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义情绪相关的对未来偿还贷款能力的信心（CBOS Bulletin No。 150/1997： 6）。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消费行为上的一些变化。更多的人获得了贷款或用他们的存款
建造了房子。投资在私人住房上的钱从1993年到1996年几乎翻了一番（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 404…405）16。在一项调查中，问及如果买彩
票赢得了很高的奖金他们会如何使用时，68％ 的应答者表示要建房子。也有其它
的我们可以看作是信任指标不断增长的倾向。更多的人愿意化这么一大笔钱在教
育上（从1996年的24％ 到1997年的32％ ）和健康保护上（从1996年的25％ 到1997
年的36％ ），更少的人表示会用它来购买轿车（从1996年的43％ 下降到1997年的
30％ ）。有四分之一的应答者表示将用它启动某种形式的私营生意。
/* 83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为什么趋势会逆转（1 ）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最困难的问题：趋势的逆转为什么发生，以及它为什么能
够持续？是否有任何一个单独的事件为不信任的恶性循环的破裂并把它转向启动
信任不断增长的良性循环负责？或者它是多种因素的侥幸的结果？或者两者都是？
带着后见之明的好处，我们可以冒险提出如下的假设。
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是对于民主和市场改革的连续性和成功的广泛知觉。从共
产主义体系在波兰崩溃和激进改革开始的那一刻起，在很多人脑子里的困惑性问
题是：它是真的吗？毕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波兰历史是以不断重复的短暂的
大众反抗政府并带来悲惨结果的失败的改革为标志的。众所周知的“波兰日历
（Poland calendar ）”已经变得几乎全部充满了值得纪念的日子——反抗共产
主义政权和生命短暂的自由化的象征：它们是1956年10月、1968年3 月、1970年
12月、1976年9 月、1980年8 月、1989年6 月。这么多这样的日子可以唤起忧伤
并且有时是悲惨的记忆。这已经导致人们无法相信1989年将是不同的。
这种基本不信任的慢慢根除是六组因素联合压力的结果。第一组也是最重要
的一组，包括所有那些使人们意识到转变已经是连续的、持久的，而且使其势头
真的不可逆转的因素。我冒险猜测：有两个事件——它对于很多人来说，事实上
是相当自相矛盾的——为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这种不可逆转性提供了最后的证明。
第一个是选举一位前共产主义激进分子，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 ）担任总统，而这是在他战胜了团结工会的传奇式领袖——莱赫。
瓦文萨获得的。第二个是共产主义出身的左翼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与由前共
产党员领导的政府的建立。两次选举的成功，其原因部分地是由于不信任综合症
和为转换寻找慰藉物。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它们导致了信任的重建。这是如何产
生的？这个似非而是的机制似乎是以下列方式起作用的。由于比例选举法原则与
右派和中派政党的多样化和不团结，共产党在实际的选举中得到了大多数选民的
支持。没有投票给他们的人中的大部分表现出了对改革将会被阻碍，民主化和市
场化将会被终止，甚至共产主义政权制度的某些元素将会被恢复的深深焦虑。这
样的事一件都没有发生。总统采取了一致的和有效的行动支持民主和市场改革，
表现了强烈的亲西方倾向，在波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的谈判中扮演了
一个重要角色。政府继续进行所有体制的转型，通过主持制定新宪法赋予它们合
法的标志，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17。对于反对派与毁灭的预言家
（prophets of doom）来说，它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即使是共产主义者也不
能“破坏游戏规则”和倒转变革的势头。对于后共产党的支持者来说，它表明了
即使是“我们的人民”也不愿意改变转型的进程。通过这两种情形，它增强了关
于未来的必然性、确定性和可预言性的感觉。而据我们所知，这是信任的基本前
提条件。
确保转变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强劲起飞。依照“巴尔采洛维奇计
划”，在1990年实施的早期“休克疗法”所造成的延迟性后果，经由从1993年到
1997年由执政的后共产党所进行的一个时期的合理的和专业的管理改革，最终开
始表现它们自己。波兰走到了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前头。1996年国民生产总值
的增长达到了6。1％，1997年达到6。0％，并且预计1998年将达到5。2％18。同
时通货膨胀从1996年的20。1％ 下降到1997年的16％ ，1998年预计只有12％。外国投
资者对这些事实做出了反应，这本身又成为造成这些事实的部分原因。波兰在外
国直接投资的累计数量上走到了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前面。到1997年12月它达到
了203 亿美元（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4， 1998 ： 12 ）。
改革的收益在数量上开始超过它的代价。大部分人开始体验到工资上升、增长的
繁荣、舒适，并且有时体验到真正的富裕19。乐观和轻快的情绪由于前面
一个时期的沮丧而增强了。经济的成功甚至更令人珍爱，因为它非常出人意料的
来到人们面前。就像佩里所观察的那样：“政权制度不断改善的表现对于建立对
它的信心可能是最有效的方式”（Parry 1976： 142）。
影响每个人对转变的印象的第三个因素是日常生活的新品质：一个更安乐、
