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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未
毒树之果——评张未《给未来杀手的信》
我常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你究竟为什么写作？
我是一个业余写作者，平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所公安院校里，平静，繁琐。穿上制服，就站在讲台上把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字眼轻描淡写地说出，脱下制服，就混入城市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平凡，无害。
我知道我是这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但是我常常希望和我的职业保持一定距离，这可以让我不那么冷漠，也让我有足够安全的空间去观察、思考我所经历的这个时代。
每天，都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其精彩程度不亚于任何一部小说。我在经历它们的同时，也想把它们记录下来。然后，奉献给行走于阳光下的你们。
我写作，是因为我有话想说。
我想，这是大多数写作者的愿望。至少张未也是如此。尽管我在看到《给未来杀手的信》这一书名的时候，以为又是一篇异想天开的意淫之作。阅罢，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作者。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他的耐心、诚意和思考。
之所以关注这本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书中所涉及的内容与我的专业相关。我得承认，在我的专业领域，我是个十分挑剔的人。张未做得很好，看得出，他为这本书下足了功夫。文中所涉及到的刑侦学、预审学、犯罪心理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专业知识均无明显纰漏。尤其是他把非法证据作为全书的主线以及凶手的动机来源，已然使《给未来杀手的信》提升了一个层次。小说不再是简单的逻辑游戏，甚至不仅仅探讨人性善恶，而是直击民众与司法机关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其立意之深，已非其他同类图书可比。
非法证据，即采取非法方式收集到的刑事证据。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将其称为“毒树”，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取得的其他证据，被称为“毒树之果”。如果没有十五年前的刑讯逼供，如果没有公权力参与掩盖的事实真相，就会有恋人共赴婚姻殿堂，就会有退休的警察安度晚年，就会有学子的健康成长，就会……
然而，一切只是如果。
李从安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棵毒树开枝蔓叶，果实纷纷坠地，供不知情的人们俯身拾起，入口品尝。
怎么办？将毒树连根拔起？
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我深信总有一天，会在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届时，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将大大减少，冤假错案将不复存在。
是否，可以让那延续几十年的悲剧，悄然谢幕？
我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会在讲授刑讯逼供罪时谈到辽宁营口的李化伟、湖北京山的佘祥林。我想让我的学生们知道，当你的言行可能会对他人产生极大的影响时，请你慎重，请你警惕。
因为那棵毒树早已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你的无心之举，也许就是悬在他人口边的毒果。
我在《心理罪之教化场》里，曾将整个社会乃至每个人比喻成一个教化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对他人产生影响，甚至在对方心中刻下终身难以抚平的伤痕。这也是我喜欢《给未来杀手的信》的原因。我相信张未写作本书的目的，并非简单地拷问中国的司法现状。他也是一个有话要说的人，按我的理解，那就是善待他人，彼此原谅。
