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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不足，有孱弱与过敏，有钙和西斯敏的缺失。它的气象并不宏伟，它的自信并不坚决，它的分析并不面面俱到，它的展示并不有力，它的思辨并不分明，它在一个强有力的时代，在一个相信斗争，相信实力，相信意识形态决战的时刻，在一个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为圭臬的时刻，在核武器、北大西洋公约与华沙条约、暴力革命与坚信战争不可避免的年代，在镇反肃反、土改
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清理中层……万众一心铸造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的当儿，在一个大气磅礴然而粗糙得出奇的年月，嘀嘀咕咕地诉说两个一知半解、脉脉含情、纯洁无用、善良软弱的青年人的小小昏话……这不是荒谬的吗？鸣乎哀哉，夫复何言！
我曾经开玩笑说，用小说克服官僚主义吗？不，还是用官僚主义克服小说更方便更可操作。这里需要的是另外的尺度，另外的价值判断，另外的说法。
如果不是用反对什么克服什么的标尺，（尽管在作品的一些层面包含着反对什么不反对什么的含意，）而是用阅读的角度，沉吟与遐想的角度，参考、自慰与益智、怡情的角度，从心灵的共鸣与安放的角度，从审美和形象思维的角度来看呢？什么都克服不了的小说却在“克服”（谁让王蒙这样习惯于用这个特定年代的词儿呢？）着衰颓（这个词我在《青春万岁》里就事出有因地使用了，即老化）、克服着无动与衷与得过且过，克服着遗忘与淡漠，克服着乏味与创造力的缺失，一句话，小说想留下青春。小说不是什么有力量的存在。小说作者在许多情况下属于弱者，强者可以从政从军从商却看不上从文。小说的仅有的力量在于打动人心，供读者一恸、一哂、一惊、一皱眉或者一笑。小说的可能性是通过打动人，多多少少地，常常是少少地，快快慢慢地，常常是慢慢地，影响一下现实。有时候夤缘时会，小说也能红极一时，闹轰一通，时过境迁之后，你才知道那对小说与它的炮制者并非幸事，也绝对不能持久。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十七、这篇小说（2）
革命需要文学，需要文学的理想、批判、煽情鼓动。文学心仪革命，心仪革命的理想主义与批判锋芒，马克思说得多么好啊，无产阶级要用大炮来批判旧世界，叫做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文学也心仪革命的悲壮与浪漫，道德完成与自我牺牲。青年爱文学也爱革命，青年是革命的先锋，有时候还成为主力。革命使苦闷的、燃烧的、急躁的与诚挚的青春目标明确，阳光灿烂，想到就做，透体充实。然而革命也不会永远欣赏青春的空洞与摇摆，偏激与狂热，眼高与手低，脆弱与情绪化。而青春呢，当它发现革命的实际非常实际，革命的浪漫并非永久，革命的应许并非毫不走形地兑现百分之百，尤其是您哥儿几个设想的革命梦并非就是革命本身的时候，它会咕叽些什么呢？它会闹腾些什么呢？它会神经些什么、思考些什么、选择些什么呢？
那么，给他们几篇像样的小说读读吧。在一个全民欢呼好几年了的伟大崭新的地方，让我们也听一听各种内心深处心灵深处的潜流一般的声音吧。
这就是时过半个世纪，作者本人对于Differentstyle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夫子自道。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十八、青春万岁（1）
就在“组织部……”发表出来的时候，我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也完稿了。
我为它写了序诗：
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这是主要的感受，写作就是编织这些精彩绝伦的日子。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日子，像画片照片，像绿叶，像花瓣，像音符，像一张张的笑脸和闪烁的彩虹，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代青年的日子，没有比度过体味过这样的日子与编织这样的日子更幸福的了，在编织日子的激动中，我体会到写作是人生的真正的精神享受，是这种享受的峰巅。
我不会演奏任何乐器，然而我的写作是真正的乐器演奏。写《青春万岁》，我的感觉是弹响了一架钢琴，带动了一个小乐队，忽疾忽徐，高低杂响，流水叮咚，万籁齐鸣，雷击闪电，清风细雨，高昂狂欢，不离不即。而写《组》是一架小提琴，升天入地，揉撚急拨，呼应回环，如泣如诉，如歌如诗。
我不懂表演艺术，然而我的写作就像是在舞台上演出一部话剧，写到哪个人物的心情与话语，我就不由得默默地乃至出声地学着那个人物的腔调，念念有词，自我导演，自我欣赏，自我评判，入梦难眠。
我是在写小说，但是我的感觉更像是写一部诗，吟咏背诵，泪流满面。我的感觉又像在唱一首歌儿，高亢入云，低沉动地，多少心曲，余音绕梁。我的感觉又像是在表演体操，跳跃翻腾，伸展弯曲，追求姿态也追求健美，追求尽兴也追求精当。
确实，对于一个初学作者，第一个长篇小说是比创世还艰难的工程，光在哪里，影在哪里，人在哪里，物在哪里，时间何点，空间何处，季节怎样运行，悲欢怎样交替，生杀予夺，祸福通蹇，起承转合，哭笑开阖，机遇灾变，全权在我。我的权太大了，空中楼阁，全凭君便，反过来说，天衣细缝，大河小沙，应防功亏一匮，如若变成豆腐渣工程，责任在你，罪过在你，不能原谅：太累了，累死人啊。
现在，这个我创造的世界终于有模有样儿啦。
