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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怨我。”
他说:“当然怨你。《卿斋》里有一则故事是《马俊漂海》记得不?”
我回忆了片刻,说记得的。书生马俊漂到了一个岛国。那里的人们以黑脸为美,以白净脸为丑。都觉得书生马俊丑极了,丑得像个怪物。他只好“入乡随俗”,从此也将自己的脸天天用炭涂黑……
子卿说:“如今咱们普遍的中国人,在语言和文字表述方面所面临的窘况,和马俊的窘况是一样的。真话已经死亡。绝对的真话反而只能导至绝对的假的结果。提倡、表扬、表彰、鼓励、甚至重金奖励,都没了意义。说者早已习惯了说假话,听者早已习惯了听假话。就像《红楼梦》里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习惯了的现象,也就没什么不便没什么可怕的了。但是,没有一个相对真的标准,人们也就很难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社交方面的活动。怎么办呢?需要有一个基本公式。是我总结出来的。我叫它‘翟氏二倍法真话提取公式’。现在我再问你——你有二百万,你为了能使我相信你有二百万,你怎么对我说!”
我张口便不假思索地回答:“四百万!”
子卿说:“完全正确!”
他说罢抛给了我一支烟。
我笑了,觉得自己其实也未必那么笨。
“有的报纸说——北京人均收入每月五百元,你应该从中得出一个什么接近真实的数据?”
“二百五!”
“好!很好!”
我说:“你再试试我!”
于是他又说:“假设今年不是1994年,而是1990年,说咱们中国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怎么理解?”
“十年乘二,起码二十年后!”
“某张报纸公布了十方面的统计数字,以说明国泰民康,生产蒸蒸日上,形势一派大好,你将怎么看?”
“每个数字都起码除以二!”
“还登载了十方面的统计数字,以说明人人心里都清楚,人人都忧患的一些事实并非杞人忧天,你又将怎么看?”
“每个数字都起码乘以二!”
“为什么都乘以二或除以二?”
“因为二这个乘数或除数,可以当成是假话的‘合理限数’,可以将真话从假话中提纯出来!”
“嗯,嗯,很好。你已经掌握了我说的‘道’,以后你这位作家,面对中国的种种现实,就不至于困惑,也不至于人云亦云,无形中做了假话的帮闲了!”
子卿点点头,表示满意。既包含着对我的领悟力的满意,也包含着对他自己的循循善诱的讲解力的满意。
而我,竟像一位考生,终于结束了面试答辩,从导师满意的表情中猜到自己一帆风顺,如释重负。
这时子卿母亲跟了过来,指着鱼缸又对我絮叨:“就说养的这些鱼吧,起初把我看着喜欢的呀!活到七十多岁,以前哪儿见到过这么好看的种种鱼哇!我最爱看的是‘红绿灯’了,晚上关了灯,鱼们身上发亮光,一片片的红亮光从水里游过去,一片片的绿亮光从水里游过来,像解放前看的西洋景似的。楼上楼下的老姊妹们,也都爱过来陪我看……”
“娘!……”
子卿皱起了眉头,不悦地制止老人家说下去。
可老人家那天却显得相当执拗,偏继续揭儿子的短:“后来那些大鱼生了许多小鱼,生的那个多呀!鱼缸里密密麻麻的,往少了估计也得有六七百。我就赶紧往外捞。捞迟了怕被别的大鱼吞吃掉。小鱼缸里,盆儿里,桶里,瓶儿里,捞也捞不尽!我心里那个喜兴呀!不正应了‘富贵有鱼’那句话吗?我把楼上楼下的老姊妹们都找来看,看得人家也替咱们心里喜兴兴的,一个个脸上眉开眼笑。趁着我自己和人家都喜兴兴的,我就分给他们。这家十条,那家二十条。多呀,分给了她们也不见少。咱们中国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有忧自家愁,有喜邻家乐’。我和你母亲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是整天这么教育我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自己家里有了忧苦的事儿,你要尽量闷在自己肚子里,要愁就在自己家愁。