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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社会角色的组成部分。我们期望商业公司是有效率的，因为寻求利润依照
标准是这样的机构可以接受的目标。而我们期望足球队公平地比赛，因为公平比
赛是这种体育机构的标准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人们经常使他们信任的期望与社会角色相一致，而不是与人相一致。因为人
经常有多种角色，对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期望产生，在一个地位他们可能是可
信的，在另一个地位则可能是不可信的。例如，对于总统角色，公民认为重要的
似乎是能力和效率，而不是没有缺点的诚实和正直。在这种情况下，选民使用工
具性信任，而不是价值论信任。几年之前，正是按照这种逻辑，波兰选民选举了
一个熟练的并且有才气的政治的行家，他有某种可疑的共产主义的过去和最近撒
谎的记录（Aleksander Kwasniewski），战胜了所有的测量价值论的和基于信用
的信任的民意调查的领先者——反抗运动的英雄，并且是一个绝对诚实、谦逊和
仁爱的人（Jacek Kuron ）8。选举之后立即问他们对新总统的印象，89％ 的回
答者强调他的聪明，75％ 的人强调他的能力，57％ 的人强调他的达到目标的坚强
意志，只有33％ 强调他的诚实（CBOS Bulletin ， No。 4/1996 ： 26 ）。相似
地，美国公众显然不关心他们的克林顿（Clinton ）总统的可疑的道德标准，只
要他证明自己作为政治家的效率与成功。“我们不关心他在他的卧室里做了什么，
只要他是一个好领导”，这是受莱温斯基事件的激发写给《时代》杂志编辑的信
中占优势的观点。
但是，不是所有的角色都这样，是一个维度。有的角色包括多个，有的甚至
是不一致的相互矛盾的期望。由默顿分析的著名的例子是内科医生的“分离的关
注（detached concern）”，依照标准，他被期望是冷静的、职业性的和技术上
有效率的，但同时要表现出对病人的热心关爱、同情和帮助（Merton 1976 ： 68
）。相信一个医生，我们常常两者都期望。这倍增了我们打赌（bet）的风险，因
为如果医生只达到一个期望，我们将感到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她手术做的很漂
亮，但不关心我们的疼痛；或她关心我们家所有的问题，但开错了药）。在我的
研究中，这种矛盾是十分清楚的：82。4％ 的人信任医生，如果他是有能力的
；但同时59。6％ 的人会信任他们，如果他们表达同情和帮助。
/* 29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与期望相关的信任（2 ）
与此相似的有趣的矛盾心理出现在我的研究中，涉及的是军队机构。对效率
的工具性期望（有70。7％ 的人选择）和纪律（41。2％ ）自然占优势，但是对
助人为乐的信任期望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有24％ 的人选择）。也许这是因为军队
在和平时不时履行一些社会服务职能——如：在自然灾难中营救灾民，在与罪犯
的战斗中支援警察等——的事实9。
一旦期望根据规范得到规定，人或机构就要对其行为负责。辜负我们的信任
就是不合标准。坏人可能为他们不适当的行为——这以同样的方式辜负我们的信
任——而受到制裁。他们的值得信任被监控和强制，这增加了我们信任赌博的合
理性，同时减少了遭受挫折的风险。就像巴伯所说的：“有效的组织创立监控、
审计以及保险安排的一套模式保证了我们有能力维持以及预防或补偿基于信用的
责任的失败（Barber 1983 ： 22 ）。另一方面，当我们的期望与这种标准化的
规定（角色要求或组织化的要求）不一致时，我们的信任的赌博更有风险并易于
遭受挫折。例如，我们的老板可能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将会帮助我们解决家庭
问题，但是他没有义务做这些事情，因此如果他不做这些也不会受到制裁（假设
我们不是在日本，在那里企业有更多的需求这样做）。相似地，我们的邻居可能
正好很有医疗经验，在有病的时候向他问诊就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如果他的治
疗是灾难性的，你将不太可能控告他”治疗不当“。总之，如果我们报有没有标
