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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科全书-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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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来),东止于襄平(今辽宁辽阳)。燕、赵修筑北边长城,目的在于防御北方各族入侵,后来秦、汉长城即在其旧基址上加固而成。(参见彩图插页第12页)

  魏的盛衰魏是战国初年中原的一个强国。文侯、武侯两世,魏因经过政治改革而国力强盛,东面屡败齐人,又灭中山国,西面则派李悝、吴起守西河,一再挫败秦人的进攻。

  到惠王时,魏更加强大,从此更加紧侵伐宋、卫、韩、赵等国。公元前354年,魏攻赵,次年,魏攻陷赵的邯郸,齐救赵败魏于桂陵(今山东曹县),后魏将邯郸归还给赵。公元前344年,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开会,“率十二诸侯,朝天子于孟津”,并于是年开始称王,成为七国君主中最先称王者。他在礼制方面处处模仿天子,企图使中原各国都能听从魏的号令。

  惠王称王是魏国强盛的顶峰,但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公元前341年,魏军在马陵之战中,为齐伏兵所败,损失十万兵,主将太子申、庞涓都战死,实力大为削弱。魏在西面又受挫于秦,失去少梁(今陕西韩城),河西屏障被秦突破。公元前340年,秦商鞅率兵伐魏,虏魏将公子卬。惠王被迫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由于魏一再在军事上失利,不能继续称雄于中原,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滕县)相会,互尊为王,承认魏、齐的对等地位,以共分霸业,并缓和魏、齐的矛盾。

  由于秦的崛起,秦东向发展,魏首当其冲,成为秦进攻的主要对象。故惠王以后,魏日益削弱。

  秦的对外进攻和疆土的扩大秦经过商鞅变法,国势蒸蒸日上,不断攻打韩、魏,以扩大秦的疆域。公元前333至前328年,秦接连击败魏军,魏被迫割地求和,失去其全部河西之地。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开始称王。秦强大之后对三晋威胁很大,公元前318年,魏公孙衍起来联赵、韩、燕、楚“合纵”攻秦,结果被秦打败,将帅被秦俘获。公元前316至前313年,秦先后攻占赵的中都(今山西平遥)、西阳(即中阳,今山西中阳),蔺(今山西离石西)。大败韩军于岸门(今河南许昌)。对三晋的攻伐都取得了胜利。

  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战于丹阳(今河南淅川一带),楚大败,楚的军将死者七十余人。楚怀王又派兵袭秦蓝田,又败于秦。秦从此取得楚汉中地的一部分,置汉中郡,而楚失去西北的门户。秦又不断攻打义渠之戎,西向而拓地。公元前316年,蜀有内乱,秦惠文王派司马错一举而灭蜀,于是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齐伐燕和燕破齐魏、齐相王以后,齐成为关东的最强者。燕王哙晚年,哙让国于大臣子之,太子平聚众攻子之,引起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派田章率兵攻燕,仅五十天就灭燕。齐军对燕人肆意蹂躏,引起燕人反抗,终于赶走齐兵,但燕也因此而残破。赵武灵王护送燕公子职回国继位,是为燕昭王,燕国复定。

  齐湣王时,武力很强,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公元前301年,齐、秦率韩、魏攻楚,败楚于重丘(今河南泌阳一带),杀楚将唐昧。公元前296年,齐又联合三晋和宋等国“合纵”以攻秦,秦不利,故退出一部分侵占别国的土地而求和。齐和燕又战于“桓之曲”,燕损兵十万。湣王因屡胜而更加骄傲自满。公元前288年,齐和秦曾一度互相称帝,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齐和秦成为天下的两强。公元前286年,齐又灭“五千乘之劲宋”,使得“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但齐因连年兴师用众,造成“稸积散”、“民憔悴、士罢弊”。特别在灭宋以后,齐实际上已成为强弩之末。

  燕昭王即位之后,礼贤下士,乐毅等人都奔赴于燕,经过二十八年而“燕国殷富”。公元前284年,燕联合三晋、秦楚而大举伐齐,齐无力抵御,燕将乐毅很快攻下齐都临淄,湣王出走,不久被杀。齐除莒、即墨以外的七十余城都为燕所占领,并成为燕的郡县。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以骑劫代乐毅,齐将田单举兵反攻,杀骑劫,大破燕兵,收复了所有的失地,迎齐襄王入临淄。齐虽能取得胜利,但国力未能因此而重振。

  楚的削弱 春秋时楚和晋为两强,进入战国后楚已大不如以前,但因其地广人众,在关东六国中仍是比较强大的一国。魏公孙衍“合纵”攻秦,楚怀王曾被推为纵长。怀王时楚又灭越,楚的疆域扩大到今江浙和鲁南一带。自从秦、齐两国强盛起来之后,楚不断和秦、齐进行斗争,但都遭到失败,最后楚怀王被秦诱至秦国而死于秦。

