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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勇于表达心中的爱，这位台南女孩说，她从未在自己的家人、父母、同乡中看到这种爱。我们中国人和家人亲友也蛮相爱的，但我们不会表达出来。外国人认为爱就该表达出来，如果不表达出来，是你自己不对，不能怪对方不知道，这种互相尊重，才是真正的爱。就拿夫妻来说，成为夫妻很容易，一结婚就是夫妻了，但只是夫妻还不够，还要成为朋友。夫妻能成为朋友，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因素，那就是尊重彼此的感觉。除了夫妻，父母对子女也往往会忽略掉尊重。
有一次我去看医生，见到有位年轻母亲带着十二、三岁的小儿子看病，因为医生必须检查孩子的臀部，要孩子脱下裤子，可是孩子很尴尬，迟迟不肯脱，这位妈妈就大声叫孩子快脱。我想，孩子心中受到的伤害，可能一辈子忘不了。因为我们没有去了解这个孩子的心理，我们用强迫的，而凡是强迫，就是不尊重。有人说：我很爱他呀！问题是，光爱是不够的，还要有充足适当的尊重。调查报告统计，东方人最喜欢打老婆，尤其是韩国人。但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挨打的妻子，往往说没关系，因为丈夫爱我才会打我。这不是爱，而是卑屈的奴性承受。爱里面没有暴力。爱是有尊严的感情，暴力之下，人没有尊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反对体罚，因为当一个人使用暴力的时候，表情会扭曲，肌肉会僵硬，眼神会露出凶光。不如此，他没法「镇」住对方。使用暴力的时候，往往就是摧毁尊严的时候。
这位台南女孩动了三次大手术，直到半年后，才有中国朋友知道，陆续去看她。在这半年时间里，护士都会把图书馆的书推到病房，问她想看些什么书。这一点我很感慨，我也住过院，但医院从来没有人问我识不识字，要不要看书。如果想看报纸，还得自己下楼去买。我住医院的时候，每天早上有个人到病房门口大喊一声：「要不要报纸？」你还没听清楚他说什么，他已逃到西班牙去了。为什么不能尊重一下病人？如果我们都能将别人当成自己，自然会多一些尊重。
住院期间，这位台南女孩根据台湾的经验，问一位英国朋友，开刀要不要送红包？英国朋友几乎昏倒在地，天下怎么会有这种事，这里是英国，不需要送钱，而且病人也无从得知开刀的医师是谁，因为病人的治疗过程由主治大夫全包，开刀医师也是由主治大夫指定，不需告知病人是谁操刀。病人不能选择医师，即使想送红包也不知送给谁。如果真有这种收受红包的情形发生，惩处是很可怕的，所以根本没有这种事。
这位台南女孩开刀后几个月，渐渐康复可以出院了。在台湾，出院就出院，开刀之后，绝不会追踪，但是英国不是如此，如果病人准备要出院了，院方会先问你的家里有什么人？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住几楼？走楼梯还是有电梯，楼梯的扶手是在哪一边？左边还是右边？如果右脚开刀，扶手又是在右边的话，出院前两三个月，就要训练你如何用右手扶楼梯上下楼；如果扶手在左侧，就训练左手。充份显示英国人对生命、对人格的严肃尊重，这位台南女孩深深感到她在这个国家所受到的尊重，远超过在自己国家所受的尊重。
这位台南女孩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
她有一次去西班牙参观，买了好几把漂亮的「蝴蝶刀」，她一点也不知道这种刀子的严重性。她回台湾时，在伦敦机场办理出关检查，海关人员搜到了这把蝴蝶刀，脸色立变，就将她带去问话，并且告诉她这种刀子，已列入国际公法里的违禁品，她这样的行为已属违法。
这位台南女孩解释是在西班牙买的，但英国海关人员表示必须进一步了解这件事，就把她关到看守所去。稍后来了一位法官，拿出一叠文件，告诉她她拥有什么权利，她看得头都昏了，虽然航空公司也来交涉，表示飞机要起飞了，但仍然无效。检察官安慰她，并强调她所享有的各式各样的权利。他们表示：相信她是无意的，但蝴蝶刀规定就是不能带，他们是执法人员，必须依规定行事。就像香烟对人体的危害远超过大麻，但携带香烟不违法，携带大麻就是违法，因为大麻被列为管制品。
