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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过那一本大本的线装书，大概就是《字课图说》罢，随便翻开一页，就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纸蒙在那上面，用铅笔绘出了一个人，或者还有一两间房屋，或者还有别的东西。然后他拿彩色铅笔来涂上了颜色。
“这张给你。”
或者我，或者三哥，接到了这张图画我们更喜欢刘先生。
一张一张地增加着，我的一个小木匣子里面已经积了好几十张图画了。
做了一个缺少着玩具的孩子，所以我把这些图画当作珍宝。
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要把这些图画翻看好一会儿。
红的绿的颜色，人和狗的房屋……它们在我的头脑里活动起来。
但这些画还不能够使我满足。我梦想着那一张更大的画：有狮子，有老虎，有豺狼，有山，有洞……这画我似乎在《字课图说》或者别的画里面看见过，先生却不肯绘出来给我们。
有几个晚上我们也跑到书房里去逼着先生要图画。
大哥一个人在书房里读夜书，他大概觉得很寂寞罢。
我们看着先生绘画，或者填颜色。
忽然墙外面起了长的吹哨声，在这静夜里尖锐地响着。
先生停了笔倾听着。
“在夜里还要跑多远的路呀。”
先生似乎也怜悯那个送鸡毛文书的人。
“他现在又要换马了。”
于是低微的马蹄声去远了。
那时候紧要的信函公文都要专差送达的。他到一个驿站就要换一次马，还有别的预备，所以老远就吹起哨子来。
一个下午先生费了二三天的工夫把我渴望了许久的那张有山有洞有狮子有老虎的图画绘成功了。
我进书房去的时候，正看见三哥捧了那张画在快活地微笑。
“你看先生给我的。”
这夸耀使得我的眼泪因妒忌而要流出来了。
这是一张多么可爱的画，而且我早就梦见先生绘出来给了我的。
但是我来迟了一步，它已经在三哥的手里了。
“先生，我要。”
我红着脸，直跑到刘先生的面前。
“过几天我再画一张给你。”
“不行，我就要。我非要它不可。”
我马上就哭出来，任是先生怎样劝慰，都没有用。
同时我的哭也没有用。先生不能够马上就绘出同样的一张画。
于是我恨起先生来了。我开口骂他做坏人。
先生没有生气，他依旧笑嘻嘻地给我解释。
然而三哥进去告诉了母亲。大哥和二姐把我半拖半抱地弄进母亲的房里。
母亲摆出严肃的面孔说了几句责备的话。
我止了泪，抽泣地听着。我从来就听从母亲的吩咐。
最后母亲叫我跟着贾福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赔礼，并且她要贾福去传话叫先生打我。
我抽泣地让贾福牵着我的手重进了书房。
但是我并没有向先生赔礼，而先生也不曾打我一下。
反而先生让我坐在方凳上，他俯着身子给我结好那散了的鞋带。
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枕头旁边拿出那个木匣子，把里面所有的图画翻看了一遍，就慷慨地通统送给了三哥。
“真的，你自己一张也不要？”
三哥惊喜地望着我，有点儿莫名其妙。
“我都不要。”我没有留恋地回答他。
在那时候我确实有着“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了。
春天。萌芽的春天。到处撒布着生命的春天。
嫩绿的春天。
一天一天地我看见桑树上发了新芽，生了绿叶。
母亲在本地蚕桑局里选了六张好种子。
每一张皮纸上面播了芝麻般大小的淡黄色的蚕卵。
以后母亲再摊开纸来看时，大部分的蚕卵，都陆续成了极小的蚕儿。
使人充满了好奇的愉快的蚕儿的蠕动。那样小的东西。
但是蚕儿一天天地大起来。
使人充满了更惊奇的喜悦的那么迅速的繁殖。
家里的人为了养蚕这事情忙碌着。
大的簸箕里面布满了桑叶，许多根两寸长的蚕子在上面爬着。
大家又忙着摘桑叶。
这样的簸箕一个一个地增加着，就占据了三堂后面左边的两间平房。这平房离我们的房间最近。
每晚上夜深或是母亲或是二姐，三姐，或是袁嫂，总有一次要经过我们房间的后门到蚕房去添加桑叶。常常是香儿拿着煤油灯或洋烛。
有时候我没有睡熟，就在床上看见煤油灯光，或者洋烛光。可是她们却以为我已经睡熟了，轻脚轻手地走路。
有时候二更锣没有响过，她们就去加桑叶，我也跟着到蚕房去看。
淡绿色的蚕子在桑叶上面蠕动，一口一口地接连吃着桑叶，簸箕里只是一片沙沙的声音。
我看见她们用手去抓蚕子，就觉得心里被人搔着似地发痒。
那一条一条的软软的东西。
她们一捧一捧地把蚕沙收集拢来。
对于母亲，这蚕沙比将来的蚕丝还更有用。她养蚕大半是为了要得蚕沙的缘故。
大哥很早就有个冷骨风的毛病，受了寒气便要发出来，使他过着两三天的痛苦的生活。
“不晓得什么缘故，果儿竟然得着了这种病症，时常使他受苦。”
母亲常常为大哥的病担心，见着人就问有什么医治这病的药方，那时候在我们那里根本没有西医。但是女佣们的肚皮里有着种种奇怪的药方的。
母亲也相信她们，已经试过了不少的药方，都没有用。
后来她从一个姓薛的乡绅太太那里得到了一个药方，就是把新鲜的蚕沙和着黄酒红糖炒热，包在发病的地方，包几次就可以把病治好了。
在这个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当饭吃的广元县里是买不到黄酒的。母亲便请父亲在合州去带了一坛来预备着。
接着她就开始养蚕。
父亲对于这事情并不赞成。母亲曾经养过一次蚕，有一次忘记加了桑叶就使蚕子饿死了许多，后来稍疏忽了一点又被老鼠偷吃了许多蚕子去。她因此心里非常难过，便发誓以后不再养蚕了。父亲怕她再遇着这样的事情。
但是不管父亲怎样劝阻她，不管那背誓的恐惧时时来压迫她，她终于下了养蚕的决心。
这一年大哥的病果然好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薛太太的药方的效力。不过后来母亲就和薛太太结拜了姐妹。
以后我看见蚕在像山那样堆起来的一束一束的稻草茎上结了不少白的，黄的茧子。我有时也摘了几个茧子来玩。
以后我看见人搬了丝车来，把茧子一捧一捧地放在锅里煮，一面就摇着丝车。
以后我又看见堂勇们把蚕蛹用油煎炒了，拌着盐和辣椒来吃，他们不绝口地称赞味道的鲜美。
“做个蚕子命运也很悲惨呀。”
我有时候不觉这样地想。
父亲在这里被人称做“青天大老爷”。
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审问案件。
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役，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
“大老爷坐堂。……”
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问案子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
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
被问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
父亲的脸色渐渐变了，声音也变了。
