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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具有某种共同特质的许多人）。例如，信任和不信任可以不同性别的人为
对象（我信任男人而不信任女人），或以不同年龄的人为对象（我信任老年人而
不信任年轻人），或以不同种族的人为对象（我信任白人而不信任黑人），或以
不同宗教的人为对象（我信任天主教徒而不信任穆斯林），或以不同富有程度的
人为对象（我信任穷人而不信任富人）等等。不用说，这种形式的信任充满着刻
板印象（stereotype）和偏见。
其次，信任的更抽象和更“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角色（social role ）
（可以理解为特定地位的典型行为方式）。与具体的角色扮演者无关，某些角色
本身凭最初的印象就能唤起人的信任。母亲、朋友、大夫、大学教授、牧师、法
官、公证人——正是令人信任的个人角色或博得“公共信任”的公职的一些例子。
还有其他角色以及相关的地位暗示着最初的不信任。杂货店主、二手车经销商、
税务员、见钱眼开者、妓女、特工、间谍等就是典型的例子。
把某些角色定义为值得信任的或不值得信任，在不同的社会或在不同的历史
时刻当然可能是不同的。如果存在着广泛的腐败，那么公共机关、警察官员、政
治家可能落进预设的不被信任的一类。如果存在广泛的欺骗顾客的习惯，那么所
有的商人、出租车司机或建筑工人将被作为最初的不可信任者对待。如果媒体是
有偏向的、被严格审查的，涉及教化和宣传的，那么所有的新闻记者、电视节目
主持人、广播新闻播音员可能都是不可信任的2。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波兰的
研究表明，内科医生、律师、成功的商人、大学教授、职业军人在信任层级的最
高层，而政治家居于最低层。与共产主义时期的显著不同在于资产状况与信任的
重新联结。资本主义体系典型的金钱标准把私营企业主从不被信任的底层位置提
升到信任层级的高层；而同时把大学教授（在资产上明显地不那么成功）从信任
的最高层推向比原来低得多的中间水平的层次。
/* 24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信任的客体（2 ）
信任的另一个抽象对象是社会群体（social group）（可以理解为通过特殊
的社会联系连在一起的很多人）。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从球迷的眼光来看的一支
足球队（我信任皇家马德里队，不信任基辅发动机队）；从公民的眼光来看的一
个内阁（我信任托尼。布莱尔政府，不信任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从一个教
授的眼光来看的一班学生（我更信任我的加里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那班学生，
而不是我的克拉科夫的那班学生）；从一个工头的眼光来看的一个工作队（在我
的轿车装配厂，我更信任喷漆小组，而不是电器小组）；从一个将军的眼光来看
的一排战士（我更信任在我指挥下的炮兵排，而不是坦克排）等。
一个更抽象的情形是信任指向的机构或组织（organization）（可以理解为
行动和互动在其中发生的结构安排）。学校、大学、军队、教堂、法院、警察局、
银行、股票交易所、政府、议会、工业企业等是这种类型的信任的典型对象。人
们给予各种机构的信任程度在不同的社会是不同的，而且它也随着时间而改变。
例如在波兰，由于长期受外国的统治和压迫，军队和天主教堂作为民族斗争和持
续认同的体现和积淀，一直处在令人信任的机构的顶端。但是正如我的研究所显
示的那样，在1989年巨变之后，我们能够观察到新的民主制度的进步——宪法法
院、廉政官员——在信任层级中升到高的位置，同时天主教堂则相对衰落，它的
促成统一的角色不再那么重要。
对机构的信任的一个有趣的变化可以称为程序信任。它是给予制度化的惯例
或程序的信任，这基于如下信念：如果程序被遵守，它们将产生最好的结果。一
个很好的例子是对科学作为达到真理的最好的方法的信任。从科学的领域可挑选
出更具体的例证，比如信任同辈的评论是确保出版物高品质的最好途径（Barber
1990），或者信任考试是评估学生的最客观的方法。从政治领域可以找到其他的
例子：信任民主的程序（选举、代表制、多数人选举等）是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
益和在冲突的利益中达到最合理的妥协的最好途径。或者信任适当的法律程序是
达到公正公平的判决的最好方法。在经济领域人们会注意到，相信市场竞争是维
持最好的、最便宜的产品和服务的方法。或者信任缩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及消
除贸易壁垒能导致同样有益的结果。当然，不信任也可以指向这样的程序。垄断
不被信任是因为它被认为会引起价格升高而伤害消费者。把国家的特许经营权赠
于工业企业不被信任是因为它容易产生腐败。口试在大学中不被信任是由于它比
笔试或写论文更容易引起紧张和更少客观性。
赋予信任的另一类重要对象是技术系统（technological system）（用吉登
斯的术语来说就是“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 ）”或“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
）”）。正如吉登斯所定义的那样，它们是“组织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大范围的物质
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技术成就或职业化的专门技术系统”（Giddens 1990a ： 27 ）。
