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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1-07-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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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知,杨联陞作学生时,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右。到美多年以后于政治更不关心。在他心目中,业务高于一切,他一九七三年回国主要是因为总理对回国探亲的赵元任夫人说:“杨联陞、毛子水(两人都是胡适指定为其整理遗稿的人)我都知道,我们欢迎他们回国看看嘛!”杨联陞当时很小心,很多亲戚、朋友都不敢去看,怕连累他们,只有周一良因为是“梁效”成员,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要求见周。从这种心态看来,说他还斤斤于几十年前清华同学中左右派之争,似乎无此必要吧。
  总之,杨联陞是否如此生气,如果生气是为什么原因,恐怕还是个谜。
  关于杨联陞去美,并非公派。经过是这样的:我经洪煨莲先生介绍,给当时在北京的哈佛大学教授贾德纳先生搜罗并翻译日文资料。三十九年前我获得哈佛奖学金,将去美国,贾德纳很愿意我再推荐一人帮他,我当时初识联陞,对他极为佩服,但不知他日文如何,所以征询了钱稻孙的意见。钱认为可以胜任,我就把他推荐给贾德纳先生。后来贾回到剑桥,想让我继续帮他阅读日文杂志,而我那时已领取哈佛的全时奖学金,不得再兼职业,因此贾德纳先生自费邀请联陞来美一年帮他工作(贾家里比较富裕,故有此能力)。联陞到美后,在贾家吃住,以后因受知于赵元任先生遂领取哈-燕京奖学金,成为正式研究生。谢泳同志文中说:“杨到美国去是正常的留学生,初期还是公派。”不够确切。

  关于《胡风牢友张广天》

  
  ? 令吾刚
  在友人处翻阅去年的《书屋》杂志,无意中见到老威的《胡风牢友张广天》一文(此文后收入《中国底层访谈录》),细读之后,不禁哑然失笑。这张广天谈当年监狱的情况简直是信口开河,而关于胡风的叙述,也是半真半假。想来,那真的部分,大概是从“正宗的”胡风牢友那里听来的吧?
  笔者虽然曾与胡风先生同吃一锅牢饭,但这么多年来,却一直不曾以“胡风牢友”自诩。坐牢的经历,本来是作为写书的素材,秘不示人的,但为了纠正老威先生记叙的张广天的瞎吹,避免以讹传讹,这里只好把自己当年与胡风同牢的情况公之于众了。
  我是因为反对“文革”、反对个人迷信于一九七○年十二月判处死缓后被送到四川省第三监狱的。这监狱当时代号是一○一信箱,专门关押死缓犯和无期徒刑犯。戒备森严,有三道高墙。监狱左边确实有一条河沟,但张广天说“沿着河沟走,是铸造和磨砂车间”,这就错了。当时河沟两旁是一中队的菜地,后来到一九七七年左右,才将烈士墓下直到小河沟的一大片地方圈进监狱,修建了新的金工车间。而直到一九八一年夏我平反离开监狱时,铸造车间仍在监狱老工厂扩建后(1972年)的西南角。张广天说监狱“里头有八个队,两千多犯人”,这也不符合事实。我记得监狱犯人最多的一年是一九七一年,也不过一千人左右,还包括地处三岔河的煤矿中队在内。那时监狱里只有五个中队(并非“大队”):一中队——农业中队,二中队——麻布中队,三中队——机械中队,五中队——建筑中队,还有一个医务中队。没有四中队的叫法,四中队是医务中队还是煤矿中队,我一直未搞清楚。
