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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男尊女卑的性别格局，他们长大后自然会本能地强化他们已经拥有的优势地位。
在电视广告中，还有一类产品则是以“爱夫型”（并没有使这一称呼）的面孔出现的，它们本质上与“爱妻型”的话语保持惊人的一致。比如在“灭害灵”广告中的家庭主妇使用“灭害灵”，是为了消除蚊蝇、蟑螂等害虫对丈夫的困扰，似乎蚊蝇、蟑螂对女性就没有危害，或者是女性能够容忍、接受害虫的侵扰，虽然制作者用意并非如此，可实际效果很容易让人产生这种误读。
传统文化特别是封建社会文化以男性话语为中心，我们今天迈向现代化显然不是要强化这种话语功能，而是要淡化、消解男性的中心地位，逐渐以一种新的话语之势展开平等而自由的对话。作为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工具的电视广告节目虽然无法完全消除这种男性话语的痕迹，但不应对其视而不见。还有另一种广告现象也值得一提，比如有一种化妆品的广告词叫“早一天使用，迟一天衰老”，就不仅是男性话语中心的问题，而是使用了某种暴力话语。语言的暴力性是封建专制的产物，到近代社会则成为一种新的语言垃圾。“早一天使用，迟一天衰老”这一句式进行换位后便是：迟一天使用，早一天衰老。这就不免粗暴了。
广告、广告词是为了提高产品知名度来推销产品，自然不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但作为商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应该具有现代社会的文明、民主、自由精神，应该摒弃旧的话语中的垃圾，而不应简单地向封建文化认同。
1992年6月于广寒居
第四部分 说“第三者”第23节 说“第三者”
中国人造词能力有时非常强，这“第三者”便是一妙证。“第三者”只不过是一种比喻．翻译到国外可能是“情人”、“情夫”、“情妇”或“婚外的恋人”之类，但上述词均无强烈的褒贬色彩，基本是中性的，有的甚至偏向美好的一面。所以，人们放着现成的词不用，便造出这似是而非的概念——“第三者”。
中国的词汇当中。有些带“三”的词都会有非法的意思，或者是不那么堂而皇之的意思，比如小偷叫作“三只手”，形容人不正经叫“不三不四”，形容祸事叫“三长两短”。在我的印象中，“第三种人”、“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三起三落”、“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三人成虎”、“三家村”、“事不过三”等等，都不是十分吉利和美好的概念。作家朱苏进写过一篇小说《第三只眼》，写人类隐在的“天目”（借用气功的语汇）洞察人性的卑劣和丑陋的隐秘面，令人不寒而栗。
“第三者”的概念是不是上述“文化积淀”的基础上产生的还很难说，但反映了中国人思维的某些特性。中国的传统注重对应，平衡，和谐，太极、阴阳、八卦虽然不能代表中国哲学思想的全部内容，但作为一种思维状态是长期存在的。在八卦中阴爻与阳爻始终是均衡的，在太极图中阴鱼与阳鱼黑白交合紧密拥抱相辅相成，是不容许插入其他的内容进去的。与“第三者”相关的还有一个词叫“插足”，“插足”说白了，就是“伸腿”的意思，围棋上有一术语叫“大伸腿”，意即在别人的领地当中捞取实利。《辞海》上仅收有“第三者”“插足”这两项。《现代汉语词典》收有“插足”，解释为“比喻参与某种活动”，似乎不够准确。“第三者”“插足”不只是参与，还有挤、争夺甚至霸占的多层涵义。也就是说，有人只是在别人的家庭中伸伸腿而已，并不“驻足”，有人只是伸进了一只腿，还有一只腿立在自家的门里，但亦有人双腿全部插入，并且要拐走，赶走其他的“腿”，把原先属于别人的领地化为己有，这就不是一般性的“友好访问”，而是一场“侵略战争”。由于人们痛恨婚姻上的“侵略战争”，把这些“侵略者”称为“第三者”。
不过仔细想想，把“第三者”比喻为“侵略者”也似乎略欠妥帖，因为侵略者往往并不丧失自己的领土和疆域，而有些“第三者”是没有“国土”（未成家），有些“第三者”只不过是“模仿”（离婚重新组织家庭）而已，并不是“妻妾成群”“一妇多夫”的霸权主义者。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是一种侵略性的、进攻性的、损害他人的，与侵略者是相似的。遭人们谴责也不无道理。
