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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型媒体《新民周刊》2000年第34期图文并茂地隆重推出《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作者为该刊记者金仲伟和该刊特约撰稿人杨慧霞、王抗美。前面的导语为：“由余秋雨揭露盗版集团是‘文化杀手’所引起的‘谁是文化杀手’的争论，前一段时间逐步升级走调，北大学生余杰宣称余秋雨三十年前是‘文革余孽’，肖夏林等主编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一书中则称余秋雨是‘四人帮文胆’；更有甚者，有人发表文章称余秋雨是‘四人帮’‘帐中主将’，是‘文化流氓’，号召天下知情人出来作证，揭露余秋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民周刊》为了保余，精心策划了这篇分为四大部分的文章：“怀疑，从常识出发”、“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寻找最权威的结论”、“法律专家如是说”。其中第三部分写到夏其言，夏明确地对记者说：
余秋雨没有问题，上海写作组系统的骨干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怎么会扯上余秋雨？清查的总结报告是我写的，到档案馆可以查到。对目前那些人的不实言论，余秋雨可以打官司，或者先警告一下。如果不听，就告他们，先礼后兵嘛！
孙光萱看了这则报道后，怀疑这段话的真实性，因而约了原“石一歌”成员、后任《文学报》副总编辑的曾文渊，于2000年10月13日一起到华东医院去看望夏其言。夏其言腹部动了大手术，身体虚弱，但思维敏捷，记忆力很好。他亲切地接待了孙光萱等人，充分肯定了孙氏《正视历史，轻装前进》写得实事求是，公允恳切，而对余秋雨的《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则多有批评。夏其言斩钉截铁地否定他讲过“没有问题”那段话，并表示要把《新民周刊》访谈真相如实披露出来。事后，孙光萱写了一篇访谈纪要请夏其言过目，夏认为写得太简单，表示要亲自执笔向“周刊”提出抗议，下面是后来他写的抗议信全文（刊于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
彭正勇、丁曦林同志并《新民周刊》编辑部：
我年近九十，住院治疗已达五个多月，但我经过郑重考虑，仍然决定抱病向你们写这封信。
贵刊记者金仲伟等三人在《新民周刊》2000年第34期上发表了《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金仲伟为了给余秋雨涂脂抹粉，竟然造谣说我对他谈过余秋雨在上海写作组中“没有问题”一类话，这是肆意捏造的谎言，对此我十分气愤和激动。现将有关情况如实奉告如下：
今年5月19日下午（即我住医院的四天之前），余秋雨和金仲伟来到建国西路我家，他俩自我介绍并寒暄一番之后，金仲伟就当着余秋雨的面和我的面提出向我采访余秋雨“文革”中在写作组的情况，我当即告诉金，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工作早于二十多年前结束，当时我曾写过总结报告，送市委“清查办公室”，你可以到市档案馆去借阅有关上海写作组的档案材料。交谈中我曾有意识地提到“文革”是个大灾难，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不妨冷静地反思或反省一下，总是可以有些经验教训吸取的。我还谈了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是上海新闻文化界中人所共知的，但在我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对自己在“文革”中也曾违心地喊过口号（如跟着造反派喊“打倒夏其言！”等）、被迫写过违心的大字报，等等，都作了自我批评，我还把收有这篇回忆文章的那本《〈解放日报〉老同志回忆录》送给余秋雨参考，用意无非是希望他吸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和读者的意见。
我以党性和人格保证，上述经过情况全部是事实，我绝对没有也绝对不可能说过余秋雨“文革”中在上海写作组“没有问题”这句话。金仲伟非但造我的谣，而且违背新闻工作者的常规，稿子事先不送我过目，出版后又未赠阅样刊，其目的无非是背着我瞒着我，通过《新民周刊》扩大影响，以后各地报纸果然上当受骗，纷纷转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金仲伟的做法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贵刊同篇报道中有关王素之同志那番访谈的真实性。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开始时，王素之同志是工作组组长，但不久即调回北京，以后一直是由我负责的，直到清查结束，写出总结报告为止。写作组除了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女）等少数头头外，多数成员未作组织处理，余秋雨虽非头头，但他是朱、王、陈的得力帮手，不仅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我写的总结报告中也曾提到过。客观事实俱在，金仲伟等人硬要把余秋雨说得如此完美无缺，只能引起知情者和广大读者更强烈的反感。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被谎言所激愤的夏其言（2）
综上所述，我坚决要求：
一、 贵刊负责人自接信之日起的两周内，写信到我家（地址见信封），向我正式道歉。
二、 你们自接信日起的两至三周内，在贵刊上公开发表更正声明。
否则一切后果理所当然应由金仲伟及《新民周刊》负责。
