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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30，姚若夏接待了最后一个用户。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她的耳朵有问题，小心翼翼地诉说着自己在上个月，在此购买的一套内置型助听器，使用后听力不进反退。
姚若夏不动声色地为她做着检查，期间老太太一直怯生生地希望她能够帮自己。
“我没几年好活了！”老太太颤颤地说。
她唯一的儿子，在千里之外劳教。狱警还算通人情，每个月可以往家里打一次电话。昂贵的路费和老太太日益衰弱的身体，使得他们不能相见，电话成为他们母子唯一的联系。
“现在听不清——”老太太继续说着。
姚若夏看了看手中的病历。分泌型中耳炎，半年前被确诊。她又看了看放在桌上的助听器，然后抬起头。很明显，对方对此一无所知，不知道内置型助听器不恰当地使用会导致中耳炎的复发；更不知道，这个款式的产品因为质量问题，早就应该被回收回去。
“姚工。”从卫生间里出来的王耀，几步跨了过来，横在了姚若夏和那老太的中间。
“这是你的用户？”姚若夏问。
“对，”王耀用不很肯定的语气回答，随后转过头去，不耐烦地对着老太吼，“你怎么又来了？说过多少次了，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你本身耳朵就聋，助听器不是药，治不好你的聋病的！”
老太持续着拘谨，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接受着面前这个年轻人的训斥。
姚若夏已走回了柜台，拨弄着桌子上的笔，又上下打量了下那老太。头发雪白，布鞋，穿了一条深色的直筒裤。对于有钱人来说，助听器的价格不算什么，可对于这样的人，这也许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积蓄。
打发走老太之后，姚若夏感觉王耀有话要说，她知道王耀要说什么，也知道这话根本开不了口。
姚若夏继续摆弄着手中的笔。
中医药大学听力学专业毕业之后，她就来到了这家制造助听器的公司。由于这个专业在国内稀缺，就业没有问题。面对几乎没有竞争压力的岗位，姚若夏的专业背景让她毕业后三年就坐上了培训师的位置。
二十五岁，二十五岁就被人称为“姚工”。这个国家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前进着，年轻人像被暖棚“扣出来的速成品”一样，占据着很多名不副实的名头。姚若夏成了工程师，而她原本只能胜任的验配专员，则由各个行业的销售担纲，在被简短地培训之后，匆匆上岗。
王耀在此之前是个药用香皂的业务员。专业知识的欠缺，加之销售业绩的压力，卖一些不合格的产品给一些不适宜的用户，自然不是什么新奇骇人的事情。
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依然是一批次品率超出标准的产品。这是个在公司内众所周知的秘密，却神奇地绕过了质监部门，顺利地从柜台销售到了消费者的手中。听力辅助设备在国内鲜有权威的监管部门，普通百姓对此更是一无所知，往往除了自认倒霉，别无他法。
“你要成熟一点！”这是姚若夏在去年就此问题对公司提出意见时，销售总监的回答。
姚若夏觉得很无奈，也很可笑。自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这样认为她幼稚，即使她顶着工程师的名头，一脸稚气地坐在培训台上，给那些年长于她的叔叔阿姨们讲解助听器的常识，也从来不会因为年纪的关系而遭遇到不屑。
也许，销售总监所说的成熟，和姚若夏的成熟不是一个概念。
没有人知道，十五年前，就在姚若夏十岁的时候，她就已经成年了。
尴尬的沉默让空荡荡的店堂显得格外压抑。奇怪的气场充斥在不大的空间里。
“姚工，是不是助听器的原理和窃听器是一样的？”王耀没话找话，讨好地问着姚若夏。
“有区别，但如果讲到效果，倒还真有些相似。”
“那岂不是很容易被用于窥探隐私？”王耀继续笑得很假地和姚若夏说话。
姚若夏这次没有做声，她笑笑，低头看着柜台上的一张报纸。
王耀讨了个没趣，无所事事地转来转去。
时钟滴答滴答地往前走着，一声打破沉默的钟声响了起来。
“当——”五点，下班了。
姚若夏看了看钟，取上包，绕出柜台往前走去，走到一半的时候，转过脸来。王耀抬起头以为她会说什么，姚若夏只礼貌地说了声：“再见！”
