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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根本原因。这只需要突破常规想想。
用篮球换手套没有制造出什么新东西——这并不需要另外的高难技术——但确实制造出了一种双方都认为更有价值的新模式，这就是他们开展贸易的原因。它增加了双方的价值和财富。不妨把交换看成是另一种生产方式，杰克把篮球作为“投入”，得到棒球手套作为“产出”；吉姆则把手套作为“投入”，把篮球作为“产出”。
每个人都用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换取另一种更有价值的东西。每个人都发生了成本。实际上，任何选择或行为都伴随着代价，一个被舍弃的机会。按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获得某物的成本就是获得它必须付出的代价的价值。为了强调，我们称之为机会成本。杰克认为篮球有价值，但他自愿用篮球作为代价换取了他认为更有价值的手套。吉姆认为手套有价值，但他用手套作为代价换取了他认为更有价值的篮球。每个人都认为收益大于成本。他们都享有净收益——财富的增加。
这种额外的收益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杰克在交易之后享有更多财富，看起来这额外的收益一定来自吉姆。但要知道，吉姆也享有更多的财富。这不可能是从杰克那里拿走的。正相反，自由贸易是一个机会，能同时为交易双方创造更多的财富。每个人在交换中合作，就能找到一个增加自己财富的方式。
这一生产性过程（交换）的结果是双方的产出的价值都比投入的价值大。要使一项活动有生产性，不需要别的什么了。交换扩大了真正的财富。如果双方想得到更多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高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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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值不值？效率与价值
经济学家常把效率挂在嘴边。现在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一辆车每加仑油能跑25英里，另一辆车每加仑油能跑75英里，哪辆车效率高？初看起来，好像跑得多的必然意味着高效率。在某种技术性意义上，没错。同样是1加仑汽油的“投入”，“燃料效率”高的车能跑的里程就多，即有更大的“产出”。而那些数字，所谓的“客观数据”，是潜在购车者的重要信息。但是，决策者肯定会问另一个问题：“值不值？”毕竟，燃料效率越高，车的成本也越高。在作决策的时候，人们总是倾向于权衡所有预期的额外收益与预期的额外成本。
要买每加仑汽油能跑较多里程的车，就会有额外的成本，这对于买车者而言是一条重要信息。假设每加仑汽油能跑75英里的车卖8万美元，而每加仑汽油只能跑25英里的车卖2万美元。多数潜在的买主也许会感到前者虽然比较能出里程，但不值这个价。对他们来说，买这种车的额外成本超过了节约燃料带来的额外收益。效率的技术性定义（比如每加仑汽油能跑多少英里）只关注客观数据，并不能解释决策者赋予投入和产出的价值。经济学家的效率概念——为了强调，他们称之为经济效率——从决策者的角度比较额外收益和额外成本。如果决策者判定预期的额外收益超过了预期的额外成本，就称这个决策或行动计划是有经济效率的。
简单地说，“值不值”这种问题问的就是经济效率。我们对此的回答可能因人而异。办公室里，一个员工开车来上班，第二个坐公共汽车上班，第三个骑车上班。每个人都对额外的成本和额外的收益进行比较，然后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交通工具。每个人都在追求一种“有经济效率”的上班方式。他们在办公室里对哪种上班方式最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说到底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一致。
的确如此。对某些问题，经济学家无法给出确定的回答。比如，问“哪一个更有效率，护理学位还是哲学学位？手机还是固定电话？砍光树林还是有选择地砍伐？”事实上，问题要是都这么提，就没意义了。一切都取决于实际情况。
我们的价值观决定了我们对效率问题的看法。社会上对于某个特定项目的相对效率的争议，往往是对某种东西是相对有价值还是相对没价值的争议。了解这一点并不能解决任何争端。但是，如果连争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解决争议肯定就会更加困难。