你有多久没有跟邻居聊天？你有多久没有向陌生人展露笑脸？你有多久没有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双手？你有多久没有向他们真心地说一句对不起或者没关系？
当你冷漠地转身或者恶语相向，一颗毒树的种子就在对方的心中生根发芽，而那剧毒的果实，必将由你亲口品尝。或早或晚。
年迈的刑警躺在病床上，对儿子说：“如果你能先遇上她，就放了她！”
原谅。唯有原谅，方能消解仇恨，将毒树连根拔除。
唯有原谅，方能让那毒树之果黯然枯萎，取代以新的枝繁叶茂，开出花来，在我们的脸上，迎风，笑靥飘扬。
雷米
第一章 邢越旻
人们都管三年前那件轰动的案子叫“西郊幼女性侵案”。
三名不到十三岁的少女遭到性侵并陈尸荒野，致命伤都在头部。用当时女法医杨静静的话说，凶手简直连猪狗都不如。
这是一件公安厅督办的大案，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此案导致当地人心惶惶，群众的安全感严重丧失。遗憾的是，案子过去三个月了，主办此案的专案小组仍然毫无头绪。唯一的线索是：有目击者分别在三具尸体的抛尸现场附近看到过同一个男人。
经过模拟画像和实地排查，锁定了那个男人，莲花村四十二岁的村民孙荣波。此人现在独身，曾经离异，靠在村口经营一家小杂货店为生，邻居说他偶尔还出去嫖妓。警察问到他时，他对答如流，能够准确回忆出案发时自己的行踪；可在关键的时间点，都无不巧合地一个人待着，不是说在家睡觉，就是进城看货去了。换句话就是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几乎专案组所有人都感觉他有问题，当时，第一起案子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正常人谁会清楚地记着自己在三个月前的某时某刻都干了什么？
尽管有那么多破绽，专案组还是拿他没有办法，因为缺乏证据，总不能靠“感觉”把嫌疑犯送上法庭吧。
“干脆收审算了！”会议上，几个年轻小伙儿愤愤地说着，“这种变态叫什么来着，恋童癖是吧？枪毙十分钟都不为过！”
会审这件案子的时候，李从安还是个普通民警，在专案组做些文书记录工作。他轻轻摇了摇头，说：“这人肯定有前科！”
话音很轻，可还是让时任专案组组长的市公安局局长听到了。
“什么？”局长追问。
“哦，没什么！”李从安脸有些红，在座的很多都是有着二三十年经验的老刑警，自己一个乳臭未干的新人，乱发言有点儿不太礼貌。
局长把脸转了过去说：“有什么想法就说，各抒己见嘛！别怕犯错，大家多说说，激发激发灵感！”局长四十多岁，梳着大背头，手上的烟一根接着一根，目光扫向李从安。
“我觉得孙荣波之前一定进去过，很有可能因为强奸。”李从安声音不大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局长转过头来，孙荣波的档案刚刚调到专案组，还没有传阅过，他低头看看桌上的档案，又看了看李从安鼓励道：“接着说下去！”
局长其实当时并没有做过多指望，有强奸前科是很好理解的，但有人开头分析案情，总比大伙都不说话要好。他挥舞着大手，鼓励李从安继续发言。
李从安却似乎有了自信，继续道：“以幼女作为性侵对象，本身就是一种性取向有问题的心理变态，一般来说，攻击性恋童癖通常都有一些共通的特质，比如社交能力差、个性懦弱、家庭或婚姻出现过重大变故等。他们在成人世界难以应付，所以才将兴趣转移到儿童身上；更有甚者还患有一定程度的智障，性观念始终停留在儿童时代；而此案嫌疑人明显不属于上述之列。”
“哦，那你有什么看法？”局长没想到李从安会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案情。
李从安把身子探到桌子前，像是变了一个人，慢慢地滔滔不绝起来：“他对警察的工作很了解，有过被审讯的经验，知道如何应付，这种老练的表现并不符合恋童癖的普遍特征，所以他应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恋童癖。我个人以为，嫌疑人经常嫖妓，说明他并不排斥成人的性生活，而是为了寻求刺激才将性侵对象锁定为儿童，并且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此之前，他应该有过强奸或强奸未遂的经历。这三起侵幼案中，从作案凶器来看，第一起用的石头，而后两起却是木棒，很有可能第一起的发生只是个巧合，适合的犯罪环境引发了犯罪；也许是因为怕事情败露所以杀死受害者。但这种行为以及结果却让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快感，强烈刺激了他在作案过程中的操控欲望，于是他一发不可收拾，有预谋地进行了第二件和第三件案子，而且如果我们无法对他定罪，我相信，第四起案子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说完这番话，李从安突然发现，办公室里一阵寂静，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看着他，他又恢复了局促，嗫嚅道：“嗯，我只是谈谈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准确，抛砖引玉罢了！”