“你胡说。给我打。”
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
两三个差役就去把那犯人按翻在地上，给他褪了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
“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混帐东西不肯说实话。”
“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呀。”
那人爬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
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呀。”
“胡说。你招不招？”
那犯人依旧哭喊着冤枉。
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
数到了一百，差役就停止了板子。
“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流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
“你招不招？”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呀。”
“你这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直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
被打的人就被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事情倒使我莫名其妙了。这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但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坐堂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叫我摆起严肃的面孔说几句“胡说。招不招？再打。”的话，我无论如何没有这种硬心肠。
打屁股差不多是构成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役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由黄变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犯人口里依旧喊着：“冤枉。”
父亲的脸阴沉着，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
“放了他吧。”
我在心里请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有跑开了。
我把这个告诉了母亲。
“妈，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就和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呢？好像不是一个人。”
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谁。
母亲温和地笑了。
“你是小孩子，你不要多管闲事。你以后不要再去看爹坐堂。”
但是我并不听从母亲的话。因为我的确爱管闲事。而且母亲也并不曾回答过我的问题。
“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抬盒’，听了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
一个上午母亲房里没有别的人的时候，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这样说。
父亲微微一笑。
“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般犯人实在太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太没有县官的样子。”
“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罢。”
父亲沉吟了半晌。
“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
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
“总之我决定不杀一个人就是了。”
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那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伙砍成了几块。
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他就辞职走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
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果然发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盒的刑罚。
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常常是空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带枷的犯人蹲踞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也还是常有的。
有一次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后来回到母亲房里无意间说出来，被父亲听见了。
这时离新年还远，所以父亲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
父亲马上坐了堂，把几个仆人抓来，连那个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都在内，他们平时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
“给我打，每个人打五十下再说。”
父亲生气地拍着桌子骂。
差役们都不肯动手，默默地看着彼此的脸。
“叫你们给我打。”
父亲更生气了。
差役大声响应起来。但没有人动手。
刘升们在下面继续叩头求饶。
父亲又怒吼了声，就从签筒里抓了几根签掷下来。
这时候差役只得动手了。
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头谢恩走了。