我还有一个体会，不知道算不算迹近离奇，相信古今中外不会有第二个人这样想这样说。50年代初期我写作《青春万岁》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到，写一个长篇，需要的是一种类似当“领导人”的品质：胸襟、境界、才能和手段。领导艺术，小说艺术，作为艺术它们有相通处。你需要统筹兼顾，心揽全局。你不能顾此失彼，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你需要知人善任，恰逢其会，你不能张冠李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你需要胸有成竹，举止有定，你不能任意胡擂。同时你必须应对突然和偶然，随机应便，飞扬灵动，不拘一格，时有神来之笔。你必须有时实话实说，把文章做足做透，而另外的时候另外的人物另外的情节上面，你必须点到为止，含蓄从容，惜墨如金，留有余地。你有时穷追不舍纤毫毕现，有时则是雾里看花，月朦胧，鸟朦胧。你有战略的与战术的考虑，有长远的与切近的安排，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写有所不写。有时候需要开门见山。有时候需要声东击西，围魏救赵。有时候需要风云突变，出其不易，攻其不备，有时候则是投石问路，隔山震虎，把铺垫做足。有时候需要硬碰硬，正面拼搏，不避突兀，有时候欲取先予，欲擒先纵，与读者卖关子。有时候要知难而上，石破天惊，有时候要绕过暗礁，举重若轻，釜底抽薪，化险为夷。要保持虚与实的搭配。要注意急与缓的节拍。要平衡巧与拙的形象。要保持深邃与平易的观感。有时候要独具匠心，精雕细琢，有时候要借力打力，意在不言：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进入化境，使艺术变得平常些再平常些，使手段服从于真情真意，大道无术，大智无谋。时而抓住机遇，夯实凿穿，颠扑不破，扩大战果，延伸领域，上穷碧落下黄泉。时而网开一面，穷寇莫追，余音嫋嫋，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时而旁敲侧击，引而不发。时而疾风暴雨，十面埋伏。你不能拖拖沓沓，眉毛胡子一把抓。你要不耻下问，万事贯通，黑白两道，红绿逢源。你还要保持一点身段，爱惜羽毛，只见捻花而笑。你需要时时注意行云流水，道发自然，合情合理，不能强人所难，以意为之，矫情生硬。你对自己的部属、人物要有善意，要有理解，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能漫画化脸谱化。有时候称得上明察秋毫，见微知著，目能透视如X光B超CT。有时候又要大而化之，一笑了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严适度，捣糨糊和稀泥。你得劳逸结合，疏密得当，不能一味加班加点疲劳作战。你要能细心又能放手，能出手又能拉回来，你要尊重你的人物，你不能越俎代庖……等等。我简直怀疑，一个从来没有作过领导做过组织工作的人怎么样组织一部长篇小说。
当然，以上说法会引起多数同行的反感。相当的文学作者更愿意撇清关系与表现批判意识和桀傲不逊。万物相通但又相异。话语权也是一种权，权的运用当然有共同规律。当然也有不同，我自然明白，“太”做过领导了，写起小说来也许会碰到另外的更难以逾越的大门槛。
1956年初夏，收音机里播放的每周一歌是歌剧《茶花女》里的《饮酒歌》，走到哪里都
听得到“……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青春好像小鸟，飞去不再飞回……”我去邵燕祥家祝贺他与谢文秀女士的新婚。我拿去了序诗，他帮我改了一点，原文在“让我编织你们”之后是“这该多么幸福”，他给改成了“用青春的缨络和幸福的金线，编织你们。”他说，这样也显得（字数）整齐一些。他在给我的信里还说：“序诗是诗，而且是好诗。”
是的，这首诗是成功的，时至2004年5月4日，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八十五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是以“青春万岁”命名这场晚会的，而且，在会上朗诵了它的序诗，所有的日子，仍然活着。
《青》书的写作中我一直是沉迷其中，我背得下每一段，我不但设计人物，情节，场景，道具，而且在不断地不出声的或者读出声来的背诵中，我掂量每个字的平仄，声母与韵母，圆唇与非圆唇音，我要求它们的舒畅，婉转，幽雅，洁净和光明。我写到一群“积极”的学生到苏宁家中，用革命的书籍与艺术品布置苏宁的房间，取代她原来的房间中的情趣的部分（如老明星的照片，徐訏的书等），写完了，我提高一步，说是“那个巨大的光明的世界，就在姑娘们的笑声中，胜利地冲击到这里”——我真是得意。
书中还有一段旁白：“我每每寻觅，一种光明的奇妙的生活……”这是王蒙学了法捷耶夫，法在《青年近卫军》里的旁白“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最后是在纷飞的战火中，用靴子作容器，喝下了战友用生命作代价舀来的带着战士的苦味与友情的浓郁的水。荡气回肠，荡气回肠！
耽于文学，这一下子就成了我的命运。念念有词，若有所思，时时走神，不太像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好下属，像写作之前那样了。从每天的偶然经历中得到灵感，一阵小风我觉得恰恰像是某个人物在某一段所感受到的。一个灯泡有点歪扭，怎么有这样的灯泡呢？正好写到另一个人的家中。上公共汽车后的一阵拥挤，启发我写到小说的结尾。年轻人的一阵哄笑，又使我感到某一章的构思需要重新调整。谁知道我的写作过程？有有预案的，有随机的，有突然改变的，有得意洋洋之后发现文本中怎么也容不下它的。有出去跑了一千米回来立即改变的。有看到一棵树突然改了主意的。生活的节奏，遭遇，触发，偶然事件与非偶然事件，天气与伙食，声音与气味，情绪与消化，血压与肌肉，山色与夜色，满月还是弦月，晴日还是阴晦，都与小说的写作纠合在一起，都带给作品以绝妙的影响，都改变着作品的面貌。写小说的人有福了！写小说的人的一切遭际都是宝贵的。连没有意义也是一种绝妙的小说题材，连失败也是小说的最好契机，连尴尬也能通过写作变成潇洒，连狼狈也能因笔而成为绝佳的幽默，连不知所云也能入小说而成为妙语如珠：人生是怎样地准备了这样的满汉全席、中西合壁的盛宴，丝丝入扣，滴滴销魂，用来款待小说作者！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十八、青春万岁（2）