最后，我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建议你们将此事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在编辑部内进行广泛讨论，进一步明确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夏其言
2000年11月1日
开始起草此信时，并无强烈要求《新民周刊》限时更正的文字，后来特地加上这一句。为了寻求上级领导的支持，夏其言还把抗议信转送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殷一璀女士（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负责人丁法章、金福安。《新民周刊》迫于夏其言在新闻界的崇高威望和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只好于2000年第51期（12月18—24日）刊登了《本刊说明》：
本刊今年第34期发《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一文，引用原上海市委清查写作组工作组组长夏其言同志的话“余秋雨没有问题”应改为“余秋雨没有大问题”。现查明由于稿件刊发前未经夏老过目，刊发后未送样刊，致作者笔误疏忽未及时纠正，并经外地报刊转载，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本刊在此特作郑重更正，并向夏老道歉。
标题不叫《郑重更正》而叫《本刊说明》，把凭空捏造夏其言所说的“没有问题”更正为因“笔误”漏掉了一个“大”字，且又用小号字登在极不引人瞩目的角落里，说明该刊的更正是言不由衷的。即使这样，这个“说明”还是夏其言几经交涉才得于刊出。该文作者金某曾到夏其言家中去过几次，其后又送了一封长长的以“检讨”为名实为辩解的信。其中虽有“道歉”等词义，但夏其言还是无法接受。最后，《新民周刊》副主编丁曦林和原作者一起去医院探望夏其言，夏又一次严正指出必须向他道歉和向广大读者“郑重更正”。更正初稿写好后，夏又作了一些修改，亲自加上“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等字样。
夏其言虽然住在医院，信息不灵，但仍十分关心余这些年来的动向，对他在“文革”中的错误不肯反思一事表示强烈不满。2000年12月21日，夏其言在医院给孙光萱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其中云：
你要的那本《回忆录》，我已告诉我女儿，叫她尽快印（刷）挂（号）寄给你。拙作写的是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全文两万多字，最后有一段“不是多余的话”，也作了几句自我批评，因此送了一本给余秋雨，是劝他对自己在写作组的所作所为也好好反省，做点自我批评，这对他是无损的。但这家伙竟置之不理，难怪有人说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作为“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感，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的余秋雨，一说及“文革”“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朱学勤）夏其言劝余秋雨要“好好反省”自己当年在写作组那一段经历，就是希望他也能开放“忏悔的黑玫瑰”，勇敢地负起个人在民族悲剧中的责任。“但这家伙竟置之不理”，由此可看出夏其言老人对余掩盖历史真相的鄙视态度。
我和余对簿公堂时，曾把夏其言的信当做重要证据提供给法院，以证明余在“文革”中确实有问题，并说明余秋雨善于假手他人作伪证。在法庭辩论时，余十分害怕此信的内容，其代理律师说：“此信与本案无关”。这就是说，余不敢否认或者默认了此信的真实性，只是与《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无关罢了。可夏其言的信虽然没有说到“斯坦尼”问题，但明确指出余“文革”中是有问题的，这问题显然包括余所写的一切大批判文章在内；夏又说余是写作组一号头头朱永嘉等人的“得力帮手”，而朱是评“斯坦尼”一文的主要组织者，这怎么能说与本案无关呢？
鲍律师还说：“不能相反就成立，即夏其言说余秋雨‘没有大问题’不等于就是‘有大问题’，而且不能说《新民周刊》的调查整篇文章都是虚假的。”其实，《新民周刊》的调查有一节《寻找最权威的结论》，此为全篇的文眼和主干，而这主干系由凭空捏造夏其言的谈话组成，且夏老还健在时就公开捏造，这胆子真够大的了！文眼和主干既然是谎言，这怎么能叫人不对整篇文章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呢？对方完全明白，只要有夏其言这封信，就可打破原告自己吹嘘的他在“文革”中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且是坚决反对“文革”的这一神话；具体在本案中，就可说明我指出他在“文革”中参加过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并非空穴来风，指出他写过大批判文章并非凭空捏造。余十分清楚此信内容的权威性——用《新民周刊》的话来说这是讲余“文革问题”的“最权威结论”，因而余秋雨在答北京《华夏时报》记者问时恐吓我不许在“别的问题上扯来扯去。”夏其言这封信无疑是他害怕别人所谓“扯来扯去”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于2002年10月底去上海参加复旦大学主办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时，得知夏其言于前几天即10月23日在华东医院病逝，享年八十九岁。《解放日报》2002年10月25日刊登了他病逝的消息和简要的生平事迹，我托朋友复印了一份当作纪念。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周培松挺身而出