准规定要达到的与角色不一致的期望，我们信任赌博的风险就明显地升高了。
与信任相连的期望的类型不仅依赖于信任对象，也依赖于信任者的性格。对
所有的对象，某些人格特质可能倾向于“硬的”工具性期望，关注于效率和能力
；而另一些人格特质可能倾向于“软的”价值论的和基于信用的期望，关注于诚
实、公平、仁爱和帮助。
在这方面也有社会性差异。我在波兰的研究表明这里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女性倾向于“软的”期望，而男性倾向于“硬的”期望（19。7％ 的男性认为“效
率”是评判信任的主要标准，持这类观点的女性只有9。1％；36。4％ 的女性认为
“公平”是评判信任的主要标准，持这类观点的男性只有29。5％ ；60。8％ 的女性
认为“乐于助人”是评判信任的主要标准，持这类观点的男性只有50。3％ ）。这
可能主要是在于性别角色刻板化的需求：性别角色在像波兰这样相对传统的国家
鼓励女性“软的”品质和男性“硬的”品质。
在不同的职业角色之间，期望强调的重点也有类似的差异。可以比较工厂的
工头和当地牧师的期望，工头应当会从他信任的工人那里期望技能和效率（“硬
性”特质），而牧师应当会从教区居民那里期望诚实和信任（“软性”特质）。
对它的解释很简单，因为它唤起包括在各自角色中的文化要求。
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其期望也存在显著的不同。我的研究显示，富裕者和有高
级别工作的人非常倾向强调“硬性”标准；而贫穷者、那些有低层次工作和没有
工作的人强调“软性”标准（举例来说：在穷人中只有3。6％的人选择“能力”，
而多达55。4％ 的人选择“诚实”；在没有工作的人中，与此相对应的比例是2。7％
和52％ ）。与此相似，在教育层级中，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似乎强调“硬的标准”，
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强调“软性”标准（举例来说：未受教育的人中只有5。1％的
选“能力”，而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中22％ 的选择此项；与此相应，选择“信赖”
的人在未受教育和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中分别占36。1％ 和26。8％ ）。低地位者的这
种道德取向可由对另一组问题的回答来确证。接受“在波兰我们看到了普遍的道
德衰退”的说法的人，在穷人中多达42。9％ ，而在富人中只有24。4％ ；在没有工
作的人中多达49。5％ ，而在社会精英中只有23。7％ ；在未受教育者中多达41。8％ ，
而在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中只有19。5％。可能的解释——但只是假设的——是那些在
成功竞赛中失败的人忽视或低估那些属于成就的标准（就像绝大多数“硬性”标
准一样；毕竟一个人只有通过艰苦的努力才会变的胜任或熟练）的重要性，并因
而强调那些基于归属的标准（绝大多数“软的”标准；毕竟一个人只是“碰巧”
才诚实和可信或相反）。这可能是一种合理化，而不是建立在期望的值得信赖性
的估计基础上的，他们自己不会符合这种期望，也不愿意将这种期望应用于他们
自身（“我是一个贫穷而朴素的人，但是你可以相信我，因为我诚实可信”）。
/* 30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信任的三个维度
为完成我们对信任的论述，我们必须确定这个范畴的本体论地位：信任的赌
博实际上位于何处，属于现实中的哪一个领域？对这个问题有三个回答，我们并
不认为它们是互相抵触的，而是把它们看成相互补充的，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信任
的复杂的三维状态。
（一）作为一种关系的信任
第一种回答假定信任是关系的一种性质。即使它最初是一种单方面的期望和
承诺（mitment），最终它常常以关系的建立为结果：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
当给予信任的行动唤起互惠的行动时，它是直接的交换，即产生一个令人信任的
客体或给予相互的信任作为回报。例如，取回我的钱并享有我信任其信用的那个
人的信任，是对我给予他信任的直接回报。但当信任是一种对他人——他们的行
动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但他们不知道我的信任，并且只是不知情地以达到我们
