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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支书决定找她谈话。首先抓住她打小报告这一条做点儿文章：“你把人家否定掉，原来是你自己想取而代之呀？这样可不好哇！根据你的表现，我就不能不考虑你的思想动机和思想品德啦？”
这姑娘工人家庭出身，倒不扭扭捏捏，很大方地给自己辩护说：她向党组织反映情况，是她共青团员的责任，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当时她还不知道大家会提名选她，所以不存在自己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接着话锋一转，又说她们家祖祖辈辈也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她自己对于上大学，更是梦寐以求。如果支书能够成全她的大学梦，以后一定好好儿报答他。
杨支书一听有缝儿可钻，笑嘻嘻地拉住了她的手，只说了一句话：“你一上了大学，远走高飞，往后还会到我这个山旮旯里来么？所以‘以后报答’这些话，提也不要提起。你先回去好好儿考虑考虑，我这里还要派人到你老家和你父母亲所在的单位外调，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当然，关键在于你自己的态度和我们基层党组织的意见。推荐你上大学的，终究是我们贫下中农嘛！”
这姑娘回去以后，反复琢磨：前面两个人，都是被支书否定的。看起来，自己能不能上大学，关键真在支书那里。只要他一点头，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但是怎么才能让支书点头呢？她在这里插队好几年，连我外公这样的地主分子都听说过杨支书的风流史了，尽管她是个姑娘，又是外来的，保不齐也听见过一句两句，多少知道点儿支书最喜欢的就是跟别人的老婆、女儿睡觉了。但是自己是个大姑娘，用自己的贞操去换取上大学，合算不合算呢？
这个问题一上心，她可真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了。想来想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能上大学，前途广阔；不能上大学，就只好在农村捋一辈子锄头把儿，两者之间，相去可不是以道里计的呀！都二十世纪了，对于贞操观念，也用不着这样看重。尽管为杨百了这样的人献身似乎太委屈自己点儿，可是权在人家手里，也无可奈何，只好捏着鼻子姑妄忍之吧。
她做出了牺牲一面以赢得另一面的决定以后，就去找支书：“我有心里话要向党组织汇报。白天您太忙，时间也不够。今天晚上，我到大队部找您细说吧？”
杨支书一听，就知道她果然思想通了，连连点头说：“只要你思想搞通了，上大学的事儿，好说，好说！”
当天夜里，她在支书的房间里一聊聊到了半夜过后，才回到知青点，还是好心的支书打着手电筒送她回来的。
第二天晚上，据说支书让她到大队部填写上大学的表格，一填又填到了半夜过后才回来。
第三天，支书就把表格亲自送到公社去了。
一切顺利。那姑娘春风得意，到了大学。入学之后，学校里进行一次例行的体格检查。在妇科检查的时候，女大夫无意中问了一句：“你结过婚了？”她脱口而出：“没有哇。”那大夫也就没有再问。
那时候，由基层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大学生，什么样的年龄段都有，有的结过婚了，有的孩子都生过了。对大夫来说，学生是不是处女，本不是检查的目的，记录上也没有这一项。但是做贼的心虚，自从体检以后，她背上了思想包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老是一个人捂着枕头哭。如果她什么也不在乎，倒是什么事儿也没有的；她这样一折腾，校方明显地看出她有思想问题了。于是通过党团组织的妇女委员一次一次地找她谈话，又是教育、启发，话引话，话勾话，终于把她上大学之前的这一段故事问了个一清二楚。
她虽然幼稚，但是本能促使她没把自己主动送上门去这一节和盘托出，而是说成支书找她个别谈话，明码实价，要上大学，就拿贞操来换。她无可奈何，只好忍痛牺牲了。如此云云。
