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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世界做生意 一个经济学家的-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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诎<埃苏舛娜魏蔚胤健C蝗四芰瞪纤牵挥兴堑男砜桑蝗四苈袈嫱崭遥煌芬膊怀伞T趺椿嵴庋兀课叶道锎ё偶壑�5000美元的苏丹硬通货,却找不到一个人能卖给我一根骆驼蹄子,活见鬼,这怎么可能呢?我气得抓狂了。“谁能卖给我几头该死的骆驼!”我听见自己的惨叫徒劳地回荡在沙漠上空。

    亚当的电话第100次响了起来。这一回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租车人。亚当把电话按了免提键,好让我也听到。电话那头不怀好意的声音,真的把我吓了一跳。就算是不懂*语,我也能听出他的蔑视和愤怒。亚当紧张地听着,几次想要打断对方,但都没成功,最终,他挂了电话。他看起来就像是个因为淘气挨了骂的小男孩,这不是他第一回这样子了,可我很快意识到,事情要严重多了。租车人告诉亚当,他要去告我们,说亚当是我的帮凶。在我看来,这太荒谬可笑了,可亚当向我解释说,我俩可能会倒霉。听他说话的语气,我晓得他是当真的。我对他说,给租车人打电话回去,让他把钱留着。

    我还在绝望地尝试设想新方案,希望能在城里找到一个骆驼的主人,尽快从他手里买些骆驼,径直前往埃及,再也不回头。亚当难以置信地瞪着我。“没人相信你来苏丹只是为了买骆驼,没人!”他终于忍不住冲我喊道。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失败了,在第一道路障前跌倒了。我来苏丹是为了跟世界上最棘手的商人过招。我原本指望顺着历史上最古老的一条贸易通道运输骆驼,结果,我非但没能像自法老时代以来成千上万的商人一样,沿着尼罗河顺利前行,反而被自己的天真幼稚给困住了。

    经济要蓬勃发展,若干基本要素必须先行就位。可靠或是可核实的信息便是其一,负责任是其二。我在这趟行程里累积了太多不可靠的信息,如今这荒谬的局面,是我自食其果:上千头骆驼包围着我,名义上都是要卖的,实际上一头也不卖给我。我有5000美元现金可花,但没人相信我真的愿意花钱,也就没人愿意跟我做生意。是我离开的时候了。

    我昨天安排的骆驼车到了,就好像是幕后导演设计好的一样。它开进了混战当中,快活的司机充满期待地跳了下来。他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嘿,你的骆驼在哪儿呢?”我能怎么说呢?我找不到骆驼?什么骆驼?不,我显然是一个不需要骆驼运输车的人。我能做的,就是向他道歉,对浪费了他一天时间表示遗憾,并给他50美元作为赔偿。我以为,从他工作四天挣100美元利润来看,给他这个数挺合理,毕竟他白等了半天嘛。

    我知道我不该吃惊的,我也该早就预料到的,但当他转过身来对我说“150美元”时,我还是禁不住气得笑了。

第四部分 走出非洲(1)

    在南非的时候,我注意到中国是另一个不能忽视的新兴市场。据估计,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有3亿多人,这一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占了全球经济中的很大一块。要是中国所有人都买一辆车,光是对石油的需求就能在短短几年里把残存的石油储量给用个精光。跟印度中产阶级不一样,中国人出于爱国心,对国产商品颇有忠诚度,但他们也相信有些商品是外国产的更好,这类商品往往属于奢侈品市场。新近吸引媒体注意的是法国红酒。在中国市场上,一瓶96年产的“拉菲”拍卖价格要比欧洲贵上好几千美元,这绝不是什么稀罕事儿。许多中国人都喜欢向重要的客人展示这类带有收藏性质的红酒,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过,对这个故事,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是这样:好多人喜欢把红酒跟可乐掺着喝。我们往茶里加牛奶,他们笑话咱。这下子,大家算是扯平了。

    正如我穿越南非的开普敦卖咖啡,还顺便找到机会买进了一些辣椒酱,说不定也可以在这里找些在中国好卖的红酒呢。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拉菲”和“拉图”,还有许多人在尝试便宜的红酒。逐渐地,红酒市场也就扩大了。毫无疑问,人们偏爱的是法国红酒,可我给上海一家进口代理商打了一通简短的电话,他们对我透露了新近的一些发展趋势。

