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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家太太抽香烟，娄太太伸手去拿洋火，正午的太阳照到玻璃桌面上，玻璃底下压着的玫瑰红平金鞋面亮得耀眼。娄太太的心与手在那片光上停留了一下。忽然想起她小时候，站在大门口看人家迎亲，花轿前呜哩呜哩，回环的，蛮性的吹打，把新娘的哭声压了下去；锣敲得震心；烈日下，花轿的彩穗一排湖绿，一排粉红，一排大红，一排排自归自波动着，使人头昏而又有正午的清醒白醒，像端午节的雄黄酒。轿夫在绣花袄底下露出打补丁的蓝布短裤，上面伸出黄而细的脖子，汗水晶莹，如同坛子里探出头来的肉虫。轿夫与吹鼓手成行走过，一路是华美的摇摆。看热闹的人和他们合为一体了，大家都被在他们之外的一种广大的喜悦所震慑，心里摇摇无主起来。
隔了这些年娄太太还记得，虽然她自己已经结了婚，而且大儿子也结婚了——她很应当知道结婚并不是那回事。那天她所看见的结婚有一种一贯的感觉，而她儿子的喜事是小片小片的，不知为什么。
她丈夫忽然停止时事的检讨，一只手肘抵在炉台上，斜着眼看他的媳妇，用最潇洒，最科学的新派爸爸的口吻问道：
“结了婚觉得怎么样？还喜欢么？”
玉清略略踌躇了一下，也放出极其大方的神气，答道：
“很好。”说过之后脸上方才微微红起来。
一屋子人全笑了，可是笑得有点心不定，不知道应当不应当笑。娄太太只知道丈夫说了笑话，而没听清楚，因此笑得最响。
（一九四四年五月）
《相见欢》
“表姐。”
“嗳，表姐。”
两人同年，相差的月份又少，所以客气，互相称表姐。
女儿回娘家，也上前叫声“表姑”。
荀太太忙笑应道：“嗳，苑梅。”荀太太到上海来发胖了，织锦缎丝棉袍穿在身上一匝一匝的，像盘着条彩鳞大蟒蛇；两手交握着，走路略向两边一歪一歪，换了别人就是鹅行鸭步，是她，就是个鸳鸯。她梳髻，漆黑的头发生得稍低，浓重的长眉，双眼皮，鹅蛋脸红红的，像咸鸭蛋壳里透出蛋黄的红影子。
问了好，伍太太又道：“绍甫好？祖志祖怡有信来？”
他们有一儿一女在北京，只带了个小儿子到上海来。
荀太太也问苑梅的弟妹可有信来，都在美国留学。他们的父亲也不在上海，战后香港畸形繁荣，因为闹共产党，敏感的商人都往香港发展，伍先生的企业公司也搬了去了。政治地缘的分居，对于旧式婚姻夫妇不睦的是一种便利，正如战时重庆与沦陷区。他带了别的女人去的——是他的女秘书，跟了他了，儿子都有了——荀太太就没提起他。
新近他们女婿也出国深造了，所以苑梅回来多住些时，陪陪母亲。丈夫弟妹全都走了，她不免有落寞之感。这些年青人本来就不爱说话——五十年代“沉默的一代”的先驱。所以荀太太除了笑问一声“子范好？”也不去找话跟她说。
表姊妹俩一坐下来就来不及地唧唧哝哝，吃吃笑着，因为小时候惯常这样，出了嫁更不得不小声说话，搬是非的人多。直到现在伍太太一个人住着偌大房子，也还是像唯恐隔墙有耳。
“表姐新烫了头发。”荀太太的一口京片子还是那么清脆，更增加了少女时代的幻觉。
“看这些白头发。”伍太太有点不好意思似地噗嗤一笑，别过头去抚着脑后的短卷发。
“我也有呵，表姐！”
“不看见*獱！”伍太太戴眼镜，凑近前来细看。
“我也看不见*獱！”
两人互相检验，像在头上捉虱子，偶尔有一两次发现一根半根，轻轻地一声尖叫：“别动！”然后嗤笑着仔细拨开拔去。荀太太慢吞吞的，她习惯了做什么都特别慢，出于自卫。
如果很快地把你名下的家务做完了，就又有别的派下来，再不然就给人看见你闲坐着。
伍太太笑道：“看我这头发稀了，从前嫌太多，打根大辫子那么粗，蠢相，想剪掉一股子，说不能剪，剪了头发要生气的，会掉光的。
伍太太从前是个丑小鸭，遗传的近视眼——苑梅就不肯戴眼镜。现在的人戴不戴还没有关系，眼镜与前刘海势不两立，从前兴来兴去都是人字式两撇刘海，一字式盖过眉毛的刘海，歪桃刘海，模云度岭式的横刘海。“丰容盛裘”，架上副小圆桃眼镜傻头傻脑的。