当时法官对她很客气，每次问话时，都以很尊重的口气和态度讯问她，每一句话都以May I Know开场。而且英国法律规定，如果这次犯罪后三年，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这次的案底便自动取消，不留下纪录，这也是一种对人格的信任与尊重。
这位台南女孩也向我提到，在和当地的华人交往时，听到一位太太说起她自己的亲身经验。
这位华人太太的孩子在伦敦上幼稚园，幼稚园的小朋友很可爱，她见到孩子的同学，都会忍不住赞美，孩子也都会向她称谢。可是有一次对一个中班的学生赞美她的衣服很好看，问是谁做的时候，马上就被老师制止。这个老师的观点是，中班以下的学生还小，对赞美还不甚以为意。可是中班以上的孩子较大，分辨能力较强，这种赞美会增强孩子对外表、财富象征的追求、比较，并认为我还要穿得更漂亮、更华丽，以博取更多的赞扬，如此一来，会增加父母亲的压力，必须不断应付孩子的需索，造成家长的困扰。这位老师提醒她说，从小让孩子建立一种对贫富的分辨，不是一种健康的教育。这些话使我感动，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国家，能有这种教育观念，一个人的尊严与人格比起他拥有的财富重要许多。
我曾经看过一篇报纸上的文章，有一个人写他的小侄儿从德国回到台湾，有一次他带着小侄儿去看电影，电影放映一半，侄儿突然说要出去一下，他问他出去干什么，他这个小侄儿说要出去放屁，这位作者觉得奇怪，放屁就放屁，干嘛还要出去，他的侄儿告诉他，老师教他们不能在公共场所放屁，会妨碍别人，是不对的。这篇报导令人动容，对人尊重的教育需从小建立。
最后，我再以一个朋友的话来谈谈我们的价值观。有一天这位朋友带着他的小女儿来我家做客，小女孩跑来跑去，非常活泼可爱。这位朋友说，将来如果他要挑女婿，一定要找个心理非常健康的男孩。我就笑他，你是哪一国人？你好像生错了国家，现在大家不都只看有钱就好了吗？
到现在为止，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环境不满意，对自己、对社会也都不满意，那为什么不能主动来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如果我们能多加深思，多从教育基础着手，那么我们将可以活得尊严。我到台南，介绍各位乡亲台南姑娘许素朱博士在伦敦的这篇小故事，与各位分享她的感受，也反思我国人民的品质，分享她的惊异。
──一九九七？台北佛光出版社出版《全新的一天》
同登两峰──漫画和小说
三年前，有一位专门研究台湾漫画的学者，从美国到台湾来收集资料，特意要我谈谈台湾光复初期──四○、五○年代，漫画创作与发展的情形。我首先就谈到牛哥，那位学者多少带点惊讶的口气说：「我采访的结果，几乎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都谈到牛哥丰富的创作，以及他对漫画的贡献。」我说：「在台湾漫画史上，四○、五○年代是牛哥独霸的年代，一点都不夸张。那时台湾全岛的日报有八家，晚报只有一家，而牛哥内容不一的连环漫画，竟在四家报纸上同时刊出，当时的第一大报──《中央日报》上的〈牛伯伯打游击〉，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他塑造了牛伯伯这个人物，在纸面上建立了牛家班，风靡一时，牛家班专用的术语，不但成为年轻人以及孩子们的口头禅，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谈助。他笔下的感染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超过。
