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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文字全集-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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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咸平:这个问题不能准确的回答,这个是纯政府的政策,不能经济分析怎么做,既然不是我分析的节目,我最好不做回答,我希望回答是通过我经济分析做的,这个是正确决定的事情。
        提问:我观察,中国人才过剩。我到工厂看年轻人,都是有技术有经验的工人,这是政府的浪费,还有中国计划生育抓得很严,若干年以后,我们中国找一个人,不要是人才,找一个技术工人,都很难。我们将来应该怎样过呢?郎咸平:关于年龄跟人才结构产生很大的变化,比如深圳地区都是年轻的工人,找不到老年人,这些年轻人变大了怎么办?我们将来的日子怎么过这个意思吗?我不是政府的发言人,我们最近提出新的措施,包括失业救济金或者退休金,我们制度方面能够提出创新的措施,解决类似的问题,这些措施也犯了错误,我们很高兴说政府首次承认错误,错在哪里?我们很简单地认为,只要通过竞争通过市场,通过民营化能解决问题吗?反而有病看不起医生,你投资股市就是摧毁社保基金,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理解不够透彻,还需要不断学习,怎么解决结构性的问题。保险金等等,绝对不能够单纯谈年龄结构怎么办?这是系统工程,必须通过系统工程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已经尝试到过度自由竞争的俄国,我们更多的产业推动,必须大型企业或者政府推动,没有可能企业自己推动。
        主持人:今天的发言非常的踊跃,一会儿大家要提问,请递字条上来。因为现在提问非常多,我们选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郎教授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请问郎先生,您是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你在批评国家不合理政策的时候,有考虑中国的国情,是否对政府要求太高,从发展的阶段说,中国的经验积累能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相比吗?
        郎咸平:这是很好的问题,我相信今天的政府也是希望自己是精英政府,我也希望今天的政府真正以民为本,这不是简单的口号。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和义务,我也相信政府有这个决心,我今天能够提出这个思维,对政府也是鞭策,我们也希望通过各个方法,让政府行政效率提高,政策能够准确推出。我们希望是精英政府,以民为本的精英政府,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地生活。
        主持人:希望您对国家的责任感在批评的同时,以自己的影响多做一些实事。这个是我们对您很高的期望。
        郎咸平:当然有媒体报道,郎咸平太尖锐了,喜欢批评人。我们今天讲得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提得还不够清楚吗?
        如果还没有清楚的话,那真是可惜了。我今天不是来批评问题,而是提出解决方案,我重申一点,政府对股权分制国有股减持的问题。政府做什么?用政府的信用保证老百姓,政府如何用政府的信用?今天是对你们讲话,我们有这么多经验可以学习,我们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我提出的理念,我的理念就是政府的信用是我国金融、房地产发展的问题,这是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这就是正面向政府提出的建议!
        主持人: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目前这个阶段是处于房地产发展的哪个阶段上?您认为目前房地产宏观调控会持续多久?
        郎咸平:宏观调控能够持续多久?我演讲的意思是宏观调控本身方式的错误,最好不要持续太久。(掌声)而且我们国家的消费形态,消费函数,除了取决于赚多少钱以外,固定资产是很重要的一块,因此任何宏观调控出来,要注意到这个现象,因此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是不可接受的,你要调控,就调控该调控的地方,不该调控的地方不要调控,这是房地产的基本原则。你调控应该对上海调控,为什么上海出现泡沫?上海的泡沫根据我的分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际炒家炒作的结果,最后被人套现走了以后你才调控,这对吗?因此调控本身就是双重意义。第一个不能搞“一刀切”的调控。第二个的调控对象是谁,你要搞清楚,既然搞不清楚调控的对象,还不如不调控。话说回来,确实是有泡沫存在。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政府的力量。这个时候,政府出台调控政策当然很必要。虽然打击国际炒家的同时,也打到老百姓了。但我认为这个政策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以广东省的例子来看,广东省为什么没有这么多泡沫?这跟1992年开始就受到过数次打击,有直接关系,所以大家比较理性。广东民众历史教训多,所以宏观调控有没有正面的作用,我相信还是有的。我相信,下一次上海的老百姓会谨慎很多。所以要体会我说的话,政府的信用是积极的重要的,政府能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下去,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方法可以改进,但原则要有,就是房地产是全面的市场,不能价格抬得太高,泡沫太多。所以,下次宏观调控的时候,不是提高利率的问题,而是如何防止国际基金投机炒作。这个,是下一步的问题。你说宏观调控有没有帮助?宏观调控肯定有抑制作用,上海的房价必须要调控。
        主持人:现在的主流媒体论调,“我国将会继续加息”,“人民币汇率还将继续调整”,请问您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
        郎咸平: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主流不主流的问题,当政府一再说不调利率,不调汇率的时候,这是政府信用的问题,当政府一再说不调,但后面你又调了以后,老百姓就会认为你下次还会再调。