    王东尼帮助外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商品。他收取费用,负责处理一切必要的文件,好让红酒运进上海。他也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典型一份子:在一天的辛苦工作后,喝上一杯红酒,放松放松。我跟他在手机上聊了聊他的喜好,以及中国如今哪些红酒卖得好。这里有个明确的主题:中国市场要的是简单、甜而又带着果香的红酒。

    许多中国人改喝红酒,因为觉得红色是个幸运的颜色,而且红酒又对健康有好处(那就没必要带白葡萄酒了)。美乐和赤霞珠都挺出名,也受信赖;品乐塔吉不是个好选择,他们不知道这东西,况且,对中国人相对不成熟的味觉来说,单宁酸也不大受用。足够清楚了。得找一种口感像利宾纳一样的红酒。

    我朋友戴夫在英国是个很成功的红酒商,他从世界各地,包括南非,为伦敦的餐馆进口红酒。我甚至偶尔跟他喝上一两瓶。我给他打了电话,说明我想找的是哪种酒,他对南非葡萄酒的广博知识立刻派上用场。他推荐了开普敦斯泰伦博斯沿岸一家名叫“罗齐尔湾”的小酒庄。要是戴夫觉得它足够好,那对我来说就太足够了。我打电话跟业主亚当,相约见个面。

    亚当是个奔四年纪的帅大叔,优雅、聪明、成熟,不像大多数人眼里的那种典型南非农场主。他自信满满地准备打入国际红酒市场。罗齐尔湾酒庄最初是一家财团投的资,但后来其他买家想要把品牌用到其他方向,亚当就单独把它给赎了出来。他对红酒很有热情,也想在这儿酿酒。酒庄的地势绝佳,俯瞰着大海。在不少种植葡萄的国家,这是绝不可行的,但戈登湾这儿的独特小气候,能让亚当既享受大海的壮美景色,又照料葡萄藤。

    站在他地势最高的田野里,亚当兴致很高地指给我看山景和下面美丽如画的海湾。在我看来,这就是品牌的一部分。红酒,跟其他所有东西一样,需要独特的卖点,买家喜欢一眼辨识出产品,并且对红酒来说,人们喜欢知道它是哪儿来的。我可以利用自己亲身来过葡萄园这一点向潜在买家画一幅画,以此帮助推销这种酒。要是酒的味道跟这儿的景色一样好,我们就赢了。当然了,价格也得合适。

第四部分 走出非洲(2)

    每逢南非的夏季,亚当就住在山下一栋刷着白漆的大农舍里;到了冬天,他回到英国继续享受夏天。他已经在农庄里修起了度假屋和马场。今天,那儿有本地学校的一些孩子上骑术课。隔壁是一间时髦的崭新办公室,亚当把它的地下室修成了带玻璃幕墙的私人品酒吧,就算放在伦敦肯辛顿的安静小街上,它也不会显得扎眼。

    亚当有整整一柜子的红酒给我看,包括南非得奖最多的一种:他的山地罗齐尔赤霞珠。就像一个在欧洲打过无数场战役的老兵,它得过那么多的奖牌,你简直都看不见下面的标签了。它的售价是每瓶145兰特,相当于19美元,不过我觉得在中国市场还是稍微贵了些:中国人大概愿意为法国红酒出这么多钱,可南非红酒太新鲜了些。

    我要找的是一种更便宜的东西;那种我在塞恩斯伯里能以英镑(10美元)买上一瓶的酒就很好。亚当恰好有这么一种。他从“里夫湾”一格里抽出一瓶又轻又甜的果味美乐来。这种酒有很浓的果汁香味,很像是樱桃、覆盆子,甚至一点点巧克力味。把它带到中国去很理想,价格也不过才30兰特(每瓶4美元)。遗憾的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确切地说,是它的瓶子有个大问题。中国市场才刚刚接触红酒概念,势利眼还挺严重的。这就包括人们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红酒,就应当有个软木塞,可亚当打算卖给我的这种酒用的是丝扣式瓶盖。大多数经验丰富的红酒鉴赏家会嘲笑这一点,说不定现在就在大喊:“开什么玩笑!”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没错,我并不打算跑去对整个中国红酒市场宣传丝扣式瓶盖的优点啊,所以,我得弄个软木塞来!

