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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校阅整理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于1930年编成《敦煌劫余录》，直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时人以为“劫余”说法太过刺激，劝他改名，他正色答曰：“作‘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唐文治：如何“读经”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江苏太仓人。近代著名教育家。
一个主张恢复“读经”的人，是立于时代潮头，还是忝列历史末梢？一个幼习《孟子》、终生强调“养浩然之气”的人，能否在新时代成就一番“第一等的事业”？
问号，引出一个老旧的名字，唐文治。
唐文治，清光绪进士，在清末从政十余年，官至农工商部（由商部改）左侍郎署理尚书（相当于代理部长）。1903年，清廷设立商部，唐文治拟定《商部章程》。1905年，他力促的《商律》颁行，这是参照英国公司法和日本商法制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商法，以国家法律形式宣布民间可以自由经商和集资创办各种公司，且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享一体保护之利益”。
商部主管农、工、商及交通、金融等领域，为一时之“肥缺”。唐文治为遏止官场贿赂之风习染商部，拟定《声明商部办事权限折》，规定商部官员当为及不当为之事，“严禁纳贿贪污”，并阐明商政宗旨，“以保护商民，开通商智，厚结商力，体恤商艰，培植商家元气，减轻担负，不苛扰、不干涉为主要”。
著名的张裕葡萄酒公司创办人粤商张弼士为答谢唐文治奏保张氏实业，曾赠与他“巨金”，他辞之再三。他培植过很多实业，对于商人的酬谢一律“坚辞”或“峻拒”。慈禧在颐和园召见他，赞谕“汝能廉洁办事，亦很好”。
后人评说：此之谓读经而真能“富贵不能淫”。
1906年，唐文治退出政坛，次年出任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由南洋公学改，即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监督（即校长）。在交大人眼中，“先生之于交大，犹如北京大学之于蔡元培先生和南开大学之于张伯苓先生，都是一个大学学府建立过程中的中心人物，和学校的荣誉是离不开关系的”。
按照学者余子侠的研究，唐文治长校后，先后设立铁路专科、电机专科、航海专科等，将这所工业学堂发展为真正的工科大学，并堪称近代中国最好的工科大学之一。
唐文治自谓：“回溯飘摇风雨，屡濒于危，最难堪者，改革之际，经济困迫，彼时今日不知明日，本月不知下月，本学期不知下学期，诸生相对凄惶……费几许心血，历无限艰辛，乃得稍稍有此成绩。”
1920年，唐文治辞去南洋校长职务，以几近双目失明之身，创立无锡国学专修馆（即著名的“无锡国专”），开始以读经为中心的国学教育。他为无锡国专确立的办学宗旨为“正人心，救民命”，因为“当战国之世，孟子专崇仁义之训，斥去私利……今世一大战国也，于斯而提倡仁义之说，欲以救心而救国”。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开始轰炸无锡，年逾七旬且双目早已全盲的唐文治率领全校师生，进行了被赞为“壮烈”的内迁。而后8年间，无锡国专迁学校于广西桂林，设分校于上海，一直坚持着“明耻教战”的兴教活动。
后人评说：此之谓读经而真能“贫贱不能移”。
抗战期间，唐文治居上海，汪伪教育部接管交通大学后，派人“劝驾”他出任伪交大董事长，并要挟他签字同意。唐文治从容作答：“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以不签矣！”
后人评说：此之谓读经而真能“威武不能屈”。
长校南洋时，唐文治将“着重注意道德，以全校蔚然成高尚人格”列入校章第一章，并在大礼堂悬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横幅，亲书“人生惟有廉洁重，世界须凭气骨撑”对联。
我辈生也晚，无缘得见被尊为“工科先驱、国学大师”的先贤，但在其孙、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唐孝威身上，颇能见乃祖遗风。唐孝威曾说：“祖父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对我讲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理。”
曾有记者采访这位物理院士，他说：“今年春天，我带学生到万松书院春游，秋游去了九溪十八涧，我们拍了许多照片……”这让记者感慨不已，忆起“那种源远流长的师道风流”，一如《论语》所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陈序经：能请来大师的校长
陈序经（1903－1967）海南文昌人，192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兼文化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于一身，学贯中西。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
岭南大学康乐园，以及后来迁址这里的中山大学校园内，曾有这样一个身影，手里拿着拐杖或是雨伞，在绿草红房间信步而行。路上见着教授、职工或是工友，微微地点点头，笑一笑。
实验教室里的水龙头没关好，若是窗户开着，他便贴到窗前，伸进胳膊去，尽力地用手中的拐杖或雨伞去够龙头，折腾一番，终于把水关好。然后，拍拍手，满意地离去。
有时候熟门熟路地走到某家串门，而更多的时候，只是在校园里散步，像一个园丁在关照自己的园子。
康乐园真是幸运，一度拥有过像陈序经这样出色的“园丁”。这位奇才没有选择政坛作为自己耕耘的田地，而是选择了大学校园。上世纪30年代，他曾婉拒广东省教育厅长的职位。抗战胜利后，鉴于他在侨界的名望，同乡宋子文曾力邀他出任驻泰国大使，他二拒。1949年国民党在广州组织“战时内阁”，请他当教育部次长，他三拒。
