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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记》 远去的背影蒋介石：在军装和长袍之间（5）（图）
在伊文思拍摄的著名纪录片《四万万同胞》中，有一段宋美龄组织妇女支持抗战的画面和讲话的声音，她温软的口音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抗战期间，宋美龄不顾危险，到战火纷飞的阵地慰问将士。1932年10月12日为到前沿阵地慰问淞沪抗战的士兵，她在车祸中受伤，断了几根肋骨，仍然坚持把慰问品送到前沿阵地，并向士兵发表了演说。抗日战争前，宋美龄曾经出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为组建中国空军出力，协助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将军，购买飞机，培养飞行员，写文章鼓吹航空的重要性，如此等等，极力促成陈纳德到中国帮助整顿空军，为后来的飞虎队奠立了基础，这都是其主要政绩。 所有派到中国的美国军政要员，几乎都对这位“第一夫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与宋美龄接触颇多的史迪威是这样描绘她的性格的： “蒋夫人是一位聪明、有头脑的女人……她直爽、坚强，精力充沛，喜欢权力，重名誉，喜奉承……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她从不向西方观点让步，中国人永远是正确的，外国人永远是错误的。文笔引人入胜，但也失之肤浅，对西方的缺陷极尽讽刺，但从来不提中国任何一个微小的缺点。能够随心所欲施展魅力。她知道该怎么做。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力，主要是好的影响。有几次帮了大忙。” 从现在看到的影像来看，宋美龄与蒋介石相敬如宾的形象一直很好的维持着，人们只知道宋美龄没有生育，更多的细节很难知晓。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日记中1929年8月25日的一段记述：“夫人小产，病益甚”，透露了宋美龄曾经流产的内幕。几年前，她的妹妹宋庆龄也因为意外流产，姐妹的命运既相似又是那么的不同。
《影像史记》 远去的背影蒋介石：在军装和长袍之间（6）（图）
统帅与文人 蒋介石的幸运是遇到了宋美龄，蒋介石的不幸则是他遇到了毛泽东。 当毛泽东1919年到1921年前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蒋介石也在五四以后把“研究新思潮”作为自己的学课，从1919年到1926年，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注意到，他最常看的杂志是《新青年》，其次是《新潮》，而其他期刊则很少提及。同时，他对社会主义学说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23年后，他对了解马克思主义投入了相当的精力，日记总有“看马克思经济学说”“看马克思学说”“看《马克思学说概要》”“看《共产党宣言》”……这类记载。看完《马克思学说概要》后他的感受是“颇觉有味。上半部看不懂，厌弃而去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多玄悟，手不忍释矣！”又一则记道：“看马克思学说。下午，复看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不久，他对俄苏革命的兴趣大增，曾一度自学俄语，多次阅读《列宁丛书》并屡有好评：“其言劳农会与赤卫军之组织与新牺牲之价值，帝国主义破产之原因，甚细密也。”“其言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又言联合民众，以友谊的感化与训练为必要的手段，皆经验之谈也。”不难看出，无论是对青年毛泽东还是青年蒋介石，马克思和苏俄的革命思潮都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对于“其志不在小”的两位青年来说，这些学说同样开启了他们思考中国前途的政治思路。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1924年1月在广东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那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不少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亲自点名30岁的毛泽东作为正式代表，35岁的蒋介石也列席了会议。毛泽东穿着棉布长衫在会上作了发言，蒋介石只是静静地在台下听。会后不久，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校长，而毛泽东则做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部长。也许，在孙中山看来，这两个年轻人一文一武，各有所长，他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会写文章的毛泽东会成为蒋介石军事上的强有力的对手。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他们又站在了一起。相隔二十年，毛泽东依然是一身便装。