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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里菜贵得让人难过，和十几年前相比，钱就像一夜之间贬了值。他走在专营蔬菜的二楼，发现想要吃点新鲜的蔬菜，比鱼肉还要贵些。他悻悻地又回到了一楼。水产的摊位上放着一堆已经散发出臭味的小鱼，他拨弄了两条到袋子里，从口袋掏出一把毛票，挑了最破的几张，给了老板。
“吃点带鱼吧！新鲜！”
他矜持地笑笑没说什么，拎着袋子转身走了。他在菜场口的小杂货店买了两瓶三块钱的白干、一瓶醋，又拿了一包花生米，突然看见边上的蛋糕店围满了人。他挤了进去，挑了两块塑料包装的豆沙面包，保质期的最后一天，价格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他心满意足地从人群里又挤了出来。
他走在巷子里，大概一点多钟的样子，那个女人正蹲在路边的阴沟旁刷牙，三十多岁，穿着黑色的丝袜，披着一条米黄色的滑雪风衣，棉拖鞋，染成黄色的头发很久没洗了，油得发亮，贴在肩上。
他走过去拍了她一下，她吓了一跳，转过身认出了男人。男人掏出一个面包来塞在她手里。那女人歪着头看日期，抱怨道：“都过期了！”
“没有，还有一天。”男人像个小孩一样，认真地申辩着。
女人走出的那家发廊里，几个打扮得同样妖艳的女人哧哧地笑。男人呵呵傻笑，不好意思地走了。
他进了灰暗的楼，爬着狭小的木质楼梯，灯光昏黄，小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家，墙上爬着通往各家各户的电线。他住在最顶端的一家，只有八个半平方。就这点地方，还是居委会照顾他腾出来的，原来是个仓库，充满了霉味。
男人准备做饭，液化气貌似快没气了，火小得让人发心急，他不知所措地站在炉子前等水开。楼梯传来脚步声，一步一步铿锵有力，不一会儿，他看见黑暗中两张男人的脸逐渐清晰起来。
“我们找邓伟。”
“你找他什么事？”男人警觉地看着两个人，都是中等个，一个三十出头，另一个稍微年轻一点，都是干净的板寸，站在他的面前。
“你就是邓医生吧？”问话的那个，像是能看穿人在想什么。
邓医生？这样的称谓已经多少年没有人叫过了，男人愣了半晌，才算反应过来：“我就是。”他依旧保持着警觉，这人好像有点脸熟，记不清在哪里见过。
李从安盯着这个男人，很难将他与医生的身份联系在一起。他现在就像一个最普通的社会底层人员，窝在城市不起眼的角落里。他的头发白了一半，穿着绛紫色陈旧的外套，深绿色的粗线毛衣露出了领子，脸上皱纹密布，裤腰带上挂着一串钥匙。乍看上去，根本不会想到是个才过四十岁的中年人。
李从安眼睛扫了一下，身后的屋内简陋破败，甚至比刘一邦的住处都不如。屋顶上吊下来一盏灯，家具矮小敦实，很有年头的样子，单人床上铺着条纹的浅蓝色床单，床头放了一本张贤亮的《绿化树》。
专案组其他的民警被安排去调查城中公园那桩谋杀案，包括确定尸源身份、确认凶器、寻找第一现场、查找第二现场、城中公园的地理意义等，而他自己却来到了这里。
药头“麻子”说，据打听，有个“资格”比他更老的“业内人”听说过刘一邦，十五年前，在这行刘一邦甚至还算是个名人。那年刘的一个老乡叫邹国庆的被人失手弄死了，据说是“试药”的时候发生的事儿，具体情况也不清楚，后来凶手坐了牢，前不久刚刚被放出来。
他原本只是“带着查”的这条线，居然挖出了另一件刑事案。得知刘一邦在十五年前也经历过一场谋杀案之后，他还是决定放下手上其他的事儿，亲自过来看看。肖海清的推理认为刘一邦本来就是要被杀害的，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么关于刘一邦的调查，前期做的工作就太少了。
“药头”说的就是眼前的这个人？
李从安还来不及去调阅以往案子的档案，1998年之前的案子没有上网，得去档案室，从垒起来超过两人高的文档中逐一搜寻，与其那样费时费力，不如直接找到邓伟先问问来得直接。
他说他就是！
李从安的视线重新回到了这个男人的脸上。他看到了男人麋鹿那样时刻准备着的警觉，仿佛一不留神就会沦落成猎物。李从安对长期劳教重返社会心理上的适应过程，并没有太多的研究，但他想，这种警觉似乎有点过了。
“你不用紧张，我们来只是了解一些情况，有关你十五年前的那个案子。”李从安开门见山地说。