        主持人:郎教授,您是一位最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如何看待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拉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负担越来越重,请您谈这个方面的看法?郎咸平:这是很大的问题,你说我最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这个我不敢当,这个说法太庄严。这只是经济学家的责任,我这样讲,今天我们所处的局面,是一亿人的富裕致使十二亿人口的更加的贫穷。
        举个例子来说,农村按照最近的研究报告,我们发现农村高利贷盛行,有87%是用于消费的,用于吃饭医药,交学费,谁是高利贷借主呢?基本上是村里干部的亲戚拥有,这是农村集体破败的现象。
        农村子弟如何脱贫致富?以前是读书,考上北大、清华,可是各位想想,20年以前考上北大,没钱读,有政府帮忙。但今天考上北大,你还念得起吗?你看最后一条脱贫致富的路都走不通了。而且边远地区的情况就更触目惊心了。政府有很简单的思维,认为国企搞不下去了,总会有民营化接手解决问题。这个不太可能,民营企业家把厂子买下来以后,就会把这些工人推向社会。什么是“产权改革”,那就是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因为你已经在承受这个代价了。主持人:请问郎教授,刚才您说政府政策影响到各地房地产市场,并不是好的政策,您觉得政府应该怎么做才比较好?
        郎咸平:房地产必须按照区域不同来制定不同的政策,不能一刀切,比如在广东,会打击到财富效益。
        主持人:接下来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的资本主要是针对高端的物业进行炒作,而对广大群众需求较大的普通住宅的价格影响并不大,您对此怎么看?
        郎咸平:我刚才已经说了,可能讲得不是很清楚。上海房地产是针对高端的住宅进行炒作的,但会影响到周边地区的房子,产生严重的泡沫现象。
        主持人:这样回答,大家满意吗?
        郎咸平:这是牵牛效应,炒作一块,会让周边的地产价格水涨船高。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苏联和英国采取的措施,他们在股权分制改革这个方面,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是因为政治制度的差异还是有更加深层次历史的原因?
        郎咸平:之所以称赞英国,是因为它有上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那是用政府信用承担全社会的信托责任,这才是资本主义革命的基础。但这是我们不理解的,也是前苏联不理解的。我曾经谈到过信用责任有多么重要吗?因为它是经过上千年形成的。我们都要学习。提问:东南亚、日本的东京70年代房产大起大落,到了90年代香港的房地产也曾经出现过很大的泡沫,那么现在上海又出现了类似大波折,这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来看这个问题,这里面有什么共性?还有什么差异性的特点?请郎教授对这个问题进行剖析。
        郎咸平:简单地说,为什么你拿香港跟上海做比较,因为香港的房地产有一个特色,第一个卖楼花;第二,大楼下面喜欢开商店;第三,香港的房地产商喜欢炒作,卖高价造成泡沫。从全国来看,全国学沿海,沿海学广东,广东学深圳,深圳学香港。但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香港所曾经发生过的悲剧在国内曾经出现,很多地区的地产商需要学习。
        炒作房产对房地产增值并不是好事。香港现在炒作房地产,这个区域富裕了吗?那话说回来,今天广东省有没有必要跟香港合作?他们说,当然要一起合作了。
        为什么广东省不和舟山群岛合作?你可能会说,舟山群岛没有什么优势新产业,但香港有吗?香港有没有什么优势产业?也没有,香港是一个自由贸易港而已,这才是香港的优势。但香港整个产业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产业群,这个产业群越来越国际化。
        今天中国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学香港。我在上课的时候,EMBA的学生一半是地产商。我们农村搞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把从农民手上弄到的钱,一部分又投资搞房地产。眼看这么大的中国,未来发展走势跟香港有类似,这就是危机。
        主持人:今天的提问非常踊跃,但是时间有限,我最后提三个问题,问一个老百姓关心的楼价的问题,今年国家出台了系列的政策,对房地产的市场进行了调控,但几个月下来,深圳的楼市仍然似乎在涨。深圳楼市目前有这样奇怪的现象,如果看跌,大家就喝彩;如果看涨,就招来骂声。老百姓希望楼市下跌,你认为深圳的楼市合理吗?下一步深圳的楼市会涨还是跌?如果认为楼市会跌。你也来骂一骂那些说楼市会涨的人?
        郎咸平:我不是培训师,我也不是地产分析师,我从来不对股市和楼市做预测,并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想说,这是不我的专职,我专长是针对楼市和股市的问题基本面谈谈,今天是思想的交流,你们不要把我当成估评家。
        主持人:评判一下苏州和杭州房地产最近以及将来的趋向?
        郎咸平:这个不是我谈的问题。
        主持人:发展中国家如何减少交学费,负责任的政府如何作为?
        郎咸平:一个精英政府以人为本的政府,以民为本的理念要受到重视。但是问题在这里,作为地方政府,只有学习,才能够达到以民为本的政府,政府在这个方面应该更多地继续学习。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我是留给我自己的,我想问一下郎教授,如果聘请您做总顾问,您会不会接受?
        郎咸平:我不会。
        主持人:为什么?
        郎咸平:因为我不想做。
        主持人:如果老百姓希望您来做呢?
        郎咸平:也不会。
        主持人:为什么呢?
        郎咸平:因为不想做。我不是好的执行者,只是理念的传播者,今天讲演是谈理念的问题,如果要我做执行的话,肯定不如专职人员做得好。我希望传播这个理念,就是政府的信用多么多么重要!不过,如何加强政府信用,那是做的事情,我只作我能做的事,这是我自认少数的优点之一。
        主持人: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领略了郎教授的风采,郎教授也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盛宴”,让我们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刚才,郎教授提到不光政府,还有企业都应该是学习型的政府和企业,我们今天跟郎教授学了很多,我再次代表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在座的各位听众向郎教授表示最热烈的感谢!