无论是信仰还是性格都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和蒋介石，成为当时国统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应诗人柳亚子的要求，毛泽东抄录自己1936年作的词《泌园春•；雪》相赠。正是这首词，一经披露，让国统区的人们领略到了毛泽东的文人风采。 对比一下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影像是很有意思的，毛泽东最早的影像是1937年，在其后的岁月里，他永远是一身土布军装，几乎从来不扎皮带，也很少戴军帽，头发长而凌乱。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统帅。蒋介石最早的影像是1925年的北伐，那时候他是一个年轻清瘦的军人。在后来的大多数时间里，蒋介石的穿着总是一丝不苟。除了一身笔挺的军装，很多镜头是蒋身披中国式的长袍，显出一种学者的风度和守旧的外观，用现在中国人的术语讲，很像一个地主。 同样可以对比一下他和同时代的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影像。吴佩孚长长的脸上刻着一条伤痕，并长着一小撮胡子。张作霖那冷酷的胖脸上突出地留着一撮胡子，而冯玉祥心宽体胖，脸庞宽大，身材魁伟，在1930年代，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中国的领袖，最终成为领袖的是蒋介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蒋介石身上罩着革命的光环，有政治上的新兴力量共产党在帮他，否则，北伐战争不可能那么顺利。
《影像史记》 远去的背影蒋介石：在军装和长袍之间（7）（图）
影像只能看到蒋介石的表面，他视察军队，他接见外国军要，他频繁下野，他返乡拜祖，其实，探究他的内心非常困难，即使，看他西安事变后首次在镜头前亮相，看他离开大陆前在故乡拜祖，你都很难从他的表情上，得知他的内心世界。这可能就是成为众多军阀首领的原因之一吧。在许多将领口中，永远称呼他为“校长”，他是在中国最需要枪杆子的时候成为军校校长的，没有这一资历，他不可能成为中国的领袖，同样，他又可能是最不适合当这个校长的，毕竟，他成了毛泽东战场上的手下败将，他缺乏毛泽东那样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深刻思考，缺乏对中国国情的透彻理解，缺乏对人性的洞察和把握，他的失败在于他太强大，太自信，太自以为是，他的身边不乏像彭德怀、林彪、贺龙一样的军事将领，唯独缺乏周恩来、邓小平一样的谋士，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他失去了人心。
《影像史记》 远去的背影汪精卫一生的几个瞬间（1）（图）
从“革命之薪”到“国家公敌”：汪精卫一生的几个瞬间 读历史，有两种读法，一是看成功，而是看失败，前者是经验，后者是教训。不过，历史又往往以成败论英雄，许多历史人物对历史所起的作用，被大大地忽略了。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汪精卫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汉奸，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历史上真实的汪精卫，曾是近代中国有数的叱吒风云的历史人物之一，对中国的历史走向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只可惜，至今历史学家还没有把一个完整的汪精卫告诉我们。 每个人不可能完整地读到所有的资料，所以我们接受的历史只能是所谓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我以为这是读书的一大悲哀。许多历史学家只是书生意气，难得有人的境界超过当事人和历史人物。所以，我倒觉得写历史首先得有一颗敬畏的心。我们不能把一个领袖人物当作一个普通的小人物来理解，同样，也不能超越于一个普通人的心态来评价一个领袖人物。汪精卫属于那种少见的、非同小可的人物：这种人的勇气、工作能力、个人意志及其精力——全部耐力——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这种人对他们的时代和后世的不同影响取决于他们从事活动的政治背景、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以及他们国家的大小、国力或重要性。可悲的是汪精卫面对的是一个用枪杆子说话的时代，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冷酷和血腥。 历史是有许多遗憾的，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假设历史的原因。历史的发展有很多机遇和偶然，人有很多运气和定数，这在历史上叫“势”。顺势而为，乃顺天承运，逆势而为，则身败名裂，残酷的很。 文人永远是历史的悲剧，更何况文人革命家。乱世中登高一呼的文人，注定了悲剧的命运。走进历史的文人要么屈身幕僚，甘拜为相；要么，功成身退，放舟江湖。舍此则很难有好下场。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是国民党中的文人，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是共产党中的文人。他们的历史命运不取决于他们的道德文章，而是取决于他们的经世伟业，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乱世，笔杆子和演讲都无济于事的。历史永远选择强势、毅力、勇敢、气节，历史永远摒弃理性、懦弱、平衡和屈就。 