“都是我做的，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邓伟缓缓述说，不带任何情绪，就像回答一道简单的数学题那样自然，“邹国庆是我杀的，我已经坐过牢了。”
他说完突然开始紧张起来，问：“你们不会再把我抓回去吧？”
李从安感觉这其中有问题。邓的反应似乎过于强烈了。
他正在想谈话的策略。
重案犯见过不少，可重案释放犯，倒还真是第一次遇见。让他在时隔十五年之后，再重新回想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事情，多少会有一些障碍吧。
“你们不会连过失杀人的罪名都不给我，要把我拉回去毙了吧！”邓伟突然激动起来。
“我们只不过是来了解一下情况。”李从安不太理解邓伟的反应，不知道哪儿触动了他，“没有别的意思，有另一桩案子，可能需要你协助配合一下。刘一邦死了，”李从安小心翼翼地说道，“谋杀案，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他在‘试药’时的一些情况，看看能不能对案子有些帮助。”他没有提到万吉朋，不想干扰邓伟。
“刘一邦死了？”邓伟显得很吃惊，他眼角深深的鱼尾纹朝两边倾斜下去，李从安看出他深深的愤怒。
“报应！”邓伟说道。
报应？他们有着深仇大恨？这个回答让李从安有些意外，他觉得邓伟肯定知道些什么。不过，他还认为邓伟对警察有着极大的不信任，但似乎又不得不竭力表现出自己的配合，这种感觉就像是受辱于强大者的弱小人士，无奈与强压的愤怒并存，让他看上去反而有些逆来顺受。李从安根据初步的印象，分析着邓伟的性格特征。
“出来多久了？”他放缓了交谈的节奏，对待这样的人，应该潜移默化地拉近距离。
“快一年了。”邓伟依然狐疑，李从安看得出来，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吗？”
“挺好的，感谢政府。”转移话题，使得邓伟稍微放松了一点儿，“这套房子，也是街道干部为我争取来的，我没去闹过，不给政府添麻烦。”他又着重地说道。
李从安尽量让自己表现得不像警察，而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居委会干部。“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是说和你进去之前比，变化挺大的。”
“是啊，很多地方我都认不出来了。”
“家里人还在吗？他们有没有来看过你？”
邓伟没说话，双颊的肌肉颤了颤，流露出一丝悲伤。李从安没有接着往下问，他想他触到了邓伟的痛点，这可不是个好现象。“在做饭？”他指了指砧板上的鱼。
“嗯。他们已经去世了！”邓伟强忍着愧疚和忧伤说道。
李从安已经尽量在语气上表现出对刚才这个突兀话题的歉意，并在暗示他，可以无视这个问题的存在，可邓伟还是回答了。要么就是自己的暗示不够，要么就是十几年的牢狱生涯，已经在邓伟的体内植入了“服从的基因”。
“是的，在做饭。”邓伟按顺序回答着。
“别做了，走吧，”李从安想到了更好的谈话方式，“我们也没吃饭，一块出去吃吧，我请客！”
李从安点了剁椒鱼头、辣椒鸡肠、红烧肉和雪花鸭，还有一瓶雪花牌啤酒，他将啤酒打开，倒满后推到了邓伟的面前，自己则和同事要了两碗饭。
“你们不喝点？”邓伟局促地坐在对面，好几次，他咽了咽唾沫，抿了抿嘴唇，李从安可不认为他这是因为紧张，更多的原因，是他真的饿了。
“我们是工作时间，不能喝，没事，你喝吧，我们吃饭。”
邓伟喝了一口，大半杯啤酒就下了肚，看上去酒量不错。
“来，吃菜，”李从安往邓伟的碗里夹了块肉，“现在在干什么工作？”
邓伟举起了筷子，原来是个左撇子，李从安想着。在得知邓伟的工作之后，李从安有些吃惊，他可以找份更好的差事。
邓伟一边矜持地吃着菜，一边诉说出狱之后的种种不适应。“变化太大了！”他说道，“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怎么用电脑，可自己连打字也不会，我正在存钱，然后也买一台，学习学习，看看有没有机会发展。”
邓伟说得很诚恳，李从安并不打断他。“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来找我，”李从安说道，“大忙未必帮得上，但也许可以帮你留意留意有什么更好的前途。”
