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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当“帝王师”的文臣不了解人性，只了解道德，望君成龙的心思太迫切，他们对皇帝的“教导”结果和自己的初衷正相反，也在意料之中。
更适合当可汗的皇帝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十五日，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港口淮安府清江浦。
一群人在开阔的水面上划船打鱼，这些人衣着华贵，举止优雅，周围旌旗蔽日，侍卫如林，显然这不是普通渔民为了谋生的渔业活动。谁知道乐极生悲，船突然翻了，一个三十左右的青年人掉进水中。旁边船上的人立刻像炸了窝似的，叫声震天，许多人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把青年人搭救了出来。
青年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染上了重病。这个人就是当时大明朝第一人正德皇帝朱厚照。第二年三月，他便死在自己钟爱的豹房，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也没有过继任何一个侄儿辈作为儿子。皇位继承问题出现了危机，群臣商议，将他皇族的一位堂弟从封地湖北钟祥弄到北京，作为朱厚照老爸孝宗的过继儿子继承大统，是为嘉靖。最后才闹出了把整个大明朝廷折腾得天翻地覆的“大礼议”事件，朝局元气大伤。
正德皇帝为什么不好好地呆在北京，而出现在了大运河上面呢？这个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热爱自己治下的任何一寸大好山河，就是不爱他最应该呆的地方——紫禁城，即使不得已在北京，他大部分时间也在紫禁城外的豹房，和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美女以及宠爱的太监、卫士厮混在一起，而冷落那些一心想他临幸的后宫以及总想给他讲治国之道的文臣。
这次正德皇帝南下是因为江西南昌的宁王造反，他听到后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这位酷爱舞刀弄枪的万岁爷总算找到一个机会可以率兵打仗了，于是决定御驾亲征，可是出了北京不远就接到快报，宁王已被地方官王守仁擒拿，皇帝没必要亲自动手了。可好不容易有这样一次机会，哪能放弃？他毫不理会，照原计划南下，于是在“御驾亲征”的名义下，去锦绣江南闹了一年。
在此之前，他已经给自己起了另一个名字朱寿，并自己封朱寿为威武大将军，总领天下兵马。他曾带领部队去了宣化、大同一带，和蒙古骑兵真刀真枪地打了一仗，让皇后、大臣们担心个半死。
到了明代，中国农耕文明发展到了僵化的程度，武将的地位日益衰落，在道德治国的理念下帝国靠各种繁文缛节的礼仪运行。因此理想的皇帝就应当是一个温和文雅、喜欢文牍和政事的谦谦君子，最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在皇宫里看奏折，和大臣商量国家大事。
可正德皇帝似乎就是专门和这种礼仪文化、农耕文明反着来的一位君主。他不像一位华夏天子，倒更像一位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大可汗。他的一切爱好和审美观接近草原而疏远耕地。
比如说他从小就爱骑马射箭，爱身履险地，甚至亲自去驯服狮虎。这用大明的流行价值观来说，不是一个皇帝应该做的，这种冒险是胡闹是荒唐。而在草原上，大汗的子孙们从小就跟着长辈出去打猎，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不配做骑士，更不要说继承汗位了。
在游牧民族中，大汗和王子亲征是常有的事情，非如此就不能激励士气。成吉思汗一生无数次带头冲锋陷阵，即使他统一蒙古高原后，对他的子孙也是这样要求的。横扫欧亚大陆，一直打到多瑙河上那次远征就是著名的“长子西征”。从大可汗开始，王公贵族都派了自己的大儿子去参加那最艰苦最危险的征伐。游牧民族没有千金之躯不履险地的说法。
汉族的天子尤其到了明代，实际上是个大囚犯，被无形的枷锁捆在皇宫里，而草原上大可汗的王帐可设在草原上任何一个地方。正德皇帝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建在北疆边塞宣府的大将军府。那个地方离草原最近，时时可能受到蒙古骑兵的侵扰，在那里正德帝也许更能感觉到一种金戈铁马的气息。