小说之所以是创造，不仅在于它给读者提供了新的人物故事场景，而且尤其在于它的创作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它时时给作者以新的惊喜，可能五分钟以前作者还没有想到过——也没有梦到过这一段，而五分钟后它从笔底流出来了，涌出来了，首先是给作者以新的冲击，令作者一蹦八尺，我怎么写得这么棒！我绝了！其次才能给读者以冲击。这固然有点可笑，有点容易造成作者的自我欣赏，自说自话，自以为天下第一。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一篇东西作者自身都不感动，它能感动读者吗？未必能有什么人像王蒙那样的歌唱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朝气，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人了。如果没有《青春万岁》，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遗憾吗？
而这部书却命途多舛，半个多世纪前，即1953年开始写作，1956年定稿的本书，先是打入冷宫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979年后才出了书。时过境迁，这本书并没有受到专家们的重视。然而，时至今日，它仍然不断地重印，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40多万册，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结束为止，文学史上有许多极其重要和精彩的书，然而，哪里还有其他书，能这样继续不停地发行着尤其是被年轻人阅读着的文本呢？为数很少。
一部不无幼稚的“老年间”的书，却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对于一个写作人，应该满足了。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十九、我喜欢这样（1）
小说《组》发表没有两天，《人民文学》杂志的一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到西四北小绒线胡同27号我的家，给我送来了476元人民币的稿费。476元，相当于我的87元6角4分的月薪的5倍以上。这也够惊天动地的。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小说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
杂志，展开了对于《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小说的文章题名《生活的激流在奔腾》。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丛维熙、邵燕祥也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小说。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包括李友宾、戴宏森、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后面这几个人也是我的朋友、熟人和半熟人，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然而我又是小说的作者，对小说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织部》，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里这样说，相当不好意思地说。
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我们订了合同，我得到了预付金500元。
也算一夜成名，虽然这种说法令人恶心。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员、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找我约稿。他们已从作协等处得知我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作协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同志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预告了文学新人的成绩，他说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与王蒙的《青春万岁》反映了文学新人的成果。于是文汇报的人带着预付的500元现金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我给他们讲了该小说的故事性不强，也许不适报纸连载。但他们坚持要载。
到了次年1月，我没有在报上看到连载，我问是怎么回事，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说是计划选个五六万字登一下。我不快，便退回了500元，宣布此事作罢。
与此同时，批判《组》的调子渐高。出现了一些传闻。《中国青年报》的张总编辑与佘副总编辑，两位关心我提携我与我私交甚好的领导，找我谈话，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他们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要有自我批评。他们还引用一位刚刚调入我区工作的老区来的女领导同志的话说：“王蒙，有点不听话呀。”
同时，组织讨论的《文艺学习》的主编与副主编韦君宜与黄秋耘也找我谈，说是他们原没有想到此事闹得这么大，不好收场。黄是连连叹息，背诵小说里的词语，并表示可能遇到麻烦，他本人则对小说一百个欣赏。他的表现是既感动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