  张光人(胡风)确实在二中队,但张广天自称是胡风所在犯人小组的“学习组长”,这“头衔”就错了。那时的犯人组长叫“记录”,含义是每晚犯人学习发言时负责记录者。所谓“劳改大组长”,也无此“头衔”,当时是叫“中队犯人值星员”;犯人互称“同犯”而不叫“同改”;管教干部,犯人称“干事”而不称“政府”;各中队队部有“指导员”而不叫“教导员”。张广天说“监舍主要是水泥通铺,排排躺十几个。我睡最里头,靠着桌子,我安排张光人睡我旁边……”瞎说!当时牢房确实是每组一排躺十几个人的通铺,但并非水泥的,而是约半米高的木框架,薄薄的谷草上面铺的粗制竹席,俗称“猪儿窖窖铺”。每间牢房两排,两个犯人组,中间一条窄窄的过道。牢房内没有桌子,也没有放桌子的地方,只是通铺的最前端,靠铁栅门两边的铁栅窗窗沿条石上镶一块巴掌宽的长木板,充作“桌子”,以供睡通铺第一位的“记录”搁放材料和搪瓷缸子之类东西。每个“记录”都发有一块半张报纸大的木制写字板,学习或开会时搁在膝头上垫记录本用。牢房阴暗,有时(如星期天半天学习时下雨)白天学习也开着灯,灯泡吊在靠近铁栅门的上方,便于“记录”读报、写字。张广天既然是“组长”,怎么会“睡在最里头”呢?最里头两排通铺间是大马桶。并非“便桶在门背后”。牢房铁栅门窗外有长廊走道,便于主管干事端把藤椅听犯人发言,或者主持“联组批判”。走道边上放置犯人的小竹凳、小木凳,长廊外屋檐下放脸盆,另有石砌的碗架。说牢房内放置“洗脸桶”、“小木凳”,那决不容许。犯人铺位的序列是由队部安排的,记录无权调整。
  张广天说监狱到处都写着:“你是谁?你到了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此乃乱说,至少一九八一年前不是这样。当时到处墙上是“最高指示”,一九七二年后改称“语录”,数量也减少了。最突出的是每个中队都有一壁“监规”。
  我入狱后在三中队“新犯学习组”,说来也巧,第二天上午在老犯人收工前,新犯排队去医务所药房吃面面药(中药粉末),发现旁边不远处一个老囚犯捧着一个大饭盅正在打量我们。这老囚犯身材较高,穿一件旧的黑色棉大衣,头上的黑呢帽没有帽檐,大约七十岁左右,慈眉善眼的,像个国家老干部。他身后跟着一个矮墩墩的胖体形的中年囚犯,头上戴着白布回族小圆帽。这时,新犯组记录(老犯人)老严轻声对我说:千万别和这老家伙搭话,他是省里的要犯,今年初加判为无期徒刑送到这里来的,每月都要写检查,一写就是几十上百篇材料纸……那矮墩墩叫王林,是专门监督他的。我却对那“要犯”——老囚犯更感兴趣了,边往回走,边回头望,见那老囚犯仍在注视自己(新囚犯中只有两个戴眼镜的,我是其中之一)。次日,同样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吃药时又遇见那个老囚犯。见那老囚犯向我微笑,我也点头报以微笑。一会,旁边那矮墩墩招呼那老囚犯:“张光人,走吧!”
  张光人?我听了心里一惊。张光人不就是胡风吗?我家里有一本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黑色封皮,内文是竖排的。我初中时就细读过,记得清清楚楚:“胡风,原名张光人。”高中语文书一篇课文注释也是这样写的。家里收藏的几本一九五五年的旧杂志——《新观察》、《西南文艺》等,都把胡风漫画成一个大胖子,满脸麻子。记得有幅漫画,画的是一只狼,头上挂着个笑面壳,狼身上写着胡风二字。胡风,曾像野兽和瘟疫一样令人害怕,避之而犹恐不及。当然,我们“反革命”是视胡风为硬汉子的。想不到,胡风原来竟是这样一个糯米老头。我兴奋起来:与这样的人物同监狱,同吃一锅牢饭,当引以为荣!后来,我曾因为在劳动时同另两名“反革命犯”议论“这里是特种监狱,胡风也关在这里……”而被揪出来中队批斗。
  胡风去伙房端饭摔跤,确有其事。但张广天所谓“白饭”,还说什么“那是特等钵,有半斤,是铸造工吃的”,这就是瞎说了。我清楚地记得是晚餐,端的包谷粑钵钵,那时每天早晚都吃“包谷粑”——在瓦钵钵里盛上二至三两陈年老包谷面,掺水蒸熟即是。哪有半斤饭的钵钵?二中队哪来的铸造工?我所在的三中队——机械中队才有铸造工、锻工、电焊工等,而头几年伙食都一样,直到一九七七年后,有毒工种才算有了点“劳保食品”。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那时是全狱一个大伙房,一个能蒸一千钵饭的大瓮子灶。所以我说:“虽然不曾和胡风同一中队,却曾和胡风同吃一锅牢饭。”
  胡风当时被安排在二中队糨糊房劳动,张广天说那糨糊“是用来刷标语的”,这简直是胡扯!织麻布前的工序是麻纱上浆,即刷糨糊,劳动强度很大,两个挂齿架相距二三十米,中间有几个托架,把麻纱一根根牵伸展,系上两边的齿架,满挂至少是两百根左右,然后由糨糊房端来一大钵糨糊,用一把直径约三十厘米的圆柱形特制竹刷,蘸上糨糊,把牵好的麻纱刷上浆,用力不能猛,来回奔跑一趟几十米,劳动量相当之大。我们三队老金工车间与二队织布房之间的空地就被叫做“刷纱坝儿”。