明帝国是个典型的宗法社会，特别讲亲疏之别、讲妇女的贞节，一般男人结婚对新娘的要求是，悠悠万事，处女为大，而正德皇帝根本不讲这个。他对那些以处女之身选进皇宫的少女不感兴趣，而对已婚妇女、寡妇却兴趣颇高。有一个军官叫马昂，他的妹妹已经嫁了别人并怀有身孕。此女子貌美而善于骑射，并擅长胡乐。这正是正德皇帝最喜欢的，他一见倾心，便把这个怀孕的有夫之妇纳入豹房，倍加宠爱。这在文臣们看来，可是关系到大明社稷的大事，皇帝什么女人没有，哪能爱上一个怀上别人孩子的女子？尤其是皇帝自己还没有亲生儿子。于是上书苦谏，并拿出秦始皇嬴政的例子，说吕不韦将怀上孕的赵姬献给秦国公子子楚，最后生下了“野种”，窃取了秦国的江山，可正德帝丝毫不当回事，这真有成吉思汗之风。铁木真年轻时，刚刚结婚的妻子孛儿帖被敌人抢走，怀上了敌人的儿子后又被铁木真抢了回来。敌人的儿子生出来后，铁木真不但没有遗弃，反而把他作为长子养大，后来成为铁木真征战四方的一个得力助手，铁木真照样给这个儿子很大的封地，这在汉族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大明重宗法，正德帝偏偏不把宗法不当回事。自己没有儿子毫不在意，按照宗法制度完全可以过继同族侄儿，可他也不这样干，却到处认异姓的干儿子。
我估计，正德皇帝没准羡慕自己北部的敌人——那些游牧民族首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率领骑兵四处征战。在大明朝廷，他是孤独的，他羡慕的生活方式，在饱读孔孟之书的文臣看来，是没教养的，是落后野蛮的。
朱厚照生错了年代，如果他生在皇族有突厥血统、朝野有尚武之风的大唐，他也许会有一番作为。
朱厚照也生错了地方，如果他生在天似穹庐莽盖四野的草原上，没准是个英武的可汗。
可惜他生在16世纪的中国，生在那个被红墙圈起来的紫禁城，变成个“荒唐皇帝”。
继承资格的解释权
拙文《莫问帝王家务事》在博客上发布后，引发了一些朋友的争论。皇家的家务事该不该管？如何管？我们都知道，帝制时代皇室是家国一体的，家事即是国事，家事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清明、国家安定与否。为臣民的都希望继承皇位的是扶苏而非胡亥，是杨勇而非杨广。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士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皇室家务事。拙文笔调有点揶揄叶伯巨、解缙，但绝非讽刺挖苦这两位。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代人只能办一代人的事，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精神禀赋和思维方式，何况那个年代距我们已经六百多年。
有朋友在讨论中提到明代一些大臣，为了搞明白皇帝的老爸究竟是谁，弄得要死要活，整个朝政也为此搞得很不堪，这场争议直接影响此后大明朝的兴衰。这就是嘉靖朝最大的事件——“大礼议”之争。
一个人他的父亲是哪个，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可在那个时代，父子关系绝不仅仅是血缘关系，不能简单地用生物学的知识来判定，而是用礼法来判定。直到民国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长房如果没有儿子，那么其他房的兄弟家儿子，必须过继一个给他以承香火，且一般是长子。钱锺书的大伯没有儿子，他就是被过继给大伯的，童年时大伯对他的关爱远甚于他的亲生父亲。