问题不在于“哪一个确实效率更高”，而是“谁有权做出某个特定的决策”。钻出睡袋然后爬山，这对于一个想着晚上钻进睡袋睡觉并且在寻找两点间最短距离的人来说，无疑是极端恶劣的无效率。登山爱好者肯定会一个劲地反对这种看法。但是，这并不会引发社会冲突，因为我们都同意，一个人应该有权决定自己度假时露宿山顶更有价值，还是在床上睡觉更有价值。只有当我们对谁拥有哪些权利意见不一的时候，才会激烈地辩论某种做法是不是“真”有效率，比如，砍光树林或露天采煤。或者，在一个自然资源迅速消耗的世界上，一辆汽车只坐一个人这一普遍现象是不是“不可思议的无效率”。
在游戏规则建立起明晰和有保障的产权的同时，它也暗中决定了用什么样的程序来衡量预期的成本和收益，以达到决策目标。在寒冷的冬日，如果妈妈打开窗户，同时又开空调，那么，只要她对她所使用的资源有无可争议的支配权，她就是在有效率地使用资源。另一方面，如果她是在给别人的房间降温，或者如果别人在给她交采暖费，她的产权就要受到挑战。这样一来，虽然妈妈按照她的意愿对房间作了如此这般的安排，但事情却不再是看她的这种安排有效率与否，而是看她是否有独一无二的权利来衡量她的行为涉及的投入和产出的价值。
当产权明晰、稳定且可交换的时候，稀缺资源的价格会反映出其相对的稀缺程度。后面几章会讲到决策者怎样用价格信息来追求效率。指责价格是“错的”，不反映成本和收益的真实价值，这就等于否定了整个市场过程，而价格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制订的。这不是对效率的批判，而是对现存的产权体系及总体的游戏规则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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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学会权衡：比较生产的机会成本
经济学家可以肯定地说，个体之所以自愿进行交换，是因为他们认为值得。他们认为交换是增加财富的高效率的方式。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把这个问题想得深一些。
琼斯住在榆树街，他生产两种啤酒：淡啤酒和黑啤酒。每个季度他能生产10加仑优质淡啤酒或5加仑优质黑啤酒，或这二者的任意线性组合。图2…1左边表示的是琼斯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可能性边界表示琼斯在一定的资源和能力条件下所能生产的淡啤酒和黑啤酒的最大组合。
布朗住在橡树街，她也生产淡啤酒和黑啤酒。按照她的资源和技术，每个季度只能生产3加仑优质淡啤酒或4加仑优质黑啤酒，或这二者的任意线性组合。我们在图2…1的右边画出了布朗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假定琼斯的淡啤酒的口感和布朗的淡啤酒一样好，黑啤酒也一样。
初看上去，琼斯酿酒的效率较高，无论是淡啤酒还是黑啤酒。毕竟，两种酒他生产的都比布朗多。但是生产能力本身并不能衡量效率。我们必须比较代价和收获，因为两种啤酒都不是免费品。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看生产淡啤酒和黑啤酒的机会成本，并对琼斯和布朗的机会成本加以比较。
图2…1 简单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注：这两幅图画的是琼斯和布朗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如果琼斯专门生产淡啤酒（10加仑），而布朗专门生产黑啤酒（4加仑），然后琼斯以3加仑淡啤酒向布朗交换3加仑黑啤酒，双方就可以享有超过原先各自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产品组合。
那么，琼斯的生产成本是多少？假设琼斯决定只生产淡啤酒。他可以生产10加仑。但他要以生产5加仑黑啤酒的机会为代价。这就是他酿制10加仑淡啤酒的成本。他为了生产1加仑淡啤酒，就要以生产1/2加仑黑啤酒的机会为代价。（反过来，假设琼斯只生产黑啤酒。他可以生产5加仑，但他要以生产10加仑淡啤酒的机会为代价。为了生产1加仑黑啤酒，他放弃了生产2加仑淡啤酒的机会。）如果布朗只生产黑啤酒，她可以生产4加仑，但是要以生产3加仑淡啤酒的机会为代价。为了生产1加仑的黑啤酒，布朗要以3/4加仑淡啤酒为代价。（类似地，布朗生产1加仑淡啤酒的代价是4/3加仑黑啤酒。）
我们把这些信息列在表2…1中：
酿酒商 黑啤酒（加仑） 淡啤酒（加仑） 黑啤酒的机会成本 淡啤酒的机会成本
琼斯 5 10 2加仑淡啤酒 1/2加仑黑啤酒
布朗 4 3 3/4加仑淡啤酒 4/3加仑黑啤酒
表2…1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谁生产淡啤酒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答案就在表里，是琼斯。他的代价是1/2加仑黑啤酒，而布朗为了酿1加仑淡啤酒需要放弃4/3加仑的黑啤酒。和布朗相比，琼斯是机会成本较低的淡啤酒生产商。按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琼斯在淡啤酒生产上有“比较优势”。和布朗相比，他生产淡啤酒的效率更高。