的期望、满足我们的需要或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方式行动来回应——的被预设的倾
向时，也有一种间接的交换。例如，制度、组织、政体的可靠的、有效的、公正
的运作提供了对我们给予它的信任的间接回报。
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关系的维度给予了关注（Elster 1989 ；Coleman 1990
；Hardin 1991 ，1993，1996）。这个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信任者和被信任者都是
理性的行动者，通过对可得信息的理性计算，他们试图使效用最大化（实现目标、
获得利益、获利减去费用）。他们的关系采取交换或博弈的形式，其中每一个参
与者都被这种理性的计算所驱使，并考虑他人的相似的计算理性。这“把信任看
作本质上是对被信任者通常自私自利的行为的理性预期的一种解释……信任在这
里似乎是被薄膜包装起来的利益”（Hardin 1991 ： 187）
包含信任的交换的特有属性是基本的不确定性或风险（即主要的是对于参与
者未来行动的不完全的信息）的存在。就像卢曼所说的：“信任只在坏的结果将
使你后悔自己的行动——即当可能的失败将给你带来损失——时才需要”（Luhmann
1988： 98 ）。在这种风险条件下，给予信任有两条主要的指导原则。第一条是
在风险之下的效用的最大化：“如果相对于失败的机会来说的成功的机会，比相
对于可能获得的数量（如果他成功）来说的可能损失的数量（如果他失败）大，
那么通过下赌注于信任，他有预期的收获；因而如果他是理性的，他应该给予信
任”（Coleman 1990： 99 ）。第二条是在风险情景中损失的最小化。我们可以
套用科尔曼的话来说就是：“如果相对于成功的机会来说的失败的机会，比相对
于可能损失的数量（如果他失败）来说的可能获得的数量（如果他成功）大，那
么通过放弃下赌注于信任，他有预期的收获；因而如果他是理性的，他应该收回
信任”。
根据对信任的这种说法，信任者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对与这种情景相联系的所
有的相关方面的充足信息：依赖于受托者（trustee ）的总体的值得信赖性或对
潜在的获得和潜在的损失的估计的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由于各种收获和损失的
度量和比较的测量方法的不相容性（例如，一个人如何比较由参与者对信任的背
叛引起的后悔、羞愧或“丢脸”与如果信任被满足的潜在的金钱的收获）而变的
更加困难。“这至少要求个体参与各种信息获取和整合的过程”（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28 ）。需要各种信息的最复杂和困难的估计也许在于我们考虑作为信任
对象的人或社会客体的值得信任性。“在做出是否给予信任的决定中包含的三个
参量（quantity）中，经常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个参量是受托人将维持信任的可
能性”（Coleman 1990： 102）。例如：如果我把钱存在银行里，很容易计算我
将得到的利息，但是真正的问题是银行的偿付能力及其倒闭的可能性。这可能通
过对存款的保险来应对，但它意味着信任保险的提供者的生存能力，这将会伴随
着出现在另一水平上的估计值得信任性的问题。
单个关系只是最小的组合单元，它与其它单元相联系，形成更复杂的涉及信
任和不信任关系的网络（科尔曼［1990］称之为“信任系统（system of trust ）”）。
由于信任的多条线的互动效应、纵横交错和重叠，它们获得了某些新的品质。这
不仅意味着存在于被信任者（trustee ）一边的值得信任的行为——即被信任者
只简单地实现信任者的期望，而且意味着被信任者向信任者给予相互的信任，期
望来自于信任者的值得信任性，如果关系要持续下去，他现在有义务达到信任的
要求。每一个参与者既是信任者又是被信任者（Giddens 1991： 96 ）。这造成
了一种强大的，相互增强的信任联结。“每一个人现在都有成为值得信任的另外
的动机”（Hardin 1993 ： 56 ）。在相互不信任的情形中相似的动力在起作用。
不仅我怀疑我的不道德的同伴，而且我的同伴对我有相似的怀疑。我们中的每一
个人在不信任的同时也不被信任。我们每一个人都采取保护性措施——使自己远
