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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的课题。柏杨先生不甘寂寞，也要插上一嘴。
小说家琼瑶女士，在台北《联合报》上发表一文，说她从没有为着作权烦恼过。嗟夫，柏杨先生恰恰相反，几乎天天被着作权──我老人家自己的着作权，和朋友们的着作权，搞得七荤八素。这并不是我标新立异，表示尾大，而是琼瑶女士，已闯过了七荤八素一关，像一个输得起的英雄好汉，两手一摊，好吧！算你赢。柏杨先生仍一直停留在七荤八素阶段。而我一向又不会温柔敦厚，就忍不住要嚷。
盗印之盛，自古皆然，于今尤烈。这个「古」，可不是指纪元前二十二世纪的尧舜之世，盖在纪元后二十世纪之前，中国根本没有着作权，犹如根本没有红绿灯斑马线一样，这些都是现代文化的新生事物。所以，「古」也者，只不过指四○年代和五○年代而言。当彼时也，稍微有点销路的小说，立刻就被海盗朋友翻印，爬格子动物千方百计，奇案追踪，找到了巢穴，海盗朋友不但不认错，反而吼曰：「翻印你的书是瞧得起你，有些人的书，给我磕头，我还不翻。」爬格子动物刚要张口，海盗朋友却越说越理直气壮：「不要你一块钱，既替你传名，又替国家普及文化，你还有啥不满意的。」爬格子动物如果不当场就献上一面感谢锦旗，而胆敢告状，简直是不识抬举，天理不容。
七○年代之后，情形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海盗朋友虽不再以替天行道自居。但闹到法院，不过两年以下有期徒刑，两年的牢其实够厉害的，可是普通不过判两个月三个月，而《着作权法》又规定可以「易科罚金」，罚金最高额是新台币六千元。六千元现在的购买力，一桌中等价钱的酒席而已。海盗朋友挥金如土，岂把一桌酒席看在眼里，砰的一声，把银子扔到法院柜台上，扬长而去。爬格子动物于是四大皆空。
四季公司董事长廖乾元先生在台北《自立晚报》上发表谈话说，香港翻印盗印风气，十年前比台湾更猖獗更混乱，可是，「这几年却很快改善，香港目前成立『文化犯罪取缔中心』，使得存心侵犯他人着作权益的不法之徒，噤若寒蝉，一点也不敢为非作歹」。廖乾元先生的言论，一定有他的根据，但香港的不法之徒，似乎不但没有噤若寒蝉，恐怕比过去还要张牙舞爪。事实上香港的翻印盗印大业，已成为中国文化界的毒癌。天涯海角的事，不是人人皆知，而且空口无凭，这得举个例子。
台北星光出版社老板，今年（一九七九）夏天，忽然大发脾气，把柏先生大作的新书和再版书，每种一律多印五千册。我以为他疯啦，他倒没有疯，而是跟香港、新加坡谈好，要一次供应这个数目。我当时也颇龙心大悦，想不到两部书下来，全军覆没，运出去几乎一本都销不动。而且来信说，台湾方面，必须在书寄出一个月后，才可以上市。因为只要有一本在台北出现，就有伏兵买下，航空寄去，等到台湾的原版书运到，翻版书早已充塞每一个角落，原版书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经济学上有「劣币驱逐良币」定律，在文化界，却是「翻版书驱逐原版书」。现代的印刷照相术，巧夺天工，翻印出来的跟原版的一模一样，价钱却便宜一半到三分之一，既不付版税，又不付制版费故也。原版书一身重装备，步履艰难，胆敢跟翻版书碰，无不大败。星光出版社老板一度急昏了头，以三折的手段硬拚，拚了一阵子，不愿上吊，自动煞车。我眼巴巴想用那版税为老妻买双玻璃丝袜风光风光，也泡了汤。
最使人抽筋的是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文坛老奶，她出版了一部一千页的厚书，当初以为这种大块头玩艺，不会有人垂青。谁知道海盗朋友豪情万丈，香港一家坐落在九龙西洋菜街的书店，于今年（一九七九）元月该大作在台北出版后不久，即明火执仗，于二月四日，就在香港《明报》大登广告曰：「某某巨着贺新春，原价八十元，二月二十五日前，预约此巨着，只需二十元。」二月十一日广告曰：「某某巨着，掀起抢购热潮，预约日期，被迫提早截止，二月二十日，绝不展期。」接着，二月十七日广告曰：「订购日期，最后四天。」二月十九日广告曰：「订购日期，最后二天。」二月二十日广告曰：「订购日期，最后今天。」
