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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7-夜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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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统治阶层,主要是舞枪弄棒的武夫集团以及听其支配以幕僚为主的文士们,他们是新的一代势官地主,完全不同于唐代的情况,最突出的标志便是这个阶层多出身于社会下层,受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浅,门第观念淡薄。    
    这个时期的帝王与藩镇完全是一体之人,并无根本的差别,全都出身于社会下层。除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出身于沙陀贵族外,后梁太祖朱全忠,出身农家,本人早年为流氓;唐明宗李嗣源、晋高祖石敬瑭、汉高祖刘知远,全都是地位卑下的沙陀军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周太祖郭威,早年穷得衣衫不周,作为黥面皇帝为历史所仅见。十国的统治者情况更是五花八门,吴国杨行密是走卒出身,吴越钱镠出身农家,本人为无赖,南唐李昪为流浪孤儿,荆南高季昌家奴出身,闽国王潮兄弟世为农家,南汉刘氏可能是岭南蛮族,也有学者说是波斯商人后裔,楚国的马殷则是木工出身。    
    至于其部下将相大臣的出身,与这些帝王们大致相同,虽然有少数进士出身的人物,但他们并非凭门第或科举而位居卿相,而是通过投靠藩镇,充当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为卿相。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掌握权力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赳赳武夫,而士大夫饱受骄兵悍将的凌辱,动辄罹祸,罗隐的《孟浩然墓》诗云:数步荒榛接旧蹊,寒郊漠漠草萋萋。    
    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深刻地描绘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低下、命运悲惨的真实状况。有人根据新、旧《五代史》列传统计,有传的士人约有一百九十一人,其中幕僚出身的或有过任幕职经历的有一百三十七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七,可见说他们是藩镇的附庸,并非虚言。这些文人或科举出身,或通过入幕而入仕,以门荫入仕者仅有六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即使门荫入仕者,也并非全是衣冠缙绅,不少人却是以其父祖的战功而得以恩荫入仕。如果说在唐代士族还多多少少有一些社会影响的话,至五代十国时期则荡然无存了。    
    学界通常都认为至宋代婚姻不再尚阀阅,其实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如此了。试举数例,即可见其一斑。    
    后唐庄宗为皇子李继岌娶定州节度使王都之女为妻。王都本姓刘,不知其父母为何人。幼年时被巫医李应之在村落得到,收养为子。定州节度使王处直患病,被李应之治愈,遂署其为幕职。当时王处直尚未有子,李应之便把其养子送给王处直为养子,并改名王都。就是这样一个不知来历,且出身下层的人物,庄宗非但没有嫌弃,反而主动提出与其结亲。    
    后晋出帝给皇子石延煦娶晋昌军节度使赵在礼之女为妻,关于后晋石氏的家庭出身前面已经论到了,这里只对赵在礼略述几句。赵在礼,河北涿县人,其曾祖、祖父皆为农户,其父早年在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部下为军士,逐渐升至军使。赵在礼因其父的缘故,先从士卒干起,升至指挥使,通过发动兵变,才至节度使高位。据载,晋出帝之所以愿与赵在礼联姻,是因为赵在礼所到之处聚敛无度,家财巨万,出帝贪其财,才主动与其联姻。后来赵在礼对人说:“我为了此婚,花费已达十万缗。”    