“再见，姚工——”王耀狐疑地看着她，“您明天还来吗？”
“不来了，”姚若夏驻足停顿了一会儿，“明天开始我休假，家里有些事！”
※※※
李从安再次提审了万吉朋。
因为这次心里有了数，所以对万吉朋的态度就没有以往那么好了：“老实点！”
电视剧里一般这样的话都应该由普通民警说，而像他这样的“领导”，应该沉稳地坐在一旁，阻止手下不文明执法，然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想想你的母亲，想想你的孩子”。仿佛这样罪犯就会自觉地痛哭流涕，一下子悔悟过来，然后滔滔不绝地供述。
李从安知道那些都是文艺幻想，现实当中罪犯哪会那么乖乖就范？为了逃脱，他们挖空心思编造着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想要躲过警察的盘问。一想到这，李从安就有些灰心。
之所以说是灰心，是因为李从安还真有些“文艺”。他不是那种五大三粗，靠着一把子蛮力以暴制暴的警察。对讯问技巧不遗余力的探究，就是为了以和平方式，将罪犯从一群无辜的人当中分辨出来。罪犯也是人，也有基本的权利，也应该获得尊重。
看到驻伊拉克美军虐囚的照片，李从安的不适感不亚于看到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可每当自己“彬彬有礼”，换来的却是罪犯狡猾的欺骗，李从安总是要问自己，用文明的方式去对待破坏文明的歹徒，难道真的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他叹了一口气。
眼前的万吉朋就是一个例子。该使用什么样的讯问策略呢？李从安拉回了思路，在想，可以利用的“子弹”不多。而且先前自己居然一点也没看出来。
“我就不信你开不了口！”李从安赌气的成分，此时甚至还要大于案子本身。
万吉朋落案很迅速，几乎还没来得做详尽的调查，李从安心里分析着，他知道警察都了解一些什么：没有时间证人，那双鞋，自己不佳的口碑。
现在唯一能够让他措手不及的就是邢越旻送过来的那把匕首，他一定还没想到，他的儿子，已经把他就是凶手的铁证，拱手送到了警察的手里。
万吉朋属于什么类型的犯人呢？李从安再次抬头看了看，蹲了几天监狱，他看起来似乎还不算憔悴。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拷在椅子的把手上，耷拉着脑袋。
“真不是我干的！”万吉朋说了一句。
李从安没有回答，而是接着在想，应该属于情感外露型的吧，这几次接触，李从安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男人，稍有风吹草动，他就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大喊大叫起来。这样的人如果杀了人，多少会有些痛苦和自责吧，李从安决定从他的“愧疚感”下手，而不是直接抛出那把带有指纹的匕首。如果他还算是个人，杀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哪怕只有一点点无法做到无动于衷，李从安就可以让他自己供述。
心里有了大致的策略和方向，李从安决定先给他施加压力。
“你说，刘一邦死的时候，你一个人在家里？”
“是的！”万吉朋抬起了头，这句话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李从安当然知道，他现在只是用这样的对话，让万吉朋迅速进入到压力状态。
“也就是说，没有时间证人？”两句反问，其实是在暗示万吉朋，再狡辩也不能改变他完全有这个时间去杀掉刘一邦的事实。
万吉朋果然紧了一下，他的双膝并拢了一点，并且微弱移动着方向，从正对着李从安，变成了“指”向李从安的身后。李从安知道他已经陷入了焦虑当中，光凭以上说的，他就很难从案子中脱身出去。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事儿和我没关系。”
“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交代，你确认你什么都没干？”
“没干！”
沉默。李从安什么都没说，只是紧紧盯着万吉朋，沉默的策略在审讯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让嫌疑人更加感到局促。
他的微表情没有变化，没有心虚的表现，也没有挤压嘴唇之类的典型的说谎标志，除了身体有点僵直之外，他的脸上依旧一副哀怨忧戚的模样。
