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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占区和英占区，要求书籍出版商也象报纸业主一样申请营业许可证（到1946年6 月，英占区有一百八224 十五家）。他们在任何一个时期所能使用的印书纸张数量，由管制当局根据他们所订计划的规模和重要性按大致的比例进行分配。除特殊情况外，每版限制在五千册以内。书籍出版商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选择出版书籍，但在营业许可证中告诫他们不得出版鼓吹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或种族主义思想的书籍，不得出版煽动反抗盟国或挑拨盟国之间不和的书籍，等等。出版带有上述倾向的书籍要受到吊销营业许可证的惩罚；如果他们对有些问题拿不准，可以在出版之前把手稿送交盟国当局审查，大多数书籍出版商似乎都极力希望把稳一些。结果，没有一份许可证被吊销，因而让书籍出版商完全自由地出版他们喜爱的书籍，似乎也不见得会有多大问题。但是各占领当局都不会率先冒险这样做，而且，纸张既然如此缺乏，对书籍出版商的数目加以某种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当时的条件并不十分有利于著作活动，出版的书籍也不很值得注意。
填补这一空白的一个明显办法是翻译英美的书籍。但是，只要德国马克不能兑换外币，向作者支付版税的问题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障碍。马克不能兑换成英镑或美元，而不住在德国的外国人不得在德国积聚不能兑换外币的马克（理由是这种积聚在马克可以自由兑换时将造成额外的紧张）。作为一种解决办法，英美两国政府用美元或英镑有选择地向一些挑选出来的作者购买一定年限内在德国出版他们书籍的权利；然后又把这些版权以不能兑换外币的马克卖给德国出版商，而马克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英国书籍的选择工作是在伦敦的一个小型顾问委员会的帮助下进行的；鼓励德国出版商提出他们愿意出版的书目。选定的书籍决不是局限于政治题目。大约有二百种英国书籍就是这样出版的，美国书籍的数量更大。很遗憾，一些本来最有用的书籍的德文版权被卖给了瑞士出版商，无论出多高的价格用英镑向他们购买，他们都不肯放弃版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无从作出切实可行的安排。不然的话，这项计划是会执行得使人人都感满意的。当然，有些英美出版商和作者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的书籍被认为不适宜于包括在该计划之内。
看来俄国人无须为批准出版营业许可证操心。他们把纸张分配给他们所宠爱的出版商，同时讲清楚，出版异端书籍将意味着给出版者带来麻烦。他们采用这种办225 法，无疑能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当然，英美的政策是从长期占领这种设想出发的，在此期间应让负责任的、有民主思想的出版商有机会确立自己的地位，以抵制随后可能出现的反动潮流。
第四节 其他宣传工具
管制的范围还扩大到剧院和音乐会，只有那些忘记了第三帝国的音乐和安排演出的窍门所起作用的人才会对此感到惊奇。英美的原则是，给剧院经理或剧场所有人发营业许可证，以迫使他们对演出的性质承担个人责任。实际上现在很难想起有过查禁某个节目的例子，虽然酒吧间的歌舞表演常常接近这个限度。然而要在这个领域内非纳粹化是特别困难的，而且产生了以富特汪格勒和格林德根斯为首的若干有名判例。一方面人们可以说，艺术与政治无关，但同时又很难容许那些曾受纳粹宠爱的人若无其事地继续登台表演。这方面，时间最能医治创伤。但是这一部门的管制官员的工作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他们帮助歌剧院和戏院从当局得到建筑材料、燃料、额外的口粮、通行证以及无数其他补助，要是没有这些，剧院是无法演出的。根据一项与选择书籍相类似的计划，引进了许多外国剧本。由于演出者缺乏材料，而管弦乐队和歌唱家又缺乏精力，这就导致人们强调象格鲁克、汉德尔、莫扎特等这类作曲家的那种比较古老、比较朴素的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虽然可以自由演奏瓦格纳的作品，却似乎乐意把他的作品束之高阁的原因之一。在文化活动方面，法占区由于法兰西话剧团、香榭丽舍芭蕾舞剧团和巴黎交响乐团的巡回演出而显得具有特色。