平衡、稳定、和谐的环境里怎么会冒出个“第三者”呢？原因是很多的，“第三者”引起了诸多的失衡状态的出现，从感情危机到危机感情，其间的诉讼是非难分难解。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明白无疑的，“第三者”不等于“陈世美”，“第三者”大都是有情人，而“陈世美”则是势利鬼、道德的叛徒、忘恩的小人。今日生活中确有因为第三者而成为“陈世美”的，但“第三者”与“陈世美”不可看作一回事。
“第三者”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仅是一个道德、婚姻、家庭、伦理的问题，还有更为深层更为说不清楚的法律、文化、哲学、历史的问题。它的核心问题说透了，便是人一生应该拥有怎样的爱情，人对爱情的需要是不是只能倾注或依赖一个点，忠贞不渝的爱情到底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存在（绝望的爱情、不能实现婚姻的爱情往往似乎比实现了的爱情更令人赞叹）。记得有一个公理被大家所认可，婚姻不等于爱情，那它的逆定理也就成立，爱情不等于婚姻。如果逆定理成立的话，那所谓的“第三者”也就有了相当的合理性。我想这也就是不管舆论再三谴责，“第三者”却依然存在，从未消失过的原因。
“第三者”的出现不是人们所期望的，它的恶性发展会危及家庭、危及社会、危及生产力的提高。所以，一个完满的社会应该消除这种现象，应该让人们的感情（爱情）得到正常而充分的发展，因为“第三者”在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婚姻和爱情的补偿而存在的，假如人们的婚姻生活和爱情生活没有缺憾的话，就不必在婚外去追求某种满足。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就不大可能十全十美，那用什么办法来进行弥补呢？在情感生活中，“第三者”实在是消极的有副作用的方式，应该有更多的更好的方法和方式。现代医学的发展，要求药对人的副作用限制到最低限度，在人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理当也应如此。
第四部分 说“第三者”第24节 作女与淑女
5月的书市，长篇小说几乎是女性的天下。虹影推出《阿难》，池莉推出《水与火的缠绵》，而张抗抗不甘人后，在《情爱画廊》“息影”文坛之后又推出了《作女》，这三部长篇和《桃李》一起成了2002年文坛的“四大花旦”（张者是男旦）。
其中，池莉和张抗抗的新书都以女性为主角，都带有那么一点女权主义的意思。两人都是新文学不可或缺的人物，张抗抗辈分略高一点，属于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辈，和王蒙、刘心武、李国文、张洁等人同是思想解放的先驱。池莉是8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90年代走红的女作家，和方方、刘恒、王朔、余华、苏童是同时代人。两人都属于那种叫好又叫座的作家，但其价值取向却顺着不同的路径展开，因而构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天地。
《作女》的精华在于一个“作”字，这个“作”在北方话里念平声，在吴语里则念入声，不安分，折腾的意思，也可理解为进取多变。小说主人公卓尔便是这样一个作女的典型，好好的一份工作丢弃了不做，要去南极考察，好好的家庭不要，要去做单身贵族。她追求新鲜、刺激、陌生，对于已经得到的视为粪土，而对于没见过的却充满好奇。可以说卓尔是一个在“路上”的女人，因为她没有终极目标，用小说里的话说就是“不断的放弃和开始”。作女其实就是不断放弃的女性，卓尔放弃工作，放弃金钱，放弃男人，放弃家庭，放弃幸福，只有“作”中才是幸福，只有不断的开始才是幸福。卓尔的“作”在小说中的典型行为便是对婚姻的逃避，谁要和卓尔结婚，她就立即PASS
谁。卓尔属于新人类的角色，与张抗抗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我在同张抗抗交谈时，张抗抗认为“作”其实是女性长期被压抑之后的一种“喷发”，只不过今天的新人类，今天的白领有了表现“作”的平台而已。
