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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个夏季，我做出了跳班考中学的决定。我看了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画着三、四个孩子腿绑在一起走路，走得快的孩子被拖得无法前行，走得慢的孩子也被拖得狼狈不堪。我竟从此画中得到了灵感，我认为我就是那个走得快的孩子，而学校的分班级授课的制度就是绑在孩子腿上的绳索。我拿过比我高一级的姐姐正在被教授的六年级课本，认定那些课程对我已经毫无新意。而且，早就有这样的事了，低一年级的我帮助姐姐做高一年级的作业。只是现在说起来有点吹牛的不安感。
我本来想报考离家很近的位于祖家街街口的市立（男）三中，那时是男女分校。排到了报名窗口，人家要小学的毕业证书，并明言不收“同等学力”者，我只好去考私立的以教会伦敦会为依托的“平民中学”（现四十一中），一考就中，而且上学后仍是差不多年年考第一。
日本投降后父亲从青岛回来了，暂时消消停停。一天晚上他往家里带来一位尊贵的客人，是文质彬彬的李新同志。当时，由国、共、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正在搞国、共的停战。驻北京（平）的调处小组的共方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将军。李新同志似是在叶将军身边工作。李新同志一到我们家就掌握了一切的主导权。他先是针对我刚刚发生的与姐姐的口角给我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道理，讲得我哑口无言，五体投地，体会到一个全新的思考与做人的路子，也是一个天衣无缝，严密妥贴，战无不胜的论证方式。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做圣人的路子，遇事先自我批评，太伟大了。自我批评一开始也让我感到有些丢面子，感到勉强，但是你逃脱不开李新同志的分析，只能跟着他走，服气之后——你无法不服气的——想通了之后，其舒畅与光明无与伦比。
紧接着李新叔叔知道我正在奉学校之命准备参加全市的中学生讲演比赛，比赛是第十一战区政治部举办的，要求讲时事政治的内容。父亲先表示对此不感兴趣，李新叔叔却说一定要讲，就讲三民主义与（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主旨是现在根本没有做到三民主义，也没有四大自由。我至今记得我的讲演中的一句话：
“看看那些在垃圾堆上检煤核的小朋友们，国父的民生主义做到了吗？”
毋须客气，这次比赛的初中组，我讲得最好，连主持者在总结发言时都提到王蒙的讲话声如铜钟。但我只得到了第三名，原因当然是主办者的政治倾向。他们闻出了我的讲话的味道。我也学到了在白区进行合法斗争的第一课。
顺便说一下。代表我校高中生参加讲演比赛的是杨虎山，他在解放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曾任我国驻利比亚的大使。
李新同志后来主要从事党史研究与著述，是著名的党史专家。作为我此生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他的雄辩，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他的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与表达方法，他的一切思路的创造性、坚定性、完整性、系统性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力，使我感到的是真正的醍醐灌顶，拨云见日，大放光明。
理论的力量在于与现实的联系。我满怀热情地迎接“国军”“美军”的到来，兴奋完了发现人们仍然是一贫如洗。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接收变“劫收”的贪官污吏，穷人无生计，一家四口服毒自杀，美军车横冲直撞，每天轧死多人，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食不裹腹，衣不敝体的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大吃大喝完毕脑满肠肥的狗男女们，他们正从我从来不敢问津的餐馆里走出来，餐馆发散出来的是一股股鸡鸭鱼肉油糖葱姜的气味，我确实对之切齿痛恨，确实相信“打土豪、分田地”的正义性与必要性，相信人民要的当然是平等正义的共产主义。
