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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由于从小生活在美国，她相信的医生绝大多数都是西洋医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她的晚年，始终也没有多少改变。无论是抗战时期她身边的高级医官吴麟逊，还是后来国民党逃往台湾后，宋美龄和蒋介石身边所集聚的一批从美国留学回台从医的著名医师，如荣民总医院的著名心脏科专家、副院长姜必宁，荣民总医院院长彭芳谷，以及蒋介石医疗小组的成员王师揆、卢光舜、陈耀翰，还有专门负责宋美龄身体保健的士林官邸医官熊丸等人，几乎无一不是从美国留学归台的著名西医。可是对于中医，宋美龄却始终没有过多的接触，所以她与中医的交往不多。当年宋美龄在重庆胃病复发时所能请来的西医，都无计可施，在这种情况下，延请中医出诊对她来说当然是无奈之举。
宋美龄同意请进黄山官邸为她医治胃病的中医，名叫张简斋，江苏人士，祖传汉医。此人早在南京行医时名气就已经很大，只是张简斋隐居民间，只为平民百姓治病，很少与军政人员有什么联系。当时像张简斋这样清高自傲的民间郎中，不可能与蒋氏官邸，特别是蒋介石和宋美龄有任何接触的机会。南京沦陷于日寇之手以后，张简斋也从南京来到重庆，他在山城磁器口附近开了一家铺面不大的药局，悬壶济世，绝方救人。张简斋之所以能被人引荐进了黄山禁区，并亲入内宅，为深居简出的宋美龄把脉治病，起因于他来到重庆以后接连医治好了几个难治的重病。其中蒋介石身边一位侍从的家眷，得重病经张简斋草药治愈，因此经他向蒋举荐，方才引起蒋、宋夫妇的重视。当宋美龄听说那位侍从的女眷身染重病，得到张简斋三剂草药，便立竿见影时，她也难免心动，于是肯请张简斋上黄山。
当时，张简斋在重庆名气惊人，还有其他两个原因。一是，张简斋祖传医术，尤其对各种奇异怪症，张简斋不诊则已，一旦经他手诊治的疾病，多能一脉诊清，药到病除；另一个原因，是张简斋有一个喜欢吸鸦片烟的嗜好，他每天的作息时间大多是贪黑诊病，彻夜吸烟。而每天上午当所有医院都开门营业、患者盈门的时候，张简斋往往正在睡卧梦乡，闭门不起。他下午起床后第一件事还是先吸足了鸦片烟，然后摆上饭桌吃酒，傍晚入夜时分张简斋才会开门接待患者。像他这样昼伏夜出的诊病方式，恐怕在山城重庆只此一家。而且他出诊营业会一直至凌晨闭门。正因张简斋有种种与行医职业不能相容的怪癖，所以他在陪都的名气愈来愈大，人称“神医”。
宋美龄尽管从心里对中医将信将疑，但她那时的胃病已到无药可医的地步，所以只好听信蒋介石和身边幕僚侍从们的建议，派人亲往磁器口秘密寻访中医张简斋。不料当时正是上午，张简斋刚过足了烟瘾稳稳地睡在竹榻上，蓦然发现几个官员带着全副武装的宪兵闯进来，误以为他暗中吸鸦片的事发了，吓得他慌乱中滚下榻来。后来才知道进来的不速之客，原为请他前往城外给一位重要的病人诊病，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张简斋到黄山别墅见了求诊的患者，原来竟然是蒋夫人宋美龄！经他施用望闻问切四诊之法，才发现宋美龄的胃病确实与众不同。她的胃并不像普通胃病患者那样疼痛难忍，只是无法进食，并伴有咳嗽之声，间或痰中还有些脓血。张简斋经过诊断，不禁暗暗地吃了一惊，说：“夫人的病乃是胃瘫，如果成脓以后便更不好医治了。”
宋美龄听了更为紧张，她不明白胃瘫究竟有多严重，听了这位江苏中医的诊断，心忽然悬了起来。急问是否用中草药可以医治。张简斋急忙拍胸表示：“请夫人放心，我保证三剂草药大病可愈！”果然是重庆城里有名的“三剂药”！宋美龄也不得不相信了。
于是张简斋当即处成一方，决定以“千金苇茎法”治之。
他开出的处方是：去苇茎、加瓜蒌、丹皮、酒制大黄、甘草等，三煎而服。
初时宋美龄对张简斋的草药还将信将疑，后来在身边人的多次劝说下她才试着服用。三剂草药服后，她感到胃脘果然舒服了许多，而且咳嗽与痰中夹血的症状也倏然不见。张简斋见宋美龄开始重视服用他的草药，又趁机再出一方，乃是：
