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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联系了起来。 在上海城隍庙的段落中，安东尼奥尼把他的形式风格——环境与人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发挥。茶、茶楼、老人这些象征传统的元素，与毛泽东画像、宣传画、样板戏音乐这些充满时代感的元素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神秘、而又不失快乐的气氛。在安东尼奥尼眼里：“这里的气氛稀奇古怪，怀念和欢乐交织在一起，既怀想过去，又忠于现在。”也许，这就是安东尼奥尼理解的中国。 在拍摄以建造红旗渠著名的河南林县时，安东尼奥尼进入了一个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小山村。在他眼里，这只是一个“荒凉和被抛弃的村落”，摄影机随意地在这个山村中游荡着，村民们紧张地纷纷躲避着镜头，可又抑制不住好奇心。安东尼奥尼的镜头始终对准这些村民们的四处躲避，隐藏可又抑制不住好奇心的脸。安东尼奥尼试图让自己，或者说让那些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从这些生动的面孔后面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通过村民们初次面对西方人的行为和表情，安东尼奥尼这样阐述他对这里的认识：“这里的人很少离婚，因为夫妻很少吵架”，“由于中国人的贞节和谨慎，使人几乎觉察不到他们的感情和痛苦。” 安东尼奥尼是凭着直觉和好奇在拍摄，他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他本能地躲避来自官方的安排和宣传，希望走进角落和背面，这成为后来中国人耿耿于怀的最主要的一点。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安东尼奥尼的《中国》（3）（图）
“我只能注视而不能在深层次上阐释” 1974年1月，也就是影片公映的第二年，针对《中国》的批判文章大量地被发表出来。批判的主要观点是：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侮辱中国人民，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影片所具有的冷静旁观的气质，与当时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面貌大相径庭。这个差异不仅表现在形式技巧上，更体现在对纪录电影功能的认识上；而另一方面，针对《中国》的批判，也成为当时党内斗争在文艺界的反应。 误解深刻而难以调和，埃科这样总结了安东尼奥尼的观察：“这是一个博大而又不被人了解的国度，我只能注视而不能在深层次上阐释。我只知道这个国家长期浸淫在不公正的封建环境里，如今我看到新的公正通过日常斗争开始产生。在西方人的眼里，这种公正或许显得散漫和清贫。但是这种贫困造就了尊严生存的可能，它恢复了一种平静的、比我们更具人性的人的本身，有时它接近我们所向往的宁静，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顽强地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以简单的方式在通常认为是贪婪的领域里解决了财富再分配的问题。我对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搞工业的事例并不感兴趣。我知道他们有原子弹，但是，我似乎更有兴趣向你们展示他们在互相尊重的工作环境下，如何用一些简单的材料建造工厂、医院或者儿童保育中心。我想告诉你那些工作需要付出多少悲伤和汗水，并且告诉你快乐的范畴——与我们不同——那里能够包容一切，大概那种快乐也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带有辩护性质的总结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显然是过于高深和不可理喻。要知道，就在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时候，苏联国内正在放映一部利用各种素材编辑的电视纪录片《黑夜笼罩着中国》，对中国进行不怀好意的诋毁。中国人无法心平气和地对待一切来自敌对阵营的批评。 今天再来翻看当时对安东尼奥尼的大批判文字，总让人忍俊不止，南京长江大桥管理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回忆拍摄这座令当时中国人无比自豪的大桥的经历时说：“我们向他介绍情况，他不耐烦；为他准备的高架车，他不使用。他乘坐汽艇在大桥的江面上转了两圈不拍摄，却要求把汽艇开到远离大桥的下游去，故意从很坏的角度拍了几个镜头，把一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更卑鄙的是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衣服的镜头加以丑化”。闻名中外的红旗渠在影片里只是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山河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从动机和艺术手法方面这样抨击安东尼奥尼：“为了诋毁中国革命，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影片中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影片导演“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吃好喝，浑浑噩噩的人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拍摄手法上极其反动和恶劣，“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面对上海这样一座“工业化的大城市”，安东尼奥尼企图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明明上海有许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是中国的。这显然是在全盘否定和抹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往昔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今天的人们已经丝毫不会怀疑安东尼奥尼的艺术动机——想方设法走向真实。这是一个艺术家应有的本能，安东尼奥尼只是在用他的角度和方式观察中国、表现中国而已，看他的影片，我总是心存感激，感激他为那时的中国留下了另一个角度的记录，可以让我们的后代窥见我们祖先曾经生活的时代。那是人类二十世纪硕果仅存的一个标本，没有人预感到仅过几年，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深刻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形象（1）（图）