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心里很难过。
我马上跑到门房里去，许多人围着那几个挨了打的人，在用烧酒给他们揉伤处。
听见了他们的呻吟声，不由得淌出眼泪来。我接连说了许多讨好他们的话。
他们对我依旧是和平时一样地亲切。他们没有露出一点不满意的样子。
但是我心里却很难过，因为我不敢对他们说出来是我害他们挨的打。
又有一次，我看见领十妹的奶妈挨了打。
那时十妹在出痘子，依着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的食物。
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
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究竟是比较锐敏得多。她可以在奶妈的嘴唇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
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突然显出了慌张的样子，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边把枕头掀开。
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
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
于是父亲叫人点了羊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役拉着她的两手，另一个差役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敲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自己责备着自己的贪嘴。
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
这个年青的奶妈临走时带了一副非常凄惨的脸色。眼角上慢慢地滴下泪珠。
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
我过后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
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奶妈的下落。
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后悔。她说那一个晚上她忘掉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平时母亲待人是十分温和的。
记得一天下午三哥为了一点小事情摆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儿痛骂一顿，还打了她几下。
香儿去向母亲哭诉了。
母亲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温和地给他解释：“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牢记着。”
三哥羞惭地埋着头，不敢说话，香儿快活地在旁边窃笑。
三哥垂着头慢慢儿往外面走。
“三儿，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亲的面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从我的话。你懂了吗？你记得吗？”
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说：
“我懂……我记得。”
“好，拿点云片糕去。好好地叫香儿陪着你们去玩。”
母亲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白磁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我们。
我也懂母亲的话，我也记得母亲的话。
但是如今母亲也做了这一件残酷的事情。
我为这事情有好几天不快活。
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到世间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就辞了职回成都去了，虽然那地方有许多人挽留他。
在广元的两年间的生活我觉得还算是很愉快的。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爱我。
这两年里我只挨过一次打，是母亲打的。原因是祖父在成都做生日，这里敬神，我不肯叩头。
母亲用鞭子在旁边威吓我，也没有用。
结果我吃了一顿打，哭了一场，但依旧没有磕一个头。这是我第一次被母亲打。
不知道怎样从小孩时候起我对于一切的礼仪就起了盲目的憎厌，这种憎厌，并且还是继续发展下去的。
父亲在广元县做了两年的官，回到成都后就买了四十亩田。
别人说他是一个“清官”。
家庭的环境
我们回到成都又算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是不久，革命就发生了。
对于革命我并不曾感到什么恐怖，只除了十月十八日兵变所给我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依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天听见教读先生（他似乎姓龙，又好像姓邓）用了激动的声音叙说当时的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然说出反对满清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着大的尊敬，而且他非常不喜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二年。他们的发辫是在日本时剪掉了的（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一个剪掉辫子）。如今就戴了假的辫子，有好些人暗地在窃笑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但是对于他们没有辫子的头，我却起了大的羡慕。
我的头脑后面垂着一根小小的硬辫子，用红头绳缠着，每天早晨要母亲或女佣来梳。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很同情那些主张剪掉辫子的革命党。
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家里人忙着祭祀。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