“大礼议”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明孝宗享国十八年，以勤政宽厚尊重士人儒获得臣民特别是士林的赞誉，可他和大多数明代皇帝很不一样的是他不怎么好色，不纳妃子，这一夫一妻的结果是孩子不多，生了两子三女——在皇室中，皇后一个肚皮生出五个孩子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二皇子早夭，而大儿子继位后，便是有名的荒唐皇帝朱厚照，这是个从小患多动症的愤青，和他父亲相比完全是两个极端，不安分，行事怪异，又好声色。他父亲因为女人少，儿女不多，他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身旁的女人太多，把身体掏空了，三十一岁就死了，没留下一男半女，而且他又没有兄弟和侄儿。孝宗一房的皇祚看来到这里就断了。大臣们一商量，就把孝宗的兄弟兴献王德儿子，十五岁的朱厚熜过继给孝宗，变成了武宗同一房的弟弟，入承大宝，是为嘉靖帝。按照礼法，既然给伯父做儿子了，那么自己的亲生父亲就是叔父了，是自己臣子。——这把戏在清代的光绪、宣统两朝也都玩过。如果是刚生出来不久就过继给伯父，那么情况要好一些，毕竟有养育的亲情。可现在人家已经十五岁了，懂事了，又在原来父母府中长大，让他把昨天还叫爸爸妈妈的改叫叔叔婶娘，而把死去的伯父叫爸爸，心里很别扭。从嘉靖登基的第一天起，这个大难题就围绕着明廷的君臣。开始皇帝还给那些效忠孝宗、护卫礼法的文官一点面子，虚以委蛇，可等位子坐稳了以后，就不客气了。他把自己至死也是个藩王的亲生父亲追认为皇帝，入享太庙，亲妈自然就是太后了，而把他所承继皇位的孝宗称为“皇伯考”。——这就意味着孝宗这个大伙儿很感恩的皇帝是个绝户了。而且在以礼法治国的明代，这是皇帝带头坏了规矩。为此，许多官员辞职回家，一些官员被打屁股打死，或者被流放。
当然，嘉靖皇帝要破坏祖宗礼法，也一定会在礼法中让马屁官员寻找理由，而且强调的还是百善之首的“孝”，强调人伦之情，不能让自己的妈妈给自己称臣。
嘉靖皇帝最真实的意图是“继统不继嗣”，也就是说当皇帝当然可以，给别人做儿子没门。而那些不想让孝宗绝后的文臣的理由是，这龙椅是孝宗传下来的，不当他的儿子，就没有继位的资格。而嘉靖认为，龙椅最早是老祖宗太祖高皇帝传下来的，大家都有份，我也能继承，我爸爸也有资格追认为皇帝。
这一场现在有人看来很无聊的争端，在那时在看来可是悠悠万事，唯此最大。它涉及在谁手里——你说这事大不大？
因为在帝制时代，手握兵权和礼法的解释权是最重要的两件事。兵戎相见是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不能随便用的。汉代刘家、明代朱家自家人动刀抢也是最后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在同一家族里，夺了兄弟的江山后，必须用解释权去修饰，去抹平，显得自己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而非得位不正。这和第一代皇帝打江山不一样，那是抢了别人的江山，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便能解释。
明代的第三个皇帝永乐帝朱棣就给他们的后代子孙做了一个如何解释自己具有继承资格的范本。
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死在自己前面，伤心之余他把皇位给了朱标的儿子，也就是皇太孙——建文皇帝。建文登基后，便追认自己的父亲为孝康帝，进太庙。因为直接从爷爷那里接班总是不太顺，而父亲虽然生前未登基，可是有皇帝之名，自己继位后，这个权力传承的路线图就清楚了，祖孙之间的空档被补起来了，权力来源经得起礼法和臣民的考问。
朱棣把自己侄子的皇位夺取后，就面临一个宪法性难题，叔叔总不能继承侄子吧。当然，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他首先废除了哥哥朱标的皇帝称号，依然称故太子，这就等于在建文帝继承权力的流程中间挖了条人工河让原来的水改道了——你老爸没有当上皇帝就死了，你没资格继位。那时候你爷爷还在，太子死了别的弟弟可以顶上去，我是你老爸的弟弟，所以我当皇帝是继承我老爸也就是你爷爷的，与你无关，当皇帝我比你更有资格。因为这种考虑，朱棣废除了建文纪年，朱元璋只当了三十一年皇帝，建文帝当了四年，可建文四年被朱棣变成洪武三十五年。也就是向天下宣布：这四年，洪武帝虽然死了，但是还占着皇帝的名号，接下来便是他的四儿子朱棣的永乐纪年了。
那么，假如后人会问，这四年建文帝是干什么呢？朱元璋死了好几年，为啥还用他的年号？那么解释为：朱允炆那小子虽然在龙椅上坐了四年，但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是替朱家暂时看管了几年江山，他不算真正的一代帝王。