冬瓜仁、薏仁、丹皮、甘草、白术、橘白、生扁豆、石斛、竹叶等等。
宋美龄虽然厌恶苦涩的中药，不过她已经发现张简斋并非普通混迹江湖的郎中，而是一个医术独到的奇医。于是遵从他的医嘱接连服用了几剂，她的胃热渐渐消除，不久便痊愈了。从那时起直到晚年，宋美龄的胃病始终再也没有复发过。不过，虽然她在重庆遇上了一个神医张简斋，通过这次治病也相信了中医的草药可以治病，但是由于宋美龄头脑中固有的崇洋理念，即便她后来到了台湾和美国以后，身边的医生大多都是有美国高等医科学历的西医，绝少再求诊于中医中药。
张简斋自从为宋美龄医治胃病大见奇效之后，他在重庆的名气也随之大涨。当时的张简斋已经年逾七旬，有一次，他在诊病之余把自己早年染上的鸦片瘾向宋美龄如实报告，宋美龄虽然没说什么，但此后她曾经特殊关照军政人员，在他们抓逮吸毒犯的时候，千万对为她医治胃病的张简斋高抬贵手。军政官员们自然心领神会，还暗中派一名警察在磁器口张简斋的药局门前担任巡查，实际上宋美龄是对救命恩人、老中医张简斋的特殊庇护。
蒋介石的侍从人员王正元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当年笔者供职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时，就听说宋美龄患有严重的胃病，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医官吴麟逊博士悉心治疗，收效不大，遍请渝市名医治疗，病情仍无明显起色。及至后来卧床不起，只能食些少量流汁，本来准备赴美就医，然时局危急，迟迟未能成行。……张简斋治愈蒋夫人病后，名震朝野，誉满山城，不用说，他的诊务更加红火。但是，张简斋不但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非常高尚，尽管医务繁忙，却从不加诊费，并对赤贫者送医送药。他带有四五名学生帮同助理，诊所的药店派有专人随拿药方随即配药。宋美龄虽未对张简斋吸毒明言解禁，但让陈希曾中将转告徐中齐局长，对张医生给予关照，而徐中齐心领神会，命令下属驻地派出所，在张的寓所门口派了一个武装警察站岗，名为维持秩序，防止地方痞棍滋扰，实则保护。从此，张简斋成为重庆市惟一吸毒不受制约的人。”
而当时负责为宋美龄医治皮肤病的吴麟逊医生在事过多年撰写的《 我当蒋介石侍从医官的回忆 》一文中，谈及宋美龄当年在重庆治病的情况时，却是这样表述的：“我在侍从室，受到蒋夫人宋美龄的照顾，如前文所述，我每次去给蒋看病前，都得到夫人的招待。宋美龄因患慢性皮肤炎，不能吃鱼腥虾蟹，只能吃些鸡蛋牛奶。有一次她问我怎样才能治好这个病，我说重庆气候不适宜这种病的治疗，昆明比较合适。不料第二天，她就叫我陪她乘‘美龄号’飞机飞往昆明。在昆明，龙云介绍了个医生给她，说用砻糠煎水洗澡可以治皮肤炎，她大概采取这个法子，但未见有何效果。……”吴麟逊的说法与王正元所说的显然南辕北辙，虽然他们所说的疾病各自不同，不过，宋美龄在重庆期间多次患病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宋美龄第一次因身体不佳入院医疗，是因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入侵事件。
当年的10月22日，宋美龄亲自从南京赶往上海抗战前沿慰问，当时上海的抗日军队大多都集中在淞沪前线，而日本军用飞机每天仍然还在不停地向前线投弹，对抗战军队进行狂轰滥炸。宋美龄来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决定亲自去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当天下午，宋美龄微服轻装，打扮成普通民众模样，然后在外籍顾问端纳和几位女侍和副官的陪同下，乘坐一辆普通的小轿车，在战火中驰往前线，这时突然几架日本飞机从天而降，然后对宋美龄乘坐的小轿车开始疯狂地扫射，小轿车在乱箭似的弹雨中突然失控，不慎在战地跌进了一个弹坑里，她的腰部受到了扭伤。