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是另外一种景象，小说的女主人公曾芒芒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淑女，出身干部家庭，大学毕业之后工作，腼腆、害羞不善于表达。她发现自己的丈夫有外遇之后，也默默地忍受着，并不去追问和质询。在夫妻感情破裂之后，曾芒芒为离婚分居，和丈夫一拖就是8年，直到小说结尾也没离成。在《水与火的缠绵》中曾芒芒被男性勾引着，诱惑着，一不小心与以前的朋友邝园发生了一次错误之后，还懊悔不及。可张抗抗笔下的卓尔，为了能够辞掉工作，居然谋划如何将自己的顶头上司搞上床，把性作为一个圈套，作为一个诱饵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曾芒芒最终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她作为优秀知识分子获得“金钥匙”，并有希望与理想中的男人常声远在一起。而作女卓尔，却下落不明，像翡翠鸟一样四处飞翔。
张抗拉和池莉对笔下的女性都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虽然作女卓尔屡屡出轨，令人不可思议，但张抗抗的笔端带着理解和赞许。而另一个渴望家庭、婚姻、男人的陶桃是个淑女，张抗抗却把她的命运写得比较悲惨，甚至处于被男性耍弄的尴尬处境。这表明张抗抗是在“扬作抑淑”的。池莉的小说没有出现作女这样的女性，但池莉显然是对淑女有一种热爱，这不仅因为《水与火的缠绵》是一部仿自传的小说，它的倾向自然回落在曾芒芒身上。更重要的是池莉的小说一直在塑造贤淑型的知识分子，把它作为一种理想的女性来描摹。对作女和淑女的不同态度，也可以说是两个女作家不同价值的体现，更说明如今文学的多元和丰富。张抗抗和池莉两位作家的经历不同，背景也不一致，两部小说人物也似乎有些对立，但都以男人作为自己的参照对象。曾芒芒的成长和成功是和高勇、邝园、常声远这三个不同类型的男人分不开的，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刺激了曾芒芒的成熟。《作女》中的卓尔也分别和三个男人有着错误复杂的干系，刘博、老乔、郑达磊这三位与池莉小说中的常声远、邝园、高勇有着天然的对应关系。邝园似乎是《作女》的老乔，而高勇尤其是发达以后的高勇与《作女》的郑总郑达磊也有些不谋而合。
对待三个男人的态度也构成了两部小说价值取向的差异。作为金钱象征的老乔和邝园，被作女卓尔和淑女芒芒不约而同抛弃了。但卓尔抛弃的刘博却是曾芒芒心仪依旧的常声远，刘博和常声远都是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类型，有高雅的谈吐和渊博的学识。但卓尔认为这类人过于保守，过于按部就班，因而果断地和刘博离婚。曾芒芒厌弃的丈夫高勇和《作女》中的郑达磊颇为相似，因为这两个男人都喜欢“作”。但卓尔似乎没曾芒芒那么讨厌他们，甚至有些偏爱。在《作女》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就是卓尔从不把男人带到自己的床上做爱，但居然鬼使神差地和郑达磊在自己的床上云雨缠绵，这说明卓尔潜意识里对郑达磊还是动心、动情的。
《作女》和《水与火的缠绵》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女主人公都有一种回归自然、超脱尘世的幻想。卓尔因为要去南极探险，丢弃了工作，曾芒芒则对常声远的环保事业充满向往，小说结尾便是曾芒芒要求常声远带她一90VIEWPOINTVOICEOFCHINA起去长江保护白鳍豚。无论是作女还是淑女都有一种乌托邦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人的理想主义的一种现实表达。当曾芒芒投身常声远的环保事业时，我们似乎看到了淑女亦有“作”的一面。其实，女人不是平面的单一的透明体，她是水与火的共同体，当她表现贤淑、宁静的一面时，可能像水一样优美、恬淡。她表现热情、潇洒的一面时，可能像火一样热烈、奔放。只是传统的观念在塑造淑女，而现代的观念要求静如清水，动如火焰。
2002年7月
第四部分 说“第三者”第25节 革命与婚外恋
