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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以空间换时间”，是蒋介石确定的一个重要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战略指导思想。当时在日本与中国的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我弱；敌是小国我是大国。以广阔的国土作为战略构想的物质支撑，以内地尤其是以大西南、西北作为自己的战略依托，是比较明智的战略选择。从总体上讲，他对“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的诠释，体现了知己知彼、扬长避短的军事谋略原则。
“以空间换时间”战略思想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是相通的。尽管它与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不在同一个理论层次，但是理论的基点大体相同，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与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在抗战初期，蒋介石肯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毛泽东“持久战”思想。在对实战的指导上，抗战头１６个月中，中国军队虽然放弃了部分“空间”，却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时间。
“以空间换时间”，坚持持久抗战求胜利，应该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战略方针，而不是守株待兔，更不是坐山观虎斗。而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进行持久战时，却基本上是取后一种态度。在抗战之初，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战略退却成为部队的大溃逃，一溃千里，失去战略主动权。在战略相持阶段，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国民党假借抗战急剧扩军，掌握数目庞大的正规军，却基本上是避战、观战，久而久之，它的战斗力锐减。到抗战后期，日本侵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一触即溃。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开始实行局部反攻的态势形成鲜明的对比。国民党军队，乃至其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威信锐降，这也是加速国统区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博篇第14节 下山抢桃子
垄断受降权，下山抢桃子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极其艰险的环境里，抗击日本侵略军。而蒋介石则长期在峨眉山观战，指使其掌握的军队避战，保存实力。当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担心处在抗日前线的共产党得到应得到的胜利果实，于是，利用国民党执政所垄断的政治资源，垄断受降权，千方百计地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当时，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l？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l摘？这要问桃树是？l裁的，？l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
事例：
蒋介石为了把抗战胜利果实抢到手，使出了种种招数。
首先，与日伪军合流，使之为国民党服务。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当蒋介石从东京英语国际广播中获悉日本帝国主义乞降的消息后，于当天深夜即向何庆钦发出训令：“命令敌军驻军司令维持现状。”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命令伪军投诚……控制敌军撤退后的要点、要线，等候国军到达。”８月１５日，日本正式宣告投降，蒋介石命令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茨：“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抵达湖南芷江，与何应钦洽谈投降条件，何应钦的代表坚决要求日军“对命令系统以外的干扰，要严加拒绝”，即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冈村宁茨则在他起草的《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中，表示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付中共。９月，何应钦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后，亦以第一号命令面授冈村宁茨，转告日军华北、华东、华中三方面军以及散布在各地的１０个军团、３６个师团、４６个独立旅团、２０个独立警备队或支队、６个特种兵部队向指定的地区集中，向国民党统帅部指定的受降官投降。国民党与伪军“合流”更是明目张胆，公开把大汉奸封为种种官吏，以伪军“维持治安”，加紧抢夺胜利果实。
日军投之以李，蒋介石报之以桃，对侵华日军战争罪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从轻从宽处理，甚至免于追究和无罪释放。如冈村宁茨是侵略中国历时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蒋介石不仅不宣判，而且让他作秘密军事顾问，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引起公愤，蒋介石后来被迫对其进行“审判”，结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竟然宣判他无罪。
其次，剥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受降的权利。蒋介石在电令冈村宁茨的电文中，命令日军只能向国民党的部队投降，禁止其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缴械。他还限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再对日伪军“擅自行动”。何应钦还下令，凡中国战区之日本陆海空及辅助部队，“立即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这样，坚持八年抗战之久并已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解放区战场之抗日武装力量，被排除在受降之外。
再次，在美国帮助下，抢占战略要地。美国从战后的全球战略和在华利益出发，极力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而蒋介石则是充分地借助美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美国总统杜鲁门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步骤，“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麦克阿瑟以远东军总司令的名义，向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发出第一号命令，规定侵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
不仅如此，美国直接帮助蒋介石抢夺战略要地。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同太平洋司令尼米兹策划，出动大批飞机、军舰，把国民党军运往东北、华东和华中等地，仅在９月至１１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帮助运送了国民党的１７个军到达目的地。此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指令美国驻华武装部队，以“受降”、“遗俘”名义，直接在中国沿海登陆，替国民党国抢占港口和战略要地，规定“美国武装部队在华占领的各地只许移交中国国民政府。”美军海军陆战队抢占秦皇岛、青岛等港口，为大批海运国民党军队作准备。美军还帮助国民党军修路、护路，甚至直接向解放区进犯。国民党军队就这样在美国武装力量的直接帮助下，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了华北、华中、华南各战略要地，而且还争夺东北的控制权。
评析：
抗日战争的胜利，蒋介石利用自己的执政地位，垄断受降权，为了排斥中共领导人民武装力量于受降之外，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段，甚至与日伪合流，使之为自己的垄断受降权的政策服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庇护日军首领和汉奸头目；侵华日军司令侵略中国历时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蒋介石不仅不宣判，而且让他作秘密军事顾问，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引起公愤，蒋介石后来被迫对其进行“审判”，结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竟然宣判他无罪，这是对中华民族感情的亵渎。为了国民党的私利，既然倚洋自重，在美国帮助下，抢占战略要地，以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交换，使战后的中国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垄断受降权，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获益巨大，得势一时。然而，抗战胜利是全国军民共同奋斗流血牺牲取得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的民众，在抗战的前线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为坚持八年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把他们排除在受降之外，违背天理，虽在军事上能得势一时，但在政治上却丢分不少，这也是蒋介石独？资だ？果实所产生的负效应。
博篇第15节 大势不察，大诈难成（1）