在上海除有夏其言这样主持正义的文化人外，另有一位同样挺身而出的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总支书记周培松。
周培松（1932－ ），江苏南京人，1949年12月参军。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斗时，荣立三等功一次。1958年复员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戏剧理论与戏剧教学工作，除创作、改编四部大型戏曲剧本上演外，并发表戏剧理论及报告文学、剧评、散文等四十余万字，出版有论文集《戏剧的倾斜与制衡》，并写有回忆录《神州一觉五十春》。
周培松于1979年奉上级指示，和别的干部一起补查原戏剧文学系毕业生余秋雨的“文革”问题。1979年上半年，夏其言在市委办公厅召集部分单位开会，把上海市清查工作中群众意见颇大或没有完全查清的“说清楚”对象放到本单位进一步复查，其中上海戏剧学院分到的有余秋雨一人。周出席了那次会议，会后并将内容向上级作了汇报。
我在2003年8月17日晚到上海徐家汇访问了周培松，我们一边喝着热气腾腾的龙井茶，一边翻阅《戏剧的倾斜与制衡》自序，其中云：“我过去认为、至今还认为，‘文革’十年即使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太奇特，太值得回味了。例如，那时发表了什么大批判一类文章，许多人就由不得的像那待宰杀的牲口一般露出惊骇的眼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人们面前出现的那把流淌着血水的快刀就是笔杆子功能一种精致的转换。尔后，笔杆子们借着那倒下的人的鲜血染红了头上的花翎顶戴，同时臆造出种种精妙绝伦的理论，使人心安理得地对待这种处境，又文质彬彬地完成了第二种转换。如此这般的经历，现在的年轻人没遇上实在是一件幸事。不过对笔杆子的功能，则少了一层感性的认识，当然也不会触及这个过时的、颠倒迷乱的故事了。话说回来，今后倘若有这个营垒的人物或做法卷土重来，那么年轻人在思辨的突破上倒是可能获得对比观照的乐趣，不无裨益。”想不到，周培松的话竟不幸而言中：而今，当年“笔杆子营垒的人物”余秋雨“卷土重来”，用打所谓连环官司的“小文革”方式翻清查的案，这引起了周培松的严重关切，因而他打开话匣子回忆道：
“余秋雨为什么敢告你？上海戏剧学院有些人议论说，是因为戏剧学院了解余秋雨情况的老人，或去世了，或离退休了。中年人对他有所了解，但还在岗位上，可能有所顾虑。我为什么敢站出来支持你？我曾参加过上甘岭战役，枪林弹雨都经历过，‘文革’的味道也耐心地尝过，可谓‘曾经沧海’了，还能不识一点是非与真假吗？我部队复员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1961年毕业。1973年又调回戏剧学院工作。2000年看到《新民周刊》严重失实的报道后，我曾和上海戏剧学院的几位老人向市委组织部和《新民周刊》反映过余秋雨的问题。余秋雨参与评‘斯坦尼’一文的写作，我记得他当面承认过，这在上海戏剧学院是人人皆知的事。余秋雨当时年纪轻轻，能担负起这一重任，他也以此为荣，现在如果将此否定，那历史不成了可捏可搓的泥人吗？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弄清余秋雨今天为什么要变卦，而是要弄清余秋雨今天为什么能如此‘入戏’？即使有人看中他那几本书，难道文品与人品就没联系吗？其中会不会有深层的原因呢？原写作组清查工作组给余秋雨下的结论为犯的是一般政治错误。在复查中，有人对这一结论有不同看法，觉得定得偏低。后来大家认为不要以单一结论看人，而应以事实看人，找出人物的历史轨迹，这样就比较符合实际了。后来我们就查事实，并未对原结论提出看法。即使这样，他后来当戏剧学院院长，院内外仍有不少人反对，但大概考虑到当时人才缺乏，加之干部体制原因，便当上了。”
与周培松会晤后，他给我写了一份证明材料：
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退休教师（曾任系总支书记、副书记）。粉碎“四人帮”后，参加过院、系“清查”工作。在此过程听人说过，余秋雨“文革”早期参与了批判“斯坦尼”文章与资料的编写。而对此言论，我并未听有人表示异议。
特此说明。
周培松 2003年8月
这里对余秋雨参加过批判“斯坦尼”一事极为肯定，并提供了他还参与言论摘编的工作，而这个“摘编”我后来已当做证据之一提供给法院。周培松这个证词虽然在对簿公堂时来不及出示，但已足够说明我说余参加过《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的写作并非是凭空捏造，而是对知情人进行广泛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上海戏剧学院终于有人站出来了，且是清查他的人而非一般的教师。周培松的证词和夏其言的抗议信一样，有很大的权威性。余想通过打官司翻清查的案，看来还真不容易呢。这次只在上海戏剧学院打开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对余来说就是后院起火，用余的话来说，好戏还在后头呢。
周培松对余“文革”中的表现还有许多事来不及谈。当时夜深了，我只得告辞回到华东师范大学。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疾恶如仇的郑雪来
我在《弄巧反拙 欲盖弥彰 ——评〈新民周刊〉等媒体联合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中说：“……可请仍健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研究员郑雪来出来作证，余秋雨‘文革’初期加入‘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参与执笔的批‘斯坦尼’一文，如何给这位一辈子从事‘斯坦尼’戏剧理论翻译及研究的学者精神上带来严重的伤害。”
余秋雨抓住我对孙维世之死时间考证误差一年，即评“斯坦尼”一文发表前一年孙已去世这一点告我，并上纲为这是个“人命案件”，骇人听闻地说我开了杀人犯的名单，把他划入孙维世之死的“加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