牛哥旺盛的创造力，使他在漫画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之外，想不到他还同时在三家报纸上，连载内容完全不一样的长篇小说，这就教人惊奇得冒了泡。这些小说收集在他的全集──也就是本书之内，我不再加以介绍。在那个年代，他对读者的影响和吸引力，每天都在增强，社会各阶层读者，当三、五成群聚会的时候，总会讨论一个问题：牛哥是什么人？他小说是怎么写的？他的江湖阅历怎么如此深刻？他有没有蓝本？他是不是抄别人的？──当然他是抄别人的，如果不是抄别人的，他一天写三个内容完全不同的连载，怎么记得前情？又如何衔接得天衣无缝。他哪有时间构思？一位作家每天写一个连载，都已经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何况三个内容完全不同的长篇！而且，他还同时连载四家报纸的漫画；而且，他竟然还有时间风流倜傥制造花边新闻。他哪里来的精力？哪里来的时间？如果把他每天的作品排列起来，叫一个健壮的年轻人，不用大脑的重抄一遍的话，一天也不见得抄完。于是大家议论纷纷，议论纷纷的结果，还是议论纷纷。不过有一点却是大家同意的，那就是，牛哥是一个有奇异功能的作家。他一手漫画、一手写小说，而且都做得那么好，无论在质或量上，都有惊人的成绩，所以，他成为台湾第一位职业作家。他因为恋爱事件，离开国家农业复兴委员会以后，四十余年来，从未担任过公职，他用他的两支笔，从事自己的专业，在文坛上建立一个尊严的榜样。
谈到牛哥的恋爱事件，就不能不谈到在牛哥生命中，占有最重要位置的他的妻子，绰号「牛嫂」的冯娜妮。当牛哥日正中天时，冯娜妮还是一位高中学生，她疯狂的迷上牛哥，每天放学后不回家，总是背着书包，就与牛哥相约在咖啡馆相会，冯娜妮身世非凡，她的祖父冯麟阁先生，是东北地方军的首领之一，跟被称为是大帅的张作霖，是结盟兄弟，他的父亲冯庸先生，与少帅张学良自幼便义结金兰。冯庸跟他女儿一样（事实上应该是他女儿跟他一样），有他独特的见解和性格。他办了一个「冯庸大学」，用私人的财产，供应全体师生的全部学杂费、膳食费、服装费，全部费用，他的学校还拥有两架私人飞机。这样的父亲生下了这样的女儿，冯娜妮美丽、豪迈、爽直、胸无城府，像是一个驰骋大漠的北国女儿典型，而牛哥则是江南才子型的广东人，这两个来自于南、北两极的年轻男女，终于结为夫妻。四十年来，孙儿、孙女辈已经满堂，但他们依然恩爱，一如新婚。大概是去年吧！有一次我警告牛哥说：「你太太是天下最好的太太，如果你惹烦了她，她把你赶出家门，你就完蛋了！」冯娜妮大叫说：「听见柏老的话没有，老牛就是不识货！」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其乐融融。冯娜妮给了牛哥这样健康的环境，牛哥才会有今天。
同属于一个时代，同样是职业作家，除佩服牛哥的多才多艺之外，我更嫉妒他，我对绘画毫无天份，偶然藉机翻译〈大力水手〉赚一点生活费，买副烧饼油条，居然因得罪了蒋家政权，被指为「匪谍」而入狱九年有余，今天幸亏命大，还有余生可以谈牛哥。牛哥！牛哥！在漫画王国，毕竟你是个创作者而我是个闯祸者！
当《牛哥全集》出版前夕，写出往日的若干回忆，作为我对他们夫妇的敬意，也作为我的祝福！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于台北
附记：原为《牛哥全集》而写，写完此文后，即赴马来西亚，而牛哥因食道癌，于此时病逝于台北仁爱医院。我返台北日，牛哥已入棺，嘘唏不已。
报导文学与我
──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所作报告
当ＩＷＰ（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指定我，就「报导文学」这个题目，将我个人的创作经验，提出心得和报告时，我感觉到有点惊愕。因为，在我从事专业写作长长的四十年中，我的写作内容和写作体裁，有过很多及很大的剧烈变化，而我的「报导文学」作品，就量来说，是我所有不同体裁作品中，最单薄的一种。
我走上写作之路，是从小说开始的，接着大部份时间改写杂文；后来，这些杂文，触怒了我国政府，而自一九六八年起，使我在狱中度过九年又二十六天的监禁生活，在牢狱中，我写诗和写历史。七年前的一九七七年出狱后，我恢复写杂文，一年前的一九八三年，我一面从事中国古典历史翻译成现代语文的工作，一面发表我的历史评论，而「报导文学」实在是我整个创作过程中，偶一为之之作──只出过两个集子。