“果然不好对付！”李从安不动声色，万吉朋居然没有一点流露出撒谎的表现。接下来这个问题就不能再问了，再问他一定还是否定，反复否定反而会增强他的信心。
不过没关系，他现在已经处于重压之下，人在重压之下难免不露出马脚，接下来李从安要用几个封闭式的问题，再次进攻。哪怕发现一些无关痛痒的谎言，只要被自己抓住，他的心理就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不出意外，他就会尽最大的努力，来让警察相信他说的每件事都是真的。再出其不意地射出匕首这颗子弹，他就完全陷入被动了。李从安要看着他是如何崩溃的！
“你平时都是一个人吃饭的？”
“不是。”
“昨晚是个巧合，白素梅不在家？”
“嗯。”
“你自己做的饭？”
“不是啊，楼下买的熟食。”
“喝了点酒吧？”
“喝了。”
封闭式的问题，往往嫌疑人只要一两句话就可以回答，他不需要过多思考。这样做的目的，可以很快将嫌疑人置于规定情景，跟着警方的思路走，如果他在某个问题上表现出过多的思考，或者有不肯定的语气和有所保留的措辞，让李从安有了怀疑，就会被深入地挖掘下去。
“但这个时间段，偏偏刘一邦死了，你说和你没关系，那你在干吗呢？”
“都说了，我在吃饭喝酒。”
“光吃饭喝酒？”
“哦，还有看电视。”
李从安着重注意了他在补充这个信息时的表现，他的双手摆在椅子把上，既没有捏成拳头，也没有无谓的小动作，表情很淡定，眼神自然地看着自己。
“看电视？什么电视？”
“抓特务的，孙红雷演的，”万吉朋眼珠子这时候转了起来，“是不是这就能说明我没有作案时间，如果我能把剧情说出来的话！”
李从安依然面无表情，但心里却暗自懊恼，没有让他露出破绽，反而让他在这个问题上引导了话题。
万吉朋努力在回想着那晚电视剧的情节，然后断断续续地说着故事。他说的这个片子李从安没看过，是首播还是重播，究竟是不是事实，李从安都不知道，他决定不兜圈子了，单刀直入：“可为什么在你家发现了杀害刘一邦的凶器？上面有你的指纹！”
万吉朋愣了，一脸茫然。“凶器，有我的指纹？”
在嫌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知道警察已经有了重要的物证，不可能在瞬间一点反应没有。
“是把匕首！”
“什么？”万吉朋的表情更加莫名其妙，“匕首，带有我指纹的？”
第七章 助听器
出了助听器店的店门，一股寒气逼了过来，扑在了姚若夏裸露的脸蛋上。
去年，次品事件发生之后，姚若夏曾悄悄地将那批助听器不合规范的地方整理成了一份文档，寄给了那些怀疑产品有问题却又无可奈何的用户。这份文档，足以让他们找到正确的途径和证据，来投诉于工商部门，获得理应的赔偿。结果公司不仅全数照赔，还因此遭到了罚款。
时隔一年，还没有人怀疑到她的头上来。那个老太的遭遇，姚若夏完全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帮助她，神不知鬼不觉。
可姚若夏内心泛起一丝涟漪。如今与往时不同。
姚若夏左拐，然后向前走去。过了两条街，四周没有发现认识的人，然后她悄无声息地折进了一条小弄堂，如同幽灵一般。
在弄堂的另一端，姚若夏叫了一辆出租车。华灯初上，城市的夜色像是一幅幅会移动的画，幻灯片似的从她的眼前闪过。
出租车“吱”的一声停下。这是她所熟悉的小区，姚若夏来过很多次，所以要特别小心翼翼，以免被人认出来。她悄悄地走进了一个门洞，尽量不引起人们的注目。到了顶楼，确定没有异常，开门进到了房里。姚若夏脑袋四处转转看看其他的物件，架在窗帘背后的那台望远镜还在。
一直到前天，她也是在和现在这个差不多大小的房间里，陆陆续续待了几个月。那是一条不宽的街道。街道的一边横向盘踞着数栋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老公房，延伸出去。由于年代久远，墙体剥落，像一只只得了皮肤癣的小狗，痛苦地趴在路边。
另一旁则是解放前就已存在的石库门，两层高，半空中到处是突兀插出来的违章建筑，毫无章法可言，在惨白的路灯下，更加痛苦地仰视着对面五层高的楼。
很明显，那里是贫民窟。单调的色彩，在冬季的夜晚颇显萧杀。两边的建筑就像贴着鼻子一样近在咫尺，不用任何工具，也可以让对面的人在视野里纤毫毕现。直愣愣捅在窗台上的镜筒反而容易让自己暴露。和现在不同，对付刘一邦的时候，姚若夏只在熄灯的房间里偶尔用一下望远镜。
半年前，当她终于找到了刘一邦的住址时，依然记得十五年前，那张在她眼前闪过的脸孔。
十五年来，姚若夏一直为了一个目标而活。
