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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在欣赏电影的时候，会在放映间里一坐就是三五个、甚至六七个小时不出来，有时夜已很深了，连放映人员也困得不行了，可是宋美龄却仍然没有丝毫倦意。至于蒋介石早在电影开场不久，就到了睡觉的时间，在这时候他会提前退场的。可是宋美龄却在蒋氏退场以后，兴趣更加浓烈地坐下来欣赏。有的时候她喜欢的美国电影，会不厌其烦地命令放映员放映一次又一次，无论天色多晚，她也要一睹为快。例如好莱坞产的《 出水芙蓉 》她就反复看了又看，直到把那部拷贝都看得变脆时还不肯罢休。
宋美龄如果有电影可看，她的睡觉时间就可以无限期地延长下去。有时甚至看到凌晨时分，方肯返回自己的卧室，而这时候往往正是蒋介石清早起床的时间了。夫妻俩早在南京和重庆时期，就形成了作息时间迥异的情况。
宋美龄是个电影的狂热爱好者，特别是来到台湾以后，她对电影的喜欢程度甚至比大陆时期更甚。因为这一时期的宋美龄再也没有了从前繁忙而紧张的工作，这样看电影就成了她晚年最愉快的消遣。在台湾看美国电影显然要比在大陆时更加方便，“总统府”和侍从室，专门有人负责供应士林官邸的电影。其中当然要以台湾生产和香港生产的中国电影为主，这主要是为了适合蒋介石看电影的需要；同时也必须要有专人为宋美龄从香港和东南亚各地调来美国或英国等西方国家生产的英文版电影拷贝。
士林官邸专有一个大型的放映间。每天晚上如果有新的电影放映，宋美龄的情绪都会显得很亢奋，因为看电影已经成了她当时在官邸里惟一可以进行的娱乐方式了。每当宋美龄听说官邸的电影放映队又进来了新电影，她就会相当兴奋。而且她会提前催促厨师们为她和蒋介石准备好晚餐。晚饭结束不久，楼下的大厅里便摆好了放映机，挂上了银幕。所有在官邸里服务的人员，只要不在值勤班上，一般都可以到这间专放电影的大厅里看电影。
宋美龄会亲自陪同蒋介石走进放映大厅，当电影开映以后，如果是外国电影，她就会边看边为坐在她身边的蒋介石充当讲解和翻释的工作。如果是中国电影，宋美龄就会专神凝视。也像在大陆时期一样，蒋介石每到晚上9点钟，无论电影如何精彩，他都要提前退场，准时返回楼上的卧室睡觉。可是宋美龄则不然，她一定要把电影看完，如果一遍没有看够，她就会提出再放映一次的要求，总之她喜欢这种娱乐活动。
一般遇上这种情况，她会睡得很晚很晚。这样，宋美龄就会睡早觉。清早蒋介石起床的时候，她往往还在睡梦之中，直到上午11点她才会起来，她的作息时间总是在下午至夜晚。这样的作息时间往往会使官邸里的工作秩序受到冲击，同时也让宋美龄养成了睡眠没有规律性的陋习。
◎ 宋美龄的一件旗袍，一般只穿一二次，特别是在夏天，气候炎热的时候，她对旗袍的要求就会更高，最多穿了一天就必须更换一件。有时天气过于炎热，只要她的旗袍上出现了些许汗渍，一般就要马上再换一件新的来穿；而如果下雨，她的旗袍下摆如若出现了泥污，那么她也一定要脱下来马上更换新旗袍。
◎ 据一个接近宋美龄的台湾荣民总医院女医生回忆说：宋美龄拥有那么多漂亮高档、做工精美的千百件中国旗袍，摆在柜子里又不肯穿用，其原因并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种单纯为着追求拥有、追求奢侈。她是为了追求平静的心态。因为平衡的心态就是养生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如果没有平衡的心态，始终处于紧张或激动的心态之中，那么他就会失去长寿的资本。
◎ 如果说张瑞香一生对宋美龄所负责的就是为她裁剪合体的旗袍，以及专为缝制适合她穿的内衣内裤等等，那么蔡祺贞就是一生为宋美龄管理和经营这些旗袍与内衣的精明管家人。蔡祺贞最初在南京侍候宋美龄，就因为她对宋美龄林林总总、五颜六色的旗袍，心中有一本精明的账。她心里明白宋美龄在什么时节喜欢穿什么颜色的内衣，什么时候需要为她更换内裤，什么时候应该为她准备衬衫和袜子。