荀太太笑道：“那阵子兴松辫子，前头不知怎么挑散了卷着披着，三舅奶奶家有个走梳头的会梳，那天我去刚巧赶上了，给梳辫子，第二天到田家吃喜酒。回来只好趴在桌上睡了一晚上，没上床，不然头发乱了，白梳了。”
也是西方的影响，不过当时剪发烫发是不可想象的事，要把直头发梳成鬈发堆在额上，确实不容易。辫根也扎紧了，盖住一部分颈项与耳朵。其实在民初有些女学生女教师之间已经流行了，青楼中人也有模仿的。她们是家里守旧，只在香烟画片上看见过。
“在田家吃喜酒，你说老想打呵欠，憋得眼泪都出来了。
笑死了！“伍太太说。
苑梅在一旁微笑听着，像听讲古一样。
伍太太又道：“我也想把头发留长了梳头。”
荀太太笑道：“梳头要有个老妈子会梳就好了。自己梳，胳膊老这么举着往后别着，疼！我这肩膀，本来就筋骨疼，在他们家抬箱子抬的，扭了肩膀。”说着声音一低，凑近前来，就像还有被人偷听了去的危险。
“嗳，‘大少奶奶帮着抬，’”伍太太皱着眉笑，学着荀老太太轻描淡写若无其事的口吻。
“可不是。看这肩膀——都塌了！”把一只肩膀送上去给她看。原是“美人肩”——削肩，不过做惯粗活，肌肉发达，倒像当时正流行的坡斜的肩垫，位置特低。内伤是看不出来，发得厉害的时候就去找推拿的。
“也只有他们家——！”伍太太龇牙咧嘴做了个鬼脸。
“他们荀家就是这样。”荀太太眼睁睁望着她微笑，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就仿佛是第一次告诉她这秘密。
“做饭也是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做的菜好*獱！’”
“谁会？说‘看看就会了’。”又像是第一次含笑低声吐露，“做得不对，骂！”
“你没来是谁做？”
荀太太收了笑容，声音重浊起来。“还不就是老李。”是个女佣，没有厨子——贫穷的征象。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
女佣泡了茶来。
“表姐抽烟。”
伍太太自己不吸。荀太太曾经解释过，是“坐马桶薰的慌”，才抽上的。当然那是嫁到北京以后，没有抽水马桶。
荀太太点上烟，下颏一扬道：“我就恨他们家客厅那红木家具，都是些爪子——”开始是撒娇抱怨的口吻，腻声拖得老长，“爪子还非得擦亮它，蹲在地下擦皮鞋似的，一个得擦半天。”显然有一次来了客不及走避，蹲着或是趴在地下被人看见了。说到这里声音里有极深的羞窘与一种污秽的感觉。
“嗳，北京都兴有那么一套家具，摆的都是古董。” “他们家那些臭规矩！”
“你们老太太，对我大概算是了不得了，我去了总是在你屋里，叫你陪着我。开饭也在你屋里，你一个人陪着吃。有时候绍甫进来一会子又出去了，倔倔的。”
她们俩都笑了。那时候伍太太还没出嫁，跟着哥哥嫂子到北京玩，到荀家去看她。绍甫是已经见过的，新娘子回门的时候一同到上海去过，黑黑的小胖子，长得愣头愣脑，还很自负，脾气挺大。伍太太实在替她不平。这么些亲戚故旧，偏把她给了荀家。直到现在，苑梅有一次背后说她的脸还是漂亮，伍太太还气愤地说：“你没看见她从前眼睛多么亮，还有种调皮的神气。一嫁过去眼睛都呆了。整个一个人呆了。” 说着眼圈一红，嗓子都硬了。
荀太太探身去弹烟灰，若有所思，侧过一只脚，注视着脚上的杏黄皮鞋，男式系鞋带，鞋面上有几条细白痕子。“猫抓的，”她微笑着解释，一半自言自语。“搁在床底下，房东太太的猫进来了。”
吸了口烟，因又笑道：“我们老太爷死的时候，叫我们给他穿衣裳。”她只加深了嘴角的笑意代替扮鬼脸。“她怕，”她轻声说。当然还是指她婆婆。
“老伴一断气就碰都不敢碰。他们家规矩这么大，公公媳妇赤身露体的，这倒又不忌讳了？”伍太太带笑横眉咕哝了一声，“那还要替他抹身？” “杠房的人给抹身，我们就光给穿衬里衣裳。寿衣还没做，打绍甫，怪他不提早着点。”又悄悄地笑道：“我不知道，我跟二少奶奶到瑞蚨祥去买衣料做寿衣，回来绍甫也没告诉我。”