一个历史的文本：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形象 内部参考 旧书是可以在网上淘的，这是我最近刚刚体验到的。偶尔一次在网上旧书店闲逛，就颇有斩获，读多本电影史著作，都提到一本美国人写的书《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18961955》，其参考价值不言而喻，看得多了，自然就神秘起来。跑了多个图书馆，一直寻觅不到，网上旧书店竟赫然在目。原价5角钱，现价15元，加上21元的特快专递费，我花了超出原价整整70倍的价钱，以最快的速度读到了这本神秘的书。 这是一本8万多字的小册子，系我们以前经常看到的没有购买版权的“内部参考”书，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出版。盖有长春电影制片厂图书馆的藏书章，书内的借书卡借阅人一栏是空白，这是一本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图书馆沉睡了40年的“内部参考”书，一定是某一次图书清理，被彻底地扫地出门，流落坊间。长时间的无人问津，使这本小书保存完好。当时的印数只有2500册，可以肯定，看到这本书的人想必少得可怜。 这本书分析并考察了60年来美国银幕上描绘中国和中国人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涉及的是西方凝视和中国形象的塑造的问题。作者在梳理如何认识中国并与之沟通的问题，在他看来了解银幕上的中国形象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 可惜，这样的态度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这本旧书的命运似乎说明了这一点。早在 1930 年1 月，鲁迅就翻译了日本著名电影理论研究工作者岩崎昶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写了“译者后记”。后记中说：“欧美帝国主义者既然用了废枪，使中国战争，纷扰，又用了旧影片使中国人惊异，糊涂。更旧之后，便又运入内地，以扩大其令人糊涂的教化。我想，如《电影和资本主义》那样的书，现在是万不可少了！”看来，对好莱坞电影的政治理解早就引起知识界的重视。 这份材料是1955年陶乐赛•；琼斯为美国马塞诸赛州理工学院附设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名为《1896…1955年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印度的演出》，一本删除了四分之一的印度部分。这份调查报告得到许多美国官方和民间的制片机构和学术单位的支持，背景材料和统计数字相当可靠。 我不知道当年中国关于“内部参考”学术著作的翻译和引进，是否有统一的规划和布置，如果有，又是由哪一级机构选题。从“编者说明”中，我感觉译者的观点和目的，并非是学术参考，更多的是从政治上看待此书。称此书为“反面材料”并不奇怪，毕竟是我们的敌人写的书，但因为本书初稿完成后，好莱坞电影制片人协会国际委员会成员提过意见，就认为“这份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供的性质”，似乎就非两个普通译者的觉悟了。 今天看来，这个“编者说明”颇可玩味，文中说：这份报告，作者一再强调以“以现实的态度”对外国作“友好”的描绘，借以发挥好莱坞电影“作为美国思想传播人的作用”，这同美国统治者把好莱坞电影作为“铁盒里的大使”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意识形态的警惕，是那个时候中国的普遍态度，研究中国必然是为了颠覆中国或演变中国，即便是出于学术目的，也可以为政治服务。看来“对于妖魔化中国”的警惕和先入为主，长时间主宰了我们的思维。 至于文中说：“不但如此，作者还以好莱坞歪曲中国人民形象的成功实例，来总结了这方面的所谓经验。”，则主要是对一些关于中国的影片的理解和看法意见不一，比如电影《大地》，是否歪曲，是否丑化，就不是在电影范畴里讨论问题了。所以，文中鲜明的指出：“作者的帝国主义立场和观点是昭然若揭的。”就可以理解了。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形象（2）（图）
新视觉世纪 电影自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电影的本质及其功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1960年代，对电影在世纪初、一战和二战中各个阶段逐渐发展壮大的历史开始有了反思和总结，琼斯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颇为新颖的概念，即使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他指出：“照相的发明标志了一个新视觉世纪的诞生，而电影摄影机和电影放映机的发明又保证了这个新视觉世纪的未来”。他的判断是基于电影能够完全控制时间和空间。这是当时任何媒介所不能及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影是一种图像的语言。它超越了文字和言语本身的隔阂，更宜于彼此沟通，所以在琼斯看来，“电影有可能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不是建筑在一连串的文字上，二是建筑在一连串的可见的形象上面。” 1912年以前，电影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只是把它视为一种和西洋镜相类似的娱乐方式，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国际意义，和市场潜能。