别搅得四邻不安,好像人人都该跟你一块儿愁似的。可是你家里要有了什么喜事儿呢,那就不能瞒着邻居们,在自己家里独喜独乐的了。而要把喜气也分给邻居们一些,让邻居们都跟着你高兴高兴。我那些老姊妹当时一个个高兴劲儿的。都觉得我分给她们的少。都争着要呢!还开玩笑说:”咱们也分了她家一点儿喜气,盼着今年沾光碰上什么幸运的事儿!‘正分的热热闹闹的,子卿他回来了。你猜他怎么着?他当着我众老姊妹的面儿,竟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别分别分,快别分了!你怎么也不问问我该不该分啊?放下放下,都放下!谁也不许拿走!一条也不许拿走!’我那些老姊妹们,一听都一声不哼地放下了。都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咱家。晓声你说说看,倒是让我这当娘的脸往哪儿搁?如今,我那些老姊妹,再也没谁到咱家看鱼来了。我呢,也再不好意思到她们家串门儿去了!我还能厚着老脸去他们家串门儿吗?……”
我说:“子卿,这件事上你做的确实不对!你应该向大娘认错儿,现在就认个错儿!”
子卿红了脸嘟哝:“你别光听我娘一面之词!你不明白,那些小鱼的品种都挺名贵的。能买一条大金鱼的钱,也买不下一条那种刚生下的小鱼苗儿。别看刚生,可拿到鱼市去卖,几元钱一条呢!我娘她当时那哪儿是分鱼,是在分钱嘛!这年月,谁家向邻居们分钱啊?”
“钱!钱!又扯到钱字上去!……”——老人家跺了下脚:“光钱是顶重要的吗?还是我那句话,钱这东西,多少才算是多呀?你把那些小鱼变成钱了吗?”——指着儿子转脸又对我说:“他可倒好,花钱雇了个人到集市上卖!”
子卿不但红了脸,而且有些恼了,气乎乎地分辩:“不雇人怎么办?我自己到鱼市去卖呀!我要钱,可也要名声!我有那工夫吗?我的时间能用在那种挣小钱的方面吗?”
我阻止道:“子卿,你少说两句吧!大娘平日心里积郁了些话,没处诉,今天我来了是大娘个机会,就让大娘说个痛快行不行?说的对或不对,咱们当晚辈的,笑呵呵地听着就是了吗!……”
子卿还算给我面子,将头一扭,不言语了。
老人家接着说:“结果呢,他定的价太高……”
子卿吼道:“不高!你懂什么价高价低的?”
我也冲他吼了一句:“子卿,你给我住口!”
老人家一怔,又跺了下脚:“不高?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我老糊涂了!反正是十几天内,也没卖出去多少条!……”
“那是人们不识货!”
老人家又一怔,朝他啐了一口:“呸!就你识货!他花钱雇那个人,卖不动,不卖了,都给送家来了!那么多那么多,放鱼缸里被大鱼吃,放盆儿里桶儿里瓶儿的,是常事吗?再说我也不会侍弄,没过几天,全死光了!我那个心疼劲儿就别提了……”
老人家愠愠地瞪着子卿,终于不再说下去……
子卿这才把脸转向母亲,尽量平静地问:“娘,说完了?”
老人家说:“今天想说的,说完了。”
子卿说:“你别指望人家晓声明天还来!人家是作家了,才不会天天有空儿来听你絮叨!”
他看看手表,站起来对我说:“走,咱俩找个地方吃点儿什么去……”
我说:“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大娘也得吃啊!大娘一个人在家多不好,咱们做点儿吃吧?”
老人家说:“你们去吃你们的,不用管我。子卿他为我雇了个人,天天来给我做三顿饭,收拾收拾屋子……”
我走时,老人家双手攥住我的一只手,不舍地说:“晓声,你就今天有空儿来看大娘一次?还有空来不了?……”
“娘!你烦不烦人啊?……”
子卿终于发火了。
“咱们走!……”
他率先往外便走。
我只好跟着往外走。一边劝老人家:“大娘,子卿并不是个糊涂人。他做的事,您若看不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常言说的好吗,儿大不由娘啊!”