“绍甫就是这样。”伍太太微笑着，说了之后沉默片刻，又笑道：“绍甫现在好多了。”
荀太太先没接口，顿了顿方笑道：“绍甫我就恨他那时候日本人来——”他在南京故宫博物院做事，打起仗来跟着撤退，她正带着孩子们回娘家，在上海。“他把他们的古董都装箱子带走了，把我的东西全丢了。我的相片全丢了，还有衣裳，皮子，都没了。” “嗳，从前的相片就是这样，丢了就没了。”伍太太虽然自己年青的时候没有漂亮过，也能了解美人迟暮的心情。
“可不是，丢了就没了。”
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北京去。重庆生活程度高，小公务员无法接家眷，抗战八年，胜利后等船又等了一年。那时候他不知怎么又闹意见赌气不干了，幸而有个朋友替他在上海一个大学图书馆找了个事，他回北京去接了她出来。
她跟伍太太也是久别重逢。伍太太现在又是一个人，十分清闲，常找她来，其实还可以找得勤些，住得又近，但是打电话去，荀太太在电话上总有点模糊，说什么都含笑答应着，使人不大确定她听明白了没有。派人送信，又要她给钱。 她不愿让底下人看不起她穷亲戚，总是给得太多。寄信去吧，又有点不甘心，好容易又都住上海了，还要写信。这次收到回信，信封上多贴了一张邮票，伍太太有啼笑皆非之感。
她连邮局也要给双倍。
先在虹口租了间房，有老鼠，把祖铭的手指头都咬破了。
米面口袋都得悬空吊着，不然给咬了个窟窿，全漏光了。
“现在搬的这地方好，”荀太太常说。
上次苑梅到同学家去，伍太太叫她顺便弯到荀家去送个信，也是免得让荀太太又给酒钱。是个阴暗的老洋房，他们住在二楼近楼梯口，四面的房门，不大，一只两屉桌，一只五斗橱，隔开一张双人木床与小铁床。锅镬砧板摆了一桌子，小煤球炉子在房门外。荀太太笑嘻嘻迎接着，态度非常大方自然，也没张罗茶水，就像这是学生宿舍。 就她一个人在家。祖铭进中学，十四岁了，比他爸爸还要高，爱打篮球。荀太太常说他去看球赛了。
“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之后不想要了，祖铭是个漏网之鱼。
有天不知怎么没用药——是一种牙膏似地挤出来，“伍太太有一次笑着轻声告诉苑梅。
漏网之鱼倒已经这么大了。怎么能跟父母住一间房，多么不便。苑梅这么一想，马上觉得不应该，虽说久别胜新婚，人家年纪不轻了，怎么想到这上头去。子范刚走，难道倒已经心理不正常起来了？现代心理学的皮毛她很知道一些，就是不用功。所以她父亲就气她不肯念书——就喜欢她一个人，这样使他失望，中学毕业就跟一个同学的哥哥结婚了，家里非常反对。她从小家里有钱，所以不重视钱，现在可受别了。 要跟子范一块去是免开尊口，他去已经是个意外的机会。
她是感染了战后美国的风气，流行早婚。女孩子背上一只背袋驼着婴儿，天下去得。连男孩子都自动放弃大学学位，不慕荣利，追求平实的生活。 子范本来已经放弃了，找了个事，还不够养家，婚后还是跟父母住。美国也是小夫妇起初还是住在老家里，不过他们不限男家女家。
想不到这时候倒又蹦出这么个机会来。难道还要他放弃一次？仿佛说不过去。
他走了，丢下她一个人吊儿郎当，就连在娘家都不大合适，当她是个大人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想出去找个事做，免得成天没事干，中学毕业生能做的事，婆家通不过，他们面子上下不来。
最气人的是如果没有结婚，正好跟他一块去——她父母求之不得，供给她出国进大学。
这时候只好眼看着弟弟妹妹一个个出去，也不能眼红。 她不是不放心他。但是远在万里外，如果要完全放心，那除非是不爱他，以为他没人要，没有神话里一样美丽的公主会爱上他。
她母亲当初就是跟父亲一块出去的，她还是在外国出世的，两三岁才托便人带她回来，什么都不记得的，多冤！听上去她母亲在外国也不快乐。多冤！
