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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在传媒世界里的成功人士，像约翰·马龙和澳大利亚的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那样、白手起家功成名就的例子还是少数。他们的经营方式就像织田信长一样，各个击破建立网络，利用规模优势吸引好的广告，再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将企业上市，股价上升后获得新的资金，再进一步扩大规模。
活力门的堀江贵文采取的战略是，吞并富士电视台这一现有的巨大网络，但他一上来就发出这么大的动静惹得众人皆知，而使他面对一盘高度戒备的大棋局。更明智的做法是，静悄悄地、不引人注目地一个个收购，最后像下围棋一样，用网络包围使其不能脱身，这才是正确的战略。
所以我曾经说过，我完全不指望堀江贵文能成为传媒之王，成为日本的约翰·马龙。他只是单纯地出于股票讹诈的目的而行动。讲到这里说了很多传媒的事情，因为要讲收购媒体公司，所以不得不先讲一点媒体的事情。下一节我们将回到网络的话题上来。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飞跃
让我们再回到网络的分析上来。
从分析网络出发创业成功的例子，在美国的航空界也可以找到。
美国于1971年取消了对航空业的管制，准许新的力量自由进入这一行业。
由于取消管制出现了一大批航空公司，其中最成功的就是西南航空公司。
下面讲一讲西南航空的战略。
在这之前，美国的航空路线就像图24所示，大型的航空公司比如联合航空、芝加哥航空、德尔塔航空还有亚特兰大航空，都拥有自己的枢纽（hub）机场。
所谓枢纽，就像是自行车的车轴，从那里放射状地伸出许多根辐条。那时美国的主要航空公司采用的都是中心辐射型网络，以枢纽机场为中心，呈放射状地延伸出许多条航空路线。
能否出现“日本的约翰·马龙”（2）
这样航空公司就能将线路覆盖各个城市，而且只需将设备基地设在枢纽机场这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在领土如此广阔的美国，要想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开设点对点的直航班机，可是要花费庞大的经费的。
图24西南航空公司的战略
如图24所示，如果想从A城市飞到B城市，先要从A飞到枢纽机场X，然后在X换乘别的飞机飞往B城市。机票虽然是从A到B的，但实际上要中途停靠X。因为有了枢纽机场，从A、B、C、D直到H，航空公司任意两地之间的机票都可以卖。
这对航空公司来说是方便了，却给乘客增加了额外的乘机时间和手续。
从洛杉矶到纽约这种大城市间的航线，对航空公司来说是最赚钱的线路，大型航空公司原本就有直航班机，但如果去中等规模的城市，乘客就不得不绕道迂回。
西南航空从中发现了商机，它先从开拓A到B之间的直航线路开始。达拉斯到休斯敦、圣安东尼奥到休斯敦、圣安东尼奥到达拉斯，西南航空选择了这三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开始了点对点之间的直航飞行。小规模的航空公司只飞中等城市的直航线路，成本也就可以降下来。因为价格不到大型航空公司的一半，又能直达目的地，西南航空唤起了乘客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西南航空，也为它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在现有的网络中，如果存在对消费者而言不方便的地方，这就意味着有机会。你如果能创造一个网络，排除这个不方便，你就有可能做成大的事业。
西南航空现在的航线覆盖了全美的60个城市，也具备准枢纽性质的机场，但它基本上还是采取中等规模城市直航的策略。
选择最有利的网络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产生一个创意，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创业的时候，要非常重视对网络的分析。
对于你想做的事情，首先要思考，你将用什么样的网络连接最终的消费者，而现在已有的网络又是什么样的，从而在其中选择最有利的网络。在现有的网络中，如果存在对消费者而言不方便的地方，这就意味着有机会。你如果能创造一个网络，排除这个不方便，你就有可能做成大的事业。
针对一直由国家垄断的邮政运输的不完善之处，大和运输的“宅急便”向顾客提供了非常细致的运送网络和服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不能创造这种网络，还可以利用网络的特性做资源的提供方。
但有一点必须要切记，那就是“提供其他人无法替代的资源”。
我们的下一章，就从泰德·特纳（TedTurner）谈起，他运用了马龙整合的有限电视网络，在美国缔造了一个新闻帝国。
基于一个24小时无间断向全世界播送新闻的创意，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CableNewsNetwork）于1980年创立，并成功超越了三大网络。
“堀江现象”的启示（1）
年轻族群在收入上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在媒体乃至政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形形色色的建言与对策层出不穷，但这也许就是难以逆转的时代趋势吧。随着能力至上主义的不断蔓延，这种收入上的差距一旦拉大，恐怕就再也难以缩小了。
我觉得，如果充分考虑个人在工作中所创造的附加价值的话，即使在收入上出现近乎百倍的差距也是合理的。从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两个人，在工作20年后，年收入却分别为5亿日元和500万日元，这个真实的事例容我在后文细述。如果以国际通行的标准视之，从事重复工作与简单业务的公司职员的年薪应该只有200万日元左右的话，那么，更为朝不保夕的自由职业者和打工一族，在收入上与社会精英阶层产生巨大的差距自然不足为奇。