    这就给我们摆出了一道小麻烦。亚当的红酒分为三个价位。你大概在大多数红酒零售商的货架上看到过,有些红酒品牌分为便宜和贵的两种版本。有时候他们把好些的那种叫做“珍藏品”或是“特藏品”,要不就把品牌名字稍微改一下,以区别红酒之间不同的品质。在亚当这里,他把便宜的品种唤作“里夫湾”,中档的叫“罗齐尔湾”,最高档的叫“山地罗齐尔”。够微妙吧?没错,可这很重要。对一个想要建立品牌的红酒生产商来说,绝不能把便宜的红酒卖高价,从而败坏高品质红酒的名声。所以,他们会按不同的“价位”来卖,以确保零售商和餐馆按正确的档次出售自家的酒。我想要一种“里夫湾”价位的红酒,又需要酒瓶子使用软木塞,可软木塞是“罗齐尔湾”价位的红酒才有的。

    我不大清楚自己在中国会碰到什么状况,所以我非常苛刻:我要鱼与熊掌兼得。我向亚当要一种容易喝的酒,但摆在货架上跟法国红酒挨一块儿也不能太丢份儿。我还希望它够便宜,万一我到了中国,发现那儿没它的市场,亏本出清也容易些。我相信这趟买卖是台真正的印钞机,我打算至少往它里头投上个15000美元。如果价格合适,我会买上几千瓶。

    我们一边品着酒,一边想办法,我毫不怀疑最适合中国的红酒是丝扣式瓶盖的美乐,可别担心——罗齐尔湾赤霞珠也是一种很好的果味红酒,在南非拿过很多奖项。它的颜色是浓郁的洋李子色,味道喝起来像是黑莓和黑加仑绝妙地混合起来,没有太多的单宁酸味,又微微地带着一点模糊的辣味。我觉得它对中国似乎太复杂了些,但应该也能够卖得出去。我要打进一个对南非红酒所知甚少的市场,所以,我要宣传的是南非葡萄酒的整个概念,而不仅仅是罗齐尔湾。至少,在上午11点30分,喝到第三杯红酒时,我是满心这么以为的。

第四部分 走出非洲(3)

    亚当希望每瓶卖45兰特(差不多6美元)。我觉得自己实在没办法能把哪一种南非红酒带到中国区卖上每瓶12美元,它到底不是法国红酒啊。把进口税运输费用考虑进来,我认为应该在31兰特(4美元)的价位买进。我高兴地对亚当敞开了天窗:“我得在26或者27兰特上下买进这种酒。”好吧,我说谎了。

    “这对我太苛刻了,柯纳。”我看见他颇有些局促的样子,就好像我侮辱了他。“不过,我喜欢整数,我愿意降到每瓶30兰特(美元)。但你一定要向我保证,你会如约把它在中国市场以较高的价位卖掉。”这就是说,他乐意在初始价上给我来个七折大优惠,只要我答应卖高价;再换种说法,他希望我赚到更多的利润。

    这简直好得不像是真的,我真该使劲咬咬他的手。不过,要求这东西,你不提出来,肯定得不到:“每瓶29兰特,咱们就成交了。”我选择不搭理他的整数请求。我以前听说过那个老把戏!亚当顿了顿,看起来稍显沮丧,为了配合我,他做了最大的牺牲,可我却嗤之以鼻。他叹了口气,伸出手来:“好吧,柯纳。”难以置信啊,我们握手成交了。我找到了一种顶呱呱的红酒,只出了一笔微不足道的小钱——才美元!按这样的成本,只要我把它在中国卖出去,铁定能赚上五成、六成,甚至七成的利润哪。

    我用差不多5725美元从亚当那儿买了1500瓶红酒,返程的路上,又从一家大批量、大折扣的酒庄里买了1500瓶稍微便宜些的“阿尼斯顿湾”红酒。这下,我在红酒上的投入超过10000美元了,我还得把税收和运费算进去。

    开普敦的承运商需要30天才能把货送到上海,他们要的工本费是1460美元。在这四个星期的时间里,王东尼应当可以帮我弄好海关手续,把红酒运到城里的仓库里放好了。再加上4448美元的进口关税,总计15000美元,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大笔的支出,当然,也有可能成为我最大笔的利润之源。只要我能从中国的红酒市场里挖上一小块,甚至一小块的一小块,我就能挣好些钱了。等我到上海的时候,说不定能做上一笔25000美元的大生意。我迫不及待想去中国了,但与此同时,我有整整四个星期要打发,还有4000英里的路要赶。是时候走出非洲了。

    我曾以为印度到处都是贫民窟,到处都是赤贫的穷人,可当我从德里机场开车到新城区,却全没看到这方面的证据。交通干道车来车往,不时闪过奔驰车的身影。德里的这个片区到处都是豪宅和花园,给人一种压迫性的富裕感,对我来说这太关键了:他们有大把的可支配收入。