    即使皇帝本人娶妻也不论阀阅,如后梁太祖朱全忠的皇后张氏,为砀山县渠亭里的乡间地主之女,算不上高门大族。关于唐庄宗的皇后刘氏的出身,前面已经论及,她早年被李克用部将袁建丰掠得,献到宫中,为李克用之妻曹氏所爱,教以歌舞技艺。成年后,因为色艺俱佳,为李存勖所喜爱,曹氏遂赐其为妻,李存勖称帝后立为皇后。


动荡:夜宴的时代(二)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2)

    后唐明宗之妻魏氏,是明宗早年抢掠得来的,魏氏当时已嫁给平山平民王氏为妻,并生有一子年已十岁。后来魏氏之子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这时魏氏早已死亡,遂追尊为皇太后。唐明宗的淑妃王氏,陪伴明宗时间最久,本是邠州饼家女,出身于卖饼之家。幼年时卖给梁将刘为奴婢,刘死后,因其貌美,经枢密使安重诲的建议,遂纳为妃。王氏贤惠,本可立为皇后,因其谦让,遂封为淑妃。    
    至于后晋高祖石敬瑭的皇后李氏,为唐明宗之女,也不是什么高门贵族,只不过是沙陀军人之女罢了。晋出帝石重贵的皇后冯氏,其父为定州小吏,因为贿赂枢密使安重诲,得以充任邺都副留守,石敬瑭任邺都留守时,两人关系密切,遂为其弟石重胤娶其女为妻,石重胤早亡,冯氏守寡,因为貌美,被晋出帝纳为皇后。实际上晋出帝所娶的乃是其叔母,后来契丹进攻后晋时,揭露晋出帝的罪恶时说:“纳叔母于中宫,乱人伦之大典。”    
    后汉高祖刘知远的皇后李氏,家世为农。刘知远为士卒时,在太原牧马,夜入其家强抢为妻。刘知远即皇帝位,遂立李氏为皇后,生后汉隐帝。    
    后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其出身前已论及,不再重复。郭威共一后三妃,全是再嫁的寡妇。其淑妃杨氏,年轻时以貌美而入选赵王王镕宫中,王镕死后,杨氏流落民间,可见其并非出身于高门大族。后来又嫁给了真定平民石光辅,数年后,石光辅又死去了。这时郭威的妻子柴氏新丧,闻听杨氏美而贤,遂娶为继室。杨氏死后葬于太原,后周建国后,追封为淑妃。    
    郭威的贵妃张氏,镇州真定人,其父为王镕手下小吏。王镕死后,镇州大乱,晋王李存勖的部将武从谏获得张氏,遂带回太原,作为其儿媳妇。郭威镇守太原时,张氏之夫已亡,而郭威因其妻杨氏已亡,遂娶张氏为继室。后来郭威起兵邺都,张氏与诸子皆居于汴梁,被后汉所杀,郭威即位后,追封为贵妃。    
    郭威的德妃董氏,其祖父在唐末当过州录事参军,其父当过县尉,均为小官。七岁时,因为镇州兵乱,董氏走失,被潞州牙将所获,收为养女。后来嫁给了小吏刘进超,刘进超在契丹灭亡后晋的战乱中死亡,董氏寡居于洛阳。郭威率兵路经洛阳时,娶为己妻,即位后封为德妃。    
    由此可见,五代诸朝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室中的其他人,在婚娶时皆不计门第高低,至于其卿相将帅在这方面更是无所要求,他们在考虑婚配时,或出于政治需求,或出于钱财需求,根本不考虑门第之高下。    
    如后晋邓州节度使皇甫遇与镇州节度使安重荣为儿女姻亲,皇甫遇出身低贱,其父早年流落太原,无法生活,遂投军当兵,后来升至军使。皇甫遇也是行伍出身,以功渐至节度使。其亲家安重荣,也是世代军官出身。    
    武夫嫁娶时如此,文臣又是如何呢?    
    冯道是五代时著名的人物,历仕诸朝,数次拜相。他与另一宰相刘昫结为亲家,旧史说其祖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也就是说,其家族社会地位不高,充其量也就是所谓耕读之家而已,因此有的史籍干脆记载为“世本田家”。冯道早年生活困苦,“负米奉亲之外,唯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可见也是一个穷书生。冯道当了宰相以后,朝士中看不起他的人仍然不少。有一次,他上早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吏部侍郎刘岳走在其后,看见冯道数次回顾,任赞问刘岳:“冯道回顾所为何事?”刘岳回答说:“恐怕遗落了《兔园策》吧!”《兔园策》乃是乡间村塾用来教农村小孩子读的书,刘岳有意以此讥讽冯道,从而也证明冯道确是来自农村的穷书生,说不定他还真的在乡间教过书。冯道是幕僚出身,后来才官至高位。至于其亲家刘昫也是幕僚出身,并非衣冠缙绅,可见即使文臣在婚娶中也没有崇尚阀阅的旧习。    
