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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民注意地听着，品味着，思索着他谈这些话的真正意图。同样的内容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它可以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也可以成为真正亲善的思想基础。那么玉旨一郎想达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想到这里，他就接着玉旨一郎的话音，试探着说道：“您讲得很精辟，很有见地。可是是不是有些抬高中国了？”
“不，不。”玉旨一郎紧摇着头说，“我是研究历史的——教育史也是历史的一个分类——我非常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真实就是这样，日本有好多东西来源于中国，尤其是在文化方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那样敬重唐代高僧鉴真和尚的根本原因。”说到这里，他打开书橱，从里面捧出一个用黄缎子带系着的，一尺见方的木板夹子，轻轻地放到王一民面前，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解开缎带，打开木板，里面展现出一张很粗糙的黄纸——是由于年深日久而变黄的纸。纸上用木版印着一位盘腿打坐的中国老和尚的肖像，肖像的两只眼睛闭着，周围是白色的灵光。肖像下面写着“初祖传灯大法师”，肖像周围印着象征着祥云的“云卷”图案。在黄纸的最下边，有一行小字，上写：江户福康药店制。
王一民一边看着，玉旨一郎一边指着说：“这是我国江户幕府初年的一张包药纸，距离现在有三百多年了。‘江户’就是东京，‘初祖’是日本医药界对鉴真和尚的尊称，‘传灯大法师’是日本天皇赐给他的法号。看了这张粗糙的包药纸，您就会知道日本朝野上下对他是如何敬重和爱戴了。这是历史的见证啊！”
王一民深深地点着头说：“好！您收藏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物！”
“这是家父留给我的，在日本大概也找不到几张了。”玉旨一郎一边说着一边又小心翼翼地把木板盖好，系上缎带，送进书橱。
王一民略微思忖了一下说：“这样珍贵的文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一看，我建议您制成锌版，在画报或报纸上发表一下……”
还没等王一民说完，玉旨一郎就摇着头说：“不行，至少现在不行。”稍停了一下，他叹了口气说，“不是时候啊！”他又直盯着王一民看了看说，“连您不都说我在‘抬高中国’吗？您看现在有哪一个日本人能站出来说一句‘抬高中国’的话呢？把中国抬高了日本怎么办呢？还能在这里当‘太君’，当‘太上皇’，像我叔叔那样……”说到这里他把话咽回去了，低下头，看着脚上穿的木头拖板，沉默着……
王一民也不说话，静静地看着他。
半天，玉旨一郎忽然抬起头来，他眼睛里闪着亮光，直看着王一民说：“王老师，我今天请您来，是要把心里话向您讲讲。因为根据我的观察、研究和分析，我认为您是一位正派的、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得更进一步的话，您可能不是一个人在行动……”说到这里，他把话停下了，直着眼睛看王一民，目光那样深沉，是观察？是审视？还是要看到王一民内心深处的什么？使人不解。
王一民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连眼睛都不眨，庄严地和玉旨一郎对视着。他脸上既没有惊讶的表情，更没有恐慌的流露，简直平静得像方才看过的鉴真和尚的坐像一样。
从墙上传来的嘀嗒嘀嗒的钟声判断，时间大概过去了有一分钟，玉旨一郎才点点头说：“您真镇静！我敬服的也正是您这种大无畏的镇静态度。我第一次发现您这惊人的镇静是在课堂上，您正在给学生讲反抗异族侵略的中国皇帝朱元璋，这时您发现我了，竟能那样不慌不忙地把问题一转，转得又轻松又自然，让人简直无懈可击。接着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您竟能在爱国真情已经完全流露的情况下，辩解得既不露痕迹又头头是道。我相信，如果那是在一个公正的法庭上，您一定会获得无罪释放的。”