在20世纪30年代，流行过“革命十爱情”的小说模式，最著名的是巴金的《爱情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中那些充满激情的青年男女无疑都对革命充满了向往和献身的渴望，虽然这些青年男女对革命的理解是模糊而不具体的，但巴金的小说在青年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革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字眼，当它和爱情联系在一起时，便放射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二十世纪以来，革命成为文学的重要主题，不仅无产阶级文学阵营里的作家描写革命主题，甚至小资产阶级作家，乃至资产阶级作家也大量涉及革命的主题。连三角恋爱小说专家张资平也不时地写到革命。
李泽厚先生在九十年代曾经提出“告别革命”的著名论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李泽厚的“告别”只是一厢情愿的，或者只是他个人的选择而已。革命在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里永不会泯灭，它是人们与爱情一样永远存在的冲动。最近，读到了一部阿根廷的长篇小说《亵渎爱情》，发现即使在一个商业经济是主流话语的社会里，爱情和革命仍然会碰撞出美丽动人的火花，哪怕像流星一样短暂，可瞬间的璀璨依然耀眼。
《亵渎爱情》的标题表明这是一部带有道德劝喻的小说，作家以生动、优美的笔触描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婚外恋故事。这是一个男人在“四十七岁”新生的故事。“新生”本身是带有革命色彩的一个词，正像小说中所说的那样，人到四十七岁是不可能重生的，可小说中的“我”却渴望再生。甚至将这种再生比喻成难产的婴儿那样，“经受轻微的压力，忍住一定的痛苦”，“光线会刺激我的眼睛，嘈杂和喧闹会让我困惑。为了让空气充满肺部，我得费一些力气”，于是一个四十七岁的男人，重新回到了婴儿状态，只有一岁。这种描写又让我们想起许多对革命的比喻。
恋爱使人年轻，也容易使人回归到幼稚的童年状态，这是恋爱的魅力所在，也是恋爱的荒唐之处。菲力蒲属于“双中人士”，人到中年，事业中产。事业发达，家庭美满，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是一个理想的中产阶级了。可菲力蒲却宁愿放弃多年争取来的幸福生活，去和浪漫的、艳丽的苔丝过一种刺激的非理性的生活。起初，菲力蒲和苔丝过着热烈而疯狂的偷情生活，像所有的婚外恋一样，火焰在地下奔突，终究要浮出水面的。菲力蒲和苔丝觉得他们是天生的一对，于是双方不顾一切劝阻和障碍，对原先的家庭进行“革命”，成立了新的家庭。然而，菲力蒲和苔丝并没有延续他们的浪漫和激情，菲力蒲在转了一个圆圈以后，重新回到了原先的家庭之中。婚外恋宣告失败，菲力蒲对家庭的“革命”也以“亵渎爱情”而终结。
这样的故事情节并不新鲜，在中国也屡有这样的“警世格言”的文本出现。《亵渎爱情》的作者马克斯·阿吉尼斯在阿根廷有思想家的美誉，他的小说也不会流于这样的俗套。他不露声色地写出了这场婚外恋失败更为深刻的原因，是菲力蒲和苔丝对革命的不同态度。菲力蒲能够拥有豪宅和宝马香车，是标准的中产阶级，由于长期的奋斗和工作，年轻时代的热情消耗在生存的劳碌之中，待人到中年事业有成，便开始渴望生活中有新的刺激。菲力蒲放着别墅不住，却去租房子过浪漫的生活；放着温柔贤惠的妻子不要，却要和一个离了三次婚的女人共同生活；放着好端端的公司不去经营，却整天和苔丝疯疯癫癫在床上消磨时间。菲力蒲这种对小资生活的狂热憧憬和向往，在小说中充满了诗意的描述和颂扬。
小说中的苔丝最多只是个“小资”，她最初是给菲力蒲家做家庭教师的，但是她生性浪漫，渴望激情。小说中写她“一直赞成社会主义”，她对政府当局和军队始终不满，于是她把这种激情转移到婚外恋之中。“苔丝教会了我热爱云彩、鲜花、身体、舞蹈和冒险。她教会了我发现自我，可是她不能把我带到更远的地方。因此我没有到彼岸，我刚刚游到河中间，种种强烈的恐俱感就袭上心头。”菲力蒲的这种恐惧感来自苔丝对革命的热爱，当“革命”热潮兴起的时候，苔丝便全身心投到革命运动之中，她不惧恐吓，不怕特务，甚至勇于牺牲，但对菲力蒲的爱却因此冷淡了。小说较有深意地写到性冷淡对菲力蒲生活的影响，菲力蒲对妻子卡罗丽娜的不满主要是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