日本的公司职员们不能再满足于在“好心”雇主的庇护之下过安稳日子了，现在到了对公司能否保障你平稳退休、国家能否支付年金让你颐养天年等事情时刻保持高度怀疑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今后无论公司或国家走向何方，职员都必须具备自力更生的能力，而相关的培训开展得越早越好。我所指的就是努力磨炼个人的“即战力”与“实战力”。
我将在本书的序章中对甚嚣尘上的“堀江现象”给日本社会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及其功过是非进行深入分析；并在第一章至第三章中着重阐释如何拥有“即战力的三大神器”——“语言能力”、“理财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对于如何培养日本职员普遍欠缺的科学的学习方法以及在会议上探讨问题的能力，我将在本书的第四章、第五章中加以详述与总结；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我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如何规划自己人生的蓝图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我深信，年龄不是问题，只要能从当下做起，就一定能够达到脱胎换骨的效果。而越来越多的个体发生改变，必将使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
到目前为止，我创立了自发性的政策研究团体“平成维新会”，发起设立了发掘、培养商业人才的“一新塾”，同时，不断努力扩大致力于培养创业人士的“创业者商学院”和“商务飞跃”课程等事业。近期还专门开设了“商务飞跃”研究生培训课程。而以上这些，都是以鄙人对重建这个国家以及让年轻一代具备在严酷的竞争环境中生存的能力的满腔热望为基础的。
最后，我希望大家都能以本书为参考，自由自在地悠游于这个时代。
大前研一“堀江现象”的启示
时间刚刚进入2006年，东京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就强行搜查了活力门公司的总部，一周以后，包括董事长堀江贵文在内的四名公司领导层成员被逮捕。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
2004年，堀江贵文因一手挑起了日本棒球大联赛近铁水牛队的收购大战而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时代宠儿”。从六本木新城多如过江之鲫的上班族的一员，摇身一变成为威震一方的明星人物，个中缘由甚或连他自己都无法说清吧。
而就在此时，此前一直将堀江奉若神明的大众媒体，却一致调转枪口，争做“倒堀江派”的急先锋，同时痛批小泉首相极力倡导和推动的结构改革运动，因为，正是日本政府过度地放宽对相关领域的限制，才造就了众多如堀江这样笃信“金钱万能”的荒唐的年轻人。
在得知活力门公司于正常股票交易时间外购入日本放送公司35％的股份时，我马上就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对这一违反《证券交易法》第141条的交易行为提出了质疑。当然，深知一旦这一行为得到政府默许，任何人都能在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的“专家”绝不会只有我一个，但却没有人站出来遏止这一行为。
富士电视台的风波刚刚平息，堀江马上就声称要将自己持有的4000万股价值1428亿日元的活力门公司股票全部抛出套现，开始他的太空旅行计划。看到这一情况，我就作出了“看来堀江这回算是步入穷途末路了”的判断。
“堀江现象”的启示（2）
正是日本政府过度地放宽对相关领域的限制，才造就了众多如堀江这样笃信“金钱万能”的荒唐的年轻人。
迄今为止，我与全世界数百位企业经营者打过交道，对他们必须时刻面对风险与竞争，难以得到片刻闲暇的生存状态有着切身的体会，深感如果不是对公司或事业保有高度的热情与旺盛的斗志，是无法承受如此的重压的。更何况活力门表面上是一家网络公司，实际上却从事着庞大的资本并购，而涉足这一与IT产业毫无关联的领域，就必须拼命地到处收购那些非一流的公司，采用圈地的方式不断扩张企业规模以抬高公司股价，从而维持较高的市盈率。在这一过程中，稍有松懈就会导致公司的市值暴跌。在我个人看来，不断重复着这种如同走钢丝般的经营方式的堀江或许觉得，与其在终日的患得患失中饱受煎熬，不如在现钱落袋后立刻“斩仓离场”更为明智。而事实上，有着如此想法的经营者也不在少数。
如果不是对公司或事业保有高度的热情与旺盛的斗志，是无法承受风险与竞争的重压的。
也许，堀江若能早日撤出这个“硝烟弥漫的战场”，还能成为一个不错的电视演员。说到底，他还不是值得经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简称，成立于1946年8月，是日本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其会员多为对日本经济有影响的大企业，其会长素有“财界总理”之称。——编者注三顾茅庐邀请加入的人才。
如果活力门公司真的像安然或世通公司那样涉及企业犯罪，那对堀江就没有丝毫同情的余地可言，其所犯下的罪行必须全部加以偿还。
总之，堀江现象不过是特定时代的昙花一现罢了，他的倏忽起落甚至称不上“顺应时代潮流”。我认为，对于堀江现象应该进行客观的分析，对其中有益的因素也应加以肯定。
在当下，“秩序”一词的重要性已经渐趋弱化，只要有实力，即使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也可以一鼓作气爬到社会的最顶层。
