感到自卑，那段时间，我尽量斯文起来，坏事也干的少了 。转眼到了年底，气温骤然下降到了零度以下，刚下过雪的街道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一天夜里，我正打算睡觉，突然过去的大哥找到了我，他在郊区开了一家赌场，没想到惹恼了那里的地头蛇，所以大哥准备召集人马，明天去跟他们火拼，我有点犹豫。这段时间以来，从可可那里我看到了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原以为整天喝酒，赌博，打架就是充实，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但从可可身上，我发现世界丰富的内涵并不在于我的生活之中而在于一些我根本无法想象的领域，那个领域对我有着一种及其卑微的低级生活，但我仍然答应了下来，因为我不可能拒绝，因为我是个小混混，是一个在混混的世界里也受压迫的小混混。第二天雪仍在下，天出奇的冷，我在站台上等到了可可，可可穿着一件羽绒服，见了我还一个劲地喊：“冻死了！”我笑了笑，因为心里有事，我没说什么话，可可很快就发现我没有以前那样活跃，忙问我为什么。我想了想，觉得反正我也不是什么好人，告诉她无妨，于是我如实的把晚上的事讲给可可听，可靠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半晌，可可突然可怜兮兮地说：“你不去行吗？”我有些嘴硬：“那怎么行，我说话向来一言九鼎。”又过了一会儿，可可又问：“那，你要被抓了起来怎么办？”我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明年夏天看不到你穿紫裙子了。”其实那时我好希望可可能努力劝说我不加入那场火拼，我知道那肯定是凶多吉少，也许真的就见不到可可穿紫裙子的样子了，但是可可没有再接着说一句话，低着头回了家。我有点失望，觉得自己好不容易从泥潭里拔出一条腿来，又不得不重新踩下去。
入夜了，外面的风一阵紧一阵的刮着，雪片敲打着玻璃，我带着家伙按时出了门，走到楼口，冻的连着哆嗦了几下，不由缩缩脖子，我永远忘不了我拐过路口的那一幕，那是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夜呀，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我看见了可可，我看见穿着紫裙子的可可，为了一个并未深交的坏人朋友，可可竟然穿上了那件紫裙子，狂风撕打着她的身躯，也撕打着我的灵魂，我哭了，彻底的嚎啕大哭起来，我恨不得扯下我身上所有可以御寒的东西来为可可遮住这满天的飞雪。
最终我把已经冻的不行了的可可送到了医院。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可可终于醒了过来，见我含泪站在床边，突然笑了起来，说：“你居然会哭。”我没心思答话，只听可可继续说：“我穿紫裙子是不是很好看？”我拼命的点头，可可又调皮的眨了一下眼睛说：“你走吧，我爸待会儿来了非揍扁你不可！”我就是从走出医院的那一刻起，开始洗心革面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场火拼影响极坏，１１０马上就赶到了，我的结拜大哥也被抓了起来。
我和可可并没有像小说里那样发展，我为了不再混下去，一个人外出打了一年工，干着各种本地人不屑干的活儿，挣一点干干净净的钱，。一年后，我参了军，去了南京，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事实上我和可可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就像平行线一样，永远也不会相交，后来我听说可可考到了北京的一所理工大学，然后有了一位男朋友，也许，再见到可可的时候，她已经忘记了我这个昔日的小混混。而我却一直期待能见到她，亲口对她说声：“谢谢。”有一天突然在街上远远的看到一个女孩子穿着那条紫色的裙子向我飘来，我想拉住她，却只见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哪里有她的身影。我想这一次可能就是幻觉……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最不准的天平
作者：刘洪涛
这个世界上最不准的天平是称量自己得失的天平。
有一个农民，为人处世踏实，但他说的一段话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们很多人和别人交往，总觉得自己吃亏了，但实际上，旁人看来，你们彼此得失相当，你既没吃亏也没占便宜；如果你觉得自己不亏也不赚，那么旁人看来，你一定占便宜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占便宜了，而对方没有跳起来，那么要么对方很伟大，要么你很伟大！”
在这位智慧的农民悟出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之后很多年，张瑞敏发明了他的“鸵鸟理论”：一个人在评价自己的能力和贡献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鸵鸟，别人是鸡。若有一天他有幸看到真的鸵鸟的时候，他会说，噢，这只鸡比我大一点！张瑞敏的鸵鸟理论便是被我验证了的，下面的例子，你也可以用来进行你的验证：如果有两个人下棋，不管象棋围棋，你站在边上看，发现他们旗鼓相当，下了七盘，可能一个人赢了三盘，一个人赢了四盘，用统计学来看他们的水平也确实旗鼓相当。但如果你分头问他们，他们都一定觉得自己比对手水平高，自己如果不是某地方不小心，自己肯定赢得多！
