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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那个小孩子的幻梦却已经消失了。
小小的经验
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我们出版了一种半月刊。其实这话就有点语病，我并不是那刊物的创办人，我甚至不和那般人认识，大约在刊物出到十期的光景，我写了一封信到那编辑部去，他们回了信，又亲自来找我，我便和他们做了朋友，以后就成了那刊物的同人，最后就做了一个编辑。
半月刊出到十期以后，就碰了一个小钉子，事情是这样的：学生会演剧筹款办平民学校，军人来捣乱，发生了冲突，结果自然学生吃亏。风潮扩大起来。一个朋友在刊物上写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刊物出版，我们就接到公事，要立刻把那短文抽去，才准刊物发卖。这时候另一个朋友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们去刻字铺刻了一个长条的图记，用朱红印泥盖在那文章上面，然后再用墨笔把文章的前后勾了两下。刊物原样地摆在书店的货架上，畅销着，没有人干涉。读者痛快地读毕了那篇攻击当局的文章，被那激昂的辞句感动着，在那用黑色油墨印成的文章上面，他惊奇的发见了一行横印着的朱红色的字“本文奉×××××命令抽去”。这五个×是我随便加上的，用在这里作为一个代替的符号，至于所代替的是什么呢？是省会警察厅，是戒严司令部，是城防司令部还是别的机关，我现在完全记不起来了。
我们大家不住地称赞那个朋友的聪明，我们是这样容易的把那根小钉子拔出来，踏进泥土里去了。
但是半月刊出到二十四期，我们正准备着大规模的举行周年纪念的时候，这刊物就突然被封禁了。被封禁的理由，说起来也许没有人会相信，是提倡女子剪发。在十几年后的今天，除非像官厅那样发命令，否则你如果公然反对女子剪发，那么别人不说你是一个拜物狂（关于这个，希特勒的对头侯尔希非尔特很有研究），就会骂你没有脑筋。但是在我们的那时候，女子剪发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我们骂过“水漩公”（当时的统治者刘成勋的绰号“水漩”和“滑头”同意），不要紧；我们鼓吹革命也不要紧；而且我的第一篇文章在那刊物上发表时，也不曾引起过任何的麻烦，那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很会写些感情的话语，我大胆的凭着个人的直觉否定了整个现社会制度的存在，而且有着一股傻劲，觉得为一篇文章杀头也算不了一回事。那文章在现在发表也会成为问题的，可是在当时却平安的过去了。这也不要紧。要紧的却是——那时候四川有三个女学生剪掉了发辫，社会轰传，我们高兴。所谓“省会警察厅”马上出了布告禁止女子剪发，我们的刊物上接着来了一篇不客气的批评。以后大概还有过两三篇这类的文章，有一篇还是那三个女子中的一个写的。这一来警厅觉得应该维持面子了。便派了两个人来和我们办交涉；他们要我们以后不再提倡这种事情，并且要把前几期的刊物存数全部带走。他们的态度还算客气，他们是预备来和我们妥协的。不幸是我们这群傻孩子，做事只知道走直路，从不会拐弯，更不知道妥协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拒绝了他们的条件，和他们起了争执。结果他们拿走了二三十本存书，我们却不断地写信到警察厅去质问。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只得下了查禁的命令。这可以说是我们逼着他们做出来的。我们秘密地出了一期停刊号，详细的记载着这事情的经过。那里面的两篇长文的确写得慷慨激昂，是出于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手笔。我读着它们，血就会沸腾起来。这朋友不久在高等师范毕了业，便因了生活问题到别处去了，以后我也再没机会和他见面。听说他四五年前在一个悲惨的情形下面断送了性命。
