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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科全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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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以后,佛教逐渐兴盛,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之中。道教也在政治、社会方面起相当作用,都应在史书中有所反映。但魏收之前的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佛家事附于东夷传。沈约《宋书》附于蛮夷传。《魏书》中始设释老志,不能不目为卓识创举。北魏时鲜卑部族蕃衍,太和以后又有改鲜卑姓为汉姓之举。魏收师汉人氏族谱牒之意,结合北方民族部落族姓的风习,设官氏志,于百官之外兼志氏族,是适应时代特征的处理方法,为后人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极大方便。《魏书》本纪、列传相连,而志列在最后,符合刘知几《史通》所谓:“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列传的类列和次第,也都各有其意义。书中收录的诏令奏议,大都关系政治,其他文章,也足供考察作者身世和为人。而当时流行的轻浮诗文,所取极少。这些都是《魏书》的显著优点。

  魏收在北齐时修魏史,北齐继承东魏,他不得不以东魏为正统,因有不少挂漏,对高欢也多溢美。例如地形志以文书散佚为理由,不依据北魏最盛的宣武帝延昌年间版图,反而采用偏安的东魏武定之世为标准,给后代研究北魏历史造成很大困难。魏收为人恃才傲物,利用修史凌侮别人,“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因而申诉其不公平者百有余人,称其书为“秽史”。实际上,作为封建史家,在政治上的荦荦大端,魏收的观点和当时统治阶级公认的看法是相一致的。例如传说他因受金而为尔朱荣作佳传,但《魏书》尔朱传中对他的专横残暴以及给魏朝统治带来的祸害,都有充分的描述和足够的谴责。“秽史”之说,只是一些门阀士族斤斤于自己祖先在书中的反映,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周一良) 
 


    
魏太武帝拓跋焘
    魏太武帝拓跋焘

  (408~452) 北魏皇帝。鲜卑族。小字佛狸,庙号世祖。在位三十年。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孙子。泰常八年(423),十六岁的拓跋焘即位。自此,东征西伐,始光四年(427)率军进攻赫连夏,占领都城统万(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继续与夏争夺长安。神■三年(430)关中之地全入北魏,夏的残余势力最后被消灭。太延三年(436)攻灭北燕,向东北扩张了疆土。五年,击败北凉沮渠氏,占领河西,至此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事业。与江东的刘宋王朝对峙,形成南北朝的局面。自前凉张氏以来,河西地方文化学术比较发达,号称多士。北魏自道武帝以后,政治上使用汉族高门,汲取不少魏晋典制;吞并河西后,又有大批河西文士进入北魏统治区域,不少到平城去做官,受到重用,北魏的儒学才开始兴盛。

  在向东西扩张的同时,北魏也警惕北方柔然的威胁。拓跋焘保持游牧民族部落联盟酋长的习惯,出军多自任统帅。他七次率军进攻柔然。太平真君十年(449)大败柔然,收民畜凡百余万。柔然可汗远遁,北方边塞得以安静。但保据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的氐族杨氏,却始终依违于北魏与南朝之间。拓跋焘虽几次用兵,终未能长远征服。

  拓跋焘注意西域的交通。太延三年(437)派遣散骑常侍董琬、高明等多携金帛,招抚西域九国,成为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宋云、惠生出使西域的先驱。以后西域与北魏保持经常联系的,有十六国之多。

  拓跋焘为人勇健,善于指挥。战阵亲犯矢石,神色自若,命将出师,违其节度者多败,因此将士畏服,为之尽力。有知人之明,常从士伍中选拔人才。赏不遗贱,罚不避贵,虽所爱之人亦不宽假。自奉俭朴,而赏赐功臣绝无吝惜。认为功臣勤劳日久,应让他们以爵归第,随时朝见饷宴,百官职务则可另简贤能。这样就保证了行政效率,使政治多少能健全发展。他还以为“文体(指文字)错谬”,下诏造新字千余,颁下远近,惜已不传。

