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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偏偏就是皇帝。
大明有无数木匠，但只有一个皇帝，无论是皇帝跑去做木匠，还是木匠跑来做皇帝，都是彻底地抓瞎。
当然，许多书上说这位皇帝是低能儿，从来不管政务，不懂政治，那也是不对的，虽然他把权力交给了魏忠贤，也不看文件，不理朝廷，但他心里是很有数的。
比如魏公公，看准了皇帝不想管事，就爱干木匠，每次有重要事情奏报，他都专挑朱木匠干得最起劲的时候去，朱木匠自然不高兴，把手一挥：我要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句话在手，魏公公自然欢天喜地，任意妄为。
但在这句话后，朱木匠总会加上一句：好好干，莫欺我！
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你不要骗我，但隐含意思是，我知道，你可能会骗我。
事实上，对魏忠贤的种种恶行，木匠多少还知道点，但在他看来，无论这人多好，只要对他坏，就是坏人；无论这人多坏，只要对他好，就是好人。
基于这一观点，他对魏忠贤有着极深的信任，就算不信任他，也没有必要干掉他。
叶向高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认定，单凭这封奏疏，是无法解决魏忠贤的。
而东林党里的另一位明白人黄尊素，事发后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清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乎？”
这意思是，你要搞定皇帝身边的人，必须要有内应，当然没内应也行，像当年猛人朱棣，带几万人跟皇帝死磕，一直打到京城，想杀谁杀谁。
杨涟没有，所以不行。
但他依然充满自信，因为奏疏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广大声势让他相信：真理和正义是站在他这边的。
但是实力，并不在他的一边。
奏疏送上后的第五天，事情开始脱离杨涟的轨道，走上了叶向高预言的道路。
底线
焦头烂额的魏忠贤几乎绝望了，面对如潮水涌来的攻击，他束手无策，无奈之下，他只能跑去求内阁大臣，东林党人韩旷，希望他手下留情。
韩旷给他的答复是：没有答复。
这位东林党内除叶向高外的最高级别干部，对于魏公公的请求，毫无回应，别说赞成，连拒绝都没有。
如此的态度让魏忠贤深信，如果不久之后自己被拉出去干掉，往尸体上吐唾沫的人群行列中，此人应该排在头几名。
与韩旷不同，叶向高倒还比较温柔。他曾表示，对魏忠贤无须赶尽杀绝，能让他消停下来，洗手不干，也就罢了。
这个观点后来被许多的史书引用，来说明叶向高那卑劣的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甚至还有些人把叶先生列入了阉党的行列。
凡持此种观点者，皆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啃着馒头看窝头之流。
因为就当时局势而言，叶向高说无须赶尽杀绝，那只是客气客气的，实际上，压根就无法赶尽杀绝。
事情的下一步发展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
在被无情地拒绝后，魏忠贤丢掉了所有的幻想，他终于明白，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东林党人是无法容忍，也无法接纳的。
正邪不能共存，那么好吧，我将把所有的一切，都拉入黑暗之中。
魏忠贤立即找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人。
在皇帝的面前，魏忠贤表现得相当悲痛，一进去就哭，一边哭一边说：
“现在外面有人要害我，而且还要害皇上，我无法承担重任，请皇上免去我的职务吧。”
这种混淆是非，拉皇帝下水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却比较实用，是魏公公的必备招数。
面对着痛哭流涕的魏忠贤，天启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打乱了魏公公的所有部署：
“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句话时，魏忠贤知道，完蛋了。他压住杨涟的奏疏，煞费苦心封锁消息，这木匠还是知道了。
对于朱木匠，魏忠贤还是比较了解的，虽不管事，绝不白痴，事到如今不说真话是不行了。
于是他承认了奏疏的存在，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
但皇帝陛下似乎不太关心魏公公的痛苦，只说了一句话：
“奏疏在哪里，拿来给我！”
这句话再次把魏公公推入了深渊。因为在那封奏疏上，杨涟列举了很多内容，比如迫害后宫嫔妃，甚至害死怀有身孕的妃子，以及私自操练兵马（内操），图谋不轨等等
贪污受贿，皇帝可以不管，坑皇帝的老婆，抢皇帝的座位，皇帝就生气了。
更何况这些事，他确实也干过，只要皇帝知道，一查就一个准。
奏疏拿来了，就在魏忠贤的意志即将崩溃的时候，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指示：
“读给我听。”
魏忠贤笑了。
因为他刚刚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皇帝陛下，是不大识字的。
如果说皇帝陛下的文化程度和魏公公差不多，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事实，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认字不多），归根结底，还是万历惹的祸。
万历几十年不立太子，太子几十年不安心，自己都搞不定，哪顾得上儿子，儿子都顾不上，哪顾得上儿子读书，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把天启折腾成了木匠。
所以现在，他并没有自己看，而是找了个人，读给他听。
魏忠贤看到了那个读奏疏的人，他确定，东林党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朗读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的死党，王体乾。