而我最看重的是一个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选择、表现和气度。 “革命之薪” 手头有许多关于汪精卫的新闻影像，包括他演讲的录音，端详这位经常一身白色西服的风云人物，总想从他潇洒的外表窥见他的内心。 在我看来，汪精卫是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从一个最勇敢的刺客，到一个最怯懦的汉奸，汪精卫一生的许多谜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道德上的谦谦君子，这个爱情上的俊朗美神，曾经有着荆轲刺秦的豪迈和勇气，这个几乎没有贪欲，也少有功利的革命先驱者，怎么最终沦落为遭人唾骂的大汉奸了呢？他当汉奸的目的是什么呢？权力欲还是虚荣心？利益驱使还是贪生怕死？肯定和否定的答案都好像太简单。连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都感叹：卿本佳人，何故做贼？汪精卫不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特别醉心于权力的人。１９１２年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３０岁，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３０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放弃作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命后象汪精卫这样有资历有功劳有威望的人却没有作官的，唯独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不是很重。 汪精卫也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荆轲刺秦”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一生遭遇多次暗杀，死里逃生也是事实。在20年代，汪精卫被公认为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试图刺杀清王朝的摄政王并因此而受到监禁，革命发生后他才重获自由，从此，他身上就笼罩着某种神圣的光环。他是唯一一个陪孙博士北上的人。在孙中山弥留之际，又是他负责起草了总理的政治遗嘱，该遗嘱经孙中山修改后，于1925年2月20日被抄录下来，从此那沉郁激昂的遗言为世界广为传颂。 1904年，汪精卫同朱执信一起东渡日本，官费留学。这是他献身革命的开始。1905年，他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被推选为评议部评议长。１９０６年６月，汪兆铭从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在２６０余名学生当中，汪兆铭成绩名列第二。汪精卫发表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的政论文章，笔锋犀利，宗旨严正，博得读者称赞，也获得孙中山的信任。汪精卫声誉大增，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留学生，变成了名噪一时的年轻革命党人。汪精卫最有名的文章是发表于《民报》２６期上的《革命之决心》一文。文中说： 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影像史记》 望尽天涯面孔：一个世纪的表情（1）（图）
影像制造历史意义的能力不下于历史解读影像的能力。 ——罗宾韦兹 感谢这些斑驳的影像资料，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世纪前中国的容貌。穿越梦幻的时空，触摸流动的时光，一百年来历史图景的变换，述说着一个民族令人感慨的传奇故事。 容颜易老 我一直以来热衷于收集各种老照片，喜欢端详那些凝结于老照片里的表情和穿戴。 这些气息生动的脸孔是历史的表情，他们曾闪现在逝去的年代，曾出没于茫茫的人海。一位西方哲人说过：世间一切尽在脸上。每一张脸，每一种表情，对应着一个难以捉摸的内心世界，也展示了一个庞大的国家里复杂多面的民族性格。从这些照片上，我们可以找到各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寻找一个民族的容颜。 在富裕而明亮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小女孩，穿着教会学校的衣服，庄重地站在美丽的白色花边纱帘的前面，纯净而坚韧。 不再是有着繁复花边的西式长裙，但中式的衣裙依然带着少女的精致。一头黑发柔顺地挽到脑后，这使她看起来多了一种少妇的妩媚与端庄。 这是一位我不知名的作者描述宋庆龄的穿戴。在1920年代，少女宋庆龄还是宽袖对襟，一副学生模样；到1940年代则是西式的风衣配竖条的大翻领，端庄而稳重；1950年代的宋庆龄着男式人民装或列宁服，一派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装扮。我们即使很难从装束的变化透视一个传奇女性的内心世界，但却可以触摸到她身上流动的时代气息。 看老上海的照片，最让人感叹的是永安公司郭家四小姐郭婉莹的装扮变迁。这位1930年代郭家的金枝玉叶，其少女时代的扮相真是光彩照人。那婚纱照上熠熠生辉的岂止是一位美貌女性的真实写照，其中分明还包含着一种宽厚温和的历史韵味。否则，为什么同是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