◎ 到了晚年的宋美龄，虽然生存条件始终保持优越于他人的特殊境况，可是，她面对当时美国市场上不断涌现的大量化纤衣服和化纤丝织物，始终保持她特有的冷静和排斥态度。
宋美龄作为当今政治人物中最为长寿的女性，她的衣食住行中，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衣”。所谓“衣”，如果与宋美龄的长寿联系在一起，当然并不是仅指她如何穿衣物，也不是拥有多少衣服，而是通过“衣”来展示一个长寿女性的养生之道。也就是说，宋美龄的长寿显然与她平时关注自己的“衣”大有关系。
一位早年在台湾士林官邸服务的W女侍在事过多年后，这样回忆说：“官邸楼有间小屋子，是宋美龄放礼品的地方，就算是她的礼品间，里头堆了好几口皮箱，放了一些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里头绫罗绸缎，应有尽有。这些布匹，基本上大多数是动都未动过的，以我们常人的眼光来看，存放在里头的布匹都是最名贵的，可是夫人却不以为意，一大半以上的布匹，从一开始，就一直摆放着。因为，宋美龄实在用不了那么多，而且，名贵不一定就是宋美龄喜欢的，所以，多少年来，许多贵重的衣料就这样压封在官邸的这间小屋子里，始终得不到这位第一夫人的青睐。
“宋美龄的旗袍是出名的多的，在士林官邸，有数不清的壁橱供宋美龄存放旗袍。在她的卧室里，有两个衣橱是挂着较好的旗袍，例如她穿的黑丝绒的旗袍就存放在那里面；还有另一个橱是存放一般性衣服的，衣橱多，里面的衣服也是无数的。但是宋美龄喜爱的衣服，老是只有那几件，衣橱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衣服，是她这辈子从来就没有穿过，或者只穿了一二次，就被永远冷藏在衣橱里面的。至于宋美龄的首饰，则是放在一个黄色的真皮箱子里。这只皮箱乍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形式古拙，色泽略微幽暗，细看便知道这是大陆带来的东西，而不是新品。通常，这只略带几分神秘感的皮箱，是放在夫人书房的一个小柜子里。宋美龄的首饰箱，里头金光闪闪，的确是放了不少宝贝。当然，这也是宋美龄长久以来贴身的一些行当宝物，我看过几次这只首饰箱，里面放的多半是珍珠类的饰品，再不就是些镶钻的东西，纯钻石的首饰是不多见，比如她戴的耳环、戒指，都是镶钻的，至于珍珠项链，是比较少戴的，大概只有国宴场合才会戴。……”
从这位紧紧跟随在宋美龄身边的女侍的叙述中，我们不难一窥这位第一夫人在衣饰上的态度。她并不是普通人想象的那种把衣服看做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人，她虽然因为身世的特殊而拥有难以计数的衣物、首饰和珍宝，可是，她又不是那种每天必须都要不断更换服饰的时髦女性。一般女性都具有追求衣服样式多样化、昂贵化和奇装异服的嗜好。宋美龄作为手握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夫人，如果也像某些女人那样一味追求服饰的新潮、服饰的数量和种类，那么她显然具有优越于所有女人的条件。然而宋美龄在刻意追求养生和长寿之道的同时，却不像某些世俗女子那样，把身边众多布匹看成是她生活和追求的全部。宋美龄在衣服上所追求的，只是与她身份相符的黑色旗袍而已，她需要的仅仅是与地位相匹配的庄重仪表，而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多多益善。这也是她私生活中难能可贵的优点。
当然，对服饰的追求不求数量的多寡，并不是说宋美龄在服饰上不讲究。
还是这位女侍从回忆说：“宋美龄是非常重视化妆礼仪的一位长者，和宋美龄长年相处，她的化妆方法和她的化妆艺术，在我这个同样也是女人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最初是值夜班的，所以常常看到她卸妆。她卸妆时，不像我们现在的小姐，都是用肥皂，而是用一种油。她是先用那种卸妆油，把她脸上的妆卸掉，然后再用一块小的白毛巾，把脸上卸妆油以及脱落的粉，用力擦去，直到那块洁白的小毛巾布满一层白粉，她再用温水把脸洗一遍，这样就算完成了卸妆的工作。