    才刚5月份,而且是早晨8点,温度就升到44℃了,夏天已经上路了。我首先想到,要卖掉我的“火辣鬼见愁”,这个时节恐怕大大不妙。坐在出机场的出租车里,我飞快地做了个消费者调查。我对司机解释说,我要在这儿卖辣椒酱,可担心天气太热,没人吃。他很快叫我宽了心:“没这回事儿,先生,要是你热,那必须多吃辣椒。辣椒让你出汗,一出汗,你就凉快下来了。”这个说法颇可争议,但我才不跟他争咧。

    进口新产品到外国的时候,利用从前做过类似事情的人提供服务,必定是个好主意。全世界都有机构提供此类服务——就是所谓的“货运代理”,他们收取一定的费用,帮你处理各种手续,通过海关、付清进口税……所有烦人的东西,他们帮你搞定。我找了个叫古普塔的人做这事儿,不幸的是,我人到了,辣椒酱却还陷在德里海关的沼泽地里。我打通了古普塔的电话,他告诉我,辣椒酱可能要过一两天才能到他的仓库。走运的是,我在行李箱里带了几瓶样品,方便我拉拢新客户,于是我立刻着手跟本市的中产阶级片区零售商联系。在这个当口上,我只能毛遂自荐上门推销了。

第四部分 走出非洲(4)

    我本来是在更为正规的金融世界里讨生活的,还从没搞过上门推销这营生。我对必要技能什么的全无概念。我只知道自己有一种产品,味道好,够火辣,我也模模糊糊地记得埃迪是怎么把它卖给我的。他着重介绍了主要成分是辣椒而不是醋,所以,我决定尽量多从他那里借内容,再稍加调整。

    我的第一站是一家很有名的商店,叫“吉米之家”,它位于德里郊外的诺伊达区,这里有许多绿树成荫的广场,道路两侧排满了商店。“吉米之家”外摆着一长串总裁级别的豪华车,奔驰啦,宝马啦,开车的是一看就生活富裕的印度家庭主妇,她们到此来购物。她们看起来完全就是我这种进口产品的目标客户嘛。话虽如此,单就外观而言,“吉米之家”跟英国街头任何一家印度杂货店没什么区别。

    吉米30出头,打扮像个花花公子,穿着漂亮的衬衣和休闲裤。他是印度蓬勃发展的经济里新出现的年轻一代商人,充满了活力。他店里就像是阿拉丁的藏宝洞,进口货摆在货架上,一路从地板码到了天花板。连吉米的收银台,也被一个堆满了哥伦比亚咖啡豆、美国糖精盒的柜台给挡在了后面。我敢担保,这是一家什么东西都卖的商店。

    我一边等着吉米招待完客户,一边匆匆浏览了一下辣椒酱陈列区。我欣慰地发现:从美国和加勒比进口的以辣椒为主的调味酱都上架啦,价格也在我的预期范围内,每瓶150~260卢比(约等于~美元)。只要吉米喜欢我的丛林人辣椒酱,那么他应该负担得起我115卢比(美元)的要价。即便他把价格按标准上浮,最终的售价也处在目前辣椒酱价格区间的偏低一端。

    吉米当然有理由怀疑南非辣椒酱能给印度市场带来什么样的惊喜。然而,我仍然设法说服他试试看。在商店里的一个僻静角落,我们打开了一袋进口炸薯片。店里每一寸空间都给东西占着,所以实在没其他地方可去。我用炸薯片挨个蘸上辣椒酱让吉米尝味道,他立刻喜欢上了特辣红椒和烟熏辣椒的香味。我跟他说,对印度人的饭碟子,“火辣鬼见愁”才真正够味。他却有点不屑一顾。我冒出一个恶作剧的念头,怂恿他把炸薯片蘸上双倍的辣椒酱,然后再放进嘴里。看着他的眼珠子差点从眼眶里弹出来——我的肚子都快笑破啦。“哎呀老天爷,这玩意儿够辣!”搞定!吉米上道了。跟我猜的一样,115卢比的价格对他来说没问题,他满有自信地说可以按每瓶155卢比卖出去,轻松达到他30%的标准价格上浮。我把辣椒酱弄进德里的成本价是76卢比(美元),这样每瓶足足能赚上90美分呢!如果我把它们全都卖掉,3500美元的利润就到手了。吉米说,他每种口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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