玉旨一郎喝了一口茶，又继续说道：“后来我们的接触就多了一些，当您的学生罗世城被捕以后，您那镇静的态度被感情的波涛冲破了，您焦急了。接着，我特地请您和我一同去检查他的遗物，我知道您是如何急于要拿到他那些不宜公开、更不宜落人我手中的遗物。但是不幸得很，那本记着他和另外几个学生活动的重要记事本偏偏让我发现了。我看了，并且记住了那几个学生的名宇。后来我把本子交给您了，我在等待着，看您怎么办？开始我以为您会胆怯，会不敢拿走。因为只要我一伸手，您就会立即陷入罗网。这一切，您当然会看得清清楚楚，您会感到那罗网就张在您的面前，您会把手缩回去。可是，您没有顾到个人的危险，您不但拿走了本子，还把那封写有罗世诚家庭地址的信也拿走了。您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这样干了。而更使我惊奇的是，干完这样的冒险事情以后，您不但不藏不躲，还照常上班，见了我的面也一如既往，好像您根本没有干过任何伯人的事情一样。您的镇静使我不由得怀疑起自己：是不是我看错了，那本子和信您根本没有拿走？我又第二次去重新检查罗世诚的遗物，不但本子和信确实没了，竟连任何可疑的东西和线索都没有留下，您干得于净利落！您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保卫着别人——也可能还要加上保卫您的信仰。您的行动不但使我佩服，使我同情，也使我非常感动。紧接着，我们又都到罗世诚家去了——可惜的是我去晚了一步，没能在那特定的环境里遇上您。如果那时遇上，可能今天我要说的话在那时就说了。当然，罗家的人——主要是当时自称为小学教师、实际是名演员柳絮影小姐，隐瞒了您去过的真实情况，这我从她家的种种迹象和哭红了的眼睛上都可以断定。所有这一切，都向我说明：您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但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纯的爱国者，您不是一个人在行动。”玉旨一郎讲完，就目不转睛地盯视着王一民，等待着他的回答。
王一民这回没有再沉默，他异常冷静地说道：“对您的推理和判断，我先不进行辩解和说明，我将保留这个权利。我想先大胆地问您一下：您讲这些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要进一步了解您。”
“了解并不是目的。”
“我的目的很简单，”玉旨一郎一挥手说，“我早就当您讲过，我要有您这样一位诗书传家，深晓汉文，能够和我在事业上共同切磋琢磨的中国朋友。交朋友，就必须要有所了解。”
“可是这种了解不应该是单方面的。”王一民也一挥手说，“如果您是以上司——副校长的身份来询问一个教员，那我将有问必答。如果为了达到您所说的目的，那就应该是双方面的。”
玉旨一郎点着头说：“您说的有道理。”
“可是我一点也不了解您。”
“我的心向您敞开着。”
“那您能允许我大胆地向您提问题吗？”
“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我将有问必答。”
“好。”王一民点点头，郑重地说道，“我对您不了解的地方很多——不，不是不了解，是不理解。您用您的行动在我的脑子里打上了一长串问号，这一串问号汇集到一起，就成了一个谜。不必讳言，您曾间接地、直接地，给过我好多援助，这是正义的援助，是人道主义的援助。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我早就应该站到您的面前，在向您致谢的同时，主动伸出友谊的双手。但是严酷的现实不但限制我在行动上那样做，连感情上的流露都不可能，因为什么会这样呢？”
玉旨一郎垂下眼帘说：“因为我是侵略你们的日本人。”
“不，不单纯是为了这个。”王一民摇摇头说，“您是一个日本人，但却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您是哈尔滨——甚至整个北满的日本统治者玉旨雄一阁下的亲侄子，在您背后站着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请允许我用一个不够恰当的比喻：犹如您在前边走，您的背后跟着一头老虎，您走到哪老虎跟到哪，这在中国叫什么呢？”
“您的意思是说‘为虎作怅’吧？”
“至少会让人往这方面想。一往这方面想，您的那些正义行动就必然被画上问号。”
“这么说，您的问号主要是集中在我和家叔的关系上？”
王一民点点头。
“好。那我就向您讲讲我的家庭情况吧。”玉旨一郎喝了一口茶，仰起头，眼睛望着西边墙上贴的大小两个乌龟，缓缓地说起来……
56
“我们家从我祖父开始，就是研究中国古汉文的汉学家。他老人家在这方面有一些专门著作，在日本是很有影响的。
“祖父生我父亲和叔叔兄弟二人。祖父希望他俩都能继承家学，研究古汉文。所以从他们开始读书起，就教他们学习比汉两种文字。父亲比叔叔大五岁，所以学习的时候自然就形成祖父教父亲，父亲又领着叔叔学的局面。
