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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科全书-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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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书目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拾遗》,《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0辑,成都,1983。

  (蒙默) 
 


    
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

  三国时期吴、蜀两国之间争夺荆州的重要战役。因交战于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史称夷陵之战;又因最后决战于猇亭(今湖北宜都北),亦称猇亭之战。赤壁之战后,三国分立。不久,刘备入蜀占据益州,留大将关羽坐镇荆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率军围曹操大将曹仁于樊城,水淹曹操七军,降于禁、斩庞德,震动许都。曹操采纳谋士司马懿、蒋济建议,利用孙、刘之间的矛盾,劝孙权向荆州进攻关羽后方,以缓和关羽北上的压力。

  居于建业上游的荆州直接关系孙权江东政权的安危,又是蜀与魏争夺中原的战略要地,一直为吴、蜀所必争。当年十月,孙权趁关羽与曹军在樊城作战之际,派大将吕蒙袭取了荆州治所江陵。关羽腹背受敌,十二月南返至章乡(今湖北当阳东北),与子关平皆为吴将俘杀。孙权占领荆州,吴、蜀联盟关系破裂。

  夷陵之战图

  刘备为了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章武元年(221),不顾臣僚反对,决定进攻东吴。七月,刘备亲率大军东进,前军四万人在巫县(今四川巫山北)初战告捷,随即占领秭归。翌年正月,蜀水军屯驻夷陵,占领长江两岸。孙权命陆逊为大都督,率军五万迎战。二月,刘备自秭归率诸将所统军队向前推进,连营数百里,前锋屯驻夷道(今湖北宜都)和猇亭。陆逊据守有利地形,坚持以逸待劳,采取防御方针,不与蜀军决战。吴、蜀两军在夷陵对峙数月。闰六月盛夏,刘备决定移入密林结营,准备秋后再战。陆逊见蜀军营帐皆集丛林之中,便发起火攻,大火席卷蜀营。陆逊率领诸军全线出击,连破蜀军四十余营,阵斩张南、冯习及沙摩柯等将领;蜀将杜路、刘宁等纷纷投降。蜀军舟船器械、水步军资,损失殆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刘备逃至附近的马鞍山(今湖北宜昌西北),准备集结残部,又遭吴军包围。蜀军最后土崩瓦解,死者以万计。刘备带领残兵连夜西逃,至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不久忧愤而死。

  夷陵战后,孙吴占据荆州,将蜀汉遏制在三峡之内,稳住了西边的屏障;蜀汉战败,据险立国。曹魏仍是吴、蜀大敌,客观上孙、刘仍需联合抗曹,不久,双方重修盟约。因此,魏、蜀、吴三方鼎峙的形势得以继续维持。

  (卢开万) 
 


    
移宫案
    移宫案

  见三案。 
 


    
移剌窝斡起义
    移剌窝斡起义

  金代西北路契丹人的反金斗争,其领导者为移剌窝斡。金灭辽后,对契丹人的防范和镇压十分严酷。正隆五年(1160),金海陵王完颜亮准备南侵宋,派牌印燥合等征发西北路契丹丁壮从军。契丹译史撒八、孛特补等人杀燥合及招讨使完颜沃侧,夺取招讨司兵甲三千幅,举行起义。起义声势浩大,山前山后广大牧民纷起响应。移剌窝斡先参加撒八领导的起义军,为六院节度使。撒八欲率众西走,往依西辽,山前契丹人多不乐从,移剌窝斡与陈家等杀撒八,自为都元帅,拥众东还至临潢府东南新罗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攻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擒总管移室懑,兵至五万。六年十二月,移剌窝斡称帝,建年号天正。此后率军北上攻泰州(今吉林白城市东南),声势大振。复攻济州(今吉林农安),被金军击败,西走至临潢西南霿松河。又攻懿州(今辽宁彰武西)不克,逐破川州(今辽宁北票东北黑子古城),向山西进军,至花道(今内蒙古赤峰东南)与金军相遇,乃转移至袅岭西陷泉(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被金军追及,大败。移剌窝斡率余部转入奚地。后北走沙陀。部下稍合住与神独斡擒之,至金军投降。移剌窝斡被押送中都处死。起义军余部仍坚持斗争,直至大定四年(1164)五月,才被最后镇压下去。

  (张博泉) 
 


    
颐和园
    颐和园

  清代皇家园林。位于北京西北郊,由万寿山、昆明湖两大部分组成。万寿山原名瓮山。山南麓,玉泉、龙泉等泉水汇成一湖,称为瓮山泊。元初,郭守敬主持疏浚瓮山诸泉,作为通惠河水源之一。明代,瓮山泊周围开辟了水田,湖山之间,兴建了一些寺庙,成为北京西郊有名的风景区,也称为西湖。