关于宋美龄这次遇险负伤的经过，美国传记作家埃米莉·哈恩这样记述当时的场面：“车子进入危险区后，他们开始留意天空，观察日本的轰炸机。事情大约发生在4点30分，当几架轰炸机飞到上空时，小车陷进了路边的洼地。司机加速，但前轮撞到一块凸地上，车被弹回一大段距离。在一般情况下，小车这时是可以重新掌握方向的，但不巧前轮又撞到凸地上，于是整个轿车翻出了公路，车里的人从后座中被甩了出来。端纳感到自己飞了起来，而且看到宋美龄和副官的身体在他眼前飞掠过去。他摔倒在翻倒的小车旁，有些战栗，但却没有受伤。端纳起身，立即赶到宋美龄身边。她躺在一个泥潭里，失去了知觉。她脸上满是泥泞，四肢酸软，但似乎没有擦伤，尽管脸色像纸一样白。端纳把宋美龄拖出了泥潭，弯下身听她呼吸。虽然她一动不动，但却还活着。一群农民聚拢了来，第二辆车上的副官也赶到现场，端纳轻轻地摇着宋美龄瘫软的身体，仍旧没有反应，夫人还是昏迷。一种恐惧的疑惑向端纳袭来，他吼叫着。这时，宋美龄微微动了动，呻吟一声。端纳即刻站了起来，把手放在她的腋下，扶她站了起来。宋美龄摇晃着站了起来，似乎摸不清头脑。‘我恐怕不能走。’她说，但端纳不容她考虑，搀着她朝一家农舍走去。走到时，他还不停地对宋美龄说她如何像一个泥美人，端纳把宋美龄装有衣服的手提包交给她，劝她去换一条裤子。宋美龄单独一个人时，又险些昏了过去，多亏端纳使劲地敲门，催她动作快些。宋美龄考虑一下，‘继续去上海’，她说。轿车又启动了，这次开得慢了些。宋美龄静静地坐在车子里，听着自己的呼吸，想看看身体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不能呼吸！’她突然恐慌地说，‘一呼吸就疼。’‘那就别呼吸，’端纳不在乎地说。‘肋骨断了。’他想说。‘可不呼吸我会死。’然而夫人还是活了下来，尽管很痛苦。她当晚10点钟视察了伤兵，第二天一早安全到家。医生发现她确实摔折了肋骨，于是强迫她安静地卧床休养。她稍有好转时，端纳便是她最同情的看望者。……”
宋美龄的胸部伤势虽然并不十分严重，但毕竟摔折了肋骨，这就不是一般的小事，至少对宋美龄的身体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也对她的长寿和健康构成了威胁。在上海和南京医院治疗时，由于战事日渐危重，所以始终没有彻底痊愈。一直到宋美龄随蒋介石经武汉辗转来到重庆，其间尽管多方求医，可是始终也没有彻底地治愈，最后不得不于1942年冬天飞往美国求医。
关于宋美龄这次赴美医病，台湾史学作家司马春秋是这样记述的：“史迪威来到中国的这一年的年底，宋美龄因病前些时候身体一直欠佳而要去美国就医。她一去就是七个月。蒋中正本不想让妻子离开，因为对他来说，她的价值胜过二十个师，这话是他对一位记者说的。不过，他和宋家的人对她的身体状况都感到担心。宋美龄的父母都死于癌症，恐怕她也可能患有癌症。1942年11月，宋美龄及其一行秘密离开重庆，飞往纽约。在那里，她住进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对于她在美国一事，保守秘密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时人们对宋美龄、宋霭龄和宋庆龄的情况已谈得够多也写得够多的了，她们已名闻天下。白宫发表了一条新闻，证实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住在纽约医院，于是关心宋美龄的慰问信像雪片飞来，平均每天有一千封之多。随同蒋夫人同行的董显光，认为有必要取得大使馆的帮助，以便答复来信，同时应付络绎不绝到医院赠礼和向宋美龄问候的来访者。经医生诊断，宋美龄的荨麻疹复发，这是颇为少见而又很难受的一种皮肤病。人们认为，蒋夫人已处于身心衰竭的状态，她长期紧张，过于辛苦。医生让她用药物治疗休息，并同意她于1942年11月至1943年2月住院治疗。”