就这样，杨涟的二十四条大罪，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为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他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也不读了。
所以一篇文章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
但这也无所谓，反正也没什么大事，老子还要干木匠呢，就这么着吧。
于是他对魏忠贤说，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
魏忠贤彻底解脱了。
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
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
天启四年（1624）十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
同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皇帝下旨，训斥吏部尚书赵南星结党营私，此后皇帝又先后下文，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一顿猛踩，矛头直指东林党。
可以肯定的是，皇帝大人对此是不大清楚的，他老人家本不识字，且忙做木匠，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为保证及时有力迫害忠良，魏公公越级包办了所有圣旨。
大势已去，一切已然无可挽回。
同月，心灰意冷的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了老家。东林党就此土崩瓦解。
只剩下一个人——叶向高。
叶向高很冷静，由始至终，他都极其低调，魏忠贤倒霉时，他不去踩，魏忠贤得意时，他不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是东林党最后的希望
必须忍耐下去，等待反攻的时机。
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一点——魏忠贤的身份。
魏忠贤是一个无赖，无赖没有原则，他不是刘瑾，不会留着李东阳给自己刨坟。
几天之后，叶向高的住宅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太监，每天在叶向高门口大吵大嚷，不让睡觉，无奈之下，叶向高只得辞职回家。
两天后，内阁大学士韩旷辞职，魏忠贤的非亲生儿子顾秉谦接任首辅，至此，内阁彻底沦陷。
东林党失败了，败得心灰意冷，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赶出朝廷的人，唯一的选择是在家养老。
但这一次，魏公公给他们提供了第二个选择——赶尽杀绝。
因为魏公公不是政治家，他是无赖流氓，政治家搞人，搞倒搞臭也就罢了，无赖流氓搞人，都是搞死为止。
杀死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品格。
但要办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
大明毕竟是法制社会，要干掉某些人，必须要罪名，至少要个借口，但魏公公查遍了杨涟等人的记录，作风问题、经济问题，都是统统的没有。
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们或许狭隘、或许偏激，却不贪污，不受贿，不仗势欺民，他们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什么生计、未来，魏公公是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如何合理地把东林党人整死：抓来打死不行，东林党人都有知名度，社会压力太大，抓来死打套取口供，估计也不行，这帮人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攻坚难度太大。
于是，另一个人进入了魏忠贤的视线，他相信，从此人的身上，他将顺利地打开突破口。
虽然在牢里，但汪文言仍然清楚地感觉到，世界变了，刘侨走了，魏忠贤的忠实龟孙，五彪之一的许显纯接替了他的位置，原先好吃好喝，现在没吃没喝，审讯次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差。
但他并不知道，地狱之门才刚刚打开。
魏忠贤明白，东林党的人品是清白的，把柄是没有的，但这位汪文言是个例外，这人自打进朝廷以来，有钱就拿，有利就贪，东林党熟，阉党也熟，牛鬼蛇神全不耽误，谈不上什么原则。只要从他身上获取杨涟等人贪污的口供，就能彻底摧毁东林党。
面对左右逢源、投机取巧的汪文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
天启五年（1625），许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审讯汪文言。
史料反映，许显纯很可能是个心理比较变态的人，他不但喜欢割取犯人的喉骨，还想出了许多花样繁多的酷刑，比如用铁钩扎穿琵琶骨，把人吊起来，或是用沾着盐水的铁刷去刷犯人，皮肤会随着惨叫声一同脱落。所谓审讯，就是赤裸裸的折磨。
第一次审讯后，汪文言已经是遍体鳞伤，半死不活。
但许显纯并不甘休，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十几次审下来，审到他都体力不支，依然乐此不疲。
因为无论他怎么殴打、侮辱、拷问汪文言，逼他交代东林党的罪行，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始终重复一句话：
“不知道。”
无论拷打多少次，折磨多少回，穷凶极恶的质问，丧心病狂的酷刑，这就是他唯一的回答。
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在牢中看到不成人形的汪文言时，禁不住痛哭流涕。
然而汪文言用镇定地语气对他说：
“不要哭，我必死，却并不怕死！”