  作为一个统治广大胡汉各族人民的胡族君主,拓跋焘维护鲜卑地位,猜疑其他各族和他祖父拓跋珪相似,动辄杀戮。作战对阵时以骑蹙步,可以看出鲜卑骑兵的优越地位。围盱眙时给宋守将臧质信中说,北魏军中冲锋陷阵的都不是鲜卑人,杀死丁零与胡人士兵,可以减少常山赵郡及并州地方的麻烦;杀死氐、羌士兵,可以减少关中的麻烦。所以,宋军杀死这些斗兵,于魏国并无不利。这虽是故作激愤之言,但明显反映拓跋焘对待非鲜卑各族的态度,与苻坚兼容精神迥然不同。他倚重汉人,李顺、崔浩、李孝伯等先后掌握朝权。然而崔浩修国史详实记载魏先世事迹,可能涉及某些鲜卑习俗和隐私,有伤体面,拓跋焘不惜兴动大狱,将三朝功臣司徒崔浩处死,连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以及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遭族灭。事后拓跋焘说“崔司徒可惜”,有后悔意。

  拓跋焘追崇祖先,缅怀旧俗,是鲜卑统治者民族意识的另一表现。太平真君四年,乌洛侯国来告,拓跋祖先祭天石室尚在,拓跋焘即派人奉祭。1980年7月,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大兴安岭北段东麓发现的嘎仙洞,即此石室。壁上刻有太平真君四年七月拓跋焘派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致祭的祝文,文字较魏书记载略详,称以祖先可寒可敦配饷皇天后土。此洞的发现,证实了鲜卑族发源之地的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

  拓跋焘统治时期,氐、羌、屠各,以及所谓“杂虏”、“杂人”的各族人民起义非常频繁。太平真君六年卢水胡盖吴在关中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发动的起义,声势最为浩大。盖吴建号秦地王,有众十余万,得到安定卢水胡刘超、河东蜀薛永宗的响应,拓跋焘调动强大的兵力才镇压下去(见盖吴起义)。拓跋焘受崔浩、寇谦之影响,奉道排佛。镇压盖吴过程中,在长安佛寺中发现大量兵器,认为佛寺与盖吴通谋,太平真君七年,决心废佛,诛杀僧人,焚毁经像,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沉重打击。

  嘎仙洞石刻祝文拓本 出自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

  经过元嘉之治的休养生息,宋文帝刘义隆开始具备北伐的条件。而北魏境内也再无后顾之忧,拓跋焘得以兵锋南向。宋军一度抵达北魏河南三镇(础x、滑台、虎牢),终以孤军深入,不能据有其地。十一年,魏军围悬瓠(今河南汝南),次年拓跋焘亲率大军南下,经过彭城、盱眙,直达江边的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建康震动。但魏军还不具备渡江灭亡南朝的条件,只蹂躏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在江边掠民烧屋后退军。

  中常侍宗爱行为不法,诬陷太子晃的宠臣,晃忧惧而死。拓跋焘哀悼太子,宗爱惧诛,于承圣元年(452),谋杀了拓跋焘。

  参考书目

  米文平:《大兴安岭北部发现鲜卑石室遗址》,《光明日报》1980年1月25日。

  (周一良) 
 


    
魏文帝曹丕
    魏文帝曹丕

  (187~226) 三国时期魏国君主、文学家。字子桓。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魏武帝曹操次子。东汉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太子。延康元年(220),曹操死,继位为丞相、魏王。当年十月,迫汉帝禅位,自立为帝,国号魏,改元黄初,将都城由许昌迁至洛阳。在位七年。曹丕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中书省,其官员改由士人充任,与西汉用宦者充任中书不同。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在他统治之初,三公希预朝政。废除东汉以来灾异归过三公的旧习。鉴于东汉母后干政和外戚之祸,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控制藩王极严,子弟皆“不闻邦国之政”;所封王国,土地荒瘠,人口寡少,军事力量极弱,并专设官吏对他们进行监督,目的是防帝位争夺。为防统治秩序混乱,下诏敢有沿袭东汉旧习,子弟为父兄私复仇者,皆族诛;还规定除谋反大逆之外,敢行诬告,“以其罪罪之”。他又建立并推行九品中正制,力图把用人权从大族名士手中收归朝廷。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巩固了魏国统治。他曾三次亲自统军伐吴,因条件不成熟,皆无功而还。