然而，这个一生淡泊官场名利的人却有着极出色的统筹领导才能。1948年受聘岭南大学校长后，他为南国请来了国学泰斗陈寅恪、数学大师姜立夫、中国临床放射学创始人谢志光等许多名满天下的学者，还邀请一大批从国外归来的新锐到校执教……
上世纪50年代，陈序经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成为朋友后曾对他说：“当初岭南大学聘请到十数名一流的教授，每个人都是我亲自去请的。”后人感慨：无法想像，如果把这些名字去掉，广东的学术文化会是怎样的图景。
陈序经与陈寅恪，二陈的交往掌故历来为人所称颂。陈寅恪的传记作者怀着一种深深的感念写道，陈序经是陈寅恪一生中碰到的为数极少的“知音式领导”。
这种“知音”，是二人认同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灵契合。以至于，校长陈序经特许教授陈寅恪除授课外，不参加校内的任何活动。事后看来，这样的关照卓有成效地保护了陈寅恪晚年的学术创造。
陈序经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我这个校长，是为学校、为教授服务的。后人回忆，这样的校长，以教师为友，他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信赖这位朋友的帮助。
他的女儿陈穗仙告诉记者，当年在康乐园东北区的那栋小楼里，从来就不缺为了各种事情来找校长的教职员工，“父亲从来不摆架子的”。她对父亲每日的散步也记忆犹新，“他总是到处去看看，了解校园和教职工的情况。他管理学校不是靠汇报，而是靠自己去看、去串门。”
陈校长乘车外出，沿途无论遇到学校出来的教授、干部，还是工人，只要车上还有位子，他都让司机停下来，请上车，顺路送一程。
当年陈序经担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法律系主任燕树棠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只得亲自当街摆卖家私杂物，引起轰动。陈序经得知后，设法给燕树棠送去钱，还打躬作揖地恳求：“以后不要再当街摆卖了，没有钱可以告诉我一声。”
在这里，作为“领导”，陈序经维护的是教授的尊严。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位大教授。上世纪30年代，他的“中国文化之出路”演讲，在全国引起一场关于“全盘西化”的大论战。他的东南亚古史研究，影响尤为深远。
陈序经评价自己一生“只是一个教书的”。后人评价：他是个永不失厚道的教书匠。“优容雅量”一词，是他一生为人办事的写照。
一位曾在中大轰轰烈烈领导过数次“运动”的前副校长1957年回中大接受审查时，与陈序经有过一段相当精彩的对话。他对陈序经说：“你有涵养。”陈序经回答：“我还需学习涵养。高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一般比较复杂，权力心比较淡薄，但也有其自尊心，甚至有怪脾气。与高等知识分子打交道，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有涵养。尊重对方的长处，不须过分强调对方的弱点。”
2005年5月的一个下午，雨后，中大校园内陈序经曾经住过的小楼显得破旧而落寞，而去年新立的故居石牌在阳光下有些反光，竟然看不大清楚。
许崇清：独立之思想
许崇清（1888－1969）广州人，教育家，华南教育界元老。
中山大学东北区8号是老校长许崇清的故居，这座二层红砖小楼曾给他的儿子许锡挥留下过许多回忆。
站在客厅，如今已是七旬老人的许锡挥念念不忘当年在这里发生的一幕：
中大党组学习小组来许家学习，讨论到正在流行的一句马克思的名言：“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许校长一听，马上从客厅起身，噔噔跑上二楼，翻出一本德文的马克思原著，捧在面前，一边走下来，一边逐字逐句地翻译给在场的人听，说这句话的原意应该是”教育者同时被教育着“。
许崇清的意思是，这不应成为一句为“整”教师而被误用的流行语。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命题，却由于错误的翻译而被用来为当时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服务。
这样的言论，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后来，许锡挥问父亲，你就不担心吗？许崇清只回了一句“做事不能走邪门歪道”。
“看起来只是文字翻译的问题，其实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两种不同的译法，可能导致的是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政策。”面对记者，许锡挥感叹，“其实，直到现在这句‘名言’的翻译问题也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许崇清有足够的“资本”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早年留学日本的十余年间，他专攻教育哲学，并因通晓德文，直接阅读了马克思的原著，成为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
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时，专业是教育哲学的许崇清却对数学颇有兴趣，他曾经在考试中撇开标准方法而用自己独立琢磨出的思路解开了方程，以至于教授惊喜地给了他102分。
