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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的辑佚工作是很出名的，于是便有人把前代人的文章诗词收集起来，编成集子，尽管不能归入清人文集，但搜求遗文、校刊训释相当艰苦，也可算清人在学术上的一大成就。从康熙时候起，由官府倡导陆续编出的《全唐文》、《全唐诗》、《全金诗》等，都是些费工费时的大部头书。其他如张金吾辑《金文最》、李调元的《全金诗》、缪荃孙的《辽文存》等，亦颇见功夫。而最足称道的当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据作者自称，他曾历时二十七年，竭尽搜求爬梳之力，始得功成完篇。
清人文集，不但是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资料，而且因为集子中的内容包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所以也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所看重，是进行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郭松义）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
西汉文帝、景帝两代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汉文帝刘恒（前203～前157），汉高祖刘邦中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二十三年。汉景帝刘启（前189～前141），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十六年。
汉文帝刘恒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
汉景帝刘启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又把秦时十七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二十三岁。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见云梦秦律）。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改革的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虽没有认真执行，但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其动乱隐患；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合谋叛乱（见吴楚七国之乱），与此当有一定的关系。
（于豪亮）
《文史》
《文史》
大型不定期学术研究刊物。专门发表有关中国历史、文学、哲学、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研究考证文章。1962年创刊，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新建设》编辑部编辑，中华书局出版。每辑约三十至五十万字。至1966年停刊时，出版了四辑。1978年复刊后，改由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辑，仍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88年底，已出版三十辑，共发表五百多位作者的九百多篇文章，约一千一百万字。以“崇尚实学，去绝浮言”为办刊方针，注重资料和考证，强调实证性、创造性，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和质朴平实的文风，受到国内文史界的好评。近年来，又注意发表海外学者的论文，引起港台学术界和国外汉学界的关注，成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园地。
（李解民）
《文史杂志》
《文史杂志》
抗日战争时创办的文史学术刊物。1941年1月在重庆创刊，先后由独立出版社、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一卷三期起）、重庆中华书局（1944年1月三卷一期起）出版。该刊原由朱家骅发起创办，隶属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受秘书长吴铁城领导，社长为叶楚伦，但都不过问社内具体事务。创刊时主编为卢逮曾。1941年6月顾颉刚任副社长兼主编，自一卷九期起直至停刊。史念海、魏建猷等都曾担任过编辑。1945年2月，因顾颉刚在文化界对时局宣言上签名，秘书处停发经费，刊物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此中断，由顾颉刚自任社长，艰苦支撑至抗战胜利，出满了五卷。抗战胜利后，曾两度在上海复刊。第一次在1946年，由中国出版公司出版了两期；第二次在1948年，由文通书局出版了三期。顾颉刚坚持自主办刊的方针，认为“文与史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唤起民族意识的利器”。因此，《文史杂志》虽系纯学术刊物，但内容力求通俗，讨论的问题亦能和时代相联系，受到读者的欢迎，销售遍及内地各省。
（王煦华）
文天祥
文天祥
（1236～1283） 南宋末大臣、民族英雄。小名云孙，字天祥，后以字为名，改字履善，后又改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幼时从父文仪读书，并在白鹭洲书院学习。宝祐四年（1256）中进士第一名，与陆秀夫等同科。开庆元年（1259），授签书宁海军（临安，今浙江杭州）节度判官厅公事。当时蒙古军大举攻宋，进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宋廷大震，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文天祥尚未就职，毅然上疏请斩董宋臣，未被采纳。他从此不愿为官，几经推辞，到景定二年（1261），才接受了秘书省正字之职。在任官中，经常受到排挤，还得罪了权臣贾似道。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出任湖南提点刑狱；次年，调任知赣州。此时，元朝发动了灭宋战争。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正月元旦，文天祥在赣州得到元军渡江的谍报，不久接到谢太后要求各地起兵勤王的诏书。他立即组织两万人的队伍，开到临安。这时，元军已近逼临安，谢太后决心投降。德祐二年正月，谢太后向元军投递降表，文天祥反对无效，且被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元营谈判。他在元营与元丞相伯颜争辩不屈，又怒斥降将，遂被扣留，押解北上。行至镇江，与随从人员设法逃出，历尽艰险，到达通州（今江苏南通），再从海路南下到福州。宋端宗赵昰任他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他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组织军队，继续抗元。景炎二年（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文天祥从福建路转移到广南东路，越过大庾岭，进入江南西路，收复兴国等县，包围赣州，气势颇盛。不久，元大将李恒到江西，打败宋军。空坑（今兴国境）之役，文天祥主力溃散，欧阳夫人等家属都被元军俘获。但他仍不灰心，收拾散兵，退屯南岭（后改称忠臣岭，在今广东永安东南），转进海丰，在广东的潮、惠州继续进行抗元活动。