  清乾隆十四年(1749)仿照杭州西湖的形状进行疏浚,将湖面向东招展,并于湖的西北端将水面沿着瓮山西麓往北伸延,再转而向东,沿着瓮山的北麓开凿后湖。湖中挖出的泥土,堆叠了瓮山的东麓。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帝(即清高宗弘历)为在次年向其母后祝寿,在瓮山圆静寺的旧址建造了大报恩延寿寺,瓮山改名万寿山,西湖改名昆明湖,随后将这座园林命名清漪园。此后,陆续兴建楼台殿阁,乾隆二十九年全部竣工,历时十五年,共用银四百四十八万余两。该园与畅春园、圆明园以及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被称为“三山五园”。

  咸丰十年(1860),清漪园和圆明、畅春、静明、静宜等皇家园林一起被英法联军焚毁。同治年间(1862~1874),慈禧太后两次准备修复圆明园,未能实现。光绪十一年(1885),设立海军衙门。十二年恢复昆明湖水操,于是借办海军之名,重修清漪园。十四年,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清漪园工程公开,并取“颐养冲和”之意,改名颐和园。颐和园工程,主要修葺了万寿山前山和昆明湖中的南湖岛、西堤部分,其布局基本和清漪园相同,只是有的建筑物的形状和名称有所改变。主要建筑有:仁寿殿、玉澜堂、乐寿堂、排云殿、佛香阁、长廊、谐趣园、德和园大戏楼等。二十一年,裁撤海军衙门。颐和园工程随之停止。这一工程,前后将近十年,耗银约六百万两。颐和园建成后,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特别是夏天,慈禧、光绪帝都在这里居住,处理政事。外国人称之为“夏宫”。二十六年,颐和园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二十八年,慈禧又动用巨款加以修复。

  辛亥革命后,根据《优待清室条件》,颐和园仍为清室所有。1914年,颐和园作为溥仪的私产售票开放。1924年,颐和园由北京市政府接管,改为公园。

  (王道成)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

  清末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反瓜分、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又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教会斗争的总爆发。

  义和团的兴起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是长期流行于山东、直隶(约今河北)等地的许多民间秘密结社中的一种。虽然这个秘密结社重在“拳”而不在“教”,但清政府历来把它当作“拳教”加以查禁,使它难以发展。甲午战争后,德国占领胶州湾,强划山东全省为其势力范围;外国教会亦在山东扩展势力,纵容、包庇不法“教民”(即中国教徒),遇有民教涉讼事件,它们往往出面干预,胁迫地方官袒教抑民,作出不公正的判决。群众对教会积恨成仇,各地反教斗争接踵而起(见教案)。义和拳遂成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

  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山东冠县义和拳以阎书勤为首,联合直隶威县赵三多等,聚众烧毁红桃园教堂,占领犁园屯,震动了鲁、直两省的毗连地区,成为义和拳反帝斗争兴起的讯号。次年10月,朱红灯、本明和尚为首的义和拳在平原县杠子李庄、森罗殿等处,与地方营队战斗,促进山东许多州县反侵略斗争的迅速发展。12月,直隶南部枣强县以王庆一为首的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冀州开元寺武修和尚亦率众焚毁景州苏古庄等处教堂。山东、直隶两省毗连地区的反教斗争连成一片。

  山东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后,当地传教士要求清政府严加镇压。山东巡抚张汝梅则建议清政府改义和拳为团练,以便控制,并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后,企图瓦解分化义和拳,采取“分别良莠”的办法,对参加义和拳的一般群众称为良民,默许他们设厂练拳,对武装反抗的人则诬蔑为“匪徒”,捉拿惩办。张汝梅、毓贤的计划虽未达到预期目的,却有利于义和拳的发展。山东各地大刀会、红拳会以及其他秘密结社的成员和一般群众纷纷参加义和团,使其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灭洋”团体。

  义和团的主要参加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贫困和愚昧使他们的反抗斗争只能沿袭过去农民起义利用秘密结社的办法,采取设立神坛的方式发展组织,操练拳术,吸引群众。义和团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等八门。其中乾字号(以黄布为标记)和坎字号(以红布为标记)力量最大(有些地方出现“中”字号)。但各个字号之上以及每个字号本身都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集中的领导。义和团的基层组织是坛,又称坛场或拳厂,是敬神、练拳、聚会、议事的场所。有的地方几个或更多的坛口之上有总坛口,它们之间也无统属关系。义和团的首领一般称为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也有称总大师兄和祖师的。各坛口往往各自进行分散的斗争,但当需要联合行动时,即使数百里外,也派人接应,义和团参加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旧式交通运输工人、和尚道士、散兵游勇,也有少数封建知识分子、中小地主和官吏,还有地痞、流氓卷入。义和团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用画符念咒、请神附身等“术法”动员群众,广泛宣传“持符念咒、神灵附体”来鼓舞斗志。他们信奉的神祇除佛、道以外,还有小说、戏曲、民间故事中的神怪和人物。义和团散发各种传单、揭帖,以朴素的语言和歌谣形式,进行驱逐侵略者、保卫国家的宣传。同时这些传单、揭帖中也带有迷信落后意识和盲目排外的情绪。