你去观察你熟悉的两个同事，你确认他们水平差不多，你可以了解一下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大抵都会认为自己能力更强一些。除非其中一个确实比别人差得很多，他是不会觉得自己差一点的。
环顾你的四周，你看看有几个人能认为自己所得比自己付出的多？甚至是认为自己所得和自己付出基本相当的都没有几个人！社会学中有一个“归因理论”，是说一个人常常把自己的成功归为自己的努力，常常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运气不好。这个理论和“鸵鸟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以有很多的事例验证。数年来，那位农民的话也一直在时刻地提醒着我，在和人相处时，在评判个人得失时，在个人的天平上的所得端一定要再加上一块砝码，在所失端一定要减去一块砝码。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坐在球场边上的女人
作者：瑞阳
我生长在一个工厂区，父亲早逝，全家靠先天失明的母亲糊盒的微薄收入生活。那样的场景里，我通常的娱乐就是和小伙伴到附近篮球场打球。篮球场边上有２个石板凳，温暖的午后或傍晚，母亲就做在那里，一边做着手里的活儿，一边“听”我打球。
我是那种资质和能力非常一般的人，和我一起打球的伙伴中，有好几个后来都成了学校中的主力，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做个高中年级的替补；中学毕业，大家都考上大学，成绩平平的我只进了大专。大专毕业后，我去工厂当技术员，朝九晚五加上固定的周末休息，便觉得已经是一份很不错的差事，于是很认真，很踏实地去做到了谈恋爱的年纪，别人先后介绍了几个，但都没有成功，最后的一个是附近小学的老师。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样子，只是觉得她模样周正，性情温和，已经很不错了。何况她有担任公职的父母，我就越发自卑地觉得和她恋爱是高攀。
第一次见面谈得很客套，我在送她回家的路上，随意地谈到母亲的艰辛。她听后说：“下次你一定带我去看看伯母，她那么不容易，那么了不起。”之前的几个对象，不愿意和我继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母亲，所以她的善良令我百感交集。
第二次我真的带她去见母亲。两个人似乎很有缘，居然撇开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那是个５月的周末，我买了菜，择好洗好，为了消磨时间就一个人跑到篮球场去打球。过了好半天，我望见她搀着母亲一起来了，并排坐在石板凳上注视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在她面前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所以只好傻乎乎地一个接一个投篮。后来她走过来，一边拿自己的手帕为我擦汗，一边说：“伯母讲你球打的很好的。”我以为那时母亲替我在对象面前说好话，就很老实的纠正道：“好什么好，妈那是瞎掰呢！”
可是她说：“伯母从来就没有指望你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球员。可是，每次听说你在球场奔跑跳跃的动静，她就知道她的儿子没有失去积极向上的那股劲儿。”她说话时带点女孩的本能的羞涩，但明亮的眼睛透给我另一种意思，那就是她自己也很喜欢我的“那股劲”。
以后如愿和她结婚，日子虽然清贫，一家人却和和睦睦的。我照样在闲暇里起篮球场打球，球场边上坐着的女人由一个变成两个。他们和平常的居家女人没有分别，做着活儿。唠着嗑儿，也兴致勃勃地看我打球。旗子不是余割感情奔放的人，但偶尔也为我的投篮喝几下彩。她的掌声在空旷的球场里显得非常单薄，可是母亲能听见，我也能听见。
到虐让岁的时候，这种平凡的幸福忽然起了波折：妻因为严重的胃病不得不病休在家，而我又成为所在工厂倒闭前的最后一批下岗者。这一年我３４岁，刚过而立之年的平常男人，没有了工作，没有收入，加上自己又没有太多出类拔萃的资本和才华。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把真相告诉家里，每天早晨装着乐呵呵的样子上班，整天像无头苍蝇一样出没各种招工点，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后来我开始学着喝酒，打牌，因为那样可以轻易打发掉难熬的日子。当然那一切我做得比较隐蔽，每次回家前一定要尽量把嘴里的酒气漱干净。
有一天喝高了，在朋友家睡到天黑才醒过来。外面一直下着毛毛雨，走到近家的街口，看见妻子撑了把伞站在路灯下。她没有责备半句，默默将手里的伞递给我。
我一下字哭了，我对妻说：“你嫁了个很没用的男人，连最起码的幸福都不能保证。”妻当然明白我的意思，她想了想说：“这个星期六下午，我陪妈妈去看你打球吧。”我有点惊讶的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看打球。“起８伸了伸额角的头发，轻轻说：”我想看看你有没有积极向上的那股劲。“妻眼里的期待神情让我的心一震，人彻底醒过来了。