“有空儿,可一定再来看大娘啊!大娘心里常闷的慌呢!……”老人家将我送出门,站在楼梯口,依依地望着我下楼……
在我的建议之下,那天我们没到什么大饭店去,而是选择了一家清静的私营小饭馆,点了几样家常菜,从从容容地聊着等着。
老板娘是个比我俩年纪小的女人。三十多岁的样子。很有几分姿色。待客也很热情周到。听你说话时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你。仿佛你真是她的上帝,化了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亲自当面向她传经布道似的。她自己说话时,未语先笑。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可谓唇红齿白。肯定的,她知道她那么一笑的魅力。她使你觉得她对你很亲爱似的。
怕我们等菜的时间寂寞,她笑盈盈地送来两本书给我们看。我接到手的是一本《黑衣儒侠》。梁羽生写的。翻看了两行。文字粗俗得不堪卒读。我肯定那是一种侵权行为的产物。心想我的一家子,如果亲眼读到有人冒充他的大名写出那么拙劣的东西,鼻子非气歪了不可!
我问子卿:“你那本是什么书?”
他朝我示了示封面——乃一本《麻衣神相》。他问:“想换着看!”
我摇头。
他笑了。
我也笑了。
只他那一笑,我仿佛觉得,往昔的子卿,我记忆里的那个子卿,和我共同在“脏街”上长大的穷孩子子卿,过去被“脏街”的所有母亲们交口称赞的拳拳孝子子卿,似乎和今天这个翟子卿,现实中这个翟子卿,坐于我面前的这个翟子卿,被叫作“华哥”或“大款”的翟子卿,使我非常想更亲近同时又使我不免感到那样陌生的翟子卿,终于是有一部分复合在一起了。
人,尤其是人,无论变化多么大,总是会留下些和他过去相似的地方。那可能是他的笑。也可能是他的哭。还可能是他恼怒时的样子等等。我们其实正是从这些依稀的方面得出结论——某一个成年人确实是从某一个孩子长大的。否则,社会后来对某一个人的内调整加上外包装,将会使我们大大地怀疑我们小时候的一切朋友,不过都是产生于我们头脑中的梦幻罢了。
尽管三天前我们在那家高档饭店的豪华单间里终于互相认出后,他每望我一眼也似乎总在笑,但那是“后天”的翟子卿的一种笑。准确地说更是一位被众星捧月似的口口声声叫作什么“华哥”的“大款”的笑。那笑有太多的被他们一致公认他像极了那个叫“詹姆斯。史都华”的美国佬的成份。
尽管在他家里他也对我笑过,但那仿佛是一种主人对客人的笑。充其量表示的是欢迎,而不是亲情。笑时有“但愿你生活得比我好”的意味儿。并且,他心里显然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只怕是永远达不到他那么高的生活水准了……
我忍不住说了这样一句话:“子卿,你笑得还像你小时候那样!”
他的笑渐渐从他脸上消失了。
他问:“怎样,……”
我想了想,一时想不出一个更准确的词回答他,便岔开话,反问:“如果你现在还能挤出点儿时间看书,你希望看些什么书?”
他说:“关于富豪人物的传记。我对虚构的书早已逆反。书摊上都在卖一本《港台十大富豪发迹秘史》,卖得挺火,再版多次,你看过没有?”
我说我没看过。
他说他买了一本。说很值得一读。希望我也买一本研究研究——他用手指点点那本《黑衣儒侠》:“这类书我连翻也不翻。这类书是为那些民工、农贸市场的小摊主,守电梯的女工们出的,有什么看的?纯粹浪费时间和精力!”——又点点那本《麻衣神相》:“这类书也纯粹是印满了铅字的废纸。这类书我曾研究过不少。不是看。是对比着研究过。宣传的全是尊贵贫富由命定的迷信。这本抄那本,那本抄这本。幸亏我不信,才有我翟子卿今天……”
我注视着他说:“子卿,我应该感激你。我对文学的热爱,是由于当年受你的影响。”
他也注视着我问:“你说的正话还是反话?”