  早在1898年反教会斗争兴起时,义和团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初期曾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壮大了义和团的声势,但同时也反映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模糊认识,以至后来因此受统治者的欺骗利用,最后被出卖。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与“抚”义和团在山东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恐惧和仇视,他们指责地方官吏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教士、教民,对毓贤尤为不满。1899年12月初(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美国公使示意清政府由武卫右军统领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以便统带所部新军镇压反教群众。清政府接受了这项无理要求。袁世凯就任后,把镇压义和团当作主要任务,发出布告称义和拳“向干例禁”,要群众“传送首犯”,隐匿不报者作为窝主治罪。他命令各属悬赏购缉义和团,并派道府大员督同营队四出攻剿。在袁世凯的镇压下,在黄河北岸领导斗争的义和团首领王玉振、王立东、孙洛泉等先后被捕杀,山东义和团实力遭到重大摧残。

  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起,清政府官员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主“剿”和主“抚”两种不同意见。前者认为义和团源自白莲教,必须严加取缔,坚决镇压,以防止事态扩大;后者认为对义和团采取高压政策,很可能对清朝统治带来严重危险,主张实行“招抚”,加以操纵利用。这两派意见交互影响清政府,使它举棋不定,对义和团的镇压忽松忽紧。1900年1月1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即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半个月,清政府发布一道谕旨,命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在办理教案时,必须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表明清政府采纳了主“抚”派的意见。各国驻北京公使对这道谕旨反应强烈,断定清政府有意纵容义和团。法、美、德、英等国公使会商后,于1月底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全面镇压义和团。3月上旬,他们又胁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果中国不接受要求,各国公使将报请本国政府派军舰来华,实行武装干涉。清政府于是又颁布谕旨,命令直隶、山东督抚出告示严禁义和团。清政府的态度反复,同当时国内局势有关。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再次主政,幽禁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主持、拥护变法的官员或死或逃,或被革职监禁,统治力量因分裂而更加虚弱。当义和团开展反侵略斗争时,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险,因此清政府对镇压义和团不能不有所顾忌。清政府利用义和团,还同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和废立问题有关。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等顽固派,力图废黜光绪帝,拥立载漪之子溥即位,以巩固权位,但得不到外国公使的支持。载漪等人计划受挫,蓄意进行报复。他们看到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巨大声势,又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幻想利用群众斗争来实现夺取皇位的目的。

  清政府在“剿”与“抚”之间的徘徊,导致义和团在受挫于山东后,又将反教斗争转至直隶地区。当地官员对此虽十分惊恐,却不敢贸然进行武力镇压。义和团因此迅速发展。当清政府下谕旨明令在直隶严禁义和团后,直隶总督裕禄才调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所部六营及武卫前军邢长春马队两营到冀州、深州、河间等地镇压。义和团避实就虚,转向西北,势力大振。清军疲于奔命,顾此失彼。裕禄惊呼“燎原大祸,恐在目前”。5月22日,涞水义和团会同安肃、定兴拳众,在石亭地方设伏,击毙淮军副将杨福同及清军多人。裕禄急调武卫前军杨慕时所部三营到芦保铁路沿线,又派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亲率所部到杨村、丰台实行镇压。义和团为阻止清军调动,破坏芦保铁路和电线。27日义和团进驻涿州城,“城头上万头攒动,刀矛林立”,“老团、新团,时出时入,常有一万余人”,接着又破坏涿州到长辛店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逼近北京。义和团的空前发展,已使清政府既无决心、亦无可能在短期内将其镇压下去。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清政府在义和团问题上犹豫摇摆,各国公使决定用武力胁迫清朝统治者就范,遂调集停泊在大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于5月底、6月初分两批到北京。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又统率多国联军(史称八国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直趋北京,形势愈发紧张。时旅顺俄军一千七百人赶来参加西摩特遣军,因迟到滞留在天津租界内,待机出动。6月中旬,大批义和团亦准备进入北京城。清政府这时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为了保住政权,必须作出抉择,或者利用义和团抵抗西摩联军,或者联合西摩联军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声势浩大,反抗斗争得到北京广大居民的同情和支持,部分北京驻军也倾向义和团,加之“扶清灭洋”的口号,更使清政府感到义和团无意与它为难,大可利用;而西摩联军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且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等奉命到使馆交涉,要求其中途折回,遭到坚决拒绝,更增加清政府的疑惧。清政府派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等分批前往涿州“视察”义和团后,6月13日终于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准许他们进入北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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