从第二天起我又去找工作，在招工点上得不到稳定一点的差事，我就去做临时工，当住院病人的夜间看护，当建筑工地的保安，还有家庭钟点工什么的。零零碎碎做了半年，我被一个雇主推荐到一家超市做运送员，每天把供货商的货物运到超市。
大概试用期快满的时候，一位负责人事的主管找到我，提醒我说：“你做事塌实是好的，可是不要轻易拒绝老板安排的周末加班，再说加班有加班费嘛！”和我一批的有１０个试用工，最后只定８个，而我在试用期里，已经拒绝了３次经理安排的周末加班。
转眼又到了周五，经理把我们几个运送员叫到办公室，因为国庆临近，各大超市都在筹备更丰富的货源，所以他提出了加班。在场的９个人都举手表示愿意，只有我吞吞吐吐地说：“恐怕我不行，家里有事。”经理是个和我差不多年岁的男人，不满地问：“是非常紧急的事吗？”
我迟缓了一下，说：“明天下午，我家里人要看我打球。”经理眼睛立刻瞪得溜园，想了想，很不屑的说：“既然这样，明天下午我陪你一块儿练练。”第二天经理果然开车去了球场，而且他的球技还真不赖，几个回合就把我比下去了。然后，他斜着眼，揶揄说：“你就这样两下子，还拒绝加班？”我擦了擦汗，笑着示意身后说：“看见球场边坐着的那几个人了吗？那时我妈，老婆和女儿，她们不是来看我的球技的，不是来看比赛输赢的，她们是来看一个在球场上奔跑的男人的那股积极向上的劲儿的。”我身后的球场边上坐着母亲，妻子女儿，饶有兴致地看着场上的比拼，齐心协力地为我鼓励，喝彩——真快啊，当初的一个女人转眼变成了三个，她们让我懂得一个男人的责任，懂得生活里还有许多东西比加班费更重要。
球继续在我和经理手里转来转去，在争争夺夺中，我慢慢给他讲述球场边上的女人，还有很多平凡艰辛的日子。听完了，经理慢下来，微微喘着气，眼睛里有些湿润。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兄，做完试用期后不要去超市了。我有一个报社的朋友，能给你一份送报的工作，不仅奖金高，而且你会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让她们来看你打球。”
这位身体已经开始发福的经理绝对算得上事业成功者，有车，有房，有钱，身边莹环燕绕的女子走马灯般地换着，可是却没有一个会安静惬意地坐在他人生球场边上。
也许，这就是人家常说的幸福吧。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慈母在天堂
作者：王开林
一个人视力所及的距离能有多远？听力所及的范围又能有多大？你也许会说，这是完全不值得追根究底的问题。真是如此吗？我想眺望母亲久已鸿飞冥冥的身影，我想倾听她老人家早就哑寂在岁月喉咙里的声音，然而幽明永隔。我既不能上穷碧落，又无法下抵黄泉，只得把目光投向浩茫的天宇，投向那形同蜂窝的星海深处，抱持着不肯割舍的愿望，久久祈祷—“慈母在天堂！’’那正是善良者应有的归宿，也正是受难者应得的报酬。
我投生人世，的确有点姗姗来迟。母亲在体弱多病的42岁上，咬紧牙关，将她的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带到了寒流奔涌、毒气氤氲的世间。为此，母亲几乎丧命，我也险些夭折。
“总共有九百九十九个理由不生你，只有一个理由生你，那就是我想看看你的模样。我拿自己的老命做赌注，好在是赢了这一局。”
话说得轻描淡写，然而，从母亲畅快的笑容里，我强烈感受到她创造生命于千辛万苦之后的喜悦。
我不幸出生在“文革”爆发的那年。某位专以打趣别人为乐的家伙竟拿捏我的苦经大加调谑，戏说我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投生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似乎来赶那趟“浑水”，完全是我一念之差。怪只怪天意弄人，我的运气也不济，如同二战时盟军的空降兵，因为细小的偏差，夜中误降在德军的营地；然后，就是密集的枪声，就是惨叫悲号，就是血肉飞迸。
在一片眩目的雪光中，我睁开惊奇的眼睛，看见母亲在命运的钢丝上颤颤巍巍地挪步，看见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命运的钢丝上战战兢兢地蠕行。钢丝悬在高可摩云的半空之上，一旦脚下失去平衡，“杂耍者”就会猛然栽落下去，万劫不复。这是谁也逃避不了的现实，但它比噩梦更像噩梦，比幻觉更像幻觉。
母亲牵着我，走向“钢丝”的另一端，那时我刚满4岁。
“还有一程路就到了。”
“就到了哪里？”
“好地方。”
所谓“好地方”，即是我命中注定要苦握10年的异乡。那时，我重复得最多而又最令母亲发愁的两句话，比电报辞还要简短：“妈妈，我饿！”
“妈妈，我冷！”
于是，我手中就添补一只甜香的烤白薯，身上就加厚一件改做的旧棉衣。
“还饿吗？”
“不饿。”
“还冷吗？”
“不冷。”
起码的温饱，简单的满足，就够母亲精打细算，运筹张罗一气了。在“生存”的重扼之下，“生活”二字趁早免提。那是动辄获咎的年代，对于摆在眼前的事实，如今你简直难以置信，像“越穷越光荣”那样愚不可及的想法，竟然是“太平盛世”里最鼓舞人心的口号！在当时，老百姓向往富足安乐的生活，此念即算不划归罪恶的思想一类，也属于额外的奢求。
母亲天**美，我最早见到的艺术珍品就是她用五彩丝线一针针绣出的那些花鸟虫鱼，乡人啧啧称奇，母亲却摇头不止，轻叹一口气—“可惜没有好丝绸，这线也是自家染的，比不得先前绣庄里买到的好。”
仲春时节，鲜花烂漫，母亲家务之余，便去篱边屋后采些好看的野百合回来，插在花瓶里。虽是陋室寒舍，却弥漫一季馥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