  张广天连这也不晓得,可见他当时并非是胡风的“牢友”。如果他真的是胡风的“组长”,那么他怎么会不知道胡风自杀的事呢?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胡风在糨糊房用石头砸脑袋自杀,经医务所抢救后,才送到“小院”的。自杀的表面原因大概是有犯人说他偷吃糨糊。“小院”并非什么“严管队的单间牢房”,而是关押特殊犯人的地方。在刷纱坝儿高墙的后面,墙上开一小门相通,里面只关了几名“机密犯”,但生活条件较好,开小灶、还可蓄头发。后来又在里面修了几个小院落,关押神秘的“大人物”。这是医务中队犯人李医生悄悄跟我说的。一九七九年初胡风释放出狱,三个月后我才从医务所唐医生(李医生那时已调走了)口里得知这喜讯。
  张广天说黄廉是重庆八·一五的造反司令,这是误记。“八·一五”派的司令是周家瑜,黄廉是“反到底”派的“工人造反军”司令,而指挥重庆“朝
  天门海战”的则是“反到底”司令邓长春。
  曾当过四川省革委委员、名闻遐迩的张闯也关在这里,他是牟其中第一次坐牢时的同案犯,一九七七年送来监狱三中队,搞汽车小配件包装劳动。因他是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曾安排他晚上给犯人上文化课。
  其他就不必多谈了。有兴趣者,今后若有可能请看看我写的书吧。藉此为“文革博物馆”奉上一砖一瓦,乃敝人的夙愿。

  一个归隐者的自白

  ? 梅桑榆在历史的长河中,为谋取一官半职而殚精竭虑,沤心沥血,甚至蝇营狗苟者,如恒河沙数;而有做官之机不愿做官,或已做官者,视乌纱如桎梏,弃印绶如敝屣者,则寥苦晨星。在这些寥若晨星的人物中,恐怕要数陶潜最为有名,因为他具有隐士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他不仅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而名传千古,而且以不朽的诗篇光耀千秋。然而遗憾的是,这位杰出的田园诗人对他为何毅然辞官归隐的原因所谈甚少,他只是在《归去来辞》里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帐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才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段“心理独白”,不仅对“心为形役”的官场生涯缺乏具体的描述,对辞官的原因,说得也过于简约。直到一千多年后,一个同是任县令之职的人,才以他的生花妙笔,具体而又形象地刻划了做官的苦处,详尽地诉说了他为何辞官归隐的原因。此人便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
  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属湖北)人,与其兄宗道,其弟中道,在思想家李贽的影响下,创“公安派”,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宗旨,倡导文学解放运动,号称“公安三袁”。袁宏道是明代最富个性和独创性的作家之一,其小品文最为精妙,并且以尺牍大师享誉文坛。明万历二十三年,27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县令。上任之初,他颇有几分得意,以为从此可以悠游于太湖风光、苏州美景之间,自在地享受山水茶酒的闲情逸致。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官场生活与自己所想象的生活大相悖离。于是他开始不断写信给友人,诉说做官之苦。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拜迎上官,自己这个一县之长成了奴才;接待过往的公差,自己又如娼妓一般,不论对什么人都要笑脸相迎,而且要论人对汤,看客上菜,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治理银库粮仓,自己又要像老看守一样细心周到?此外,自己还要像老保姆一样苦口婆心地去向百姓宣传政策,晓之以理。这对那些一入官场,便如鱼得水的人来说,当然不算回事,但对洒脱狂放的袁宏道来说,真可谓“苦哉!毒哉!”。