  到楚顷襄王时,顷襄王“淫逸奢靡,不顾国政”,又不修城池,不设守备。公元前280年,秦攻下楚的汉北地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司马错又从蜀而攻楚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次年,秦将白起更是引兵深入,攻下鄢(今湖北宜城)、邓(今湖北襄樊附近)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西),次年攻占了郢都,秦军继续南进,一直打到今洞庭湖边上。楚的军队溃散而不战,楚顷襄王逃窜于陈(今河南淮阳)。秦在所占领的楚地设立黔中郡和南郡,从此,“楚遂削弱,为秦所轻”。

  赵向北发展和长平之战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当时在赵北面或西北方面的林胡、楼烦等北方民族,是赵国的强敌。武灵王乃向北进攻,“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武灵王晚年,传位于子惠文王,自号为“主父”,“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占领今内蒙古南部黄河两岸之地,建立云中、九原两郡,又在阴山下修长城。故在战国晚期赵成为实力仅次于秦、齐的军事强国。

  公元前270年,秦、赵战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赵将赵奢大败秦兵。公元前263年,秦攻占韩的南阳(今河南沁阳一带),使韩和其上党郡隔绝。郡守冯亭便以上党降赵。秦和赵为争夺上党郡而发生了有名的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赵军被困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因绝粮而全军降秦,秦坑杀赵卒四十余万人。次年,秦军乘胜进围邯郸,攻打两年多而城未下。后因魏信陵君及其他国家派兵救赵,秦才解兵而去。赵经过长平之战和邯郸被围,实力大为削弱。

  秦灭六国 秦从孝公、惠文王时开始向东进攻,取得不少胜利。到昭王时,灭六国的基础已经奠定。昭王任用足智多谋的魏冉为相,《史记》以为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都是魏冉的功劳。后来又任用范睢,睢对外主张远交近攻,对内则主张要清除贵戚大臣之有势者。昭王采用其谋,使秦更为强大。到昭王末年,属于三晋的上郡、河东、上党、河内、南阳等地都被秦所攻占。秦又南灭巴蜀,建立巫郡、黔中郡和汉中郡。其疆土之大,六国中罕有其匹。特别是“天下之枢”的韩魏,是当时经济、文化上最先进的地区。而秦占领了不少韩、魏的领土,两国之君甚至入朝于秦,“委国听命”,秦对中原已起到主宰的作用。

  到秦庄襄王时,东周、西周都被秦所灭,“秦界至大梁”,其势力进一步深入到关东地区。公元前246年,秦王政(见秦始皇)即位,吕不韦仍为相,招致天下宾客,准备灭六国。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自执政,以李斯为佐,开始大规模对关东用兵,为配合军事上的攻势,秦又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以分化其内部。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以韩地为颍川郡。公元前228年,用反间计杀赵将李牧。次年,攻下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逃到代地,自立为王。公元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逃到辽东。次年,秦决河水灌魏都大梁,城坏,魏王投降,魏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六十万人攻楚,虏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地,楚亡。公元前222年,秦攻辽东,虏燕王喜,又攻代而虏代王嘉,燕、赵两国亡。次年,灭齐,中国统一。

  经过战国,全国从分裂割据的状态走向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春秋到战国,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手工业、水利、交通、商业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使各地区经济上的不平衡性减少,彼此间的联系加强,相互的依赖关系更为密切。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政治方面,各国经过变法,建立了百官必须服从君主法令的新的中央官僚制度;地方上原来的贵族分封制为郡县制所取代,从而消除了各自为政的现象。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为大一统政权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秦能够统一中国的客观原因为:秦据有富饶而又易守难攻的关中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秦变法比关东六国更为成功,对旧势力、旧制度的铲除较彻底,故在经济、政治方面比其他各国更为先进。秦昭王时,荀子曾到秦国去过。他说秦实行法治很成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较少,政治清明,故秦从孝公至昭王,军事上屡能获胜,决非偶然。

  边境内外各族

  春秋时期中原的戎、狄,到战国时都已和华夏族融合为一了。但在离中原较远的地区仍有许多其他民族,这些民族居住在燕、赵、秦、楚等国境内或境外。

  胡貉和氐羌 胡貉是当时人对北方各族的泛称。分布在今东北或蒙古大草原上者为东胡和匈奴,分布在今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山西北部者为林胡、楼烦。这些民族主要以畜牧为生,善骑射,是各族中武力最强者,中原各国受其威胁较大。赵国从襄子时起就不断和其北面的胡貉人作斗争。武灵王时,赵曾经大破林胡、楼烦,把所占领的土地置为赵的郡县,但双方的斗争并未结束,到战国末年,赵将李牧又“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

  战国后期,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地千里,燕乘胜而进,在边境上修建长城,又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

  匈奴长期受东胡的控制,和中原国家的关系较少。

  貉人分布于今辽宁境内,他们以渔猎和农耕为业,不同于以畜牧为主的胡貉各族。在今内蒙古、辽宁等地,发现过不少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有青铜的短剑、匕首、戈、工具和马饰等物,还有铁器、金银器和燕国的刀币。这些遗物当是貉各族所遗留下来的,因为其中有些器物或花纹具有浓厚的畜牧民族文化的特征。但里面也有些器物是仿自中原,或者就是从中原流入的。这表明当时这些民族和中原各国有来往关系,甚至受到中原文化明显的影响。

