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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缺陷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和经济波动两个方面。市场经济即使是有效率的，也不可能完全兼顾社会公平。公平和效率是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一旦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公，也就失去了效率。自发过度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这就是所说的“市场缺陷” 。
“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的不可避免，决定了一个国家要确保经济的稳定运行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通过政府介入或干预的方式来予以调整，而这种介入或干预除了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以外，还必须有一个更为直接有效的载体，公有产权正是最合适的载体，这就为公有产权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
而公有资产的存在会使得市场经济更有效率。1977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就是这一论断的支持者。詹姆斯·米德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他的一个最深刻的论证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而发行国债过多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西方“自由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所以，不管经济学家们如何论证公有产权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公有资产和公有产权的存在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公有产权的确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公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尽管公有资产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并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公有资产的确普遍面临效率低下等一系列的问题。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5）
首先就是效率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者们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形式，而公有产权是低效的，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他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证的：
首先，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私有产权的制度安排具有高效率的特点。私有产权是以自然人为基础的财产，财产所有者拥有包括收益权、转让权、委托权等在内的全部产权束，真正地实现了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对应。财产所有者不仅拥有对财产的全部处置权，而且有权获得财产高效率使用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当然也必须承担财产滥用所产生的全部后果。私有产权这种特征，决定了财产所有者必定具有强烈的内在动力监管财产的使用状况，有足够的内在动力搜寻市场信息以签订有利于自己的契约，保证财产的使用能够为自己带来最高效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有财产的代理人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层层指派的，代理人只享有政府控制下的有条件的剩余控制权，无权获得剩余收益。这种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偏离状态，必然导致公有产权的代理人对公有财产的处置不是遵循市场条件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是主要取决于上一级代理人的各级政府对基层代理人的业绩评价标准。公有财产的行使代理方式以及整个产权系统对代理人业绩评价标准的“行政色彩”，必将导致公有财产的代理人不可能像私有财产的所有者那样从收益最大化的角度搜寻市场信息，从而使公有财产的代理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导致低效率。
其次，私有产权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产权形式，而公有产权的交易费用高昂。所谓交易成本是指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成本、监督管理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伊夫·西蒙和亨利·泰泽纳、迪蒙塞尔在《经济杂志》上讲了一个例子：如果某地有一块公地，某一村民突然在这块地里放牧比别人多的牲畜，人们本可以阻止他的行为，但由于对其他人而言，所受损失很小，而避免损失却要付出大得多的谈判费用，为了节约这些交易成本，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公地私有化。如果某人还要进一步扩大牧群规模，就必须从其他人那里购买土地。这一例子表明，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私有制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产权形式，这样的理论也可以用于解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圈地运动。当然，交易费用的高低还受到法律对资源的使用与交易的限制。
第三，完备的私有产权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激励机制，是最具增长动力的产权制度，而公有制则缺乏利益的激励机制。制度学派认为：从利益驱动机制分析，产权一旦私有，私人就可以排它地使用和获益，私人也会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推动私有产权的界定和产权保障制度的形成。私人产权一旦界定和得到保护，产权就会根据市场价格自由交换，资源将会流向出价最高者，流向效率最高的使用者。同时由于产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创新的成果和利益就不会被第三者无偿分享，将会产生一种激励机制，使创新不断涌现，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因而，私有产权制度被认为是一种能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矛盾的激励兼容的制度。而公有产权则不具有排它性，个人努力的成果会被第三人分享，因而缺乏激励机制，使社会福利、经济效率，受到抑制；公有产权又具有不可让渡性，资源不能流向更有效率的方向，由此得出结论，公有产权是低效率的。