更有吸引力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在经历了单调而灰暗的社会主义城市景
象、“排队社会”的悲惨境遇、经济短缺的剥夺和生产者的市场暴政之后，大多
数人比对消费社会司空见惯的西方同仁在更大的程度上喜欢消费社会的有利环境。
购物、外出吃饭、开快速轿车、出国旅行、丰富的娱乐和闲暇是新发现的乐趣，
它们提高了一般的满意和乐观情绪。而这些为信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二组因素与政治民主制度和宪政的巩固有关。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是紧接着
1989年演变开始的改革的最早焦点。“律师时代”——就像达伦多夫所说的——
开始来临了（Dahrendorf 1990 ）。但是在正式的、法律的规定变成有效率的、
起作用的政治生活框架之前，它花了很长时间。“建立一个市民社会就像培育一
个花园……它是一个只有通过在几代人播种不信任的共产主义的土地上耐心地培
养制度才能带来收获的过程”（Rose 1994 ： 29 ）。但是一旦新的制度开始起
作用并变得根植于市民社会，它们就对于信任施加强烈的教育性压力。我们在前
文已经论证了制度性的民主如何通过似非而是的“预防性不信任”机制引起信任
文化。在波兰的情形中，三个方面的发展标志着民主制度的巩固取得了相当大的
进步。第一个，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模仿西方立宪主义者的经典解决方案的
新宪法的制定。第二个是通过选举且多次成功的权力交替证明了议会民主制度的
基本机制是实际起作用的。第三个是新的民主制度在实践上的确认：宪法法庭好
几次纠正了错误的判决20。廉政官员非常积极地保护公民的权利21
；自由独立的大众媒体提供了政治生活的能见度，并揭露权力的滥用及其病理学。
一个起作用的民主制度增强了人们稳定、安全、责任性和透明的感觉，所有这些
对于产生信任都是根本性的。
/* 84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为什么趋势会逆转（2 ）
第三组因素与资本主义市场和私人财产权的巩固有关。宪法和一系列涉及经
济领域的特殊法律制定为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建立了法律基础。私人所有权的原则
被重申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展，以及在共产主义时期被没收的所有权的稳固恢
复证明政策是稳定的和不可逆转的。同时，新的资本主义的基础结构快速地建立
了：银行、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保险公司、信用合作社、共有基金等。所有这
些企业的爆炸式增长——它们经过了数年的从街头小商贩和违法的金融投机到大
范围的工业冒险的渐进式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框架。商业条款的稳定性和确定
性，以及有利的和安全的商务环境为信任气候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组因素与加入西方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联盟的现实前景有关。被正
式邀请加入北约，以及被很多西方议会，包括美国参议院接受为北约的扩展国，
这似乎敞开了持久的军事安全和政治主权保证的前景。这对一个在历史上遭到如
此恶劣对待的国家来说，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无数次地被来自
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的国家侵略22，在整个19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
战被欧洲帝国势力所瓜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遭受着纳粹的占领和苏维埃
的统治。请求加入北约比任何其它政治问题更接近于获得全体的一致赞同是不足
为奇的。它受到大约80％ 的公民的支持，反对者只10％ ，另外10％ 的人还没有决
定（CBOS Bulletin No。 90/1997 ： 1）。而应答者所表明的支持的动机提及最
多的是民族安全（68％ ）和完全的主权（56％ ）（CBOS Bulletin No。 27/1997
： 6…8）。与欧盟的谈判具有完全不同的重要性。尽管在对外竞争更脆弱的人中
有一部分人（例如，在农民中有75％ 的人表达了担心，而只有16％ 的人感到有希
望（CBOS Bulletin No。 66/1998 ： 2））对此有所怀疑和焦虑，但存在一个被
广泛理解的好处：随着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的西方市场民主制度，法律系统的统
一以及因此产生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统一可以提供强有力的外部保证：新制度将
是长久和牢固的。通过加入欧盟将会有一种新的责任性：在联盟的权力机关面前
的整个政治、经济和法律系统的责任性。改革的逆转似乎更不可能了。所以，外
部的安全和外部的责任性使更多的可预测性和信任成为可能。在1998年这似乎被
71％ 的表示支持加入欧盟的波兰人所认识（ CBOS Bulletin No。 66/1998： 4）。
有利于重建信任的第五组因素与个人和社会资本的扩展，及资源丰富性的增
长有关，这至少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如此。我们以前曾经论证过，资源的储备可以
为给予信任提供支持性的保险。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观察到在这些方面的至关
重要的变化。一个感受到安全和稳固的相当大的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在波兰出现
了（Mokrzycki 1995b ）。随着强有力的高等教育热，教育成就的水平显著地提
高了，这造成了评价可信性并达到有理由的信任的整体能力的提高。随着急剧增
加的自愿联合会、俱乐部、组织等的可用性的不断增加，自发地社会参与程度提
高了，而且个人的网络扩展了。这也给予人们安全、稳固和支持感。