当年11月25日，宋美龄由四川重庆机场秘密起飞，经过印度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宋美龄的专机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机场降落，当时由于是战时，所以当宋的专机抵达时，美国方面没有任何记者到场。宋美龄在佛罗里达州过夜休息，于翌日飞往纽约。当时负责驾驶这架波音高级客机的机长担心发动机再次发生故障，所以在佛罗里达改换了一架C…54型喷气式飞机升空，当天下午飞抵纽约的米切尔空军基地机场。
当时到机场前来迎接宋美龄的只有宋子良和宋子安两兄弟。然后由美国总统派来的代表霍普金斯副国务卿亲自陪同，驱车前往纽约郊外的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哈克尼斯医院进行治疗。当时宋美龄花钱包下了这所医院第十二层的所有房间，供她本人和随行人员占用。当时宋美龄主要到美国来医治的疾病有三种，一 是上海“八一三”抗战期间她的腰部扭伤；二是皮肤病（ 荨麻疹 ）；三是鼻窦炎。
由于宋美龄的身份特殊，又有华盛顿白宫的特意关照，所以这家医院对宋美龄的三种疾病格外重视，虽然这三种病都不是什么大病，然而美国方面还是给予高度的重视，医院配备了以著名内科专家罗伯特·洛布主任医师为首的专家小组，具体负责在该院第十二层治病的宋美龄，把她作为美国的特殊病人进行细致的医治。这个小组不但有皮肤科、骨科、五官科等著名专家，具体负责医治宋美龄的三种疾病，而且白宫也派出了一个工作小组，直接坐镇纽约，准备随时为宋美龄的治病提供援助。罗斯福夫人还曾亲自来到这家医院拜访宋美龄。医治一段时间以后，宋美龄痊愈并亲往华盛顿白宫拜访了罗斯福总统。接着她在美国开始了一次横跨南北的巡回式演讲。
宋美龄发生胆结石疾病，大约在1960年前后。
当时在台湾经过几家医院的治疗，宋美龄始终不见好转。她最初发现身体不适，是在一次随蒋介石前往高雄的夏季行游之中。她发病前多次出现无名的高烧，不过并没有胆部疼痛的感觉。经过高雄医院有关医生的检查以后，当时也并没有检查出宋美龄的病变部位，只能得出她体内有炎症的初步诊断。这样医生们就只好以抗菌消炎的办法，努力控制宋美龄持续不退的高烧。这种漫无目的的治疗，一直维持到炎热的夏天过去了，9月初时天气凉爽，宋美龄的高烧也已经退去。不过，她仍然还时时感受到身体有些不适。这样，蒋介石就决定提前返回台北，然后让宋美龄住进荣民总医院六病区内科病房，请专家们为她会诊治疗。
夏季过后的秋凉时节，宋美龄愈加感到肝部有些隐隐的疼痛。这让蒋介石闻之格外焦急，于是他指示荣民总医院为宋美龄专门组成一个医疗小组，由富有经验的院长、副院长、主治医生、内科专家和外科专家们组成强有力的医疗集体，全方位地对宋美龄进行检查。
9月下旬，医疗小组决定对宋美龄进行第一次彻底的检查。当时有一位刚从美国进修回来的内科医生认定，宋美龄的肝部疼痛很可能是胆囊发炎造成的，从症状上看并不是一般的肝炎，也不是蒋介石所担心的乙型肝炎。最后经过胆囊照影，才认定宋美龄所患的疾病是胆结石，只是当时的结石并不十分严重。
在宋美龄的病情得到确诊之后，荣民总医院的这个医疗小组，拿出了两种医疗方案供蒋介石和宋美龄选择。一是手术切除，这样做可以让她的病情马上得到缓解。同时以当时台湾外科手术的水平而论，荣民总医院完全有为宋美龄做胆结石手术的条件，而且保证这一手术是完全没有危险的；第二个方案是，保守疗法。可以采取大剂量消炎与中医中药碎石融石的手段，在长期的医治过程中，尽量控制胆内结石的生成和加重。不过这种医治办法，很难保证彻底根除宋美龄的胆囊病变，而且这种保守治疗的办法也会给病人不断带来难以忍受的疼痛。
但是，宋美龄和蒋介石都不主张开刀手术，特别是宋美龄对开刀手术心存畏怯。他们最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