  氐、羌族分布于今西北,和秦邻近者为大荔、义渠,“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秦于战国早期灭大荔,和义渠相周旋时间最长,到公元前272年才灭义渠,并将所得到的土地建立了陇西、北地郡。

  巴蜀 战国时蜀人分布在今川北和川西一带。巴人分布在川东的嘉陵江、长江沿岸。秦惠王时,秦派司马错率兵灭蜀,同时也灭巴。秦将蜀王降为蜀侯,派陈庄为蜀相以监督蜀人。公元前301年,蜀起来反抗,秦又派司马错定蜀,后来就开始在蜀、巴设立郡县。蜀人的历史很古老,从出土的铜器来看,它早期受商、周文化影响,到战国时则受秦、楚影响较大。在蜀人和巴人的青铜器上,常见有属于他们自创的象形的文字。青铜器制作甚精,和中原各国所作者可相媲美,可见其文化程度之高。

  越 越人分布地区颇广。今浙江、江西和两广、福建等地都是越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战国文献记载中已有“百越”、“扬越”、“瓯越”、“闽”等名称不同的部族。

  根据考古发现,可知在浙江和广东、广西一带,战国时期越人在青铜器制作方面已进入发达的阶段,能冶铸出精美的钟、鼎和戈、矛或多种工具。器形、花纹带有地方特色,但也能看出有楚文化的某些影响。在广东的有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铁器,尽管数量不多,也表明中原的先进文化已进入到今岭南地区。

  诸子的思想与学说

  战国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是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少数贵族已不能再继续垄断文化知识。随着私学的出现,“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游说之士,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齐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而争相礼贤下士,甚至连一些贵族、官僚也招贤养士。齐国在临淄稷门设馆,招徕慎到、邹衍等知名之士,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不任职而议论国事,从战国初到战国末,稷下一直是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秦相吕不韦也“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氏春秋》一书即由其门客撰写而成。养士之风的盛行,为文学之士提供了活动的环境和条件。他们可以潜心于学术,著书立说,使文化学术获得空前发展。

  《汉书·艺文志》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说明众多学派的产生是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各国君主不仅对各家“兼而礼之”,不主一家,还鼓励和支持各家之间的相互论战,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显学除孔、墨两大家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诸家,一家之中也不断分化为更小的学派,如韩非说战国末“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各家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而他们确实“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都作出一定的贡献。

  墨子,名翟,约生于春秋末年,鲁人,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家的出现较儒家略晚,但墨家对儒家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儒、墨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派。流传至今的《墨子》一书,其中保留着墨子的思想和主张,也有部分为其后学的作品,书中提到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种主张,是墨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墨学带有较强的人民性和进步性,在战国时为显学,但从秦汉开始,墨家某些观点渐被儒家所吸收,其余则因不合世用而得不到人们的重视,故渐趋于衰落。

  孟子,名轲,邹人,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之门下,是战国中期的儒学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图象

  大师。孟子主性善之说。他要求人们通过存心养性,努力使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扩而大之。在政治方面他提出了关于仁政的学说。仁政的具体内容是要求君主去注意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处境。他还提出“民贵君轻”的说法。孟子的学说对后代的思想文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的仁政和重民思想,对后代开明君主或进步思想家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北宋以后,孟子的著作也成为儒家的经典。长期以来,孟子因仅次于孔子而被称为“亚圣”,人们也把儒学称之为“孔孟之道”。

  老子,事迹不详,流传至今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即道家思想)的主要依据。书中提出唯物主义的天道自然的观点。以为天地都是按照客观规律而运动的。老子在朴素辩证法的指导下,认为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对立转化的联系。他在治国方面则强调“无为”。即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要逆理而动。特别注意宽减农民的租税负担。《老子》书中的许多哲学原理,对后来中国社会有过深远的影响。如统治上层常用“无为”来缓和国家与人民的矛盾,而象小胜大、弱胜强之类的思想,又成为下层人民展开反抗斗争时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庄子,名周,宋人。他曾作过漆园吏,约与孟子同时或稍晚,是战国时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流传至今的《庄子》,涉及了许多有关宇宙万物的探索和讨论。《庄子》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体。道是自然无为,人只能顺从它而不能超越它或违背它。故崇尚道实际上就是崇尚自然。《庄子》还提出了避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相对主义,即“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彭祖为夭”。但相对主义运用到社会政治方面,则认为儒墨孰是孰非无法回答,从而导致认识上走向不可知论的倾向。由于《庄子》崇尚自然,故而强调人的活动必须和客观规律相顺应。但另一方面,只强调适应自然却又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赵人。他批判各家,又吸取各家之长,是战国末儒家之中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他接受了道家的自然观。所不同的,是荀子以为人定胜天而不应单纯顺应自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论点。

  荀子在人性问题上的见解,与孟子正相反,他主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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