我说当然是正话了。干吗说反话啊?
他沉默片刻,又像方才那么一笑。更准确地说,是又像当年那么一笑。那一种笑很天真。很无邪。仿佛是刚刚从人的心灵里诞生出来的某种带有本身光彩的东西,还丝毫也没有被我们这散布布满了尘埃、污秽、细菌和病毒的世界所污染,只有纯情少女才会那么笑。而且只有小说中的或影视中的。子卿那么笑时有几分女性化。那可以认为是一种“返朴归真”的笑。我时常觉得我们如今的人,连笑都现代化起来了。都带有“后工业”的意味了。仿佛是从工业流水线上或从电脑中借鉴到人脸上的。不论男女,从十七八岁起就已经不可能天真无邪地笑了似的。一直到死也不可能了似的……
子卿说:“首先靠的是你的天份。当年,两个中学生,两个半大孩子,哪儿能谈得上谁影响谁啊!……”
他将“影响”二字,说出几分强调的意味儿。仿佛他并不情愿承认。而当年的他的确影响过当年的我,尽管那可能并非是他的愿望。但那是一个事实。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想要否认那样一个事实。
先上来了一盘冷菜。他端起了啤酒。我觉得他在透过杯中泛着微小气泡的橙黄色的液体,胸有什么城府地审视着我。
我也端起酒杯,和他的杯碰了一下,同时肯定地说:“能……”
他向我摇了摇头:“那不过是你的主观结论罢了。”
我们彼此对视着,各自无声而饮。
放下杯,我又说:“你忘了?你当年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两个人,一个人一门心思挣钱,另一个人一门心思写作。后来一门心思挣钱的人,用他挣的钱盖了一座大厦,而一门心思写作的那个人,呕心沥血,写成了一部书。几个世纪过去了,大厦倒塌了,而书流传下来了……”
他说:“我讲过的吗?”
我说:“你讲过的。”
他说:“我不记得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他说得那么庄重,甚至有些庄严。
我说:“我记得。”
他试探地问:“你后悔了吧?”
我一怔。
他说:“当年最想成为作家,也最有希望成为作家的是我,而如今我成了一个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儿的人,你却成了作家……”
我说:“你可以出来。”
他睥睨着我,似乎很困惑地问:“从哪儿出来?”
我说:“从钱堆里出来。如果你并不喜欢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儿的话。”
“想拯救我?”
他又笑了。已不复再是当年那种笑。而是三天前在大饭店的豪华单间里那种笑了。
他仿佛又变成了“华哥”。
我也笑了。也反问:“子卿,你觉得如今你还需要谁来拯救吗?”
他饮了一口酒,旋转着手中的杯,岔开话题说:“先不谈我了。先谈谈你自己吧。终年爬格子,卖文为生,你不至于认为我应该对你负什么责任吧?”
我说:“不。”
我回答得也很庄重。也庄重得近乎庄严。
他又透过酒杯研究我。
我说:“我明白了。”
他问:“明白了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挺怜悯我的?是不是还因为我成了作家,觉得挺内疚的?怪对不起我?”
他诚实地回答:“是的。”
我低声然而含有抗议意味儿地说:“其实大可不必。正像你并不觉得整日在钱堆里打滚儿很不幸,我也并不觉得终年爬格子很不幸。我可没产生什么想拯救你的念头,你也犯不着产生想拯救我的念头。”
我隐隐感到自己受了伤害。这伤害很轻微。如果我不是一个过分敏感的人,也可以认为它并没有构成。但我是一个敏感的人。
于是我又说:“子卿,在你面前,我丝毫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你同情和怜悯的。我的心理也不至于失去平衡。我选择的乃是我适应的高兴的活法。让我再重新选择一次,也许我还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