我们的刊物在当时算是很能畅销的。每星期一出版，不到半个月就完全卖光。不过收账不容易，所以期期大亏本，使得我们每期只能印一千份，又无法再版。我对于这刊物出力不多，而且我一共只写过三四篇文章。但是朋友中有几个人的牺牲却使我十分感动。有一个朋友常常为着刊物当衣服，他为了使思想和行为一致起见，曾抛弃了学业到一家裁缝铺去做学徒，晚间弄得满指头都是针眼跑到社里来服务。我当时很受他的道德的感化。这朋友现在还活着，不知道他活得怎样，我许久没有和他通信息了。但让我在此地祝福他一次。
那时候另一些人正要创办一份月刊，听见我们的刊物被封，就托人来约我们几个人加入他们里面。给他们帮忙。他们原想利用我们，但我们这几个傻孩子不通世故人情，不会和人客气。他们要我们发表意见，我们就发表意见。他们让我们做编辑，我们就做编辑。
第一次开编辑会议，没有什么争论。五个编辑里面双方各占两个，还有一个算是总编辑，可以说中立派。在第二次的编辑会议里我们应该将第一期月刊的稿子集好，大家不能够随便敷衍了。我们这方面提出两篇关于女子剪发的文章，两篇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我自己写了一篇《中国人的到幸福的路》。总编辑还好说话，对于我们提出的文章，他都通过，有一篇他说可以留到下期发表，我却坚持着非登在创刊号里不成。他也就承认了。
他们那方面的文章大半是些“之乎者也”的东西。平时不作声的我，这一次发表了许多的意见，而且变得非常固执了。结果除了那两个编辑的文章外，别的都没有被通过。
那两个编辑中有一个是四十多岁的半新不旧的老先生。
他自然不高兴我。他拿起我的文章躺在藤椅上，翘起一双脚，用国文教员看课卷的态度把它看了一遍，结果发出一声冷笑说：“这篇文章会把鼓打响的。”
“不要紧，有我负责。”我强硬地说。
“哼。”他皮笑肉不笑地望了我一眼。
谁知道两三个月以后这个人居然会做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学监，我正在那个学校读书。我每天和他见面。他好像不认识我，我自然也不会对他点头。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学校在造房子，我为了方便把办公室当做过道穿过了好几次，校长没有说话，他却跑来干涉我，我望他那拘挛着的脸，不由得想起了编辑会议的情形。
第一期月刊出版，我们胜利了。想利用人的结果反被人利用。学监之类就暗地跑到警厅去告发，警厅不来管我们。我们却因此和他们起了争执，结果是我们这方面的八个人登报脱离，而他们也就把这刊物停了。
半年以后我们又办了一种周刊，名称是《平民之声》。这一次是我主持编辑事务，通信处就设在我家里。第一期刊物编好，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天天到印刷局去看校样，我们在旁边守着工人把铅版上架。印刷局这次一定要我们把稿子送到警厅去检查，我们只得把清样送去了。是那个学裁缝的朋友送去的。我们几个人就在印刷局里面守着那印机转动，还带了绝大的注意看着每两份连在一起的刊物一张一张的从印机上飞下来。那种激动，那种热心使得我们每个人甚至忘了晚饭。
傍晚时分一千份刊物印成了，我们把它们带到作为发行部的另一个朋友的家里，我从那里再走回家。一个警察在我们公馆门口徘徊，像在等候什么人似的。
“四少爷，这封信是你的不是？”看门的老头儿看见我跨进门限，就站起来把一封信递到我手里。
信封上写着“送新世纪杂志社收启”，地址没有错。我拿出一张名片把警察打发走了。
我连忙拆开信看，里面全是官话，但意思很明显，第一期刊物看见了，言论过激，“对于国家安宁恐有妨害”，所以不能许可发行，但是希望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做，“庶不背乎造福社会之主旨”。措辞总算客气。这真叫做“自讨没趣”。我们不送检查，他们倒也不管；送去反而招了麻烦来。可笑的是刊物上面横排着“新世纪若干年”字样，人家却把这当做了刊物的名称，而“平民之声”四个大字却没有被人看见。
第一期的周刊依旧半公开地在外面卖着。不过我们在第二期上面登了一个简单启事：“本刊第一期警厅禁止发售，对于订户无法补送，敬请原谅。”
第二期出版，倒很顺利。在第三期上我的一篇短文被删去一段，我们用墨笔轻轻一勾，就对付过去了。第四期换了一家比较便宜的印刷局，他们很认真，我们以前的办法，是一面付印，一面送检查。这家小印刷局却要等到清样检查后发了回来，才肯开印，本来我从第四期起开始发表题作《托尔斯太的生平和学说》一篇长文，这自然说不上什么研究，唯一的秘诀只是抄书，第五期周刊上正登着论托氏的社会思想的一段，开头有五六行被检查员用红笔勾去了，便没有能够被印出来，但却也注明被删去若干行的字样。