其实，那年代为了争取上大学，女青年献出贞操的事例，多得数不胜数，这一类案件，作案者大都是有权的头头儿，所以一般都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这个姑娘当然不了解当时的“大形势”，还以为天下之大，只有她这一个傻姑娘办了这样一件傻事儿。因此当校方政工干部问她打算如何了结的时候，她梗起了脖子，表示一定要与这样的阶级败类斗争到底。
她写出了详细材料。不仅把自己被奸污的经过写得有声有色，催人泪下，还把她听见的有关杨支书的风流史，哪怕是东鳞西爪，一星半点儿，也拼凑成篇，以示受害者不止她一个，天下的傻瓜，更不止她一个。
材料按组织系统转到了县里。县里刚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原来的县政府。新上任的革委会主任，与原来的县委书记是对立面。而杨百了正好是原县委书记一手培养起来的土改积极分子、模范的农村干部、历次党代会的先进典型。如今转来了这样有利的材料，正是“射人先射马”的绝好机会。于是立即组织了一个工作组，进住杨百了的那个大队。先抓住这一件事情，宣布将杨百了隔离审查，再根据材料上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一步步深入。乡亲们见杨百了这条作恶二十来年的地头蛇终于盘了起来，胆子也大了，一件件的案子，终于逐渐被揭发出来。
尽管如此，一般人也只以为杨百了犯的不过是多吃多占多玩儿几个女人的“花儿案”而已。谁都没有想到：杨百了因为玩儿女人，居然还有人命案子！
案子发生在公社化以后。公社化以前，他是村长兼村支书，所管的，不过本村那几十户人家。公社化以后，他当上了大队长兼大队支书，官儿大了，权力大了，管的地方也大了。山前山后一共三个村子和两个居民点，算是一个大队，都归他管。山后有一家姓黄的小地主，也不过三十多亩地，雇了一个长工，自己也参加劳动。如果他只有二十多亩地，根据他本人参加劳动这一特点，本来是可以划为富农的，就因为他的地多了一些，家境比一般富农要好一些，而当地又没别的地主好斗，只好高升他一级，评他为地主，把他家的地和房子都分了，让他一家搬到长工屋去住。
五二年土改的时候，黄家地主有一个小女儿，刚十岁，小名就叫喜儿。按照当地的土政策，地主的子女只许读到小学毕业，不许上初中。到了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喜儿已经十六岁，尽管家境不好，倒出落得花朵儿似的，颇有几分姿色。这时候黄姓地主自己已经年老，公社化以后开展平整土地、人工造田，都是这个十六岁的姑娘来出工。杨百了看见，就暗暗地打上了她的主意。
这个姑娘，他不是不知道。只是早先姑娘还小，也不属他的管辖之下，他就是有那心，也没那法儿。如今天从人愿，把后山村也划归他管，这个姑娘，就成了他的盘中餐、俎上肉，想跑也跑不掉了。
大队长想玩儿地主的女儿，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用他自己以前的话说，这叫“阶级报复”；用他后来的说法，这叫“大跃进产品，社会跃进，我也跃进”嘛。
不幸的是，明来暗去的还不到一年，喜儿怀孕了。她父母没有办法，只好赶紧给女儿找婆家。那时候，地主的女儿本来就不好嫁，肚子里带着没父亲的孩子，谁肯要呢？无可奈何，只好白送给一个住在深山老林里以打猎、采药为生的单身山农。一般的姑娘，都嫌山农生活苦，又没个左邻右舍，不肯嫁到山上去。喜儿命苦，遇上了杨百了这个色魔，不满十八岁就被糟蹋了不说，又怀上了孽种，只好认命了。
过了一年，杨百了进城开会，想起喜儿，不知道她生了个儿子还是女儿，就在往回走的时候，故意弯到那个山农的小窝铺去一看究竟。
一敲门，只有喜儿一人在家，山农上山打猎去了。喜儿见是这个魔鬼登门，堵在门口不让他进去，哭着求他：她已经被他害成了这样，一切她都认命，不埋怨谁。现在这个丈夫对她很好，求求他不要再来缠她，让她凑合着活下去。杨百了说：以前的事情，那是两人有缘分，是老天爷的意思。要不，怎么会有了孩子呢？不管怎么说，孩子总是他的种，他今天来看看自己的孩子，总是应该的。喜儿拗不过他，被他说动了心，告诉他生的是个儿子，还答应把孩子抱来给他看一眼，只要求他看过了就走，以后不要再来。孩子她一定养好。