不过，继而一想，我很快就觉得非常兴奋，因为，尽管在量上说，「报导文学」比不上我其他着作，但是，当我回顾这两本集子出版后，在我的国家和社会，所引起来的波澜和回响，曾经使我有过意想不到的震惊。我想，ＩＷＰ的指定，仍是有根据的，尤其，当我收到ＩＷＰ讨论纲要，看到「报导文学」被列为讨论要目之一，而又在被邀各国作家名单中，看到许多别国的优秀报导文学作家，我觉得有机会和他们交换意见和请益，实在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极愿意先把我从事「报导文学」工作的一点点经验报告出来，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我写过的两部报导文学作品，是在不同时间，但却在同一空间下产生，这个同一的空间，就是不断引起争端，令世人瞩目的神秘之乡──金三角。不过，在开始报告之前，我准备先将我的国家和金三角的地缘关系，及历史意义，介绍一下。报导流亡孤军生活的《异域》
回溯到一九四九年，对中国而言，那是划时代的一年。共产政府统治中国大陆，而原来统治中国大陆的国民政府，向海外撤退。其中向东方撤退的是主力部队，拥有将近五、六十万陆海空军，最后到达的仍是中国国土，那就是远悬在太平洋西岸的台湾岛，以及周围其他澎湖、金门、马祖这几个小岛。另外两支不成比例的孤军，一支向南，退入当时法国统治下的越南；法国把他们解除武装后，囚禁富国岛，最后全部转送台湾。另一支孤军则从中国西南边陲，退入当时刚刚独立的缅甸共和国东部；这支孤军，立刻引起缅甸政府军的攻击，既而更向联合国控告。
于是在缅军的驱逐，和联合国的压力下，一部份孤军被转运到台湾，另一部份则辗转流亡到金三角。而我的报导工作，就从这块土地开始。
一九六四年（二十五年前），我在台北《自立晚报》，一连三个月，为这一支流亡孤军，报导他们的生存与搏斗的血泪遭遇，并于连载完毕后出书，定名为《异域》。也就是这本书，带给我第一个从事报导文学作家的头衔。这本书不久变成一本轰动的畅销书，我于一九六八年入狱，到了一九七七年出狱时，它的销售数量，已经超过一百万册以上，而同年（一九七七年），我国大学联合招生的作文题目是「一本令人难忘的书」，《异域》与当时极受智识界推崇、谈论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冲击的名着《西潮》，同时并列。这个事实说明了「报导文学」第一次对我国广大人群造成的震撼。附带一个小说明：一百万册在某些国家，可能是个小数目，但在台湾，这个一度被称为文化沙漠，而且，只有一千八百万人口的岛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蹟。
在这本《异域》出现之前，我的国家文坛上甚至没有「报导文学」这个名词，自从《异域》问世，「报导文学」才埋下第一颗种籽。不过虽然如此，种籽的萌芽和茁壮，却要等待另一个机缘，事实上这个机缘的到来，在十年之后。报导文学突然蓬勃
一九七○年代中期，报导文学突然蓬勃，不久竟形成一个使人注目的主流，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得到报纸的鼓舞，一是得到编辑的支持。在台北发行的《中国时报》，是我国销售量最大的报纸，高达一百二十万份。而诗人高信疆（他今天也被ＩＷＰ邀请在座），则主编该报副刊。副刊，是中文报纸特有的产物，专门刊载文学作品的版面。高信疆是一个被称誉为「纸上风云第一人」的杰出编辑人才，他不但开拓了读者的阅读领域，更带引读者的心灵走向知识性与关怀并重的层面，由于他的大力提倡，大批优秀的新生代作家，开始对社会问题作全面性的探索，然后纷纷投入报导文学行列；而《中国时报》每年颁发文学奖中，增设报导文学奖一项，更成为作家们争相获得的殊荣。
其次，台湾南部第一大报，位于高雄市的《台湾时报》，它的销售量在二十万份以上，一位优秀的副刊主编周浩正，也呼应报导文学，带动了很多作家向本土的现实问题发掘，给报导文学加入了一支坚强的生力军，于是，就像文坛上一对丰满了的羽翼一样，鼓风飞翔在整个台湾文学的天空。
在现代社会，一个作家不容易独力带动某一种文学风潮，需要有传播媒体的相对提倡，更要有杰出编辑家的苦心经营，才能创造机运。报导文学在台湾获得如此成绩，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社会