  袁宏道原以为去做县令,便是吴县名山胜水的主人,可以尽情享乐其间。上任之后,他才知那名山胜水只属于民间富豪、山林隐士以及远近的游客。而自己却整日被公务缠扰,脱身无术,根本无法去他所神往的地方寻找快乐。他在给兰泽、云泽两位堂叔的信中写道:“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身非木石,安能长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从所恶?语语实际,一字非迂,若复不信,请看来春吴县堂上,尚有袁知县脚迹否?”袁宏道之所好,自然是寄情于山水,醉心于诗文。当他痛感自己做官是放弃了自己的爱好,而在做自己所厌恶的事情时,便萌生逃避官场之念,决心要挂冠归隐了。
  袁宏道对官场的丑恶看得太多,对做官之苦感受太深,积郁于胸臆间的苦闷与无奈,已非一两封信所能倾诉尽净,于是他在任期之内,多次给友人,给同道写信,描述他当县令的苦状。而每封信中都有穷形尽相的精彩之笔。他在给同为县令的朋友杨廷筠的信中写道:“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
  整日拜迎长官,膝盖都要跪穿了,腰都要哈断了,点头点得颈项都要落了,这对那些以做官为至乐的人来说,倒是一个讨好献媚,邀宠固位的良机。但袁宏道却感到身心备受折磨,痛苦不堪。他在给好友沈凤翔的信中写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如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也,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做官做得人格丧尽,饱受屈辱还不算,还有那些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连青山也可以起浪,碧海也可以扬尘,真叫人防不胜防,避之不及。这时的袁宏道,归隐之心已是十分急切了。然而只因他要尽县令的责任,还有一些事未能了断,因此,他只能寄希望于来春。他在给沈博士的信中写道:“若夫桃花水发,鱼苗风生,请看渔郎归棹,别是一番行径矣。嗟乎,袁生岂复人间人耶?”当来春桃花盛开,春水潮涌之时,他这位宦海中的“渔郎”,将乘一叶扁舟,归隐故里,到那时,他袁宏道哪里还是人间人,那简直像天上的神仙一样啊!
  袁宏道任吴县县令一年之后,一病数月,归隐之心更切,他在给友人管东溟的信中写道:“病来五月,鸡骨支床,面貌如烟,肘指如戟,宦心灰冷,归肠迫切,不肖虽愚,岂以七尺易一官,不肖行矣!……奈何低眉事人,苦牛马之所难,貌妾妇之所羞乎?不肖行矣!”他给冯其盛的信中以鸟喻人,哂然自嘲道:“夫鹦鹉不爱金笼而爱陇山者,桎其体也;雕鸠之鸟,不死于荒棒野草而死于稻粱者,违其性也。异类犹知自适,何以人而桎于衣冠,豢养于禄食邪?”在池看来,鸟类尚知顺性自适,不爱金笼,不食稻粮,而人却要被衣冠所桎梏,受禄食所豢养,真是可笑之极!也正由于卧病太久,他的辞呈得到了上官的批准。他在给王孟夙的信中幽默地写道:“以官得病,此官苦也;以病得归,此病乐也。”他再三向友人表达自己脱离官场的痛快心情,并对自己以前的谋官之举深为后悔:“乍脱尘网,如巨鱼纵大壑,扬鳞鼓鬣。不唯悔当初无端出宰,且悔当日无端波波吒吒,觅什么举入进士也。”在给聂化南的信中更是显出欣喜若狂之态,他写道:“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此时的袁宏道,把自己比作逃出樊笼的鸟,挣脱网罟的鱼,从此可以回归自然,得享自由,把自己比作逃出牢狱,坐上仙车的人,从此可以逍遥于世俗纠缠之外。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以官本位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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