第二个是公有产权的蜕变问题
所谓公有产权蜕变，是指某些个人或小团体，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使用权，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使产权的公有性质发生部分质变的社会现象。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已经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值得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变化并非都是积极进步的，也并非都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些可能是消极的，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比如说公有产权的蜕变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6）
目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公有产权蜕变已不是个别现象，它已有广泛的表现。
第一种情形是国有产权的部分丧失。在两权分离的状态下，国家放弃了部分生产资料的经营权、处置权和分配权，如果这部分权利以微观所有权的形式被个人或社会部分成员所占有，就有可能导致国有产权部分国有属性的丧失，国家在实际上不能控制这部分权益，它可以属于私人，也可以属于某一局部的利益团体，如果他们将其作为一种谋取私利的手段，那么该国有生产资料便具有了私有成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资产由厂长或经理随意支配，公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厂长、经理的个人所有制，公有制成为空洞的概念，被完全虚化了。
第二种情形是“公有私用”、“公款消费”。这种情形该是大多数民众最为熟悉也最为痛恨的了。因为第一种情形一般来说会比较隐蔽，专业的监管部门和审计机构可以检查出来，普通民众不一定能了解。但对于公有私用和公款消费，却是大家最熟悉不过的了。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公款吃喝，动辄洋酒鲍鱼；比如公款旅游，用公家的钱到处去玩耍，有的还美其名曰“爱国主义教育”，或者是出国考察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或技术；再比如曾经风靡一时的豪华结婚车队，那些车子的前后车牌上还贴上了“百年好合”之流的美好祝词，实则为了遮挡号牌－怕别人认出那是公车吧！但尽管怕，也还是要用－公家的东西，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嘛。
第三种情形是公有财产被作为获取个人利益的一种交易手段。一些企业的厂长或经理，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俨然成为企业的老板，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按个人意志支配国有财产，安置自己的亲属到工厂任居要职，在各种市场交易活动中，利用职权为个人捞取好处，特别是在与外部的交易活动中，牺牲国家利益，个人捞取好处，以致公有企业中出现了许多“富方丈”的“穷庙”。
当然，公有产权蜕变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的专利，在其他国家的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三个是监管与反贪问题
自上世纪70年代起，国际上掀起一股公有产权私有化的潮流，一方面是原苏联等社会主义转轨型国家国有经济的分裂与流动；另一方面，是西欧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上述两类公有产权的流动方式效果都不尽理想。苏联等国家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将国有资产打碎分净的做法，导致了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产业寡头迅速崛起，引起社会各方的严重不安，以至于普京政府今天还不得不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而德国、英国、法国等市场经济国家也是由少数官员主导国有产权私有化，以至于出现了私有化部门官员频繁落马、丑闻不断，引起政敌攻击、民众不满。
在我国，国企改制中的犯罪问题也成了经济犯罪的“重灾区”。据新华网报道，从2005年底举行的西安市国企改制中经济犯罪（资产流失）问题研讨会上获悉，近5年来，西安的反贪案件约有50％集中在国有企业。西安市检察院经济犯罪研究中心联合西北政法学院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分别对近20个政府部门和大型国企进行了1年多的调研。据不完全统计，仅2003年，西安阎良区内航空企业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导致800余万元国有资产流失，1。3亿元国有资产面临流失的风险；因个人或集体违法、违纪、渎职、过失等原因造成9000余万元国有资产流失。
由于社会转型期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产权关系不明晰以及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多方面原因，使得国企改制成为经济犯罪的“重灾区”。不少国企在经营过程中对人、物、财的管理存在漏洞，审计监督力度不够，加之对无形资产流失问题研究不够，相关法律法规滞后，政策可操作性不强，企业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运行不畅，多种原因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7）
公有产权管理中的贪污腐败问题也不是中国人的专利，法国政府负责主持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部门，也曾出现负责官员纷纷落马的现象，其他大多数国家也难以幸免。对此问题，透明国际组织腐败指数总负责人约翰·兰斯多夫有过精辟的总结：“政府采购和国有资产转让，在全世界都是滋生腐败的土壤。”
因此，加强对公有产权管理，预防和减少公有产权管理过程中的职务犯罪和防止公有资产的流失，同样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第四个是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不适应的问题