何况我正在读的书是巴金的《灭亡》，是曹禺的《日出》，是茅盾的《腐蚀》与《子夜》，还有绥摩拉菲支的《铁流》。这些书都告诉我社会已经腐烂，中国已经濒危，中国需要的是一场大变革，是一场狂风暴雨，是铁与血的洗礼。
还不仅仅是这些带有社会批判倾向的作品，我回想，包括安徒生童话与格林童话，包括《卖火柴的小女孩》《活命水》《灰姑娘》《快乐的王子》《稻草人》《大克劳斯与小克劳斯》《白雪公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强烈的激动，世上有许多不义，世上有许多美丽善良诚实而又爱苦的人，世上有许多“国王的新衣”需要戳穿，有许多“灰姑娘”和“白雪公主”和“小人鱼”等待着爱她们的王子，有许多被魔鬼变成了石头的生灵等待着“活命水”（有点像观音大士的杨枝净水）的起死回生。我的感觉革命才是这样的复活生灵的活命水。现实有太多的丑恶，理想是多么美好动人，能够把丑恶的现实变成美好的理想的唯有革命，为此，我们所革命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为革命也是为理想，付出再多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文艺，尤其是文学常常会成为一个革命的因子，从我自己身上，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与李新成为对比的是国民党的官员。有一次我接到学校命令，必须收听市社会局长温某某的讲话。我们家的“话匣子”，是日本宣布投降后，住在胡同里的日军家属，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不得不以“跳楼”价卖掉一切东西、仓惶回国时，从她们手里买得的。
我完全不记得温局长讲了什么内容、为什么中学生必须听他的讲话，但是我记得他的怪声怪气，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跩文却是文理不通。我相信一个政权的完蛋是从
语言文字上就能看得出来的，是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的。同样一个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的。他与李新同志的对比太如地下天上了。我当时立即坚信：李新同志、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润物启智、真理在手，颠扑不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作为新生力量的共产党，她讲得是多么光明，多么科学，多么有作为，多么激动人心啊！
《王蒙自传》 第一部分三、我要革命（2）
还不仅仅是这两个人的对比。我读左翼著作，新名词，新思想，新观念，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强烈，鲜明，泼辣，讲得深，讲得透，讲得振聋发聩，醍醐灌顶，风雷电闪，通俗明白，耳目一新。而你再看旧政权的作品，例如蒋的《中国之命运》，半文半白，腐朽俗套，温温吞吞，含含糊糊，嘴里嚼着热茄子，不知所云，而又人云亦云，以其昏昏，使人无法昭昭。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
平民中学有一个打垒球的传统，我现在还不明晰当时我们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垒球是不是现名棒球的运动项目。垒球队有一个矮个子、高中二年级生，他是个性情活泼，机灵幽默，球风极佳的后垒手，名叫何平。即使他输了球漏了球，他的甜甜的潇洒的微笑也会为他赢得满场喝彩。一天中午我在操场上闲站，等待下午上课。他走过来与我交谈。我由于参加讲演比赛有成也已被许多同学知晓。他问我在读些什么书。
我回答了一些书名后说道：“……我的思想，”我顿了一下，然后突然宣称：“——左倾！”