我们的生活被它们所环绕：通信系统、水和电力系统、交通系统、空中交通控制
系统、军队指挥网络、计算机网络、金融市场系统等。它们的运作原理和机制对
一般的使用者来说是神秘的、难以理解的。我们常常想当然地使用它们，甚至不
会注意它们的广泛存在。我们已经学会依赖它们，这种依赖已达到很高的程度，
它们的故障看起来就是大灾难3。“信任多种多样的抽象系统是今天日常生活的
必要的组成部分”（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 89 ）。
更切实的信任目标是我们购买和使用的各种产品和器具。在日常生活中，我
们例行地使用这种信任。在这种情形下，信任可能以一般的方式谈及某种类型的
商品（“玉米片是健康的”），或在某一国家制造的商品（“日本的汽车是很可
靠的”），或更具体的某个公司的产品（“我只买IBM 的产品”），甚至某一个
别的作者的作品（“如果这是李。卡利（Le Carre）写的，它一定是一部很刺激
的书”）4。
信任最抽象的对象是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 ）、社会秩序（social order）、
或政权制度（regime）的总体品质。当我们说生存安全——即“对他们的自我同
一性的连续性和环绕着行动的社会环境及物质环境的恒常不变性的信心”（Giddens
1990a ： 92 ）、社会秩序的切实可行性、社会的强盛、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功能
性等——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有这种信任。例如，我们可能说：“美国是一个伟
大的社会”，“民主制是惟一平等的政治制度”，“在后共产主义社会，市场改
革是不可逆转的”。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我们表达了对一般系统的信任。
系统信任（systemic trust）概念似乎接近于合法性（legitimacy）的观念。
根据韦伯的区分，我们可以说魅力合法性（charismatic legitimacy）预设了个
人信任（或至少我们称之为虚拟的个人信任：与距离很远的人表面上有亲密的情
感联系），法定的合法性（legal legitimacy）预设了制度信任（或它的特殊变
形：程序信任）。但是在传统合法性（traditional legitimacy）的情形下，没
有必要预设任何形式的信任。传统合法性本身并不暗示任何种类的信任。所以如
此是因为传统——只要它居于主导地位，它就能代替信任。它用古代和永恒惯例
的认可代替信任。传统以这种方式减少了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而它们是信任凸
显的前提条件。当传统不再扮演重要角色时，就像在“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 ）”中，信任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整个制度机构一旦脱离传统，就依
赖具有潜在不稳定性的信任机制”（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 90 ）。
据我看来，上面回顾的各种信任——个人的、类别的、地位的、群体的、制
度的、商业的、系统的——都是根据相同的逻辑在运作。最重要的是在所有信任
的背后隐隐存在原始形式的信任——对人及其行动的信任。尽管是表面迹象，上
面所有信任的对象都可还原为人的行动。我们最终信任人的行动和它们衍生的结
果或产品。因此，在系统信任的情形中，我们既期望我们的国民的有益的行动，
也期望构成我们社会结构的各种制度和组织的有益的行动。在制度信任——可以
说对政府的信任——的情形中，我们相信建构其宪法框架的人，相信实际执行政
府职能的人，相信监控和指导它们的表现的人（宪法法院的成员、法庭成员、议
会委员会成员、自由媒体成员、廉政官员、以及最终的选举委员会成员等）。在
商业信任的情形中，我们相信设计者、领导者、生产者还有那些监督生产的人
（通过质量控制、标准化、工业规范的方法）。在技术信任的情形中，我们相信
设计专家系统的人，相信操作它们的人，相信监督操作的人（例如，飞行员、空
中交通控制员和机械师）。在地位信任的情形中，我们期望所有的或至少绝大多
数的扮演某一角色的人做出某些有益的行动。在类别信任的情形中，我们期望所
有的或绝大多数的某个类别的人的代表做出某些行动。最后，在个人信任的情形
中，我们期待个别的参与者做出某些行动。
/* 25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次要客体（1 ）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信任的主要客体，即我们信任的赌注直接指向的
客体。但也存在我们叫做信任次要客体（secondary object）之类的客体，它们
只是在给予并证明对主要客体的信任的过程中衍生而成的信任客体。在决定我们
信任的赌注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依靠二手的线索。它们中的重要的一类是涉及我
们考虑给予基本信任的客体的可信性或值得信任性的专家证言、证据、可靠的信
息来源、权威等。
真诚地接受它们，依赖它们，我们必须相信它们。所以，那些关于其他客体
的值得信任性的信息来源本身也变成信任的客体。关于科学和历史，大多数我们
所知道的，或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都依靠相信各种权威，或依靠相信我们所见
所闻，而不是依靠个人的证明（Malcolm 1988： 286）。我们面对的问题经常是