邓伟的眼睛闪了一下，李从安看得出来，他还没有对生活彻底失去希望。
“我们正在查一件案子，现在毫无头绪。”李从安想邓伟应该明白自己的意思，他一直在暗示，像邓伟这样的人，有一个警察朋友，总不会有什么坏处。
邓伟抬头看了一眼李从安，很快就把视线挪开了，但还是比先前的时间长，这说明，双方的距离正在不知不觉地拉近。
“我已经坐过牢了。”
“我知道，我们就查查自己的案子，你的案子到现在，应该也过了诉讼期了吧。”李从安这里撒了一个谎，但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不管真相如何，十五年的牢狱之后，也不会有谁再忍心追究邓伟什么新的责任了。
邓伟想了一会儿。“我跟刘一邦不是很熟。”他沉默下来，像是回到了很久以前。再次抬起头之前，李从安一直没有插话，他知道对方正在作心理斗争，回忆过去，有时候是需要勇气的。
“那年——”邓伟看着李从安，准备述说。
李从安松了一口气，下意识地摸了摸喉结，然而这个微小的动作，却让邓伟转眼之间貌似变了一个人。没料到他突然又激动起来，恐惧地看着李从安，李从安依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邓伟突然站起来：“我认识你！”
※※※
家乐福里，姚若夏不计成本地往购物车里丢着她想要的东西，猪脚、黄豆、核桃粉、袋装的荸荠和芥菜、莲子和绿豆、小杯装的碧悠酸奶。
大超市永远都是人满为患，除非你在工作时间来，否则就算买一包三块钱的卫生纸，也起码要花去大半个小时排队。前面的人，比姚若夏更为生猛，选购的商品都已经没过了推车的边缘。照这样子，结账需要漫长的等待。
排队排到一半的时候，姚若夏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拨弄着那些不同形状的外包装，翻看着条码上的名称，来和自己脑海中事先拟定的购物单对比。果然不出所料，还是遗漏了维生素片。
她前后看看，两个肥胖的中年妇女把自己夹在了中间，她衡量着是否有回去拿的必要。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她想起来，在这家超市门口有一家药店，如果运气好的话，应该也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牌子。
她背着硕大的购物袋，吃力地走在路上。所有超市都有这样的毛病，它们的设计总是充满了自以为是的小聪明，从收银台走到超市的出口，必须绕个宽宽的Z字，以确保你在出门之前，能够经过大部分超市附属的店面。
姚若夏只需要那家的维生素，它却偏偏位于顶端，她不得不多走一段路。
好在这一段道路并没有让她白跑。她带齐了所有想要的东西，走出了超市的大门。
终于坐上了车，她想着，天又开始暗下来了。姚若夏对出租车司机说了一个地址，汽车在华灯初上之前，上路了。
到了目的地，姚若夏付了钱，然后拎着大袋子走进了小胡同。出租车是可以再往里开一点的，可她不想麻烦，另外也不想节外生枝，宁愿步行走到老婆婆的家里。
上次来的时候，姚若夏给她安了一个特殊的门铃，那是一个由细绳牵到门外的机关，另一头连着屋里灯泡的开关，这边一拉，伴随着门铃还有闪烁起来的灯光。她买了一大堆可以增强听力的食疗产品。但事实上，这些都无济于事。听力学专业的姚若夏明白，老太太的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那明知不起作用为什么还买呢？姚若夏自己也搞不清楚，也许是为了让自己心安一点吧。
老太太开了门，认出了姚若夏，热情地把她让进来。老人心情越愉悦，姚若夏就越感到欣慰，这让她还能感觉自己并非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不久前，李从安的电话如期而至，姚若夏不动声色地聆听着他诉说自己父母身上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她已经练习了很久，做到了毫无破绽地表达自己的吃惊。可让姚若夏受不了的是李从安安慰自己的语气。
她听得出来，他以为她会为此愧疚万分，殊不知一切都由自己一手操纵。然而越是这样，姚若夏心里反而有一种说不来的纠结。