  曹丕爱好文学,并有相当的成就。写下《燕歌行》等中国较早的优秀七言诗。所著《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祝总斌) 
 


    
魏武帝曹操
    魏武帝曹操

  (155~220) 东汉末权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父曹嵩,宦官曹腾养子,虽官至太尉,仍为士族所鄙。二十岁以孝廉为郎,向以骑都尉,参与镇压颍川黄巾起义军,被命为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中平六年(189),因董卓专权,逃离洛阳,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散家财,聚兵五千人。与袁绍为首的东关州郡军一起讨伐董卓。当时诸军畏卓,莫敢先进,唯操出战,董卓西逃,袁绍表操为东郡太守。初平三年(192),青州黄巾起义军攻入兖州,杀刺史刘岱,州吏拥曹操领兖州牧,率兵打败黄巾军三十余万,收其精锐为部下,号“青州兵”。在随后几年的兼并战争中,表现出杰出才能:打败袁术,攻破陶谦,平定张邈,消灭吕布,逐渐壮大成一支与袁绍相对抗的力量。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打败袁绍十万大军,乘胜追击,陆续攻占原属袁绍的冀、青、幽、并四州。十二年,又消灭曾收留袁绍二子、以辽西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为根据地的少数族乌桓势力,基本统一北方。

  曹操根据毛玠、荀彧谋划,于建安元年将处于困境的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作为傀儡,并迁都于许。从此,他“奉天子以令不臣”,政治上主动,号召力增强。

  他采纳枣祇建议,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许多州郡,史称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从物质供应上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见曹魏屯田)。

  他精通《孙子兵法》,是今存为此书作注的第一人。著有兵书十万余言。善于运用古代军事学说和战略战术,“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他多次下令求贤,要求“唯才是举”。与东汉重视德行、门第不同,只要才干杰出,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出身微贱,不懂儒家经术,不仁不孝,名声卑污,他都考虑予以重用,甚至拔为大将、牧守。豪强大族率众投奔者,也极力笼络,崇以官职。因此,他又不完全否定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部下对他如不竭诚效忠,一经发觉,立即清除,毫不容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手下人才济济。

  曹操“揽申、商之法术”,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很大,不官不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强调“拨乱之政,以刑为先”。在此思想指导下,他残酷镇压农民反抗。同时对豪强大族的不法行为也往往给予严厉打击。平定冀州后立即下令,加重对豪强兼并的惩罚。

  建安十三年,曹操进位丞相,率军南征。荆州刘表适病卒,子琮归降。操进军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与孙权、刘备联军会战于赤壁。其时南北统一条件远未成熟。北方军队长途跋涉,不服水土,兵多疾病;荆州降军心有顾虑,未肯力战。加上曹操骄傲轻敌,在联军火攻之下大败而归(见赤壁之战)。他从此转向巩固北方的统治,镇压朝廷中异己力量包括皇后伏氏的反抗,并继续消灭北方残余割据力量。建安十六年讨平关陇地区马超、韩遂;四年以后又征降汉中的张鲁,为代汉作了充分准备。在此期间,曾数次进攻孙权、刘备,无功而还。

  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公、建魏国,都于邺。魏国拥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以下百官。三年后曹操进爵魏王,用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他名义上还为汉臣,实际上已是皇帝,子曹丕代汉,追尊魏武帝。

  曹操诗歌造诣极高,所作《薤露行》、《蒿里行》、《步出夏门行》等,皆悲凉雄浑,气势磅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句传诵千古。在他奖掖、提携下,周围聚集了一批优秀文人,出现了著名的建安文学。

  对曹操的评价历史上自来是毁誉掺半。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史学界围绕曹操的功过及是否应为他翻案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集中在: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功过;统一北方的评价;他代表的是哪一社会阶层的利益。有人认为,曹操的形象受到后代学者的歪曲,而其历史功绩远远超过过失,应为其翻案。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倾向于认为曹操是一个在历史上作出过多方面贡献的杰出人物。(参见彩图插页第29页)