离他人，避免与他人交往，限制与他人沟通，这增强了相互威胁的感觉，同时抑
制了接近可能的相反证据的通道（限制了可能的值得信任的行为的可见性）。结
果通过不断增长的疏远和怀疑的恶性循环（vicious loop），相互不信任不断增
强。这种模式的例外发生在受标准控制的不信任的情景中，当游戏的规则允许甚
至宽恕相互不信任时。这种对抗性安排的例子包括：纸牌戏中的欺骗、在一个阿
拉伯杂货店买便宜货、在法庭上作为辩护律师和检查官出现。不信任被控制在可
接受的或预定的限制之内，因而不会造成相互怀疑的不断增强。
/* 31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信任与合作
最复杂的信任系统出现在合作的情景中。“信任的重要性直接源自于人作为
社会动物的天性，人只有通过协同与合作的活动方式才能满足自己的绝大部分需
要”（Benn and Peters 1977： 279）。人们常常面对许多他人并与他们的行动
相联系而行动。当在一起集体行动时，合作发生了，它们指向某些共同目标，这
些目标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独自不能够达到的。在这种情景中，每一个人的成功
依赖于所有他人采取的行动。这种合作显著地提高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因为参与
者的数量众多，而这些参与者中的每一个都是自由的和大抵不可预测的行动者，
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成倍地增加了。所以，信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信任是合作
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就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信任是合作的
润滑剂”（Dasgupta 1988 ： 49 ），或“信任是合作的情感基础”（Barbalet
1996： 77 ）。与此相反，不信任破坏合作。“如果完全不信任，在自由行动者
之间的合作将会失败”（Gambetta 1988 b ： 219）。
在合作情景中，信任意味着指向每一个参与者的一系列赌博，我期望他们完
成其份内工作（我相信简、马克、海伦和弗兰克做好他们的工作）。由于每一个
参与者都做这样的指向每一个他人的一系列赌博，相互信任的网络变的异常复杂。
在这些个体之上纵横交错着信任的连线，每一个人也给予整个合作团体一般化的
信任（generalized trust ）（“这是一个熟练可靠的参与者组成的优秀团体”）。
在一般化的信任的顶端，甚至存在着更抽象的对维护愉快合作的协调、监督、或
领导的组织化的体制的信任（“这个团体组织良好，管理有方”）。
因为每一个人的成功需要所有人的贡献，合作情景除了具有包含在人际关系
之中的所有一般类型的风险之外，还造成了新的风险：他人（所有的他人、某些
他人、或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一个他人）可能背叛从而使其他人的努力化为泡影。
当通过合作将达到的目标具有公共的好处，最终独立于他们贡献的程度，有益于
所有人的时候（在世界杯足球赛上获胜给所有的队员而不仅仅给进球的队员带来
荣誉和金钱；民主革命的成功给所有的公民而不仅仅给革命者带来自由）。那么
合作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可能被诱惑免费搭乘（freeriding），减少努力，或一
起背叛，而依靠他人去达到目标。这种最终导致自我挫败的（selfdefeating ）
实践从短期来看还可能被证明是有益的，因此在合作情景中解决免费搭乘的周密
方法（组织化的控制、激励的分配等）被设计出来。让我们看看合作的各种情形，
并尝试解开这里出现的复杂的信任网络。明显的差异将被归因于所承担的合作任
务的不同特点。体育运动提供了很多例子。因此我们的第一个例子是在戴维斯杯
国际网球锦标赛上的网球选手，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参加集体项目的体操队。
他们处在类似于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 ）”（Durkheim
1964 b［1893］），或微观社会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