“她化妆的程序，是晨起洗漱之后，擦一些LOTION之类的油在脸上，然后再画画眉，擦擦口红，梳头。宋美龄画眉的颜料，非常特别，听说是以前的宫廷秘方，就是拿纸烧成灰，作为画眉时的颜料。后来，官邸的工作人员发现，用现在的报纸烧灰做画眉颜料，效果十分好，而且远比以前的老方子用一般的纸烧灰来得理想，而且也不失其自然的特色。至于口红，则是一般的口红，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毕竟，宋美龄的年纪大了，有时画眉或是搽口红的时候，常常不是画低了就是画高了，总是参差不齐，抹粉也常是一边的脸比较白，一边比较暗的情况。例如不出门见客，纯粹是家居而已的话，我们明知道她的化妆好像有些问题，也不去干预她；假若她是要出门，甚至是要参加重要的国宴类的宴会或者是约会，通常她会主动地问我们：‘我化的妆有没有什么缺点啊？’我们就帮她指出来，或者告诉她眉线画歪了，口红抹出界了，还是脸上抹的粉有不匀称之处，她听了我们的提醒，就决定是不是要重新来过，还是要再补妆等等。有国宴的时候，我们会主动帮她化妆，务必让她丰姿绰约、亮丽沉稳地出现在公众场合。许多朋友向我问起，为什么宋美龄的头发都是在后脑勺上，结了一个像包包的发髻？通常她在化好妆以后，便开始梳梳她的‘包包头’。其实‘包包头’是直发做的类似一个头发的包包，里面的头发才是宋美龄自己的，她把里面像是一节马尾的真头发往上梳到后脑勺上，再扣上包包的假发，再以六支到八支的长型发叉叉上去，就成了宋美龄独特的‘包包头’。宋美龄偶尔会在圆山大饭店去洗洗头发，但是去的次数极少，一年难得去上一次，而她的‘包包头’倒是经常送到圆山整理。此话怎说呢？因为，那个包包头不是我们会处理的，用久了它总是有脏的时候，宋美龄只要觉得‘包包头’该清理了，就交待当时的孔二小姐的‘女朋友’萧太太，叫她把那只包包头拿到圆山饭店地下楼的女子美发部，叫美发部的师傅清洗它，清洗完毕再立刻送回官邸给夫人扎上，这个任务成了萧太太的重要工作。每隔一阵子就要负责去送包包头清洗、梳理。”
宋美龄喜欢穿旗袍，是她与生俱来的习惯。尽管她从10岁时起就生活在美国，但她对自己的穿戴从来都要求中国式的服饰。对于身边偶然出现喜欢穿奇装异服的新潮女性，宋美龄往往看得很不习惯。有一年，台湾荣民总医院给士林官邸里派来一位女护士，她喜欢穿超短裙，宋美龄和蒋介石见了都感到这样的穿着很不适合于在官邸出入，所以她委婉地劝止了这个女护士。非但她不喜欢穿过于暴露的女性服饰，而且出于女性的美感追求，宋美龄也反对穿长筒裤子。这是因为她从理念上认为女性应该有她自己与男性截然不同的服饰特点，所以在她生活的百余年中，几乎很少穿过长裤子。
宋美龄喜欢穿旗袍，所以有些与她相熟的国民党高官的女眷们，在与她相处的时候，逢有重要的节日时，都会礼节性地向宋美龄赠送一些绸缎布料作为礼品。正因为如此，在宋美龄的住处才会有那么多一辈子也使用不完的高级绸缎布料。她有了布料，就需要有人给她缝制剪裁各式合体的旗袍，这些旗袍有夏天穿的浅色，有秋天穿的略深颜色，也有冬天所穿的深蓝或深绿的颜色。
总之，宋美龄总是需要一些便于四季不断更换的旗袍，以应酬各种宾客和官邸的人们。特别是当她将要出席各种有外国人出席的集会、酒会和舞会的时候，宋美龄就会选择适合于她公开出现的服饰。非常重要的宾客，宋美龄就要穿上更加高级的旗袍。如果谁有机会到她的更衣室里去看一看，就会发现裁缝师傅为她准备的所有旗袍中，可以分得清料质高低和季节的区别。而这些不同颜色、不同资质的旗袍，平时都由身边的管理服饰的女侍将它们编成号码，以便于随时取用。
宋美龄对一件旗袍，一般只穿一二次，特别是在夏天，气候炎热的时候，她对旗袍的要求就会更高，最多穿一天要更换一件。有时天气过于炎热，只要她的旗袍上出现了些许汗渍，一般就要马上再换一件新的来穿；如果下雨，她的旗袍下摆若出现了泥污，那么她也一定要脱下来马上更换新旗袍。