在电影方面，由于取缔大部分引起非议的纳粹影片而造成的空白，通过上演带德语字幕或德语配音的英、美、法、俄故事片而填补起来了。德国人对这些影片的反应是不同的，而且要找到足够的既适合德国观众口味又可望增强盟国威望的影片，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万国影片公司（UFA ）在巴贝尔斯贝格的主要制片厂都在俄国人手里，而西部地区仅有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制片厂都在慕尼黑市外。这种情况再加上缺乏资金、原料和各种设备，意味着德国影片摄制丁作进展缓慢。上演的第一部影片主要是靠在英占区拍摄外景制成的，1947年1 月开226 始发行。英美当局联合拍摄每周一辑的新闻纪录片《银幕上的世界》，强制上映。
在1945—1946年之间的冬天，一些地方军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在英占区，开始把过期的英国报纸和德国报纸放置在任何一间近便的房间内，让群众进去阅读。这种安排深受欢迎，因为德国人都非常希望看到新闻，报纸（特别是外国报纸）又很难弄到，而且很多德国人也乐予以任何借口坐在一间暖和的房间里。1946年3 月在柏林临时举办了一个名为“今日英国”的展览会，目的在乎影响社会民主党与统一社会党的论战；前往参观的人数表明这种展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上面两件事为起点，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设想，要在全英占区一连串建立六十个新闻中心，附设阅览室、图书馆以及用于演讲、放映电影和举办展览会的各种大厅。这种设想做起来就不象想象的那么容易了。寻找房舍，进行整理，在德国建立一个供应中心，以及安排报刊、书籍和展览材料的交流，都要花费时间。但是到1947年5 月，已办起了六十二个这样的中心，都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桥梁”。这个数字后来必然要减少，但是那些保存下来的中心仍然是英德文化联络的基础。美国人仿效英国人的做法，到1947年7 月建立了二十三个新闻中心。俄国人也不甘落后，1947年春天在柏林的菩提树大街开办了一个堂皇的“俄罗斯文化之家”。
第五节 效果
上述种种努力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德国人成为一个见识广博、头脑冷静的民族，把这点记载下来是会令人愉快的，但是，尽管许多人在这方面取得了进步，却还有相当多的人在这些年中继续相信最荒诞无稽的谣言，继续对德国以外的世界抱着极其错误的想法。问题不单单在于他们认为占领国故意要压迫德国，而是许多人以乎无法理解为什么“可怜的德国”竟如此令人憎恶。很自然，他们会批评盟国无力供应更多的配给物品，但是他们拒不相信其他许多国家也缺乏食品、煤和原料，而且这种匮乏却是纳粹的野心所造成的。象施兰格一舍宁根博士那样的资历较深的负责的德国领导人也许会证明，要不是由于美国和英国政府在牺牲自己的情况下运来了食品，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就会死于饥馑。但在英国人发现一般德国人非但看不到他们所受待遇中包含的慷慨大方，却只是谈论饥荒是故意制造出来的时候，他们特别感到痛心，因为这些供应曾要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1946—1947年的冬天，象“世界粮仓是充裕的”这样一类大字标227 题经常出现在德国报刊上，时至今天，盟国为拯救灾难所作出的那份贡献差不多已被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这就引起了种种怨言，说盟国新闻处无能。