一战后，远离战场的美国电影业进入大发展时期，将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甩在后头。成为主宰世界市场的唯一国家。与此相随的是，美国电影的霸语权开始受到其他国家的抗议和抵制。电影中的国际问题引起了美国电影界的重视。 到1920年代中期，美国电影在世界事务中作用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被看作是促进贸易和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思想的一种力量。1923年，英国的威尔斯亲王曾在英国国家电影联盟的会议上发表演说，现在看来，他的认识具有相当的预见性，他告诫英国人贸易是跟随电影而来的。电影可以促进语言不通的国家彼此接近。当时的《伦敦晨邮报》评论说：“今天电影之与美国，犹如当年有一度国旗之与英国一样，就是用这一工具，山姆大叔将来有朝一日是有希望把世界美国化的，如果不及时加以阻止的话。”20年代中期，某些伦敦人士把美国电影看成是大英帝国的最大威胁。议员牛顿在上议院讲话中强调： “美国人差不多很快就了解到了电影是宣传他们自己、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制度、他们的商品、他们的思想、甚至他们的语言的最好方法，而且他们已经抓住电影，把它当作是说服全世界的一种方法，让全世界相信美国确实是唯一了不起的国家。” 基于美国电影越来越大的影响，当时的墨西哥、法国等国都相继出台限制美国电影进口的法令条例，迫使美国的相关机构重新反思制作思路，“避免触犯其他国家逐渐成了电影界业务上一条最基本的规则。”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主席惠尔•；汉斯曾在这个时期说过： “几千尺胶片装在铁盒子里，就可送到世界各个角落，它的语言人人都能懂，不论是野蛮人或文明人因为这是图画的语言。”他希望电影起到消除隔阂，增进了解的工具。使这一现代发明的伟大工具成为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相处的纽带。到1930年代，电影业开始有了正式的法规，严格规定：任何一国的正当权利、历史和感情都必须加以极其认真的考虑和尊重。具体指出：凡他国之历史、制度、著名人物和一般公民均应加以善意的处理。 本书梳理了电影在国际事务上的经历以及人们认识上的种种变迁，当然是基于对世界市场的重视，这份调查报告的目的并非针对电影艺术本身，更多的是提供决策依据。冷战时期，美国花精力研究这一现象的确令人深思。因为当时由于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两国的关系完全处于敌对状态，美国电影登陆中国的可能性已经变为零。提出这一问题，显然是针对国际外交思路的调整。 据此书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在银幕上的关于亚洲国家的故事片，以中国最多，从1947年6月到1954年底，这个时期，描写中国的各种不同影片达40部以上，可以想象得出美国对这个国家的注意。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形象（3）（图）
中国形象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详细梳理了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演变，时隔五十年，我们仍然能从中体悟到一种历史的穿透力。 从早期的默片时代到现在，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它们与两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的文化和思想在发展上表现出很强的连续性，早期美国社会某些对中国人的简单化看法似乎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直主宰着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华人形象。 美国公众对中国人的认识有相当长的历史。早期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美国商人和传教士之口。随着移民到美国的华人不断增加，美国公众对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印象和看法。１９世纪末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是落后、愚昧、腐朽的象征。而中国在美国的移民，也是当时美国种族主义文化的牺牲品之一。美国影片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丑恶思想倾向的产物。 早在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的默片时代，美国电影就开始了对华人形象的刻画。默片时代的电影对东方世界的态度带有很强的猎奇性，着力夸大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唐人街也几乎成为所有与华人有关的电影的选景地。 １８９４年，美国就曾拍摄过一部近半小时的无声片《华人洗衣铺》，以闹剧的形式展示了一名中国男子如何想方设法摆脱一个爱尔兰警察的追捕。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形象具有极度的漫画倾向，拖地的长辫和伸长的指甲是被着力夸大的特征，他们十有八九是恶棍和罪犯。 默片时代对中国人惟一比较正面的刻画是好莱坞早期的电影大师D•；W•；格里菲斯完成的。在其１９１９年的影片《花朵》中（上映时又名《黄种人和少女》），格里菲斯塑造了“黄种人”形象，一个代表着尊严与和平的中国人。值得注意的是，该片引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东方男人对西方女子的追求。有评论说这事：“一个中国人眷恋和关怀一个受虐待的少女的深刻而浪漫的悲剧。”这在当时是西方人无法接受的。为了避免过分的争议，通常是让一对东西方恋人双双死去。《花朵》也难脱窠臼，但这部影片开了许多先例，比如，1919年首次公映时创造了每张票三元的票价纪录；受到美国评论界的一致赞扬，连保守的《纽约时报》也称颂它是一部杰作；开创了采用唐人街为背景的先例；对中国的哲学和生活方式给与极其推崇的描写。渐渐地，东西方异国情恋的主题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形。身材娇小、一头乌发的东方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