这样，宋美龄就需要不断缝制新的旗袍供自己使用。在南京生活的时候，宋美龄的旗袍还没有固定的师傅承担缝制。有时候她会随意请某一家服装店的裁缝师傅来到黄埔路官邸，为她量好尽寸，然后再把衣料裁成合体适用的旗袍。可是，到了抗战爆发的前夕，由于宋美龄公开的社会活动日益渐多，所以她对服饰的需求量和质量要求也愈来愈高。从那时开始，宋美龄的身边就有了一位专职的裁缝师傅，这是蒋介石和侍从室根据宋美龄所需衣服的数量情况不得不采取的重要措施。
这位被请进黄埔路官邸专门为宋美龄量尺寸和缝纫旗袍的师傅，名叫张瑞香。他原来是南京新华门附近一条小巷里的私人裁缝店里的手艺人，宋美龄当时在多次变换旗袍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变换着为她缝纫服饰的裁缝师傅。在她穿过的许多旗袍中，感到穿在身上最得体，并且做工极为精致的旗袍，就出自这位隐居在南京一条小巷里的裁缝店师傅张瑞香之手。张瑞香是湖北人氏，不但旗袍的剪裁和缝纫水平比一般裁缝高，而且宋美龄经过几次与他的接触，发现张瑞香人也老实忠厚。这时候宋美龄便提出一个建议：最好把张瑞香也调进官邸里来，作为黄埔路官邸的一个长期成员。
蒋介石对夫人的提议马上赞同。
侍从室更是没有任何意见，因为官邸里的编制在蒋介石地位不断巩固中愈来愈大，根本不介意增加一个专职裁缝。再说在当时的黄埔路官邸里，确实也需要一个负责缝缝补补的人。蒋介石和蒋家的几个孙子，官邸里一些侍卫的衣服，也需要有一个专管缝纫的人。这样，侍从室就把张瑞香调进了官邸，由从前的临时雇用，变成了官邸侍从室正式的后勤人员。
据蒋介石身边的御医熊丸说：“夫人一向喜欢穿旗袍，她的这种穿衣风格任何人学也学不像。直到现在，她有时还会对我说：‘DT熊，我这件衣服是三十几年的衣服耶！’她的身材一直没有变，从前的衣服现在还能穿。她有个专属的张姓裁缝师一直跟着她，此人是湖北人，专门为她做衣服和改衣服，有时还为她做旗袍送人。官邸里的针线活都是张师傅一人负责，有时他也为蒋先生改衣服。”
张瑞香作为宋美龄身边专门从事旗袍缝制的人员，从全国抗战爆发时起，就跟随宋美龄前往山城重庆。抗战胜利以后他又追随宋美龄回到南京。1942年宋美龄前往美国治病时他也随机飞往美国，后来宋美龄的几次出访，他也在随行人员的行列中，这是因为尽管在宋美龄出访时不需要他临时缝旗袍，不过宋美龄的衣服随时都需要临时有人给予改动。这样张瑞香就是对衣服要求甚严的宋美龄身边必不可少的勤杂人员之一。
1950年宋美龄到了台湾以后，张瑞香就进入了士林官邸，一直到他在台湾病逝。张瑞香始终都在宋美龄的身边专门负责旗袍的制做和改制。从这件事也不难看出宋美龄对自己衣服的重视程度与要求，并不是一般普通人所能想象的。
对于宋美龄与旗袍的特殊感情，在台湾士林官邸服侍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侍从翁元也有如下的回忆，他说：“宋美龄衣橱内的旗袍件数，大概现今世界无人出其右者。老夫人的旗袍件数多，和有一个勤奋的师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位裁缝师傅叫张瑞香，是一位男性的裁缝师，从大陆时期，张瑞香就跟在老夫人身边，寸步不离，几次老夫人到美国去，都还带着御用裁缝，可见他受宠爱的程度。张瑞香所以受到老夫人那样的爱护的原因，无非是手工细巧，忠心耿耿。张瑞香有好几次，人已经生了重病都躺在床上了，还是不顾自身健康，继续为老夫人做旗袍。因为张瑞香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赶工，为宋美龄制做旗袍，大约每二三天就做好一件旗袍，做好以后，张瑞香就喜滋滋地把新旗袍捧到老夫人面前邀功。也不知道是宋美龄不喜欢穿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