这些广告，是老奶在香港的朋友把剪报寄给老奶的，可能有遗漏，也可能还有其他海盗朋友，同样下手。广告内容，足以使被宰的爬格子动物身轻如燕，但一看定价，就知道大事不好，港币二十元，以八比一计算，才新台币一百六十元，而该大作原版书定价，当时却是新台币四百二十元。柏杨先生，甚至该老奶，如果去买，也宁愿买翻版书。该老奶天真未泯，曾写信去要求赠送一部，作为纪念。那封信肉包子打老虎──对海盗朋友，我可不敢说肉包子打狗，在意料中的，没有下落。
所以廖乾元先生那种肯定的态度，不能使人心服。台湾翻印，总算有状可告，而香港翻印，却谁也无可奈何，纵使找上门也无可奈何，老子就是翻印啦，仍是四○五○年代的老话，翻印你的书是瞧得起你。可是当你泣不成声的求他不要再瞧得起你啦，如果再蒙青睐，爬格子动物一身贱骨，无法消受，就要喝西北风啦。但海盗朋友无不择善固执，非瞧得起你不可，爬格子动物哭天无泪，只好受宠若惊。盖香港政府只保护在香港注册的出版物，而在香港注册的出版物，必须作者或出版社在香港有居留权才行。──是不是这般，远在天边，我们不知道。但不少出版商一而再、再而三的跑香港，全都灰头灰脸而归，看起来斗不过他们。
国外如此，国内如彼，爬格子动物和出版商，唯有盼望法律伸出援手。国内的保障，正在加强，听说内政部修改后的新《着作权法》，有两大突破，一是扩大着作物着作权的范围，一是提高对海盗朋友的处罚，这处罚从原来的二年以下，改为「七年以下一年以上」，而且不能易科罚金，说坐牢就硬是坐牢，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也不行。这才能产生阻吓作用。
然而问题在于执行，我们法官老爷的头脑，有些仍停留在十八世纪，认为「无讼」才是第一要义。所以上得公堂，张金口、发玉音，总是先问曰：「你们和解过没有呀，你说啥，没有，先去和解再来。」好像除了法官之外，所有中国人都是傻瓜，不知道服膺「讼必凶」「和为贵」大黑暗时代小民的信条。结果有钱的大爷占尽了便宜，他们有的是时间上法庭，有的是银子请律师。拖得越久，被拖在马车后的朋友越叫苦连天，只求早早结束这场官司，能不倒贴钱就兴高采烈矣。如果公堂之上，只是和稀泥的地方，而不是判断是非、分辨曲直、制裁非法的地方，再重的刑罚条文，都不能使海盗眨眼。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希望通过国际刑警组织，除了捉拿经济罪犯外，也管管文化罪犯。有些气喘如牛的人坚称美国是背信负义之邦，可是背信负义之邦却保护他们作家的着作权，无远弗届。自称为礼义之邦的中国，作家却恁人乱宰。如果一时不能，柏杨先生建议组织一个打架委员会。这妙法台北的出版商早就用过，一听说海盗朋友驾临台湾观光，立刻蜂拥而上，把他阁下「请」到某一个黑屋子里或明屋子里，先是一顿臭揍（千万别留伤痕，柏杨先生可免费传授你两套，干得他哇哇乱叫，却没有一个疤）。然后，给钱。没钱的话，教他打电报回香港来赎。如果海盗朋友一辈子不来台湾，那么，我们就凑份子，派出武林高手。这些妙法虽然上不了台盘，而且有被捉去吃官司的危险，但至少可以出出闷气，杀杀海盗的威风。同时，考察过去的成绩，其效如神。
不管怎么吧，爬格子动物即令不是中国最可怜的动物，也是中国最可怜的动物之一。三十年来，除了小说家琼瑶女士在写作上发了大财外，其他朋友，如柏杨先生之类，写得大口吐血，能吃碗饱饭，就洋洋得意兼沾沾自喜矣。而海盗朋友竟下得狠心，再从破碗里不断用瓢往外猛舀，看情形事主不饿死他就不住手。我们就只有期待神仙显灵矣。
登记主义
──《着作权法》应该只管注册，至于是否犯罪违法，应由别的法去处理。