她坐了下来，老婆婆倒来一杯水。她看着老人沧桑的脸，又想起了自己如同老婆婆容貌一样沧桑的经历。
如果一切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该有多好。一边是十五年以来深埋着的暗流涌动的仇恨，另一边，又是与日俱增的与李从安一家的感情。
平心而论，如果没有那些渊源，姚若夏很愿意做个称职的儿媳妇。然而命运却将她推入了这场万劫不复的旋涡中。
姚若夏扶着老婆婆坐下，来到厨房，把热水瓶里的开水倒进了一个大碗里，然后把超市买来的猪脚放了进去。“我来吧！”老婆婆在背后要把姚若夏手上的活儿抢过去。
“我来，这个我知道怎么弄的。”
“你看，这多不好意思，又让你买，又让你做！”
姚若夏把煤气灶上火开了，烧上水，然后把洗干净的黄豆倒了进去。“酱油有吗？老抽的。”
“有有有！”
“冰糖呢？”
“也有也有！”
老婆婆忙不迭地打着下手，嘴里还在表示无尽的谢意。姚若夏手上忙着，面带笑容，可心里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因为她自己知道，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心理上的自我原宥。
第二天，姚若夏还是决定行动。这是一个明媚的早晨，冬季里难得的好天气。她从住家出发，依旧打车，带好了所有的东西。
这是一家市级三甲综合性医院，出过很多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如果李从安的父母换一家规模小点的医院，或者接诊的是个不够机灵的实习生，现在一定已经死在手术台上了。
医疗资源的不平衡，让很多平头百姓成为庸医手下的试验品，姚若夏恨得咬牙切齿，她从十几岁就明白人与人之间是有阶层之分的，对此她有切肤之痛。
这些不公平永远都不会落在李父的身上。姚若夏冷笑，他们的身份注定养尊处优，占有着所有的优等资源，而他们就自以为是优等公民，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却恬不知耻地享用着百姓用血肉甚至生命换来的各种成果。
姚若夏不断地在为自己增强信念，她告诉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替天行道，这不仅仅是复仇，她是在用一己之力，抗争这个世界的规则。下车的时候，姚若夏已经恢复到了冰冷的过去。
她从边门而入，精神抖擞的保安形同虚设，姚若夏手里拎着保温桶，里面装着煮好的莲子银耳。她看上去以及事实上就是个探望病人的访客。保安甚至还对她点头示意，像进入一家餐厅一样为她拉开了大堂的玻璃门。
一股暖气迎面而来，大堂里井然有序，穿梭着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还有手提礼盒水果的病人亲友。一个身穿蓝白条纹病服的老人，被她的儿女搀扶着走向户外，他们也许要去晒晒暖洋洋的冬日。姚若夏和他们擦肩而过，站到电梯前，按了13。
1314，姚若夏从裤袋里掏出一张纸条确认，她记得这个数字，然后按着门牌找过去。转过一个拐角，她远远看见病房门口坐着两个男人正在聊天。姚若夏认出了其中的一个，正是李从安队里的人。
“嫂子来了！”男人热情地站起身来招呼，并向姚若夏介绍身边的人，“这是医院保卫科的冀科长。”
姚若夏对着他们笑笑，心里却有些担忧，有客人？或者安排了岗哨？
“队长说，怕是报复，所以安排了人手在门口看着，小心一点好，老队长得罪过不少人。”
“辛苦你们了！”姚若夏不动声色地微笑，她提了提手上的保温桶。
男人说队长的母亲还在重症病房，老队长已经醒了，不过现在还很虚弱。他转头敲了敲门，从门上的玻璃窗望进去，李父应该做了一个开门的手势，男人把门打开，让姚若夏走了进去。
“叔叔！”姚若夏看到一张苍白的脸，果然折腾得不轻，她想。
“小姚来了！”李父强撑着身子，想要坐起来。
姚若夏赶紧跑过去，把他扶住。“没事，只是着了一点凉。”李父强颜笑笑，“你阿姨不太好，腹部被刮了一个大口子。”
姚若夏听着，想到李从安的母亲给自己夹菜时的模样，感到鼻子一酸，然而奇怪的是，这次却是发自肺腑。这一情绪上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