宣传工作收效不够大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物资缺乏，使得很难对德国人施加有力的思想影响。英国报界说了一句公道话，承认通过一份每日四版的报纸无法向广大读者作充分报道。但是，盟国却想通过每周两份、每份四小版的报纸来向那些有更多隔阂要消除的德国人作报道。不错，还有广播电台，但是一般说来，每个地区只能清楚地听到一套广播节目，而文娱节目又必然占很大比重。在这种情况下，对德国报刊所采取的政策也许是过于放任自流了；本来可以责令那些获准出版的报刊拿出一定版面来强制登载实事求是地阐述盟国政策的文章，而不是让它们完全自由地想登什么就登什么。但是，既然过去多年的宣传使德国人形成一种习惯，遇到有人要他们相信某种事物时总要怀疑一番，那么要发表不会引起异议的文章，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
而且，决不要以为一事无成。各报刊都系统地报道了纽伦堡审判的情况，同时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和发行了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和杰克逊法官先生的开幕词（遗憾得很，在最能发挥影响的时刻迅速公布那些关键性的德国文件的做法被排除了，唯恐任何这类文件在审判过程中被认为不可靠）。大批的书籍，如欧根·科贡的《党卫队国家》和彼得·德·门德尔松的《纽伦堡文件》等出版了，这些书籍都不受每版五千册的限制。英美的官方报刊一再登载关于外国食品供应情况的文章。第一批在英占区各新闻中心巡回展出的十二组图片中就有三组是有关上述主题的。许多地方官员也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强调这些事实。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节目强调英国援助的意义到了那种程度，以致收到听众表示愤慨的信件，抱怨他们显然是想损害德国人民的自尊心。
真正的困难与其说在于未能成功地进行报道，不如说在于无法使这种报道为人们所接受。盟国是同那么一种人在谈话，他们常常根本不要听，即便是听了，也很快就置之脑后。正如有人提出的那样，这里存在着一种心228 理上的障碍，妨碍着他们承认：世界不是无缘无故地讨厌德国人；别的国家也缺乏供应；德国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是占领者大发慈悲，德国的处境会更糟糕。大多数德国人在心灵深处也许意识到这些事实；但是，要公开承认这些事实，似乎就意味着对许多长期被奉为典范的东西缺乏信仰。说盟国是正确的，就意味着说德国——不仅仅是纳粹分子——错了；而这对于任何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来说，是一颗难咽的苦药丸。英国人和美国人越是起劲地进行说教，其唯一效果也许是使听的人越不愿意听。
归根到底，要解决这种僵局还得靠德国人来做工作，而不是靠占领国做工作。有些德国人是准备面对现实进行斗争的，1946—1947年冬天刊载在一家柏林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任何一个稍微尊重事实或真理的人都无法否认，1918年的那种战后气氛再次笼罩着我们。我们在进行一场“民族”抵抗运动。对被征服和被占领的现实感到反感；本能地团结一致反对一切非日耳曼人；什么事情没有完全达到人们根据诺言和指示所预期的结果时，他们就随心所欲地批评一通；对供应缺乏报之以鼠目寸光的抱怨：“还不如在纳粹时期好”；只要对自由稍加限制就大声疾呼“这是民主吗？”；以到处散布占领期间和占领以后的不愉快经历为乐事：不愿经受艰难困苦，嘴里却说：“喏，他们是以上等人自居”；沾沾自喜于搞挑衅性的小动作；尽情奚落痛切忏悔的思想；只看到德国的什么东西被取走了，却不愿去想想德国人过去从别国人民那里拿走了什么；不愿记住，除了德国造成的破坏之外，还有对于我们侵略的野蛮暴行的义愤；一提起德国官兵所犯的罪行，就采取愚蠢的“别相信”的态度；闭眼不看对波兰人、犹太人和俘虏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别出心裁地指责“别人”通过签订条约帮助希特勒上台；抱着错误的“民族国结一致”的观念，妨碍人们站在实际存在的“另一个德国”一边——凡此种种，都是出于虚假的爱国主义或幼稚的利己主义的动机，在这些动机的驱使下各党派人士闭目塞听，不考虑正义和道德。