其实伍太太几乎从来不提在国外那几年。只有一次，回国后初次见到荀太太，讲起在外面的伙食问题，“还不是自己做，”伍太太咕哝了一声，却又猝然道：“说是红烧肉要先炸一下。”
荀太太怔了怔，抗议地一声娇叫：“不用啊！”
“说要先炸*獱。”伍太太淡然重复了一句。
荀太太也换了不确定的口气，只喃喃地半自言自语：“用不着炸*獱！”
“嗳，说是要先炸。”像是声明她不负责任，反正是有这话。她虽然没像荀太太“三日入厨下”，也没多享几天福，出阁不久就出国了。不会做菜，红烧肉总会做的，但是做出来总是亮汪汪的一锅油，里面浮着几小块黑不溜秋的瘦肉，伍先生生气地说：“上中学时候偷着拿两个脸盆倒扣着炖的还比这好。”
后来有一次开中国学生会，遇见两个女生——她们虽然平日不开伙仓，常常男朋女友大家合伙打牙祭——听她们说红烧肉要先炸过，将信将疑。她们又不是华侨，不然还以为是广东菜福建菜的做法，如果广东人福建人也吃红烧肉的话。 回去如法炮制，仿佛好些，不过要炸得恰正半生不熟也难，油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不是炸僵了就是炸得太透，再一煨，肉就老了。
回国几年后，有一次她拿着一只猪皮白手袋给荀太太看，笑道：“怪不得他们的肉没皮，都去做鞋做皮包去了！”
荀太太拖长了声音“哦”了一声，半晌方恍然道：“所以他们红烧肉要炸——没皮！不然肥肉都化了。”
“嗳，是说要炸嘛，”伍太太夷然回答，就像是没听懂。她为它烦恼了那么久的事，原来有个简单的解释，倒仿佛是她笨，苦都是白苦了，苦得冤枉。 一个红烧肉，梳一个头，就够她受的。本来也不是非梳头不可，穿中式裙袄，总不能剪发。当时旗袍还没有名闻国际，在国外都穿洋服，只带一两套亮片子绣花裙袄或是梯形旗袍，在化装跳舞会上穿。就她一个人怕羞不肯改装，依旧一件仿古小折枝织花“摹本缎”短袄，大圆角下摆；不长不短的黑绸绉裥裙，距下缘半尺密密层层镶着几道松花彩蛋色花边，也足有半尺阔，倒像前清袄袖上的三镶三滚，大镶大滚，反而引人注目。她也不是不知道。
也是因为他至少看惯了她这样子，骤然换个样子就怕更觉得丑八怪似的。好在她又不上学，就触目点也没关系。 他倒也没说什么。一直听见外国人夸赞中国女人的服装美丽，外国太太们更是“哦”呀“啊”的没口子称道，漆黑的长发又更视为一个美点，他没想到东方美人没有胖胖的戴眼镜的。
他们定亲的时候就听见说她是个学贯中西的女学士，亲戚间出名的。但是因为害羞，外国人总以为她不懂英文。她那一身异国风味的装束也是一道屏障。拖着个不擅家务又不会应酬的丑太太到东到西，他不免怨声载道。
她就最怕每逢寒暑假，他总要纠合男女友人到欧洲各地旅行观光。一到了言语不通的地方，就像掉到浆糊缸里，还要订旅馆，换钱，看地图，看菜单，看帐单，坐地铁，赶火车，赶导游公车。是他组织的旅行团，他太太天然是他的副手，出了乱子饱受褒贬。女留学生物以稀为贵，一出国门身价十倍，但是也指不定内中真会出个把要人太太。伍先生对她们小心翼翼，道地绅士作风，止于培植关系，一味嗔怪自己太太照顾不周。 她闷声不响的，笑起来倒还是笑得很甜，有一种深藏不露的，不可撼的自满。他至少没有不忠于她。样样不如人，她对自己腴白的肉体还有几分自信。
家里也就是为了不放心他，要她跟了去。他一来功课繁重，而且深知读名学府就是读个“老同学网”。外国公子王孙结交不上，国内名流的子弟只有更得力。新来乍到，他可以陪着到东到西寸步不离。起先不认识什么人，但是带家眷留学的人总是有钱罗，热心的名声一出，自然交游广阔起来。他在学生会活动，也并不想出风头，不过捧个场，交个朋友。 应酬虽多，他对本国女性固然没有野心，外国女人也不去招惹。他生就一副东亚病夫相，瘦长身材，凹胸脯，一张灰白的大圆脸，像只磨得黯淡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