“父亲和叔叔这兄弟二人，不但岁数差得比较多，秉性相差就更加悬殊。父亲敦厚踏实，老成持重，读书非常用功，祖父夸他是读书种子，可以继承父业；叔叔眼尖嘴快，飞扬浮躁，读书不用心，全靠小聪明。祖父说他聪明外露，难成大器，调教不好，将要长成一棵歪材。因此对叔叔管教很严，经常考核他的功课，父亲也尽全力帮助他，所以他在日、汉两种文字上，还都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基础。
“不幸的是在父亲二十六岁那一年，方满五十岁的祖父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时候我已四岁了。可是刚刚二十一岁的叔叔还正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汉文。祖父一去世，家里生计立时成了问题。过去是靠祖父著书卖文为生，父亲一直给老人家当助手，祖父去世，二十六岁的父亲立刻就失业了。生活的困窘逼迫叔叔中途辍学。弟兄二人为找职业而各处奔走。
“这时候正值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了俄国，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把在中国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日本政府为了开发大连和旅顺，大批招聘雇员，尤其欢迎懂汉文的知识分子。这时，叔叔就向父亲提出要应招去大连闯荡一番。但此一去前途究竟如何？这在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的当时，真比你们中国人闯关东的前途还渺茫和不可捉摸。父亲开始不同意叔叔去，他还希望和叔叔共同找一个能研究学问，继承家学的职业。但是叔叔执意不肯，最后终于拜别了父亲，到辽东半岛去了。
“叔叔走后不久，父亲也找到了自己认为满意的工作，而且也是去中国，不同的是没有走关东，而是去了天津。
“我祖父早年有一位学生，就是日本比较著名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先生，当时他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教书，那里要招聘一位精通中、日两国古文字学的人翻译著作，因为待遇高，还可以继续祖父的事业，于是父亲就领着母亲和我，欣然西渡，投奔吉野先生去了。
“父亲在天津和吉野先生共处了三年，吉野先生的民本主义思想给父亲以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父亲在吉野先生的教育启发下，有了明确的新看法。他认为日本正从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因此才激起中国民众的‘排日’运动。而在日本国内，对华友好与对华侵略，也是日本近代史上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长期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可以说，在东方存在着侵略的日本，也存在着和平的日本。而我父亲表示，他要站在后者的立场上，坚决地反对前者。
“这中间，父亲和叔叔没有间断过通信，两人对日本的看法上产生了根本分歧。叔叔站在‘侵略的日本’的立场上，劝父亲要‘忠于日本天皇’，要‘维护和扩大日本在华之利益’，千万不要做‘背叛祖国’的事情。父亲非常气愤地去信指责叔叔已经变成了‘日本军阀政客侵略扩张的喉舌’，再不赶快悬崖勒马就要变成‘走狗’。就这样，两个人在书信中展开了辩论，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三年过去后，叔叔结婚了。婚前给父亲来信，请父亲去为他主婚。父亲赶去了，本想多住些日子，但是老哥俩又总是争论不休，父亲一生气，住了三天就跑回来了。
“这以后，叔叔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于得非常顺利，简直可以说飞黄腾达，步步高升，而且常在报纸上发表‘为侵略者张目’的文章——这是我父亲使用的名词，父亲每逢接到叔叔升官的‘喜报’，便愁眉不展地说，‘我们工旨家对日本民众欠的债越来越多了！’”叔叔官运亨通，仕途很是得意。但是在家庭生活中却总感美中不足，就是他一直没有儿女。有一次，他给父亲来信，要接我到他那里去求学，说是在他那里可以受到正统的日本国民教育。而且明确指出，玉旨家只有我这么一条根苗，不要把我‘引人歧途’。父亲看信后非常生气，不但拒绝我去，还去信把叔叔训斥了一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的炮声响了，父亲心里非常忧虑。