内政部修订后的《着作权法》，仍是采取登记主义。官老爷既如此勇猛，爬格子动物只好落荒而逃。不过，且听柏杨先生向读者老爷说一个故事解闷。
从前，一对夫妇，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娃儿，好不高兴，细心抚养，无微不至，含到嘴里怕化啦，捧到手上怕飞啦，然后送他上学堂，念厚书；然后赴洋地，喝洋水；然后高中头名状元，洞房花烛；然后就在洞房花烛之夜，一个海盗朋友，手提钢刀，喀嚓一声，人头落地。老爹老娘哭哭啼啼，去衙门报案，官老爷听说发生凶杀，一跳而起，号曰：「这还得了，如不把凶手捉住，天理何在，国法安存。」可是一翻户籍簿，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叹曰：「你们没有为娃儿报户口呀。」于是摇手曰：「那就没办法矣，法律不保护没户口之人，二位请回。」老爹老娘急曰：「这是怎么回事？」官老爷曰：「必须户籍簿上有他的名字，我们才能发兵缉凶。现在既没他的名字，我们无能为力，二位请回。」老爹老娘曰：「照你这么说，只因为没有报户口，天理也没啦，国法也没啦，宰啦等于白宰？」官老爷大喜曰：「你总算明白过来，就是这个意思，宰啦等于白宰，二位请回。」既然三次请回。老爹老娘只好请回。海盗朋友就在门口蹲着，一面努力舐刀上的血，一面笑嘻嘻曰：「打听一下，你们家的那个小妹妹，户口报啦没有？」老爹老娘一听，双腿一软，当时就跪倒在地。
一定有读者老爷说这故事是柏杨先生瞎编的。呜呼，这可得各凭良心，我老人家绝对不是瞎编的，而是瞪着眼编的。不信的话，我就拿出证据。这证据就是《着作权法》的登记主义。一个爬格子动物，呕心沥血，左写右写，写了一部着作，盼望换一点银子，给儿子买一双球鞋，给老婆买一瓶雪花膏（女作家则盼望给老公买一件新夹克），却不料海盗朋友一跃而上，来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翻版，爬格子动物受欺侮惯啦，除了生暗气，就是生暗气。经不住一些不安份的好事之徒，怂恿掇弄，英勇的到衙门报案，官老爷问曰：「阁下的书注册了没有？」这一问如雷轰顶，结巴曰：「没，没，没──有。」官老爷大喝曰：「没有注册，怎敢惹事生非，法律不保护没登记之书。」爬格子动物曰：「照老爷这么一说，翻印岂不是白翻印乎？」官老爷曰：「翻印当然是白翻印，你也不是白痴，还想不通。」爬格子动物只好想通，垂头丧气，走到半路，海盗朋友上前拍肩膀曰：「老哥，你最近还有些啥大作出笼，值得俺干一票的？」只
咦，这就是《着作权法》登记主义所造成的除良安暴的伟大景观。一个国家的法律，反而保护──甚至鼓励不法之徒，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教人从心里凉起。
《着作权法》所以坚持登记主义，实际上是为了要「审查」着作物的内容，一方面抓权，一方面希望达到定于一的目标。全国文化人异口同声的要求采用创作主义。那就是，创作完成，就应受到法律保护。犹如娃儿一生下来，就应受到法律保护一样。衙门不能因娃儿没报户口，认为宰啦等于白宰。同样也不能因着作物没办登记，认为翻印啦等于白翻印。看起来创作主义和登记主义是冲突的，而且有点心怀叵测，故意跟官老爷的胸怀大志过不去。其实非也。这从官老爷所坚持的，非「审查」不可的理由上，可以看出。登记主义的精髓审查制度，不但不能达到官老爷一厢情愿的目的，而且对国家民族所造成的伤害，却深而且远。
官老爷非审查不可，报上说，主要原因是，有些着作物违背国策，有些着作物太灰，有些着作物太黄。如果不经过审查，就发执照，可能发生被其他机关查禁的事，政府机关的步调不一致，最犯大忌。所以，内政部有义务代其他机关来检查着作物的内容。