局长愣了一会儿，他没有想到李从安分析得如此头头是道，问：“那照你的意思，我们接下去应该怎么做？”
“理论上可以安排一场特殊的审讯，尝试着找到嫌疑人的心理弱点，然后让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交代作案事实！”李从安不是很有底气地说。
“特殊的审讯？”有些人不太能够认同这一观点，“难道我们无法找到证据，仅凭审讯就能乖乖让他就范？”
局长摆了摆手，制止了大家的疑问，转向另一边问副局长：“你怎么看？”
这是李从安第一次获得表现的机会，副局长最终决定按照他的方法试一试。
※※※
审讯室安排在市公安局。按李从安的意思，现场的审讯节奏一定得张弛有度，开始要让嫌疑人感到轻松，然后趁其不备讯问他；要让他知道这不是农闲趴在房顶上闲聊，和他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的警察个个尽忠职守，严肃睿智；同样这也不是一个可以说谎的地方，可以暗示他如果拒不交代，警方不排除用刑讯的方式来获得真相；要让他知道他对那些女孩所做的一切已经引起了众怒；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对面放一大堆资料，即使和此案无关也没关系，这些资料都写满他的名字，放在嫌疑人的视线所达范围内。
“这只是基本设置，”李从安安排着审讯工作，“最主要的是，我们必须在审讯室房间的墙上，贴上那几个女孩遇害的现场照片，还有现场发现的用作凶器的沾有血迹的石头。不要对他做任何解释，仔细观察他的身体语言，譬如动作、呼吸、流汗程度和颈动脉的跳动等，如果他真是凶手，就不可能对那些墙上的东西无动于衷。
“灯光稍微昏暗一些，尽量让审讯人的脸处于背光处，别让嫌疑人看清审讯人脸上的表情，最好由两个人对他进行讯问，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暗示他我们已经知道了重点，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以及现在所承受的压力。
“当他开始僵持，或者当我们感觉到他在思考的时候，不要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但这个时候要换一种策略，不管这有多恶心。我们必须假装非常同情他，告诉他那三个小女孩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问他是不是事先受到了勾引，然后又被威胁，给他一个保住面子的情境，给他一个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最后，尽量避免是非类的问题，而是要采用疑问句，比方问‘你是怎么做的？’或‘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是‘是不是你做的？’
“如果这几个步骤都能够顺利进行——”李从安看看大家，“也许会有结果！”
按照李从安的设计，这场特殊的审讯如期进行。孙荣波被带进审讯室，不出李从安所料，孙荣波看到墙上那几张受害人的照片，果然开始冒汗和呼吸紧促，他的身体语言和先前问讯时的情形大相径庭，整个身体蜷缩，带有明显的防卫性。负责审讯的侦查员，开始指责小女孩，当他随声附和的时候，侦查员适时拿出从受害者身上取得的血衣。这个行为彻底触动了他，他开始沉默不语。李从安知道自己的推测基本是没有错的。
通常情况下，无辜者会在这个时候大喊大叫以示清白，即使嫌疑犯假装大笑或大叫，让人误以为他是被冤枉的，一眼也能够看出是装的。
经过进一步有的放矢的审讯，加之外围证据越来越确凿，孙荣波终于崩溃了，承认了性侵这三名幼女，并同意侦查员所言是她们威胁自己。孙荣波告诉侦查员第一次的时候并非预谋要杀害她，否则就不会随手拿起石头砸过去，而会选择更好的凶器，比如后两起案子的木棒。最后，他供认不讳，并交代了五年中他所做的另外两起强奸妇女案，因为受害人没有报案，所以一直没有进入警方的视线。
这次行动相当成功，警方未费“一枪一弹”将罪犯制伏，李从安声名鹊起。主法医官杨静静事后还特地请李从安到她家，和她的家人吃了一顿晚饭。当李从安看见杨静静十一岁的女儿时，就明白过来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这件案子可以说让李从安摆脱了一些父亲的“阴影”，没过多久，李从安被调到下关区任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又过了几年，老队长退休，李从安理所当然地坐上了队长的位置。