“以下犯上”的时代（1）
人气日渐低迷的职业棒球联赛在黔驴技穷之际，组委会召集各球会主席商讨两大联赛合并计划，而堀江贵文就在此时突然现身。
在正式场合以休闲T恤示人，张口闭口“不应受人驱使”、“金钱万能”，所领导的活力门公司的主营业务更是让人无从知晓……这个颇为神秘的年轻人迅速聚集了人们惊异的目光，大众媒体因之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最初这种兴趣绝非出自好意。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人们对堀江抱有的反感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比起西装革履、在摄像机前只会讲些无关痛痒的漂亮话的旧秩序的维护者们，于电视节目上大言不惭地宣扬“我的资产是渡边恒雄渡边恒雄：日本《读卖新闻》社董事长，读卖巨人棒球队董事长。——译者注的100倍”的堀江，在如今的时代无疑更具魅力，也更易赢得大多数日本人的好感。
我认为，堀江贵文等人最大的功绩在于，他们用自身的实
践教导人们，21世纪将是打破秩序“以下犯上”的时代。
在当下，“秩序”一词的重要性已经渐趋弱化，只要有实力，即使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也可以一鼓作气爬到社会的最顶层。这一点，早已在体育竞技与艺术领域得到了印证，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天才们不断以他们的成绩或作品感动着整个世界。但是，体育竞技有着各种各样的规则制约，而艺术与音乐作品也较容易辨别真伪。本来，如果企业经营与市场竞争也拥有足够透明度的话，其性质应该与体育竞技和艺术同样简单，但无论审计协会、企业董事联合会、东京证券交易所还是日本证监会，其状态在现阶段都只能说是“身处云雾之中”，因此，这只能是一种奢望。
我认为，堀江贵文等人最大的功绩在于，他们用自身的实践教导人们，21世纪将是打破秩序“以下犯上”的时代。
例如，堀江买入日本放送的股份及此后收购富士电视台的“战役”，向公众展示了即使公司的规模与地区级的超级市场差不多，只要能够使市盈率达到此前的50倍乃至100倍，在极短时间内筹措到700亿日元的现金也是易如反掌的。我曾在拙著《新？资本论》中论述过这种“倍率经济”的威力。
堀江这一连串的“战役”反复在电视新闻及评论节目中播放，使得家庭主妇也对TOB（股票公开收购）、MBO（管理层收购）这种经济学的专业词汇了解得一清二楚，而我们更不能忽视的是，这一系列事件在激起大众对股市高度关注的同时，无疑又催生出众多的个人投资者。
除了堀江以外，创立乐天公司的三木谷浩史、成立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等“六本木新城一族”六本木新城，东京旧城改造的典范，东京新兴高档消费区，六本木新城一族，即指一掷千金的新贵们。——编者注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勇敢地用与常识相悖的经营方式公开向旧秩序宣战。他们的出现令人们进一步思考时代变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作用和在幕府统治末期涌现出的一批又一批打破旧体制、点燃明治维新导火索的倒幕志士们无疑是相似的，故此，说他们勇于担负起时代的使命似乎并不为过。
事实上，堀江贵文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曾将自己的前辈、同行孙正义比做壮志未酬的坂本龙马，而把自己喻为曾在明治新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伊藤博文。然而遗憾的是，有关他自己的比喻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让我说的话，他也是另一个坂本龙马。
巧合的是，我的确曾于堀江被捕之前，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论述包括堀江在内的“六本木新城一族”的命运是否会重蹈曾作为明治维新运动先驱但却无法看到维新运动胜利的坂本龙马的覆辙。
最终的结局是，堀江被捕；三木谷难抵TBS等经济实体的诱惑，投入1100亿日元的资金却难以保证是否能够收回投资；村上在以溢价收购的方式得到了阪神电铁近50％的股份后，自身却缺乏经营能力，如不能适时脱身，必将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
“以下犯上”的时代（2）
“六本木新城一族”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勇敢地用与常识相悖的经营方式公开向旧秩序宣战。他们的出现令人们进一步思考时代变迁的问题。
如上所述，在成功地撼动旧体制之后，他们的表演行将结束。我的预言看来并非杞人忧天。
那么，承继他们衣钵的又将是什么人？翻开历史书，我们会找到相似的先例。是的，在幕府体制被瓦解之后的日本，重新确立明治政府新秩序的是如同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福泽渝吉这样举足轻重的人。
在活力门公司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所创办的“商务飞跃”研究生课程班曾以“想成为怎样的企业经营者”为题对学生们进行了调查，结果答案无一例外都是“堀江这样的”。然而，现在堀江的神话已然破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堀江打破旧秩序的基础之上构建崭新的企业经营模式，成为真正的国际化的商务人士。
而这就是我专门写作此书论述“即战力”的原因。
30岁成功，40岁退休（1）
因工作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