喜儿没想到自己一转身，他就跟了进来，一把抱住了，就要跟她重叙旧情。喜儿坚决不干，喊了起来。杨百了知道他丈夫已经上山，而山上只有这一座窝铺，也不会有人听见，胆子贼大，就动起了鲁的。事情也凑巧，那天喜儿的丈夫打着了一头獐子，高高兴兴地提前下山来，半路上听见自己的窝铺里老婆在哭喊，三步并作两步赶回来。杨百了匆忙之中，并未关门。那山农一脚迈进门去，正看见杨百了抱着他老婆强行非礼。他并不认识杨百了，只当是过路的匪徒，过去飞起一脚，把杨百了踢了个仰面朝天。接着举起猎枪，瞄准了软瘫在地上的杨百了。喜儿怕他真的开枪，闹出人命来，不好收拾，就不顾一切地扑到丈夫身上，一面叫丈夫不可乱来，一面喊：“杨支书，你快跑！”杨百了一听露了身份，又见喜儿已经把她丈夫的猎枪枪口推向了房顶，一骨碌从地上爬了起来，不是夺路而逃，而是就手抽出她丈夫腰间的猎刀，朝他心窝就扎了下去。可怜这个猎户只叫了一声，登时就没了气儿了。喜儿抱住了丈夫的尸体，吓得号啕大哭。
杨百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也杀红了眼，举起刀子，又要来杀喜儿灭口。喜儿浑身哆嗦地跪在地上求他。她知道，对这种没有人性的东西谈什么男女恩爱是没有用的。他没有情，只有欲。他玩儿一个姑娘，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玩儿过了，就丢在一边，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男女之爱。不过他再怎么不通人性，虎毒尚且不食子呢，总也还有点儿父子之情吧？她指指床上被吓得哇哇大哭的婴儿说：“你敢杀我男人，也敢杀我，总不会连你自己的亲骨肉也杀吧？孩子还小，还要靠我喂奶。你一定要杀我，也得等我把孩子扶养大了再杀呀！”
一提到孩子，这个丧失了人性的东西倒又唤醒了他的父爱，犹豫了半天，瞪着血红的眼睛说：“只要你从今之后好好儿给我养着这个孩子，不多说一句话，我可以留你一条活命。”
在喜儿的再三保证之下，杨百了让她收拾几件衣裳，打一个包袱，抱着孩子，先退出门外，然后他把她丈夫的尸体扔到了床上，把门外的干柴火都抱来，一把火把窝铺点着了。熊熊烈火，把杀人的现场消灭得干干净净。
杨支书把喜儿领了回来，干干脆脆地对她父母亲说：她家着火了，她丈夫烧死了，往后她就住在娘家扶养这个孩子，不许再嫁人。
杨支书就是这里的土皇上。皇帝的“圣旨”，谁敢不依，何况黄家是地主，一家人的死活，全攥在杨支书的手上呢！
从此喜儿就没再嫁人。杨支书高兴的时候，也到她那里看看孩子，给几个钱，顺便再睡一夜。
山前山后，几乎人人都知道地主家的这个“狗崽子”，其实是三代贫雇农的种子。至于喜儿的丈夫怎么会被大火烧死，怎么喜儿反倒一点儿也没烧着，怎么竟这样凑巧，早不烧晚不烧，恰恰杨支书“路过”她家门口，她家就着火了，而且喜儿从此不再嫁人……这些疑问，尽管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可是在那个年月，大队支书就是一帮的帮主，可以一手遮天，谁敢没事儿找事儿，给自己找麻烦？
工作组进村，顺藤摸瓜，没费多大力气就找到了这条线索。再找喜儿谈话，启发她，动员她把实话说出来。喜儿见杨百了已经被软禁起来，也知道他的末日来临了，自己申冤报仇的一天来到了，就把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出来。
杨百了贪污腐化，奸污妇女多人，亲手杀死人命，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的那天，广场上搭起了台子，召开全公社的万人大会，上台控诉的除了喜儿之外，一共有三十七个妇女。据说还有一些大姑娘、小媳妇顾忌到面子，虽然也写了检举材料，却不肯上台面对面地揭发。
宣判大会以后，杨百了的新居和家具基本上全没收，他老婆领着几个孩子和分给她的几件家具住到学校去了；他母亲住到了土地庙里，每天拄着拐棍儿四处要饭。附近人家知道她是杨百了的母亲，谁都不周济她。她要讨一口饭吃，不得不走出三四十里路之外去讨。
最惨的还是喜儿。她是地主的女儿，是恶棍的情妇，是小杂种的母亲。她虽然上台揭发了恶棍的罪恶，可她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脸面没有地方可放了。终于她狠起了心，亲手勒死了自己的儿子，然后喝下了做豆腐用的卤水自杀了。