那个念头贯穿始终，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一天。刚刚完成的只是第一步，为了这个计划，她构思了十五年，也准备了十五年，它成为姚若夏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生命的一切。
尽管与最初的设想已有很大的变化，姚若夏反而觉得现在的做法更有把握。半年多的监视，让她摸清了刘一邦的一切。
他几乎没有交际。起码在姚若夏监视的半年里，没有任何人造访，他似乎也无意与周围的人交流。他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不过两条街之外的银行，每个月的8号，他去那里把微薄的失业救济金取出来。回来的路上有个小菜场，刘一邦总是在六点之后，去买一些便宜的蔬菜，偶尔会切几块钱的瘦肉，不抽烟、不喝酒，不做任何无谓的事。
这是一个乏善可陈的男人。
之所以等到那一天才下手，是因为姚若夏无意中发现楼上少年的奇怪举止。
说实话，刘一邦楼上的那一家子，生活要比刘一邦丰富得多，为她枯燥乏味的监视平添了许多生气。只不过那不是其乐融融的镜头，也不是暗流涌动的夫妻家常，尽管家庭暴力已是司空见惯的题材，可当它最终出现在自己偷窥的视线中，还是有些不舒服。
后来知道，这是二婚，女人迫于生计，带着孩子嫁给了一个脾气粗暴的货车司机。那个男人最热衷的事情，似乎就是喝完酒之后殴打老婆，来发泄自己无止无休的性欲，那个柔弱的少年也难免牵连其中。姚若夏通过望远镜多次的观察，发现了一个更为隐秘的秘密，也终于在明白了他真实目的之后，一个崭新的计划出现在她的脑海中。
帮他一把！姚若夏很真诚地想着。不仅如此，这样的借刀杀人，即使不能将她要干的事儿复杂化，也起码能让警察“来得晚一些”。借刀杀人，而且两全其美，她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案。她知道自己的对手是李从安，一个可以通过蛛丝马迹就能捕获他人“心灵”的警察。
姚若夏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
那个少年已经做完了他所做的一切，自己要在他找到这里之前，抽身离去。
中途改变杀刘一邦的计划，姚若夏到目前为止还是挺满意的。一切在她的预料之中，光这个案子就够他忙一段了，就算有机会识破了邢越旻，再轮到自己，且得转上好几个弯。姚若夏倒不是害怕被警察逮着，甚至枪毙，这些都是她一开始就已经想过的结局。她现在更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因为对于她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只是那个法医官，居然查到了刘一邦的职业，这倒是个未在料想之中的意外，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破绽会意味着什么，一定要在李从安查到这根线之前，解决下一个目标。她坐在窗边想着。还是按照原来的套路，下一个目标的对面，监视点已经设置好了，不过还没有想到合适的办法。
那个男人，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利用的生活规律，早起早睡，坐着单位的小车上班，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魁梧汉子。男人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生活作风问题。他的儿子，一周回家两三次。他的妻子是个退休教师，夫妻俩基本没有性生活。老头身体很硬朗，唯一的爱好，是侍弄放在阳台上的那几盆盆栽。
“得想个法子！”姚若夏暗自琢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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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冬至。
上午的时候，姚若夏早早去花圃买来了两束菊花和一盆盆栽。回家的路上，又顺道在拐角的五金店买了微型电钻、十字螺丝刀、电笔和进口的纽扣电池。
上了楼，姚若夏啃着冰箱里的面包，开始工作。
她的面前放着一部外置型的助听器，是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