也许正是由于他对科学的热衷，使这个学教育的学生阴差阳错地成了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1917年，他在一篇题为《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的文章中，使用“Einstein于1905年发表之‘相对性原理’”作为论据，对蔡元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在许锡挥看来，最早介绍相对论也许是个偶然，但许崇清作为一个小留学生居然敢“批判”蔡元培这样的大学者，却绝非偶然，“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这是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30年代，主政广东的陈济堂曾提出议案，强制各级学校讲授《孝经》。鉴于许崇清在教育界的威望，陈济棠请他负责审查这一议案。许崇清认为强制读经会使学生视野停滞不前，因此坚决反对。为此，陈济堂又是施压威吓，又是许诺送股票，软硬兼施企图逼他通过审查，但许崇清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议案。陈济棠一怒之下撤掉了他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
此事当时震动华南——一介书生竟敢顶撞广东“土皇帝”。
许崇清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共计20年，占到了中大校龄的四分之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次代理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后，1951年许崇清第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欢迎集会上，中大人评价：“中山大学是应该同许崇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教育学者杨东平称中国现代以来的大学校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每一所都与大教育家的名字相连，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奇之于清华大学……在这一长串名单中，当然不会缺少“许崇清之于中山大学”。杨东平认为：“这些大师成为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
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讨论校长问题时曾说过：一个好的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有正义和良知。这句话，用在他们的老校长许崇清身上，可谓恰当。
马相伯：一老南天身是史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
从一场战争到另一场战争，这就是马相伯的个人史：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马相伯出生；1939年，抗日战争仍在持续，马相伯逝世。
百年间，他从容游走，留下一所享誉中外的大学和一个高山仰止的背影，正如柳亚子诗云：“一老南天身是史。”
当年风靡中国的《良友》画报，历来凭借时髦的封面女郎吸引读者，却在马相伯百岁大寿那一期，以他的照片作为封面。此刻，这位老人俨然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
作为教育家，马相伯“毁家兴学”的故事，已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1902年，他以“中西大学堂”理念，创办震旦学院。“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而震旦学院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震旦学院最著名的校友，是后来的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1904年，这名被清廷通缉的陕西举人，化名“刘学裕”入学。
此后，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办学，违背学校的民主自治传统，引发“震旦学潮”。马相伯明确表示同情学生，并于1905年在吴淞另立复旦公学。“复旦”之语，出于古诗《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且含“恢复我震旦，复兴我中华”之双重寓意。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
如果仅有一所复旦，马相伯或许不会作为一种象征，赫然出现在中国最流行刊物的封面上。举国上下对他的关注，还在于他年近百岁，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一次又一次参与组织抗日民主集会。正如他的弟子、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都在此。”
面对如此尊荣，马相伯却有些落寞。寿辰之后不久，一日，胡愈之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的这些“叫声”。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华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他慷慨激昂发表抗日言论：”噩耗传来，天地变色！国家危难至斯，诚达极巅……虽自顾老迈，亦愿勉励负一部分责任“。从1932年11月起，他连续4个月发表12次国难广播演说。他在上海土山湾的居所“绿野堂”，已成为国人抵抗意志的著名象征。“七·七”事变后，他发表《钢铁政策》广播演说，呼吁国人立即行动，誓死抗击日本侵略。
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一代名联。
马相伯另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惟公马首是瞻”。
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簇拥下，端坐正中，尽现人瑞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