赶得别提多么巧，何平是老地下党员，我的宣示使他两眼放光，他从此成了我的革命的领路人。思想起来，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向并非熟知的同学做这样宣布的目的，也许我完全不懂得其危险性。我只能说这是历史，这是规律，这是天意，当革命的要求革命的依据革命的条件成熟而且强烈到连孩子都要作出革命的抉择革命的宣示的时候，当这种宣示就像木柴一样一碰就碰到了电火雷击的时候，这样的革命当然就完全是不可避免，无法遏止的了。
1986年冬，我在文化部长任上与一大批外国在华专家座谈。同座的还有一位比我小两岁、有过同样的曲折坎坷的经历的著名作家。我提到中国作家的左倾，提到左翼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我的这位同行兼好朋友就分辩说，他和他那一代人从来没有喜欢过左，从来是欲左也不可能。呜乎！我很惊讶，也很悲伤，到了一个仅仅比我小两岁的作家那里，左派竟然成了一个不太好的名词了。夫复何言？谁可与言？
此后，父亲随李新同志去了解放区，到父亲的老师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去了。而我，也立即跟随何平走上了一心要革命的道路。
《王蒙自传》 第一部分四、我有没有童年（1）
由于匮乏和苦难，由于兵荒马乱，由于太早地对于政治的关切和参与，我说过，我没有童年。
我没有童年，但是我有五岁六岁七岁直到十几岁的经历，一年也不少，一天也不少。回想旧事，仍然有许多快乐和依恋。
我喜欢和同学一起出平则门（阜城门）去玩，城门洞有刺刀出鞘的站岗的日本兵。过往的中国百姓要给他们鞠躬，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记忆。一出城门就是树林，草花，庄稼，河沟，充满植物的香气，一路走着要跳几次水沟。到大跃进时为止，此地的钓鱼台那边一直是天然野趣。那里的窄窄的两行杨树林，秋天树叶变黄的时候发出一种类似酸梨的气味，踏着落叶在树林里徜徉，使人觉得诗意盎然。城市后来是怎样地成倍成倍地扩大着啊。
我更喜欢从西城家中走太平仓（现平安里南边一条街，过去，从西四到地安门那边的环行路公共交通都是走太平仓而不是平安里的。）经厂桥、东官房到北海后门。太平仓那边有几家高档的四合院，大门上用油漆写着门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这些句子我早就学会了，不是从书本而从一些四合院的大门上学到的，这也说明我多次从那边走过。“芳草红”与“杏花红”的句子使我醉心，联想到了儿时学过的模范作文。
这些院落的围墙很高，有的墙上还绑着铁丝网，院里的树木把枝叶伸探到院外，院门经常紧闭，我从来到过任何人从这样的高级院落里出进。太平仓的胡同里两侧都是国槐，是典型的老北京的胡同——小街，在开通了从平安里拐弯的有轨电车道后，很少有车辆走这条要多拐几个弯的旧街。走在这样的胡同里，心情很微妙，应该算是一种享受。
一进北海后门，先听到的是水经过水闸下落的声音，立即感到了凉爽，进入了清凉世界。再向南走两步，响杨的树叶的巨大的哗哗声攫住了你，一时节世界只剩下了两排排列整齐、盖有年矣的杨树林，树干的疙里疙瘩与似曲实直，亭亭玉立与随风倾斜显示了既古旧久远又年轻潇洒的风格。《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抱怨过响杨的树叶噪音，我简直不懂。对于我，杨叶的作响是一片天籁，一片清凉，一片宽阔和生机。每听到北海后门两面排杨树的声音，我立刻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我得到的是盛夏酷暑中突然获救的感觉。
我也喜欢短时间的北京城向大自然的回归：夏夜，在院落中乃至到胡同口乘凉，听姐姐王洒背诵杜牧的咏什么“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的诗句。确实那时的北京夏夜到处都能看到款款飞着的萤火虫。二姨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孩子由于丢掉了打醋的一毛钱，被继母打死了，这个可怜的孩子死后变成了一只萤火虫，打着灯笼寻找他丢掉的一毛钱。从此我深为自己的母亲并非继母而特感幸福。
大雨之后胡同里积着齐膝的水，蜻蜓擦着水面飞。杨树上时有知了高唱。北京的国槐最多，春天则是小小的青虫，吊在从树干上垂下的丝上。我们解放前最后迁入的小绒线胡同二十七号，向东一拐，就有一棵特大的国槐树，我们的后院里也有一棵大槐树。后来，果然我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写到了槐花。秋天即使在庭院里也听得到蟋蟀的啼鸣。我曾经很热衷于养蟋蟀斗蟋蟀，热衷于给蟋蟀喂毛豆。行家告诉我，好蟋蟀需要喂人参，我就不明白了，谁知道什么是人参呢？