这些理由声震屋瓦，谁都不能说啥，但问题也就发生在声震屋瓦上，首先要弄清楚的，《着作权法》只是《着作权法》，只在证明着作物是谁写的、版权是谁有的，跟出版法刑法无关。着作物犯了罪、违了法，自有出版法刑法去制裁，而且因为已办了着作权登记之故，套了个结实，他阁下纵想耍赖说不是他写的都不行。犹如妇产科医院只证明娃儿是张女士生的，至于她跟谁生的？或是人工受孕的，或是通奸生的，那是婚姻的事。生下来的娃儿有梅毒，或有了麻疯，那是医生的事。妇产科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神仙一把抓，把娃儿搞了个透明之后，才开出生证。一旦娃儿伤风感冒，甚至是异于常人的连体婴，就硬咬定他没有出生──宰啦等于白宰。着作物如果有违反国策之处，有太灰之处，有太黄之处，自有专管这种事的官老爷去管，《着作权法》没权力，也没有必要说他不是张先生写的？──如果不是张先生写的，是谁写的？为啥拒绝证明是他写的？
而且，啥叫违反国策？啥叫太灰？啥叫太黄？定义如何下法？标准如何厘订？界说又如何确定？《水浒传》的主题是官逼民反，通篇是打斗闹架，开黑店，下蒙汗，杀人劫舍，聚众叛变，是不是违反国策？《儒林外史》是反抗传统的考试制度，唾弃官场、唾弃乡绅（包括青年才俊和老年才俊），是不是太灰？《红楼梦》，这部世界上最伟大的着作，老早就被道貌岸然的酱萝卜攻击为诲淫诲盗，贾宝玉先生见一个爱一个，贾琏先生跟鲍二家的和多姑娘的那一段「大动」描写，贾珍扒灰盛举，是不是太黄？这些书申请登记，逃不了煽动人心，有害善良的风俗的评语，而被扫地出门。
──审查制度一定产生文化上的反淘汰。此其一也。
好吧，权力就是知识，官老爷既然有权，也就可能忽然有了本领，弄清楚了定义标准和界说。然而，自然科学和医学上的着作物，既拉不到国策，也攀不到太灰太黄，却为啥也要审上那么一查？以「一审查就是四年」而闻名于世的那部《药物学》，费了那么长的时间和那么大的劲，真不知道要审查它的啥？是在阿斯匹灵中找出反动成份？或是在盘尼西林中挑出色情？如果说要审查自然科学医学上的实质问题，理论对不对？程式合不合？那就跟内政部审查着作物的主要用心，大相迳庭。而且险哉，吾友爱因斯坦先生的《相对论》，幸亏在德国出版，如果在中国出版，送到内政部登记，不知哪位老爷有资格审查它？官老爷面对着闻所未闻的崭新境界，是闭上尊眼让它通过欤？抑是认为他胡说八道，批驳不准？如果闭上尊眼，审查就是一个骗局。如果批驳不准，中国学术将永远是一片沙漠。
──审查制度一定阻碍文化的进步。此其二也。
内政部把各机关所有的审查责任，一股脑揽到自己头上，任劳任怨，为的是免得他们登记的着作物，别的机关再有相反的意见，我们十分感谢这种好心。这样的情形是，内政部包办了《着作权法》、《出版法》、《刑法》、《民法》、《戒严法》，等等之法加到着作物身上的限制和禁忌，只要内政部审查通过，发给执照，就表示内容纯洁如雪，可以通行无阻。这种构想太好啦，以致好到不能实行，事实是一旦遇到权力更大的机关，照样没收，照样查禁，（要不要柏杨先生举个例子？）盖虽然大家都是政府，在某一个节骨眼上，有些机关就更是政府，内政部算老几？所以，内政部的审查登记，只有拘束小民的力量，没有拘束其他机关的力量。既然如此，又何必忙成一团，多此一举也哉。
──审查制度一定使政府的威信不断受到磨损。此其三也。
嗟夫，登记主义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有些爬格子动物芳心一横，根本不去登记，官老爷就只有干拍巴掌。有些审查不准的着作物索性也不再寻求登记，照常出版，官老爷也只有干拍巴掌，这就完全丧失了审查的意义。实际的情形是，每一篇着作物问世，都有人在审查，为啥不能化暗为明，内政部只管着作权的注册，犯罪也好、违法也好，交给别的法律去处理也。
第七卷： 大愚若智集
提要
《大愚若智集》共三十四篇，收柏杨对其时亚洲影展、坠机赔偿事件、东京世运、银行，以及贺年卡的想法和意见，其中亚洲影展和坠机赔偿事件所论一大主题在于「西崽」。西崽为柏杨自创名词，他指出西崽的最大特征为「永不为他的同胞说话」，西崽的干法是「见了洋大人，他的中国那一套出笼；见了中国人，他的洋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