归根到底一句话，不可能期望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即便处在灾难的冲击下，数月之内就改变多少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思想习惯。而想象力、无私和客观性这些品质。是有组织的团体很少能够表现出来的，尤其在处于逆境之时。最有希望的迹象也许是给德国带来的一两种变化，预示着在盟国营制取消之后确能继续下去，而有些德国人也透彻地感觉到这些是存亡攸关的问题。这些成果能229 保持多久以及这些人的影响能有多深，只有在未来才能分晓。
第十五章 教育
盟国处理教育的方法清楚地反映出四个占领国对思想灌输问题的不同态度。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迫使人们不仅改变表面的信仰而且改变内心深处的信念呢？因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追求前者而忽视后者显然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这样做只能意味着：外部压力一旦消失，旧的习惯就会故态复萌。然而促成内心变化是不能凭借压力的。相反还明摆着一种危险，即凭借压力以求达到此目的将会引起消极反抗，从而实际上使促成变化的机会减少。但也并非全然如此。有些人可能会有足够的毅力和信心在其信仰受到攻击时更加坚定不移。但是，很多人则感到难于使自己的信念保持下去，除非那种信念经常受到来自外界的鼓舞。而且，如果新思想宣传得振奋人心，取旧思想而代之，以致令人无从觉察旧思想的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旧思想在受到压制时要保持不变的希望就更少了。因此，要考虑直接行动能否在思想领域里取得成效，必须认真考虑采取这种行动的那些人过去搞得冷酷无情到什么程度，对另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办法已经开展宣传到了什么程度，以及重新肯定旧观点的途径有多少。
在德国，具有最积极的新主义的是俄国人。他们本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阐述的真理的信仰是受过精心培育的，这就使他们毫不怀疑直接行动的价值；象大多数狂热的信徒一样，他们一心一意要传播他们坚持不渝的信念。正如一位外界的观察家所写的那样：“政治灌输和宣传是存在的，但是这种灌输和宣传是巧妙地裹着新思想、新书籍杂志以及新展览会等糖衣的炮弹。”他们在这方面的不利条件在于德国东部现存的各种信仰具有根深蒂固的特性以及西部占领区所奉行的种种信仰的传入（甚至可以直接听到）。尽管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但他们无法使“铁幕”隔音。法国人也对采取直接行动毫无顾忌。人们原来猜测，他们对德国人固有的怀疑态度会使他们不相信有可能改变人心。但也许正是这种怀疑态度使他们认为，既然德国人不会自己转变，那么，直接行动尽管230 有其缺陷、却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此外，他们把大多数成年的德国人都看作是不可改变的，因而他们不那么寄希望于宣传一种政治信念，而是寄希望于唤起青年人热爱学习而又热爱客观态度。美国人把他们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固有尊重与为活动而活动的天然嗜好结合起来。其结果是，一方面他们不太愿意采用向德国人填鸭式地灌输思想的方法；另一方面当德国人不能自我灌输时，他们又感到难以坐视不管。英国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要宣传的那种信念本身就包含着不相信通过命令把信念强加于人的价值。不过，要是他们遇到困难较少而又拥有较多财力物力的话，他们的政策也许会更加坚强有力。
在盟国管制委员会最早的一些决定中，有一项是德国的小学于1945年10月1 日复课。其主要出发点是使儿童不再流浪街头，使他们脱离无所事事、缺吃少穿的家庭，脱离这种势必诱使青少年道德败坏和犯罪的环境。许多年龄较大的男孩曾被纳粹分子抓去为防空炮火观测目标或执行其他战争任务。在汉堡，1943年以后，除了职业学校和中学高年级之外全都停课了。尽管使孩子们返校是如此重要，但做起来却障碍重重。不仅校舍被炸毁，而且即使校舍完好无损，很多也因其他重要目的而被征用。现在一所大学欢迎一车玻璃就象在正常时期欢迎一个新的研究所一样。儿童们本身也不大有条件学习；一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