除了这些个人和社会资本的新形式之外，也有老的传统资源在新条件下被成
功地开发出来。其中有得自共产主义时期的——那时内部的放逐、生活的私人化
和“不道德的家庭主义”是典型的适应手段——朋友、熟人和同事关系的牢固的
个人网络。当问及他们事业成功的秘密时，顶级的波兰企业家几乎一致地指向广
阔的个人关系网络，它的位置甚至排在有形的资本优势之前。在波兰社会常规调
查中，60。43％的人指出“良好的关系”是生活机会的决定性的或非常重要的因素
（Marody 1996 ： 63 ）。在波兰的环境条件下，另一个可用的传统资源是牢固
的和扩展的家庭。它们在发生不幸事件时可以提供保险，为抚养孩子提供支持，
并且因此为父母追求教育的热望或专业技术职业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也可为聚集
资本开办商业企业提供帮助。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新的条件下家庭委派某个成
员作为代表开办一个企业，为此目的动员共有的资源，包括积蓄或动员其他家庭
成员的劳动力。第三，更少有形性，但是也同样重要的资源是属于宗教共同体的。
在一个欧洲最信奉宗教的国家环境中——超过90％ 的人信仰天主教，并且大约60％
的人经常去做礼拜，由教会提供的这种支持和安全感在增加信任的倾向性上可能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23。
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它在启动信任复兴过程中补充了前面的五个
因素——是普遍的和必然的世代交替的过程。就像我们已经论证的：不信任文化
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之中，作为伴随信任的受挫经验有时再通过惯性强化作用的积
淀而产生。这种不信任传统的携带者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的人。这意味着，当新的
一代——他们在更有助于产生信任的不同的环境中长大——出现的时候，源于早
先的历史并被处于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生活于不信任文化之中——所内化的
不信任的强有力的遗留可能失去它们的控制力。而这正是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正
在发生的事情。现在从大学毕业并开始其职业生涯的年轻人在实践上已经与共产
主义体系对他们信任能力的破坏性影响相隔离。对他们来说，那已经是很久远的
历史了。他们是在共产主义体系已经崩溃的时候被抚养大的，并且在自由的、民
主的社会接受教育。所以，他们没有成为困扰他们父母一辈的所有那些“训练无
能”、“教化不当”、“犬儒主义文化”和“信任不足”的牺牲品。他们也从对
抗性斗争的焦虑和不确定性、革命的兴高采烈和转变的早期失望中被解救出来。
他们的世界是相对稳定的、已经确立的、安全的和可预测的。它被视为理所当然
的，因而是可信的。
由于所有这六种因素，不断加深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在波兰好像已经被克服，
而不断增长的信任文化的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似乎最终开始沿着它的道路前进。
信任文化已经进入到与慢慢成形的民主和市场制度相互促进的互动之中，为它们
可行的运作提供支持，并且其自身也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的有利环境所促进。如果
我的这种机制已经在发挥作用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相当乐观地展望波
兰的未来。
/* 85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为什么趋势会逆转（3 ）
1 米兹泰尔以及艾克特和库比克也做出了这样的设想。米兹泰尔强调“动荡
的、转变的时期”对理解信任的动力学的重要性（Misztal 1996： 63 ），而艾
克特和库比克则观察到“政权制度的转变为研究初生状态的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关
系的制度化提供了独特的机会”（Ekiert and Kubik 1997 ： 30 ）。
2 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中发生的整个社会体系的急剧变化非常适合默顿在提出
“策略研究场所”的术语时所描述的一种情形：“社会学的历史有它自己的现实
的补充物，在其中，长期隐匿的问题出现了，并且在对它进行调查的时候不断地
发展，这为研究它们提供了策略性地展示该问题的本质属性的情景”（Merton 1982
： 23 ）。
3 诺瓦克通过提出“社会学的真空”概念理解了这种现象。
4 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为很多观察家所强调（参见Garton Ash 1990a， 1990b
； Ekiert 1996： 218）。
5 这三种联结可以在工业工人罢工或上街游行示威期间所使用的象征符号中
看出来：波兰国旗、十字架和工人的安全帽。
6 在生活世界中，这种现象的一个有趣而突出的征兆是在私人家庭中社会生
活的活跃，而同时在电影院、剧院、音乐厅、饭店和咖啡屋则是空空荡荡的。
7 在每一次政府的改变之后都可以看到相似的循环。一开始，新奇性引起信
任。但是需要有所交代的时间到了，而因为过于雄心勃勃的竞选诺言很少被兑现，
信任衰退了而不信任涌现了。
8 这种现象对于整个后共产主义世界都是典型性的：“当俄罗斯人被问及他
们是信任还是不信任市民社会的主要的公共机构时，一般的应答者十个之中有七
个表达了不信任。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的人民表达了相似程度
的不信任。在所有这些国家，对公共机构的的公众信任程度明显地低于研究者作
为典型在西欧和美国发现的信任水平”（Rose 1994 ： 25 ）。
9 警方估计的私人保安人数在100000—150000之间。
10这是一种由于惯性所造成的传统爱戴和信任的普遍深入性令人迷惑的情形。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