夏日我也喜欢养蝈蝈，我有细秫秸杆编成错落有致的蝈蝈笼，传说故宫的角楼就是参照了民间编蝈蝈笼子的方法修建的。我懂得如何给蝈蝈喂黄瓜、西瓜皮和南瓜花朵，我从小喜欢听蝈蝈的啼叫。我不懂为什么有人讨厌蝈蝈的啼叫，嫌它吵，就像有人嫌交响乐吵闹，还有人怕听提琴或者二胡，说是听了“脑仁儿疼”一样。
我喜欢所有的吆喝，卖小金鱼和大田螺，卖卤鸡和卖糖葫芦，这二者都有抽签奖励的促销手段。卖硬面饽饽的，是山东乐亭人。卖爬糕和凉粉，像男高音。冬夜则是卖羊头肉，切得比纸还薄，切出来的肉片变得透明。仅仅是卖一筐水萝卜也是叫得曲折宛转十分出彩。寒冷的深夜，有时会听到盲人算命者的笛子声，“梭米瑞多瑞米拉梭——梭（低八度）多米瑞多……”我觉得极其凄凉。家里人说，这些人名为算命实际上很可能是卖烟土——贩毒的。这使我更感神秘了。白天我也常常看到瞎子，可怜的很。有一些与我同龄的男孩老是欺负盲人，残疾人，还有一对乞丐母女母亲的样子像是有精神疾患。我同情她们。
现如今，大约是为了安抚老北京们的怀旧情意，组织了舞台上的旧京吆喝合唱，一片混乱嘈杂的蛤蟆闹坑，恶劣透了。舞台不是胡同，集中在聚光灯底下闹轰也不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季节品种的吆喝，合唱团员们哪里有小贩的心情与声带？生活与艺术紧紧相连，然而生活与艺术是不能互相照搬的，照搬卖货吆喝的方法不可能成功，而只能是更告诉人们，过去的一切已经成为永不复返的过去。
我喜欢看老舍的话剧《龙须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于是之饰演的主角程疯子，能很地道地吆喝一嗓子：“卖哎大啊吉恩（金）鱼吁，卖哎稀噢（小）吉恩（金）鱼吁拉哎（来）唉……”这里的“稀奥（小）”是全句的重点，要拉够长声，要清晰地传达出复合韵母的全部特点。但我也有不满足，在我的记忆中，北京的春天除了小金鱼，就是是说卖金鱼的都捎带着卖“大田螺蛳”，程疯子怎么忘了吆喝大田螺蛳了呢？
姐姐比我只大一岁半，我受了她和她的同学的玩法的影响，从小玩很多女孩儿的游戏：跳房子，踢毽，抓子儿（桃核与玻璃球），用丝线绑捆香包（小粽子），还有跳绳之类。但后来开始受到女孩的排斥，自己也觉得无趣了。
有几天我醉心于自己制造一部电影放映机，因为我知道了电影的原理和什么视觉留迹的作用。我想的是自己画出动画，装钉成册，迅速翻动册子，取得看电影的效果。努力良多，没有太成功。
我毕竟是男孩子，慢慢地就有了野一点的玩法，在墙头上玩打仗，每天没完没了地做手枪，时幻想着自己趁一只活像真枪的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嘎——咕，一枪毙“敌”于脚下。
《王蒙自传》 第一部分四、我有没有童年（2）
但是我的蹦蹦跳跳的游戏并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我上初中的第二学期，到西什库第四中学看我们学校与四中的棒球比赛。男生们一个个都抄近道从一个墙头跳下去，我犹犹豫豫，上了墙头，欲跳又止，下去了，右脚脖子歪了一下，疼痛难忍。结果，造成了脚腕处骨裂，养了一个多月，影响了上课，唯一的这一学期，我的考试没有进名次。我尝到了挫折的滋味，梦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优异成绩，却在成绩通知单上看到了失败。梦中的我一再追问，这是真的还是梦？梦中的回答是，不，这不是梦，这是真的，就是我考得好，骨裂了仍然考得好。这样的信心正是我无比的屈辱感的根源：愈相信自己就愈感到丢人。
说下大天来，我的童年过得还是太怯弱了啊。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经送给过我一个鹰状风筝，我试了几次始终没有放起来，读鲁迅的《风筝》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比文章里的弟弟与哥哥更可怜，我竟无待于暴力与蛮横的摧毁，我竟无待于封建吃人文化的压制，先是我自己就怯了，跳墙骨裂，放风筝堕地，打架无力还手，不必旁人欺负，也不可能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