许显纯急眼了，在众多的龟孙之中，魏公公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实在是莫大的信任，为不让太监爷爷失望，他必须继续拷打。
终于有一天，在拷打中，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许显纯说：
“你要我承认什么，说吧，我承认就是了。”
许显纯欣喜万分，说道：
“只要你说杨涟收取贿赂，作口供为证，就放了你。”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
“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涟。”
六年前，他之所以加入东林党，不是为了正义，是为了混饭吃。
混社会的游民，油滑的县吏，唯利是图，狡猾透顶的官僚汪文言，为了在这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的一生，都在虚伪、圆滑、欺骗中度过，他的每次选择，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妥协的产物。
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做出了最后的抉择：面对黑暗，绝不妥协
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
许显纯无计可施，所以他决定，用一种更不要脸的方式解决问题——伪造口供。
在这个问题上，许显纯再次显示了他的变态心理，他一边拷打汪文言，一边在他的眼前伪造证词，意思很明白：我就在你的面前，伪造你的口供，你又能怎么样呢？
但当他洋洋得意地伪造供词的时候，对面阴暗的角落里，那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人发出了声音。
无畏的东林党人汪文言，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向这个黑暗的世界，迸发出愤怒的控诉：
“不要乱写，就算我死了，也要与你对质！
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告诉我们，追逐权位，利益至上的老油条汪文言，经历几十年官场沉浮、尔虞我诈之后，拒绝了诱惑，选择了理想，并最终成为了一个正直无私的人。
血书
许显纯怕了，他怕汪文言的诅咒，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杀死汪文言。
死后对质还在其次，如果让他活着对质，下一步计划将无法进行。
天启五年（1625）四月，汪文言被害于狱中，他始终没有屈服。
同月，魏忠贤的第二步计划开始，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人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受贿，而行贿者是已经处决的熊廷弼。
受贿的证据自然是汪文言的那份所谓口供，在这份无耻的文书中，杨涟被认定受贿两万两，左光斗等人也人人有份。
审讯开始了，作为最主要的对象，杨涟被首先提审。
许显纯拿出了那份伪造的证词，问：
“熊廷弼是如何行贿的？”
杨涟答：
“辽阳失陷前，我就曾上书弹劾此人，他战败后，我怎会帮他出狱？文书尚在可以对质。”
许显纯无语。
很明显，许锦衣卫背地耍阴招有水平，当面胡扯还差点，既然无法在沉默中发言，只能在沉默中变态：
“用刑！”
下面是杨涟的反应：
“用什么刑？有死而已！”
许显纯想让他死，但他必须找到死的理由。
拷打如期进行，拷打规律是每五天一次，打到不能打为止，杨涟的下颌脱落，牙齿打掉，却依旧无一字供词。
于是许显纯用上了钢刷，几次下来，杨涟体无完肤，史料有云：“皮肉碎裂如丝”。
然“骂不绝口”，死不低头。
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杨涟回到监房，写下了《告岳武穆疏》。
在这封文书中，杨涟没有无助的报怨，也没有愤怒的咒骂，他说：
“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
他说：
“涟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
昏暗的牢房中，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法形容的痛苦，死亡边缘的挣扎，却没有仇恨，没有愤懑。
只有坦然，从容，以天下为己任。
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后，许显纯终于认识到，要让这个人低头认罪，是绝不可能的。
栽赃不管用的时候，暗杀就上场了。
魏忠贤很清楚，杨涟是极为可怕的对手，是绝对不能放走的。无论如何，必须将他杀死，且不可走漏风声。
许显纯接到了指令，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杨涟将死在他的监狱里，悄无声息，他的冤屈和酷刑将永无人知晓。
事实确实如此，朝廷内外只知道杨涟有经济问题，被弄进去了，所谓拷打、折磨，闻所未闻。
对于这一点，杨涟自己也很清楚，他可以死，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在暗无天日的监房中，杨涟用被打得几近残废的手，颤抖地写下了两千字的绝笔遗书。在遗书中，他写下了事情的真相，以及自己坎坷的一生。
遗书写完了，却没用，因为送不出去。
为保证杨涟死得不清不楚，许显纯加派人手，经常检查杨涟的牢房，如无意外，这封绝笔最终会落入许显纯手中，成为灶台的燃料。
于是，杨涟将这封绝笔交给了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顾大章。
顾大章接受了，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是东林重犯，如果杨涟被杀，他必难逃一死。且此封绝笔太过重要，如若窝藏必是重犯，推来推去，谁都不敢收。
更麻烦的是，看守查狱的时候，发现了这封绝笔，顾大章已别无选择。
他面对监狱的看守，坦然告诉他所有的一切，然后从容等待结局。
短暂的沉寂后，他看见那位看守面无表情地收起绝笔，平静地告诉他：这封绝笔，绝不会落到魏忠贤的手中。
这封绝笔开始被藏在牢中关帝像的后面，此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