我们得出了琼斯是效率较高的淡啤酒生产商的结论，这可能不会使你感到惊奇。但是，和琼斯相比，布朗是效率更高的黑啤酒生产商！注意，布朗生产1加仑的黑啤酒的成本是3/4加仑淡啤酒，而琼斯要用整整2加仑淡啤酒才能生产1加仑黑啤酒。和琼斯相比，布朗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黑啤酒生产商。酿制黑啤酒是布朗的比较优势。
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各自会作何选择，就好像他们在岔路口一样。走了这条路，就不能走另一条路。琼斯可以选择生产淡啤酒，也可以选择生产黑啤酒。他生产1加仑黑啤酒（选了这条路）意味着以第二种机会——生产2加仑淡啤酒（放弃的那条路）为代价。布朗也面临类似的选择，但是她的成本就不一样了。对她来说，生产1加仑黑啤酒的成本只有3/4加仑淡啤酒。这就是机会成本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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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从专业化和交换中获益
只需稍作分析，我们就能知道琼斯肯定是成本较低的淡啤酒生产商，布朗是成本较低的黑啤酒生产商。如果他们都专门从事各自擅长的生产（因而也是相对高效率的生产），并彼此开展贸易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假设琼斯在城里的家庭啤酒作坊供货商那儿遇见了布朗，并交流了酿酒经验。一番商谈之后，他们达成了如下协议：琼斯只生产淡啤酒，布朗只生产黑啤酒，然后进行一对一的交换。琼斯将用3加仑的淡啤酒向布朗换取3加仑的黑啤酒。
3个月过去后，琼斯把10加仑淡啤酒装了瓶，布朗也把4加仑黑啤酒装了瓶。双方都专门从事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注意，在图2…1中，原先他们各自受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约束。但是，当他们完成3加仑淡啤酒对3加仑黑啤酒的贸易后，双方享有的啤酒组合都超出了原先的边界。琼斯得到了更多他想要的东西，他的财富增加了，现在他有7加仑淡啤酒和3加仑黑啤酒，原先他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布朗的财富也增加了，她现在有3加仑淡啤酒和1加仑黑啤酒，原先她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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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为什么要专业化？
专业化是“追求比较优势”的另一种说法。现在我们要理解专业化的动机。人们追求专业化是因为这样做能增加他们的财富。专业化使得生产者能通过贸易获得那些若他们自己生产要花费更多的产品，从而扩大其生产可能性，市场经济的规则允许人们用这种方式交换他们的私有产权。这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至关重要，经济学家把这叫做“比较优势法则”。比较优势解释了专业化的动机，也解释了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这也说明了人们为什么不愿做“三脚猫”，而要从事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比如会计、护士、演员、飞行员、木匠、牙医、码头工人、教师、管工甚至职业杀手。通过从事他们自认为有比较优势的专业活动，人们期待享有更多财富（更多他们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你自问：“我学什么专业好呢？毕业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呢？”你就已经问了一个关于你自己的比较优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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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从人际贸易到国际贸易，再到人际贸易