        
      郎咸平谈三农:放弃财政补贴 将地下金融合法化


       2005…7…17   郎咸平

          
      国农村逐渐衰退的原因是由于农工部门间交易条件的恶化,也就是农民必须用无附加价值的农产品交换附加价值越来越高的工业产品。政府的财政补贴只能有限度的提高农民所得,但不可 

      能改变农村交易条件恶化的现实,因此治本之法是农民必须转移到工业部门。但是这个移转不能由政府利用财政补贴推动,而必须通过金融政策。但是目前政府推行的金融改革将使得三农问题更形恶化,例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股份制商业化的改革,只会使得农村有限资金流往附加价值越来越高的工业部门,农村资金紧张的结果造成高利贷盛行,因而进一步加重三农问题。我建议政府放弃财政补贴,将农村“地下金融”合法化,通过农信社择优向高利贷公司贴现而控制资金供应,解决三农问题。 


        2004年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
        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促使中央财政逐渐向农村倾斜。我国今年将进一步加大对“三农”问题的支持力度,中央财政用于“三农”各方面的投入将增加近300亿元,增长20%。地方财政也将大力增加投入。显见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极度重视。具体的政策可以分为下列四大类。
        第一,为了减低农民负担,财政部在2004年将全面降低农村税赋。第二,政府也将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今年将在13个粮食生产区全面推行粮食补贴方式改革,直补资金总额为100亿元,约占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的40%。第三,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新增支出要确保主要用于农村。第四,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粮食综合能力建设及扶贫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国债资金的使用要向“三农”倾斜。
        政府目前采行的措施基本上还是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来解决农村问题。我们可以将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分成两类来讨论,例如第一,第二和第四点,表达了中央想利用财政补贴提高农民所得的思维,第三点政府希望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以提高生产力和城市就业率。
        但这样做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这就需要我们从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源上进行分析了。
        交易条件恶化造成城乡差距逐年扩大
        25年前通过包产到户等等农业改革之后,农民收入持续上升,农村一片欣欣向荣,但是好景不长,农村经济在昙花一现后逐渐衰败。其原因并不是我们对农村的投入不够,也不是农民不好好种地,而是受到了交易条件恶化的限制。
        我想用一个著名的理论来阐释我的观点。1950年代一位经济学家巴格瓦提(Bhagwati)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悲惨性的成长。他指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交易条件会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而对农业不利,因此农业国家例如新西兰和澳洲会逐渐地走向贫穷。同样的道理,中国经济发展越快,农村和城市间的交易条件就会逐渐恶化,因此农村就会越来越贫穷。
        我想用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何谓交易条件的恶化。25年前,一个农民一年可以生产100包米,但是同样品质的城市工人在一年可以生产一辆脚踏车。当时农民用10包米就可以换取一辆脚踏车,因此农民还剩下90包米。但是25年以后,同样品质的城市工人一年可以生产5辆摩托车,但是农民还是一年生产100包米。但是该名农民必需得用90包米才能换一部摩托车,因此农民只剩下10包米。25年以前的城市工人一年创造了价值10包米的脚踏车,但是25年以后的城市工人一年却可以创造5*90 
      = 
      450包米价值的摩托车。问题的症结就是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太低,而工业产品的附加价值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提高,由10包米的价值提高到450包米的价值。因此农民用毫无附加价值的农产品来交换附加价值不断提高的工业产品的结果就是造成农工部门间交易条件的恶化,因而使得农村越来越贫穷。
        我们以一些实际数据来说明由于交易条件的恶化而造成农业和工业部门间差距。1990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9。7%,年均增长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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