    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上面所提到的刘岳,《旧五代史》记其为名家之子,唐初户部尚书刘政会之八代孙。刘政会此人,在隋末只是一个鹰扬府司马,是一种很小的官职,后来投靠李渊,参与了太原起兵,因此也算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刘政会是河南滑州人,其祖父倒是在北齐当过中书侍郎,但是滑州刘氏无论是在北齐还是唐代,均属于庶族,与门阀士族无缘。这样的家族到了五代竟然成了“名门”,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名门大族的观念已经与唐代有了很大的差别。    
    再如杨涉,后梁时任宰相,号称名家。杨涉的祖父是唐懿宗时的宰相杨收,而杨氏家族自杨收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以来,也只担任过丞尉、参军之类的小官,从未做过高官,杨收之父后来以教书为业。只是到了杨收时,依靠大宦官神策中尉杨玄价之力,才得以升任宰相,后来又因为得罪了杨玄价被罢相,并被赐死。因为这个家族在唐代曾有人当过宰相,于是便在五代被视为名门高族。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历史发展到了五代时期,由于门阀士族已经彻底灭亡,加之这一时期活跃于政坛上的人物多出身于社会下层,重门第、尚阀阅的思想非常淡薄,遂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婚姻不尚阀阅,而且崇尚暴力,重武轻文,造成了很不好的历史影响,直到北宋以后才有所改观。


动荡:夜宴的时代(二)毛锥子安足用:武夫的天堂(1)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规律,即每逢乱世,必是武夫当道,文人受压,五代十国时期也不例外,只是各国的情况略有不同罢了,其中以中原王朝为最。在这一历史时期,南方诸国的统治相对比较稳定,各个政权延续的时间也相对要长一些,而地处北方的中原王朝,统治时间都非常短暂,所谓“置君犹置吏,变国若传舍”。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经过一场腥风血雨式的杀戮,加之这一时期军阀混战,契丹内侵,致使武夫势力坐大。    
    由于五代各王朝的皇帝均起自藩帅,当了皇帝以后,无一例外地均重用在藩时的部将、幕僚,而这些人或世代行伍,或杀牛屠狗出身,或投靠藩镇起家,为其主子卖命而获取功名利禄,崇尚武功,大都缺乏治国理政的能力。在这些政权中,上自朝廷权臣,下至节镇、州县的官员,几乎都是武夫,他们掌握着行政、军事、财政、人事诸权,为政残暴不法,擅杀妄为,比唐末强藩武夫骄横跋扈之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界把五代的这种状况,称之为“武人政治”。    
    在武夫控制政权的情况下,他们大都迷信武力,崇尚暴力,认为:“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戟,至如毛锥子(指毛笔),焉足用哉!”出于这种思想,这一时期在朝廷任将相者多为武人,他们根本不懂经邦治国的道理,只知一味地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杀戮政策。    
    杨师厚,早年投靠朱全忠,屡立战功,历任诸镇节度使、同平章事,即所谓使相。此人虽然战功卓著,但却残暴好杀,所过之处,焚荡闾舍,卷地而空。他奉命攻打枣强时,由于受到坚决的抵抗,所以克城后,将全城人口屠杀殆尽。梁末帝时,官至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傅、中书令,封邺王,骄横跋扈,干预朝政,萌生不轨之意。他为了巩固权势,选拔骁勇之士,组成了银枪效节军,作为自己的亲军。杨师厚自以为功勋卓著,遂于黎阳采巨石,作为制造德政碑的材料,用铁车装载,以数百头牛牵引,所过之处,丘墓庐舍皆被摧毁。为了粉饰太平,他还命令在元宵节时,每户皆要张灯结彩,彩画舟舫,布于御河,歌舞欢饮,通宵达旦,给当地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安重诲,在唐明宗时任枢密使,独揽朝政,凡朝中宰相、贵戚、诸将等,没有敢于干预朝政者。他督诸军讨伐东川节度使董璋时,日驰数百里,西方诸镇,闻风惶恐,押送本处粮草,星夜搬运,人马牲畜毙踣于山路者不计其数,给百姓造成了很沉重的负担。    