选择正确的证据、消息来源或专家：“既然没有超级专家去求助，风险的计算必
须包括我们所咨询的专家或我们所依靠的权威的风险”（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87 ）。例如在科学领域，鉴定人、审查人、评论人的“同辈评论（peer
review）”是决定值得信任性的标准程序。但这要求评论者自己是可信任的。
“很多论文的可信度明显地依靠这些科学文献的同辈评估者的值得信任性；他们
必须既有能力，又对科学的繁荣负责（Barber 1990 ： 143）。
为我们的基本信任提供基础的这种次级信任，可能在我们信任的产生过程中
以各种姿态、多种水平出现，有可能存在典型的“信任金字塔（pyramids of trust
）”。让我们看两个例子：我相信美国钢琴家范。克莱本（Van Cliburn）会献上一
场伟大的演奏会（所以我买了票），因为我知道他毕业于纽约的茱莉亚德学院
（Juiliard School ），该学院以高度精挑细选著称；他也曾在莫斯科著名的柴
可夫斯基钢琴演奏大赛上获得过大奖；我也曾在纽约时报——我信任的报纸——
上读过我信任的批评家给他很好的评价；他的录音带由我信任的公司——德意志
唱片公司（Deutsche Grammophon Gesellschaft）——录制；并且我的朋友告诉
我他很棒，不要说所有那些参加他的音乐会的不知名的人们，他们不可能全都犯
了那么严重的错误。还可以看另一个例子：我买了李。卡里尔（Le Carre）的新
出的间谍小说，因为在我最喜欢的杂志上我读过很多关于他的文章；因为我信任
出版商，并且我的朋友告诉我这是他的书中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而且也是卖的
最好的一本，这说明其他读者也给予它信任，而他们不可能都犯错误。金字塔也
可能出现在对专家的选择上：我相信这个专家，因为他受雇于我信任的咨询公司，
在我信任的大学任教等。
信任的另一个间接暗示（cue ）是各种“责任机构（agencies of accountability） ”
的存在，它们考察并加强主要信任客体的值得信任性。它们通过对作为我们基本
信任对象的人、角色、机构或系统施加压力（促进、控制或认可）为值得信任的
产品提供保证。这种责任机构包括：法院、警察、管理员、标准化机构、认证中
心、考试机构、编辑委员会、各种奖金的评审委员会、消费者组织——用有责任
的间接暗示补充（或替代）主要信任客体的直接信任。但是要提高我对主要客体
的信任，多亏这种责任机构的存在，我必须首先相信它们将公正地、有效地进行
监控和强制。“强制机构失去效力，你将不相信人们会履行他们协议的条款，并
因此将不签署那种协议”（Dasgupta 1988 ： 50 ）。
这种机构中有一特殊的种类促使政府和整个政治体制成为有责任的。一些是
内部的：自治的媒体（“第四院（fourth state）”）、宪法法院、廉政官员、
议会监察委员会、反对党。一些是外部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通过条约认可的国际法庭或机构的管辖权（海牙国际法庭、斯特拉斯堡法
庭、欧洲委员会）。为了给政治领域提供它们的信任，所有这些机构提供的责任
行为自身必须是可信的。
（三）信任客体的联合
以被赋予信任的多种多样的客体为基础的众多信任类型不是相互独立的。正
相反，在赋予一些客体的信任和赋予另一些客体的信任之间存在着某些系统联系。
让我们选择一些有趣的案例来给予简要的论述。首先看一看个人信任和地位信任
之间的联系。如果信任隶属于某个社会角色（地位），那么它延伸到每一个在职
者。但是给予在职者的个人信任对保护、增强或减少地位信任并不是无关的，甚
至有可能把对在职者的信任转换成对整个机构的信任。例如，当卡罗尔。沃依蒂
卡（Karol Wojtyla ）——克拉科夫的主教——被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时，他获得了可以建立很高信任的地位（至少对巨大的天主教社
会来说是这样），并因此通过公职的上任提高了他的个人信任。但是由于他带给
这个公职的个人超凡魅力（charisma），在他任罗马教皇期间，他大大地增强了
人们对罗马教皇职位的信任，并使这个机构恢复活力。作为相反的例子，设想一
个被任命为当地教区牧师的人，他部分地继承了传统的职位信任，然而却由于不
道德行为以及侮辱教区居民损害了他的个人信任。结果给予这个职位自身——甚
至也许会大大地损害到对整个教堂的信任。
个人信任也可能提升原来很低的地位信任，并且甚至有可能扩散到整个机构。
在后共产主义的波兰，新的民主机构——宪法法院和廉政官员——获得了很高的
信任，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两个著名且得到广泛信任的律师——安杰伊。佐尔（Andrzej
Zoll）和埃瓦。莱托夫斯卡（Ewa Letowska）——的领导之下，他们杰出的工作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 26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次要客体（2 ）
在波兰后共产主义政府中的劳动部也存在相似的情况，当时它由赢得高度信
任的民主抵抗运动英雄——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 ）——所领导。相反的
机制也同样运作得很好：对政治家的不信任（例如，因为他们有污点的共产主义
过去或当前的对权力的滥用）可能扩展到他们任职的机构，然后扩展到整个政府，
甚至最后扩展到政治体制。与此相似，如果法官不被信任（因为他们腐败的或有
偏见），这种不信任很容易扩散到法庭，甚至扩散到整个司法系统。
但是也有不发生信任和不信任的这种扩展和传递的例子。人们可能在个人的、
地位的和机构的信任之间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