  参考书目

  《曹操论集》,三联书店,北京,1960。

  (祝总斌) 
 


    
魏孝文帝元宏
    魏孝文帝元宏

  (467~499) 北魏皇帝。原名拓跋宏。庙号高祖。鲜卑族,在位二十九年。皇兴五年(471)献文帝拓跋弘传位给五岁的太子拓跋宏,国政由其祖母冯太后主持。曾于太和九年(485)颁行均田令(见均田制)。次年以后,元宏开始亲自草拟诏策,较多参预政事。十四年冯太后死,元宏独揽朝政。他的汉文化修养很深,十分器重出身江南高门的王肃。认为鲜卑族必须汉化才能巩固政权,统一南北。他改变鲜卑姓氏,如改拓跋为元;禁止使用鲜卑语言和服饰;一些鲜卑贵族依高下规定为姓或族,使成为与汉族高门卢、崔、郑、王等相等的门阀;为诸弟聘娶汉族高门之女为妃;选拔人才时专重人望。

  元宏因为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无漕运之路,而且僻处北边,不利于控制中原,便向南发展,十八年迁都于东汉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汉化与迁都遭到鲜卑族人的反对,太子恂反对其政策,终于被废、被杀。迁洛以后,元宏更多地亲迎中州儒士,拓跋氏宗室和代北旧人益加不满,在平城发动叛乱,被镇压下去。迁都的次年,元宏即以齐明帝萧鸾篡夺政权为借口,亲率大军南伐,从东路渡淮水向寿春进军。他有意南临长江,但淮南三大重镇寿春、盱眙、淮阴都未攻克,只得遣使臣临江责骂萧鸾。二十一年又从西路南下攻南阳、新野,亲自率军攻悬瓠(今河南汝南),沔北大震。次年萧鸾死,元宏以礼不伐丧而退军。二十三年再从西路南伐,进到马圈城(今河南邓县北),因病班师,死于军中。

  (周一良) 
 


    
魏源
    魏源

  (1794~1857)晚清思想家。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墨生,又字汉士。湖南邵阳县隆回人。晚年信佛教,法名承贯。嘉庆十九年(1814)以拔贡入京就读太学,治汉学、宋学及《公羊传》,并与龚自珍切磋古文辞。

  嘉道之时,清朝已入衰世。魏源以天下为己任,讲求经世之学,力图以之谋求国富民强,从而成为晚清学术的开风气者。他由习王守仁心学而改从今文经学(见今文学派),论学以“通经致用”为宗旨。对于充斥朝野的考据学风和理学的性理空谈,皆加贬斥;指出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宋学同样“无一事可效诸民物”。他反对拘泥古制,依据《春秋》公羊家说,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这种思想,不为时人所接受,故他自道光二年(1822)后历经会试而屡不中。

  道光初年,魏源曾先后任江苏布政使、巡抚幕僚,主持《皇朝经世文编》纂辑事宜,对海运、水利诸政多所建言,力主以海运代河运,重申“惟海运可再造东南之民力,惟海运可培国家之元气”。道光八年,入京任内阁中书,与同官龚自珍以讲求匡时救弊之学而齐名,有“龚魏”之称。后居父丧侨寓扬州,深得两江总督陶澍倚重,力赞陶澍以票盐法整顿淮北盐务。后法行淮南,使两淮盐课成数十万增长,年收银五百万两。促成两淮盐法改革,是魏源对当时盐政的重要贡献。

  鸦片战争爆发,魏源一度应钦差大臣裕谦聘,入浙江参赞军务。兵败,感愤时事,撰成《圣武记》十四卷。他深以鸦片战争败北为国耻,试图用清初以来的武功之盛激励民气,重振国威,抵御“英夷”,并提出了一些强国的具体建议。他针对积弊,于兵饷主张开源节流,整顿财政,“采金更币”;于河工主张修复黄河故道,导河于大清河入海。又遵友人林则徐嘱,据林所主持译编的《四洲志》,参以历代史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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