在我们的故事里，很明显，琼斯和布朗都从专业化和交换中获益了。尽管他们都没听说过“比较优势法则”是什么，他们却急于遵循这一法则。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亚当？斯密的继承者，在他1817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税收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当中，他首次明确表述了比较优势法则，并用它来解释国际贸易中的一些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法则可以应用于普遍的交换和专业化。比如，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说，琼斯家“出口”淡啤酒，并“进口”黑啤酒，淡啤酒对黑啤酒的“交换率”是一比一。相应地，布朗家以同样的比率出口黑啤酒，进口淡啤酒。我们可以往前再走一步。我们立刻注意到，双方最终都是以出口的东西支付进口的东西。
即使是辩论，也要服从收益递减法则，如果我们要继续沿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可能就要“得寸进尺”了。前面说到，琼斯住在榆树街，布朗住在橡树街。如果我们说，“橡树街从榆树街进口了淡啤酒，榆树街从橡树街进口了黑啤酒”，这种说法是越说越明白还是越说越糊涂？再换种说法，“榆树街和橡树街开展贸易”，又如何呢？这和说琼斯和布朗开展贸易是一回事。严格地说，街道之间不做贸易，邻近的地区之间也不做贸易。只有个体之间做贸易，并从中获益。
如果琼斯住在堪萨斯，而布朗住在宾夕法尼亚，他们俩坐在家里，上网聊起家庭酿酒作坊的事，然后做了同样的交易，又怎样呢？也许我们会说“堪萨斯州从宾夕法尼亚州进口黑啤酒”，或其他类似说法，这种说法是越说越明白还是越说越糊涂？这和说琼斯和布朗开展贸易还是一回事。和街道、邻近地区一样，州和州之间也不做贸易，而是人与人之间跨越市、县和州的边界做贸易。
那么，我们说美国和芬兰、德国、加拿大或是亚洲开展贸易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美国公民和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开展贸易。芬兰不生产诺基亚手机，也不出口，而是芬兰人生产，芬兰人出口。其实，说街际贸易、市际贸易、县际贸易、州际贸易、国际贸易也没什么错（也许，有一天甚至会说星系际贸易，尽管笔者对其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经济学家经常被召集起来讨论复杂的国际贸易问题，讨论也有不同的复杂程度。说美国和芬兰开展贸易只是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心中则要时刻谨记，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个简略表述，后面隐含着为数众多的人之间的数量庞大的交易，其中很多人跨越了不同的地区和政治边界，以大型机构的名义进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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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交易成本
已经够复杂的了，是不是？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还有很多机会来讨论国际贸易政策。我们的基本思想不会动摇。自愿的贸易是互惠互利的；否则，贸易就不会发生。在一个私有产权体系中，人们有强烈的动机进行专业化，因为比较优势能产生个人财富。游戏规则鼓励这些活动。
我们的故事讨论并比较了生产的机会成本。但找到贸易的另一方有没有成本呢？刚才我们故意假设这个成本很低，琼斯和布朗住在同一个街区。如果琼斯和布朗住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发现一个交易机会就没那么容易了。地理阻隔可能会阻碍交易；同样，不知道现有的贸易机会也会阻碍交易。我们把这些叫做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在相关各方之间安排（贸易的）合同或契约的成本。
和其他类型的成本一样，交易成本是对额外财富的生产的真实而重要的阻碍。在琼斯和布朗这个例子中，如果一个住在堪萨斯，一个住在宾夕法尼亚，那么，网上的讨论就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没有网络，他们就发现不了潜在的交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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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中间人
假设你手上有10股雅虎股票要卖掉。你可以找找朋友，向他们推销，也可以在报纸上做广告。但如果你使用中间人（在这个例子中是股票经纪人），甚至在付了佣金之后，你仍然可能卖一个更好的价钱。毫无疑问，如果你的广告做得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大，你也能找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