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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承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冯友兰的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
冯友兰早年撰文，气象阔大而意义深沉，每每众望所归被推执笔重要文字。1943年，他执笔起草致蒋介石的信函，要求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据说，蒋当时看信后的反应竟是“为之动容，为之泪下”，即刻表示愿意实行立宪。
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表彰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与联大渊源颇深的史学大家何炳棣称此文为融古烁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然而何炳棣在对碑文大加推崇后，随即颓然抱憾：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了。
事过30年，冯友兰作《联大纪念碑碑文自识》，评价道：“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
研究者称，其实冯氏的感慨，岂止是“敝帚自珍”，分明是沉重的历史慨叹。在他所忆那个逝去的年代里，教授们的见识和感情，少有羁绊，发诸笔端，于是成就了一篇篇雄文。
当见识和感情受到羁绊，难以发为雄文，于是便只留下一抹颓唐的背影。及至中年以后，历经数次运动，冯友兰曾就个人历史多次写过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却都难以过关。
一天， 逻辑学家金岳霖来看望他时，两位大教授竟为检讨的事抱头痛哭。
赵元任：多“好玩儿”的语言
赵元任（1892～1982）江苏武进人，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难怪人们说，音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赵元任：多“好玩儿”的语言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梅汝璈：孤寂大法官
梅汝璈（1904－1973），江西南昌人，著名法学家。1946至1948年，代表中国赴东京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审判日本战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
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枯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地哼起了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今天，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回忆自己的父亲时，一下就想到了这一幕。他对记者谈起父亲的晚年时，有些唏嘘。他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孤寂”。
梅小璈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了。
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这让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的梅汝璈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努力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俄语，试图不被形势甩下。
据梅小璈说，现在他家还能找到父亲当年抄写俄文单词的小本。在苏联法学教材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
作为一个留美法学博士，梅汝璈曾执著坚持的那些法学信念渐渐失去了依托———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是法哲学奠基人孟德斯鸠奠定的理论，又在杰弗逊等人的实践中加以完善的。
显然，这一切已不合时宜。“文革”中，梅汝璈在一份“检查”里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其实，他个人的小环境还是不错的，起码在物质上。如果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为参照系，他并没有受太大的罪。”梅小璈在解释父亲晚年的孤寂心境时如是说，“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梅汝璈”三字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学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有研究者曾这样评价这位外交部前顾问：“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的人们所提及。
但梅汝璈注定名垂青史。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
当日，《中央日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同时在显著版面刊出标题：“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王敖今飞东京”。
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这位“壮士”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除两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被判处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者2人。
今天，由梅汝璈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璈当时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顾维钧：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上海人。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对一个24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成为驻美国公使、34岁出任外交部长的人来说，除了用“光芒四射”形容，你还能说什么？
《联合国宪章》上签署的第一个名字，是三个汉字：“顾维钧”。
1945年6月26日，在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因在发起国中按字母顺序列于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上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名学者温源宁写过一篇印象记，起首便是：“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那是1934年，温源宁写道：“作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称得上辉煌，要加以逐一列举，人们将不得不从惊讶开始而以赞美告终……他以1912年5月出任内阁秘书开始其政治生涯直到如今，凡是外交官员梦寐以求的最高职位他都已经得到了：驻美国公使（1915－1920）、巴黎和会代表（1918－1919）、国联理事会中国代表、驻英国公使（1920），并自1922年以后多次出任外交总长，而现在是驻法国公使。有一次，顾博士还做过几个月代理国务总理。”
50年后，温源宁在台湾去世之前，如果他还记得自己当年这篇充满“溢美之辞”的小文的话，他也许会微笑。因为顾维钧比温源宁文中所写的更加“光芒四射”，他经历了更多的大事件，也得到过更多的高职位。
再后一年，顾维钧在纽约逝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载文表示哀悼，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纽约总领事前往吊唁。
温源宁笔下让人“从惊讶开始以赞美告终”的顾氏履历还需要加上：中国驻外使节升格后，担任驻法、英、美等国大使；1945年出席旧金山会议，参与起草和签署联合国宪章；1957年后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直至1967年退休；晚年完成13大卷、5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温源宁说：“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会时，顾博士已经由于是中国权益既有尊严又有才干的捍卫者而闻名于世。”
年方而立的顾维钧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位居后进。但当需要向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报告山东问题时，他的前辈们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拒绝出席、或者拒绝发言，是顾维钧勇于任事，出面侃侃而谈，痛陈山东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国的态度，并从国际法的角度雄辩论证了山东当归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这场精彩发言成为和会当天的头条新闻。发言刚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务大臣贝尔福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随后，顾维钧在和会上展开穿梭外交，希望能争取到对于中国最有利的结果。最终，在无望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而根据外交史学者的研究，“此时独力支撑代表团的顾维钧对拒签和约的最终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踏入外交界那天起，顾维钧的杰出表现一直证明着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对他的评价———“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
写过《顾维钧传》的肖岗回忆：“知道他的名字，始于将他与梅兰芳、汪精卫并称为中国‘三大美男子’的一幅年画。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那时顾维钧的外交活动踪迹，常常是学校师生乃至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顾维钧在国联控诉日本的侵略了’、‘顾维钧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今天，图书馆里，灰蓝色封皮的《顾维钧回忆录》摆放得整整齐齐，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显然少有人问津。这个人，已经成为一段传奇，不知能否成为一笔财富？
叶企孙：大师的大师
这两天，看了一部关于清华物理系教授叶企孙的纪录片，他的为人师表，他的爱国情怀让人感动。和十七八岁时的叶先生相比，我们是多么的幼稚，虚弱。这种虚弱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叶先生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想想和物理朝夕相处的日子也不多，只有一百二十多天了，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要珍惜。
叶企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