    安重诲出身于代北豪酋之家,世代为将,不知礼仪,不识文字,也不懂韬晦之计,锋芒毕露,刚愎自用,在朝中不仅宰相对其退避三舍,不敢相争,即使对皇帝的态度也非常生硬。唐明宗对安重诲说:“华温琪旧人也,应该选一重镇,让他去当节度使。”安重诲以没有空缺而予以拒绝。他日明宗又说起此事,安重诲遂不耐烦地说:“臣数次告知没有缺位,陛下不信,可以替代的只有枢密使而已。”华温琪知道此事后,担心得罪权臣,竟然忧惧成疾,数月称病不出。    
    安重诲还频频干预司法工作。安重荣早年在振武节度使高行周部下任偏将,因为犯罪而下狱,高行周因其罪重,欲将其诛杀,其母赴京求于安重诲,遂被无罪释放。史圭因得到安重诲的赏识,竟然自尚书郎连升为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并且有拜相的希望。安重诲一意孤行,置皇权于不顾,明宗实在忍无可忍,后来遂设法将其处死。    
    后汉枢密使杨邠,不喜文士,与宰相苏逢吉互相倾轧,矛盾非常激烈。苏逢吉欲罢杨邠的官,遂指使另一宰相李涛出面奏请,结果非但没有得逞,反而导致了李涛被罢相,而杨邠又被加上了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的官衔,既是枢密使,又是宰相,权势更加炽热。自从杨邠拜相以后,事无大小,必先请示,杨邠认为可行,才能上奏汉帝。杨邠不学无术,不识大体,认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府库充实,甲兵强盛,“礼乐文物皆虚器也”。因此,对文化教育不闻不问,只知聚敛财货。    
    杨邠专权跋扈,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有一次他与三司使王章在汉隐帝前论事,隐帝说:“施行政事,一定要慎重,不要使外人说三道四。”杨邠没等隐帝说完便打断话头说:“陛下不要说话,一切有臣在。”在场的官员闻听此言,个个颤栗不安,而杨邠却神态自若。    
    李太后的弟弟李业要求担任宣徽使,隐帝与太后私下征求杨邠的意见,杨邠认为不可。隐帝打算立所宠爱的耿夫人为皇后,也因杨邠认为不可而作罢。耿夫人死后,隐帝想采用皇后之礼安葬,杨邠又一次进行阻止。后汉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如此激化,所以血腥屠杀便成了解决这一问题必要手段。杨邠等人的肉体虽然被消灭了,但后汉政权也覆亡了。    
    在中原王朝的将相中,有许多人不识文字。如安叔千,沙陀人,后唐时任振武节度使,后晋建立后,加同平章事,历任四镇节度使,也是所谓使相。他相貌堂堂,却不通文字,当时人称其为“安没字”。后来契丹攻入中原,安叔千也随同其他臣僚迎接契丹主,契丹主见到安叔千,说:“你就是安没字吧,请放心,我到时一定给你找一个吃饭处。”后来任命他为镇国节度使。可见其“大名远扬”,连契丹人都知晓。    
    后唐的太常卿崔协也是这样一个人物。唐明宗时,韦说、豆卢革罢相,枢密使安重诲推荐崔协为宰相,另一宰相任圜不同意,对明宗说:“安重诲不识朝中人物,为他人所卖。天下人皆知崔协不通诗书,虚有其表,人称‘没字碑’。陛下误用臣一人,遭人嘲笑尚不要紧,宰相之位能有几个,岂容再添笑端!”“没字碑”是说他好比高大的碑石,但上面却没有任何文字,虚有其表。然而安重诲毕竟权重,最终崔协还是被任命为宰相。他在相位数年,无所作为,遭到人们的耻笑。


动荡:夜宴的时代(二)毛锥子安足用:武夫的天堂(2)

    如果说安叔千不识字尚不足为奇,因为他毕竟是少数民族人物,然而崔协据载是北朝以来著名大士族清河崔氏后裔,家学深厚,竟然如此浅薄,实在令人难解。据载,崔协还是进士出身,早年任御史中丞时,因为章奏中文字错讹颇多,屡次受到责罚。以这等人才,后来竟然升任太常卿。太常卿是主管国家礼乐、祭祀的大臣,通常均由饱学之士充任,崔协不通文墨,竟能充任此职,可见五代时期用人混乱到何种程度。    
    在这一历史时期,即使文士中也有不少人感染了武夫行事的风格,变得暴虐残酷。如李振为朱全忠谋主,在梁朝曾任崇政院使,崇政院乃枢密院的改名,掌握朝中大权。此人虽为文士,可是也感染了嗜杀的恶习,一手导演了“白马驿之祸”的悲剧,被当时的士人们视为“鸱枭”。    
    后汉宰相苏逢吉也是这样一个人物。汉高祖刘知远即位后,将后晋宰相李崧的宅第赐给了苏逢吉,宅中所有财物也皆归其所有。李崧不敢违抗,主动把房契献给了苏逢吉,苏逢吉认为轻己,反而不悦。李崧的两个弟弟对此愤愤不平,有一次与苏逢吉、杨邠的子弟一同饮酒,席间言及苏氏夺占其家宅第。苏逢吉知道后,借故陷害李崧,将其全家老小全部处死,并且曝尸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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