为什么朱棣那样恨方孝孺，要诛他十族，方的不合作可非同寻常，是在质疑朱棣掌握最高权力。而另一位臣子杨荣在朱棣攻占南京，迫不及待去皇宫即位时，挡住朱棣的马，问：殿下是先去即位还是先去拜谒先帝陵墓？一语惊破梦中人，这句话是提醒朱棣要去马上“补课”，先拜谒了父皇的陵墓，便是合法即位了。朱棣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当然从善如流，而且从此十分器重杨荣，因为杨荣的及时提醒是在修补他的合法性。
帝制时代最高权力承继，要合乎“三统”：道统、法统、血统。道统看上去很简单但却最玄妙，天意还在某某家。法统则是权力来源程序合法，是老爸指定继承的，不是自己抢的。——而明朝明确的嫡长子继承制，连皇帝确立皇储也不是随心所欲，永乐帝和万历帝都想把皇位传给更钟爱的非长子，在强大的“程序法”面前，只好作罢。“三统”中血统最重要，必须是老皇帝生的，前两个统可以“补课”，这个统没法补课。要异姓为帝便是改朝换代的大动静了。
尽管嘉靖皇帝违背礼法，永乐皇帝夺侄子皇位，用皇权来控制解释权，但毕竟人家还是血脉相连，勉强说得过去。
“大礼议”与现代西方选举
“大礼议”是明代嘉靖朝最重大的一次政治事件，它不仅影响到嘉靖和整个文官集团的合作关系，中断了嘉靖继位之初势头很好的中兴气象，也影响到嘉靖皇帝执政后的心态以及对身后大事的安排，直接影响到隆庆、万历两朝。那么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明之衰亡，始于嘉靖，万历朝将衰亡的速度加快，而崇祯朝见到了最后的恶果。
所谓“大礼议”，就是继位后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称自己的伯父孝宗为父亲还是伯父，称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父亲还是叔父。现代人看起来是个很无聊的问题，谁是真正的爸爸，人诞生后第一天不就明确了吗？这是“现时观念”导致对历史的不正确判断，用现在的流行价值观去看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事件，往往谬之千里。（前文已详述）
可是大明朝没有如现代西方的王室如英国、西班牙那样，将老国王的子孙辈按照血缘、长幼排了序：谁是第一王位继承人，谁是第二、第三……第一继承人死了，后面依次递补就行了。大明朝首先当然得重视血缘，血缘关系是维系皇权社会家天下最重要的关系，但这不是唯一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名分。名分实际上就是把血缘关系进行精美的包装，使其符合礼制。
武宗死了后，内阁大臣杨廷和等人起了遗诏，以大行皇帝的口气，让武宗的堂弟弟，远在湖北安陆府的朱厚熜“嗣皇帝位”。可当时十五岁的嘉靖帝已经表露出他执拗而不妥协的风格。因为当时大臣准备以迎接皇太子的礼仪请嘉靖进从东华门进皇宫。嘉靖说，我是来做皇帝的，不是来做皇子的，坚决不干，宁愿不进紫禁城，这下大臣们没办法，只好折中一下，让他从大明门进，以朝见太后即武宗的皇后嘉靖的堂嫂为名进宫，规避了这个难题。
但实际的问题是规避不了的，多数文臣认为嘉靖帝是首先过继给伯父即已死去十六年之久的孝宗做儿子，然后因为他的哥哥武宗死了没有后代，他才获得即位的资格。这样自然要称孝宗为爸爸，改称自己的亲爹亲妈为叔父叔母。这对一个已经长大懂事，和父母感情很深的少年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皇位诚可贵，亲情价亦高。嘉靖帝认为自己只是继位，而不是过继给伯父当儿子，即“继统不继嗣”。嘉靖的理由也很充分。他不可能给自己的堂哥哥当儿子吧，那么又凭什么拐个弯一定要给死去的伯父当儿子？伯父这个长房，但凡有男性后代，你们怎么继承皇位，嘉靖没资格眼红。可是伯父这个长房成了绝户了，自己的爸爸也是宪宗的亲儿子，自己是爷爷活着的孙子中年龄最大的，当然有资格自然继承爷爷传下来的江山，为什么非得给伯父当名义上的儿子，才有资格？嘉靖此类理由和今日西方王室按皇位继承的顺序依次递补的做法很接近，也没什么不对。可是大臣们不干，认为有违礼制，一定要让嘉靖帝把自己的父亲当成叔父（皇叔父兴献大王），嘉靖帝很生气地说：“父母的称号，怎么能改来改去？”嘉靖帝这种感情，应当是很符合人伦之情的，可是建立在人伦基础上而将其理论化的礼制，却让人违背最基本的人伦之情，嘉靖帝不能接受是可以理解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两难，尊重礼法是孝，维护人伦感情也是孝，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