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多数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实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和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等方式，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的弊端，使国有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在经过1974－1975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国家陷入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怪圈。
首先是经济增长停滞。1951－197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4。7％，而1973－1983年则为2。4％，下降了几乎50％。
其次是物价快速剧增。西方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1951－1973年间平均为3。4％，而1973－1983年间则上涨到9。9％。
第三是失业人数剧增。就业状况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的基本指标，而且是决定社会安定与否的重要因素。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其失业率却急剧上升，从1960年平均3。05％攀升到1982年的平均8。12％。其中上升最快的英国从1。6％上升到12％。
第四是固定资本投资速度下降。
在西方各国，私人资本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实力已经明显壮大，不再需要国有经济的扶持。私人资本已经有实力进入一些过去只有国有企业才能进入的行业，同时私人资本自身的竞争力大大提高，可以和国有企业展开公平竞争。国有经济作为医治市场失灵有效手段，在新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越来越失去其原有的作用。西方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重新探询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形势和手段。
看起来，相对于权属清晰的私有产权来说，公有产权的确存在着出资人不到位、代理链条长、监管难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也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公有产权的效率。但是，这种低效率对公有产权来说是必然吗？提高公有产权的效率是否“有路可寻”？
二、流水不腐－公有产权必须流转起来
理论与实践似乎都证明公有产权的低效率。但我要说的是，事实并非就完全如此。
效率的实质，是在一定的约束产权下实现经济利益主体偏好的最大化，这就意味着经济主体必须是理性的行为主体，它必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因此，即便是私有产权，其效率也会受到行为人的知识能力和理性程度的限制。公有产权只要有效解决出资人主体的权、责、利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加强管理的方式提高效率。
此外，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低效率的问题与资产的流动程度有密切的关系。资本的逐利性原则，决定了它向利益最大化方向流动的潜在需求。如果不能流动，一份资产被束缚在某一个产业领域中终其一生，即便是这个产业已经日薄西山也不能流动，那提高这份资产的使用效率也只是一句空话。而一旦解决了公有资产的流动问题，这个行业不行了，我可以马上转移到其他的有效率和效益的行业去，转移到能创造更大社会效益和更多经济效益的行业去，那么，提高公有资产的效率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对解决公有资产的低效率来说 ，“流动”就是关键。加强公有资产管理，促使国有资产安全并且增值，也必须使它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之中，使公有产权形成合理的流向和有序的流动。
1。流动才能优化资源配置
在任何社会，人的需要作为一种欲望都是没有止境的，而用来满足人们需要的经济资源却是有限的。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到社会需要的各个领域中去，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利用。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8）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通过反映供求关系变动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的变动，引导各种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企业之间的流动，使资源由供给过剩的部门向供给不足的部门流动，由经济效益低的部门和企业向经济效益高的部门和企业流动。市场机制这种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实现，在要求价格必须充分灵活、能够及时反映资源供求状况的同时，还要求资本能够自由流动。通过流动，资本产权在处于不同地区、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和部门之间进行变更，产生资源的新组合，使社会资源得以优化配置。
2。流动才能实现产业升级
产业的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和经济组织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通俗地讲，国际竞争力就是指一个国家或经济组织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美国的迈克尔？波特教授明确地将国际竞争力定位于产业层次，并将产业国际竞争力定义为：一国在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一个国家能够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使该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并由决定产业竞争状态的五大因素推导出影响产业竞争优势的六大因素模型，即著名的“国家菱图”模型。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产业结构的调整，实质上就是要实现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和产权交易。通过流动，来有效地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资产专用性与体制进入壁垒的矛盾。公有产权要实现产业升级，同样需要通过流动重组的方式来实现。
3。流动才能提高运行效率
资本的生命在于流动。由于国有经济存量资产在归属方面存在部门化、地区化和管理的实物化等问题，致使国有资产难变现、难流动、难重组。如果国有经济不能随市场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