这一来，我们倒觉得讨厌了。人的性情本来是这样，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检查员既然认真做，我们也就不客气了。第六期的文章便来得更厉害，每个人的文章都遭了砍头刖足的重刑，我们知道检查员快要被我们弄得发狂了。我们便想了种种方法来激怒他（或他们）。我们想他（或他们）大概不懂外国文，便故意从北京的杂志上选了一篇《支加哥殉道者》来转载，这文章很长，而且译笔欧化到十二分，我们读起来也颇吃力，这一次检查员总算吃了我们的亏，我们从发回来的清样上可以看出来他（或他们）这一次是煞费了苦心的。
但是在第八期上报复来了。恰巧在这期我们又换了印刷局。新的印刷局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我们不知道它比耗子还胆小，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留心，付印时稍微去迟了一点，刊物已经完全印好了。我们拿起一张来读，任何一篇文章，我们读来读去，都读不出意思来，连写文章的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我们翻到第四版，奇怪，连“支加哥殉道者”这个标题也不见了。原来印刷局不得我们同意，就把被勾去的字句检出，单将文章接连地排在一起，结果弄得每篇文章变成了狂病者的谵语。
我们再仔细检查一下：“这么”的“这”字没有了；“那么”的“么”字没有了；“社会”的“社”字没有了；“运动”的“动”字没有了；至于“的”“呢”“了”“吗”之类更不必说。“支加哥”大概是什么暗号，“殉道者”一定是俄文或法文，“秋天的太阳以它的抚人的微风接吻每个自由的人的双颊时”在这纠缠不清的欧化句子里，“它”这个字，中国本来就没有。“抚人”“接吻”都是猥亵字眼。微风更不会和人亲嘴。“自由”又是违碍的字眼。所以结果被改成了“秋天太阳微风每人双颊”。
我们起初很生气，但过后仔细一想又觉得好笑，从这里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看出了一个人的教养，思想和恐惧吗？结果被检查的倒不是我们的文章了。
这位可怜的老先生想拼他的老命来阻止洪水的泛滥，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样子不是一幕farce中的一个很好的场面吗？
我们印了一张刊误表附着报纸送给订户。在那张刊误表上面我们还想写着“这一期的刊物应该是历史的资料”一类的话，但却没有实行。
以后我们和检查员的关系变得更坏起来。我的兴趣也从刊物移到了检查员的身上，我专门研究他的心理，分析他，试探他，激怒他，欺骗他，各种的花样都用过，而且屡试屡效。
如我们出“师复纪念号”便专门登载解释心社规约之类的文章，一下就把他骗过了。
我想，今天假若我还可以说是有一点分析事实，分析人物心理的能力的话，这能力就是从那时候训练起来的。
纪念我的哥哥两个年轻的孩子（不，那时候我们自以为是“饱经忧患”的大人了）怀着一腔热情，从家里出来，没有计划，没有野心，甚至没有一个指导我们的师友，我们有的只是年轻人的勇敢和真诚。一条小木船载走了我们，把我们从住惯了的故乡，送入茫茫人海中去。两只失群的小羊跑进广大的牧野中了。现在大概没有人记得我们当时那种可怜而可笑的样子，可是近几年来在重庆和桂林，每当寒风震摇木造的楼房时，我总会想起在南京北门桥一间空阔的屋子里，我们用小皮箱做坐凳，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埋头在破方桌上读书的情景。我们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住了半年，后来又搬到前面另一间狭小阴暗的屋子里住了一年。在那些日子，我们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同寓的三四个同乡外，我们没有朋友。早晨我们一块去上学，下课后一块儿从学校走回家。下雨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撑着一把伞，雨点常常打湿了我们的蓝布长衫。夏天的夜晚我们睡在没有帐子的木板床上，无抵抗地接受蚊虫的围攻。我们常常做梦，梦是我们的寂寞生活中唯一的装饰。此外就是家信。