帝昺祥兴元年（1278年、元至元十五年），驻在厓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的宋政府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十二月，元张弘范从海陆大举进攻，文天祥撤出潮阳，转移海丰，准备入山结营固守。行至海丰以北的五坡岭，被元军追及，文天祥被俘，部下殉难者不计其数。次年正月，被移上海船，从潮阳驶往厓山，经珠江口零丁洋时，赋著名的《过零丁洋》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明不屈之志，为千古绝唱。张弘范命人劝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他录此诗作为答复。南宋灭亡，文天祥被押北上，于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初一到大都（今北京）。前宋丞相留梦炎、受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先后奉命劝降，都被拒绝。元朝权臣阿合马亲到住地问话，丞相孛罗等在枢密院堂上审问，文天祥慷慨陈辞，义薄云天。此后，他被关禁在兵马司狱中，阴暗潮湿，冬令严寒，夏季酷热，均甘之如饴。欧阳夫人和两个女儿也在大都过俘囚生活。文天祥明知只要一屈膝，便可与家人团聚，仍不改变初衷，仅嘱家人“归之天命”而已。他身在狱中，而诗句墨迹传遍京城，被视同珍宝，狱中的元朝军官士兵也常请他讲古人事迹。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1283年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文天祥答以“天祥为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次日，在柴市（今北京东四北大街府学胡同，明朝时在此地建文丞相祠；一说在宣武门外菜市口）慷慨就义。文天祥遗著有《文山先生全集》。他前期的诗文多酬应之作，比较好的诗也只表现了隐逸的志趣，或带有感伤哀愁的情绪。赣州起兵以后，风格为之一变，诗词散文都悲壮刚劲，感人至深。他把国家、人民和自己的遭遇，用诗词逐事记录，把从镇江逃出元营后的记事诗，编成《指南录》；又将被俘以后所作，编为《指南后录》；在狱中又集杜甫诗句，成《集杜诗》二百首，历述“颠沛以来”的“世变人事”，抒发自己的亡国之痛。其他作品如《正气歌》，历数史书所传各代不畏强暴、不惜牺牲的人物，表示自己准备随时献出生命的决心，尤为数百年来传诵不绝之作。
北京文丞相祠
参考书目
陈清泉：《文天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万绳楠：《文天祥传》，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5。
（沈起炜）
《文献》
《文献》
北京图书馆主办的学术性刊物。1979年在北京创刊，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曾以不定期的丛刊形式，每年出版四辑。1985年起，改为季刊。创办者丁志刚，现任主编陈翔华。曾经参加过刊物领导工作的，还有胡沙、李希泌、杨殿珣等。该杂志披露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公私典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古籍文献（包括珍本秘籍，罕见的抄本、异本，名人佚稿、题跋、信札、墨迹，稀见方志、舆图、谱牒、档案、文告，甲骨金石，彝器铭文，汉简，敦煌遗卷，佛道藏经，少数民族文献等）及其研究成果；并发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与训诂学等研究论文。重要栏目有：北京图书馆藏善本书叙录、方志图谱研究、中国刻书史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献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献与研究、关于文献与文献学问题、中外文化交流，还有博士学位论文提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等。《文献》杂志以内容充实、材料可靠、文风朴实，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陈翔华）
《文献丛编》
《文献丛编》
史学刊物。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原名《掌故丛编》，由该院图书馆掌故部主办，主要系统发表整理出的院藏清代宫中档案、内务府档案、内阁大库档案和军机处档案。由陈垣、沈兼士负责，许宝蘅主编，单士元、刘儒林编辑。1928年1月创刊。初为月刊，中有间断，至1929年10月出版十辑，图书馆掌故部另立为院文献馆后，1930年3月，该刊改称《文献丛编》，出版第一辑，其余一仍其旧；七辑起由单士元自任编辑。中间仍有断，至1943年1月出版四十六辑，另有增刊六辑，共五十二辑。先后发表的有苏州织造李煦奏折、康熙硃笔御旨、康熙与罗马使节文书、雍正朝关税史料、雍正朝文字狱、圆明园史料、修建京师大学堂史料、俄罗斯档、乾隆朝文字狱、乾隆朝天主教流传中国史料、密记档、荷兰国交聘案、英吉利交聘案、关于鸦片战争之中英交涉事件、英法联军战役之中英中法交涉事件、太平天国史料、教案史料、徐锡麟革命史料、秋瑾女士亲笔告国人书、台湾风俗图等大量关于清代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宗教的珍贵史料，使清代档案开始有系统地公布于世，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至今仍为治清史者推重。
（姜舜源）
《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
从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通史。简称《通考》，共三百四十八卷。作者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南宋末年丞相马廷鸾之子。马廷鸾曾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博学多才，藏书甚富。马端临受父亲的影响，并且接触到很多的资料，约从三十岁时开始，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撰成该书。
唐朝杜佑编撰的《通典》，也是一部典章制度史，但所分门类失之太宽。马端临在《通典》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补充。把《通考》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二十四门，各门再分子目，制度史的体例更加细密完备。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是作者的新创。《通考》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各朝正史、历代会要、《资治通鉴》等史书外，还采用了私家著述的史书、传记等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这些史籍记载就是“文”，“文”的意思是典籍。此外，在叙事中还引用了很多当时臣僚的奏疏和学士名流的议论。这些奏疏、议论就是所谓“献”。“献”的意思是“贤者”。因为作者企图通过这些资料，对各项典章制度进行融会贯通、原始要终的研究，故取名为《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对宋代典章制度的记述特别详细，可以订正、补充《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