所谓“审时度势，谋定而后动”，是蒋介石实现其独裁统治惯用的招术。抗战后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在在国内的独裁统治得到强化。然而，他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到了，大造反共舆论，进行反共的军事部署。然而，大势不察，大诈难成气候。
事例：
从１９４３年起，国际形势的发展也出现对他空前有利的形势，这不仅在于德国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开始崩溃，而且还在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对蒋强化统治更加有利。英、美于１９４３年１月，分别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所谓《平等新约》，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同时宣布承认中国为世界上四强之一，有权出席国际会议并与苏、英、美等国平起平坐。这对蒋来说无疑增加了新的政治资本。而解放区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发展，也使其视为战后维持独裁统治的阻碍。他决心利用有利形势，取消共产党，“统一”中国。１９４３年３月，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反共作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一书，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表达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立场、观点及其内外政策的书。它从蒋介石集团的哲学思想到现行政策来说明这个集团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大肆赞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竭力以封建伦理来维持其封建法西斯统治。书的核心是：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把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而全书攻击的主要矛头是中共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以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中心，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蔑马列主义是“以某一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以某一外国的利益为利益，甚至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声言要把那些宣传“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的人们除掉，并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中共的问题。不久，借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之机，组织国民党所操纵的团体，大肆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
军统特务头子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了国民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之彻底解决，其对策是：以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国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政工人员至该军工作，对其在特定区域以外之军队，相机予以解决，加强军队之准备，以为政治解决之助力，等等。接着，蒋介石找张治中谈话，提出要请毛泽东到重庆面谈，并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交与在重庆国民党会谈的林彪带回延安。张治中分析：这是蒋介石趁第三国际解散之机有“招降”的幻想。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离渝前，非正式地告诉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二是国共两党合一。”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与抵制，而且也激起了公愤，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知名人士也纷纷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批判。
１９４５年５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会议旨在“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独裁、反共。会上，蒋介石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对于中共，“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须消灭之。”大会就中共问题，通过了两套决议案，进一步确定了反共方针。一套是对外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因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六大”还不愿作出公开反共决议，所以此决议的内容虽也攻击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但又不得不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为幌子，掩人耳目。决议案指出：“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这样，便可以在“政治解决”不成时，随时将“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头上，以武力解决之。另一套则是不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它把中共联合政府的口号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攻击为“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因而要求国民党“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使政治解决中共的方针得以贯彻。燕提出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加强政治宣传、加强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对中共问题的指导机构等六条同中共斗争的方针。根据大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大会决定成立特种委员会，专门进行反共活动。
博篇第16节 大势不察，大诈难成（2）
但是，由于中共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六大”终于未敢公开作出反共内战的决议，并被迫作出一些民主的姿态，通过《政纲政策案》、《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宣布于１１月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然而，参加“国大”的代表依然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包办“选举”或圈定的，所要通过的宪法是抗战前颁布的、旨在维护国民党独裁的《五五宪章》，且“国民大会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实际上，这种由国民党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只不过是用来抵制联合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又一块盾牌；而大会通过的“宪法”，也不过是给一党专政披上合法的外衣。至于装模作样的“还政于民”，实际上也不过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的把戏而已。
这次大会，在蒋介石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确定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强迫全体中央执监委员在蒋介石的监督下宣誓：“服从总裁命令”。而蒋介石在大会选举总裁时，曾经表示自己当总裁在“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
国民党“六大”结束不久，为粉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国民党政府决定于１９４５年７月７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鉴于此次会议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倾向，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
蒋介石一意孤行，操纵被中共拒绝出席的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讨论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问题，要求全体参政员，“排除一切党派的意见，纯然站在国家的利益的立场，提供合理的主张”。７月，大会集中讨论由主席团提出的《国民大会问题案》，由于会前参政会内的国民党团已布置控制了讨论会场，要求国民党参政员一律以国民党决议为准，所以在讨论时，国民党参政员凭其人多势众，对共产党肆意攻击，对其他党派任意侮辱，最终于１９日通过了所谓“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之决议案”。这是一个圆滑而无具体明确办法的决议，实质上是假国民参政会之名，以制造国民大会，假国民大会之名，以行独裁之实。
国民党在这届参政会上拒绝中共主张和各抗日党派建议及其横蛮行径，引起了各抗日党派、民主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派的愤慨。黄炎培等人公开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声明说：国民大会若在“各方主张，尤其是有组织者之意见尚未融通，而遽仓促召集，仓促制定，则其后患将不堪设想”。章伯钧发表谈话，呼吁采纳中共建议，劝告国民党悬崖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