一场“阶级报复”的大案子，虽然在当地已经彻底落下了帷幕，它的余波，却影响到我和我外公老小两人的终生命运。
先是我为此挨了一场批斗。
我们上海知青到西双版纳插队种橡胶树，技术上由技术员指导，生活上、学习上、组织上，则由一名“知青办”派下来的指导员指导。这个指导员姓胡，是个汉族人，馄饨店学徒出身，没什么文化，当过几年义务兵，却特别爱讲政治，开口阶级斗争，闭口阶级斗争，外号人称“阶级胡”。此外，还特别爱占个小便宜，因此又有一个外号，人称“占便宜胡”。凡是他想占的便宜，都能够在“阶级斗争”的借口下得到。因此两个外号后来合二为一，人称“占便宜阶级胡”，简称“便宜阶级”。他并不和我们一起生活，经常在各个知青点之间“游走”。知青点里都在传说：他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由，在几个出身不好的女知青身上占了便宜了。
这时候，我外公已经把他所知道的关于杨百了的案子源源本本地写信告诉了我。在他，本是因为生活太无聊，拿它当新闻说给我听听。此外，也用事实反驳《金光大道》所宣扬的地主阶级怎么坏，农民阶级怎么好。从理论上说，一个人的阶级烙印是有的，阶级斗争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具体到某一个人，则要根据这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思想认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单纯地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一切、代替一切，当然是错误的。实际上，地主阶级中也有好人，农民阶级中也有坏人。人好人坏，在于本质，不在于阶级。不然，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中有那么多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人就无法解释了。关于杨百了的故事，本来只应该我自己一个人知道也就罢了，我也没那意思要给他杨百了扬扬名气。偏偏那天知青们又在谈论起胡指导员的风流故事，我不经意地说起，这种事情，全国各地多了去了。云南边疆有，江南农村也有。话一说开了头，我把我外公告诉我的杨百了的故事，拣那主要的给知青们复述了一遍。当时大家听了也不过哈哈一乐，并没有什么动静。
但是知青中人员复杂，有干部或造反派子女，也有地富反坏右子女；有积极的，也有落后的；有靠拢党组织的，也有什么都无所谓的。不知道是哪一个积极分子把我讲的故事又复述了一遍给胡指导员听。尽管复述的人并没有说我是在影射胡指导员，可是做贼的心虚，胡指导员却认为我是故意编一个故事来影射他。他自己对号入座了。
于是有一天晚上，他“游走”到我们的知青点来，召集全体知青开会，先读了半来个小时关于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语录》。这是他召开任何会议的开场白，大家听惯了，也没往心里去。忽然他话锋一转，说是知青中有这样一个人，故意编造一个根本就不可能有的故事，诬蔑党的基层组织，给贫雇农脸上抹黑。更加不可原谅的是，居然还编造了“杨白劳”和“喜儿”这样的名字，玷污革命歌剧《白毛女》。最后才说：这个人不是别个，就是吴永刚，然后要我站起来，当众检讨。
我当然不承认，我再三说明，这是发生在我外公老家的一件真事儿。于是知青们批一次，我解释一次。知青们越听越觉得这个杨百了很像胡指导员，就故意找一些漏洞来盘问我，我只好再一次做解释。就这样一说二说的，反而把杨百了的故事补充得完完整整的了。
我坚持我说的是“江南实事”，有案可查，胡指导员也没有办法，最后要我把外公写给我的信交出来，我说信早就烧了。不信，可以到江南去调查。我本来以为胡指导员不可能为这种与云南边疆八竿子扎不着的无关案子费心费力气，没想到他还真的给我外公所在的公社写了外调信。这一来，这把火又烧到了我外公的头上。
杨百了的事情，在当地尽管没有上报纸，也已经是尽人皆知的新闻，倒是没有必要保密的。问题出在我外公是个被管制劳动的地主分子。新上任的大队支书愣说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