他感到日本是在自杀，东三省好比一块巨大的美肉，日本吞下去也消化不了，将来会被烫死，噎死……他老人家身体本来不好，这时心里再一忧伤，很快就病倒在床上了。这时候我已经结了婚，我的妻子很孝顺，她和妈妈衣不解带地服侍父亲，但是老人家这时已经病人膏盲，不可药救了。父亲在弥留之际，非常想念叔叔，说有好多话要当叔叔讲。但是这时候东三省正在战火纷飞当中，关里关外的通信完全断绝了，没法通知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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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离开我们的时候，头脑非常清醒，老人家拉着我的手说：”孩子，我们家是研究历史的，越研究越感到日本和中国必须友好相处。现在的战争，是完全错误的。将来日本和中国一定还要走上友好的道路，这一条你一定要坚信不移，千万不要做对不起中国民众的事情。在能帮助他们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你的叔叔，我没能把他拉到正路上来。你祖父曾经预言过，他要“成棵歪材”，现在“歪材”已经长成，你当然没有力量，也不可能把他扶正了。但是你不能嫌弃他，他终究是你的叔叔，何况我们家又只有你这么一个后代。我死后，你和妈妈她们可以到他身边去。我相信你，非常相信你不会放弃已经形成的主张，实际也是我的主张。你虽然不能左右你的叔叔，但是你可以影响他，尽可能地做些好事……至于在事业上，我也相信你会接续我的研究，把重点放在中国教育史上……“
“父亲去世以后，妈妈昼夜啼哭，不幸得上了白内障，双目完全失明。妻子在日夜服侍妈妈中也闹得瘦弱不堪。真是应了中国的俗语：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时候天津市忽然流行起急性传染病——可怕的霍乱！于是更加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妈妈和妻子双双被传染上。她俩身体本来已经非常虚弱，一点抵抗力也没有，于是没出三天，就都离我而去了！
“这时我的悲伤真是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不久，叔叔忽派一个专人来问候父亲。我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诉说了家中接连发生的不幸。很快，叔叔本人赶来了，他痛哭着祭奠了父亲和母亲，他要我立即跟他去南满，我向他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我要遵循父亲的教导，也是他老人家的遗嘱：不为侵略集团做任何对不起中国民众的事情；第二，我要继续父亲的研究工作，叔叔要给我这方面的自由；第三，在生活上我要有自主权，我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为了研究中国的教育，请叔叔安排我到学校去做兼职工作，对我所在的学校，叔叔要力所能及地给以保护。
“叔叔在正式回答我的要求以前，先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他问我参加没参加什么‘左派’组织？例如受吉野作造先生影响而成立的‘黎明会’或者‘新人会’，甚至是受苏俄支使而成立的日本共产党？他要我一定要忠诚老实地回答他。像对父亲一样的忠诚。他说父亲不在了，他就是我的父亲。
“我告诉他我一生没说过假话，我所奉行的完全是祖父和父亲的主张，他们是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的正直学者，我也要坚定不移地学他们的样子，希望叔叔能保证我继承祖业。
“叔叔对我的答复很满意，于是就立即‘批准’了我的‘约法三章’。这样我就和叔叔一道来到了满洲。这以后的情况，您就可想而知了……”
玉旨一郎刚说到这里，王一民就激动地站到他面前说：“谢谢您。真心地谢谢您！不但谢谢您真诚坦率的讲述，还谢谢您以前对我和我的学生、朋友的保护和援助。我现在不但了解了您本人，也了解了你们一家。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做您的中国朋友，像您所说的：第一个中国朋友！”
玉旨一郎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兴奋得眼睛放着亮光，他张开长大的胳膊，一下和王一民拥抱在一块了。
两个朋友，可以说是非常奇特的朋友，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