李从安更加如鱼得水。审讯技巧的成功运用，使他得到市政法委书记的支持，加之父亲的资源，李从安开始在工作之余研究审讯心理学，“模拟监狱”就是一个新课题。
半个月里，十五名在校大学生被封闭在公安大学一栋废弃的教学楼里，成为实验对象。实验对象中，“扮演”囚犯的学生被限制了自由，出现的典型反应包括：依赖、沮丧、无助和自我否定，其中还包括个人尊严的严重丧失。实验表明，大多数暴露在强制性程序下的人将会泄露一些他们在其他条件下不会透露的信息；实验还证实了一个结果，缺乏睡眠会削弱心理功能，睡眠剥夺削弱了实验对象抵抗审讯压力的能力。这就科学地验证了，睡眠剥夺在审讯期间能够有效击败嫌疑人的抵抗。
这些珍贵的实验成果，势必会为我国“侦查讯问”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可实验还没完成，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囚犯”表现出严重的痛苦和情绪困扰。实验是不是还要继续下去，成了李从安需要考虑的问题。从公安大学出来的李从安喜忧参半，他抬头望了望天，冬季天黑得早，才4点多钟，天色就远不如先前亮堂，他打了个哆嗦，突然有种不知由来的预感。
这种预感与实验无关，而是觉得这个城市又要出事了。
※※※
合上《离散数学》的课本，桐大计算机系二年级学生邢越旻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又是周末的最后一堂课，他放好书本回到寝室。
一周的换洗衣服，还有床单被褥，需要每周拿回家的东西都要打包好。邢越旻家住本市，如果不出意外，双休日会回到自己的家。
对于回家，他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这不是少年初离父母身边那种倦鸟不知归的新奇感，而是从骨子里，对那个家，有着一种本能的排斥。
寝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电话响起，不是手机，是安在门旁的IC电话，邢越旻愣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走了过去。
找自己的，是班主任，跟他说两周后本市大学生计算机竞赛的事情。这个赛事，一个月前，他就已经听说了。邢越旻颇受关注是因为他在本专业上毋庸置疑的天赋。他有一个逻辑的脑袋，对抽象的数字、公式有着匪夷所思的记忆力和理解力。进入桐大一年以后，这个不善言辞、基本不与其他人说话的“怪人”，还是被学校挖掘出来，希望其能够为校争光。
班主任问他上周推荐的专业书是不是已经看完了，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需不需要单独再辅导一次。这一系列的问候，真切、热情，可邢越旻还是从班主任的语气中听到了功利。
他不是一个喜欢抛头露面的少年。确切地说，他活在自己的纯粹中，这种纯粹指的是对数字的热衷，是从一个个数学符号两边的排列组合中，寻找美感，并享受其中。不懂的人不会明白，数学有时就像一道风景线，邢越旻不希望这种审美，受到任何人间烟火的干涉。如果说这是一种境界，那么毋庸置疑，邢越旻就是那种被人称之为“书呆子”，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的人。
挂了电话，班主任对那件事丝毫未提。邢越旻的嘴角泛起一丝冷笑，不大的房间里顿时涌起了一阵寒意。
床上的包裹躺在那儿，已经整理过很多回了，他站起身来，揭开床上的棉絮，棉絮下被挖空了一角，邢越旻捧出个纸盒子，半个鞋盒大小。他打开盖子，密密麻麻的白色虫子，在盒子里蠕动。
邢越旻将盒子重新关上，扎上皮筋，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书包，背上包裹回家去了。
家与学校呈对角线穿过这个城市。邢越旻坐上了公交车，装着盒子的书包被平放在膝盖上。找来里面的那些小玩意儿，可着实费了他不少工夫。如今，到处是杀虫剂的天下，差不多三个月，才在公园一棵腐朽的树根里，挖出了这些玩意儿。
父母还没有回来，他家住二楼，邢越旻抬头看不到任何家里已经有人的迹象。
走进狭窄的走廊，迎面碰到了住在楼下的邻居。这倒也是个奇怪的男人，单身，没有工作，貌似是退休或者下岗工人，邢越旻从来没有见他家来过访客，他也从不与人交流。邢越旻的父亲，一个身材粗壮、脾气暴躁的货车司机，几乎和周围所有的邻居吵过架，却唯独没有和这个人争执过。
邢越旻却总觉得这个奇怪的男人和自己有着同样的特质。
他上了吱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