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中间的唯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回去又送出来。每个星期里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不知奔跑了多少路程。我们并没有把那一年半的时光白白浪费，我们的确给自己的脑子里装进了一些东西。于是安静的日子完结了。在学校生活结束以后，我开始了飘泊的生活。那天你在浦口车站送我上火车，你温和地微笑着，嘱咐我“小心饮食，注意身体”。你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在跑了好些地方，碰了若干次壁，甚至在我靠着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的时候，我想到你，我还觉得自己有着无比的勇气。我不肯让你知道我真实的生活情况，我不愿意使你为我的苦恼分心。固然你一直过着安定的生活，但你的日子也并不是快乐的，况且你的心很细，你顾念别人常常多于顾念自己。以后不论在东吴（苏州）或者燕京（北平），你都是过着一种苦学生的生活，有时你还不得不做家庭教师，领一笔微小的薪金来缴纳学费。你从不羡慕别人的阔绰，也没有为自己的贫苦发过一句牢骚。我的生活方式连累了你，我这个叛逆使你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家”渐渐地跟你离远了，信函的往来也常常中断。你心中的寂寞是可以想到的。你最后一年的求学生活应该是怎样痛苦的挣扎埃但是你终于带着孤寂的微笑熬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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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巴黎圣母院钟声响起的时候
亚丽安娜·渥柏尔格
想不到我会在故都遇见成，更想不到会从他的口里听见亚丽安娜这个美丽的名字。
三年前的冬天我从温暖的南国回到了上海，住在闸北宝山路一个阴暗的亭子间里。在一个阴雨的早晨，我想起了在巴黎遇见的那个波兰女郎，一股火焰在我的心里燃起来。我的心没法平静下去，我的回忆要我写。我就写了那篇题作《亚丽安娜》的短篇小说。
在那篇小说里至少有一半是真的事实。亚丽安娜就是那个波兰女郎的名字，吴是我的一个朋友，金自然是我。那时我到巴黎不久，吴和亚丽安娜就因为所谓国际大会的事情被法国政府驱逐了。这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到吴的房里去，接着亚丽安娜和她的男朋友杭可来了。据说杭可就是她的爱人。他们跟吴谈了许多话，神情很紧张。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那天的大会被警察解散了，警察还查看了每个到会的人的居留证。严厉的处罚在等着他们，这是不会久待的。我看出来他们都没有恐惧，尤其是亚丽安娜，她在谈话时候常常露了笑靥，我注意地看她，这是一个身材细小的女郎。她有一头浓密的金丝发，两只蓝色的大眼睛，一张红红的圆脸。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的波兰少女所常有的。吴告诉过我，她刚刚二十岁。
第二天侦探到旅馆里来搜查吴的房间。后来听说亚丽安娜的房间那天也被侦探光顾过。以后几天就没有什么动静了。
于是一个早晨，吴突然被传到警察厅去，领取驱逐出境的命令，缴还居留证，给人强迫着打了手印，照了像，限期三天内离开法国。许多人都得到同样的处罚，亚丽安娜自然不是例外。
吴从警察厅回到旅馆来就忙着写信，又忙着出去会朋友。
亚丽安娜来了，她送来写给吴的信。从那封信里我们知道她要回到波兰去。波兰虽是她的故乡，然而她是一个被通缉的人。她要是在波兰给人捉住，至少得关上好几年。我们不愿意她回去，但是又没法阻止她。吴自己的悲哀也是很大的。他写给好些法国朋友的告别信上都说：“我要离开法国了，我爱这个地方，而且我永远爱它。”我的悲哀也很大，失掉了这些朋友，我在巴黎的生活就更寂寞了。
吴读了亚丽安娜的信，默默地坐在桌子旁边，用他那忧郁的眼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